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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究竟如何？ 江苏省的调查表明：
“左”的影响顽固 问题远未解决
本报讯 记者孙健、朱维群报道：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是已经够了，而是差得远。江苏省对全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情况的检查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今年6月，江苏省委组织部组成以厅局级负责人和退居二线的老同志为主的八个检查组，分赴徐州、连云港、扬州、常州等市全面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调查表明，近几年来全省各市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条件普遍有了改善，有一批知识分子入了党。但是，各地发展情况不平衡，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有的甚至还很严重。可以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现在只是个开头。
目前，虽然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走上领导岗位，但不少人有职有责无权，工作受干扰，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尤其是科技干部对业务、技术和用人的意见往往得不到尊重和采纳。据盐城市调查，知识分子在领导岗位上基本能发挥作用的占57.1％，只能部分发挥作用的占28.2％，积极性受压制、难以开展工作的占14.7％。盐城市某县一位工程师提拔担任制药厂厂长后，坚持对原料酒精先化验后投料的科学做法，但该厂党支部书记强行将酒精不经化验投料生产，并拍着胸说：“我负责！”结果造成该厂生产的八万瓶止咳糖浆全部报废，损失三万元。
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中小学校更为突出。江苏省一百零六个全国优秀班主任中，只有三十多个是党员；南京市九中三十九个班主任中，没有一个是党员；苏州市有30％的小学一个党员也没有。江苏省电力试验研究所工作混乱，“文革”派性影响没有消除，二十五年来没有发展一个党员。主管部门说，这种状况还不知何时能改变。
有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思想不纯，存有偏见，妒贤忌能。溧阳县卫生防疫站的书记怕知识分子入党后自己当不成书记，就不让他们入党。有的党员说：
“把知识分子提到领导岗位，再入党，好事全被他占了！”甚至说“别的我卡不住，入党要我举手，我就不举手！”也有的党组织借口知识分子思想复杂，抓住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不放，无限拉长考验时期。
知识分子工作、生活条件差，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尤以中小学教师的问题为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徐州、常州、南京三市中小学教师中有五千三百三十六户住房困难，其中二千八百四十六户是无房户。
中年知识分子健康状况下降没有明显好转。医务部门反映，在各系统人员中，中、小学教师身体素质最差。因此，有的教师不愿再当教师，学生普遍不愿报考师范。有的教师子女对家长说：“你让我读师范，你自己还没有苦够啊！”财政部门对中、小学卡得过紧，有的规定太死。南京市有一个学校从校办工厂纯利润中提成了一点给老师们买一个保温杯、一斤茶叶，市财政局认为不合法，硬从教师的奖金中扣掉这笔钱。还说：“我们几乎快没什么权了，现在还可以管管中、小学教师。”
此外，平反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还留有尾巴。如徐州市农科所获农牧渔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和国家发明三等奖的农艺师倪慧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至今复查结论上还写着“没有构成现行反革命罪，实属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市委农工部和所里多次要求政法部门复查，至今未获解决。
检查组认为，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障碍仍然是“左”的思想影响。有些人对党的政策心里有气，顶着不办，有些人总怕知识分子占了“便宜”。也有些人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稍有成绩就盲目以为差不多了；甚至认为报纸的反映，知识分子的呼吁是“过分”要求。
江苏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准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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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韬奋求实、改革的精神
周保昌
邹韬奋同志离开我们已四十年了。每当想起他的时候，总觉得从他身上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他求实、改革的精神。
邹韬奋同志在三十年代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宣传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做了大量的工作，教育、启迪了许多进步青年。他是救国会的领袖之一、是有影响的政论家、社会活动家、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工作者，还是一个致力于改革的事业家。他在生活书店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得这个白区的进步文化堡垒在敌人的封锁压制下仍不断发展壮大。反动派视它如眼中钉，疯狂的迫害、摧残，反而使这支党领导的文化队伍经受了锤炼，造就出一批人才。至今服务在出版战线上的许多骨干，都受到过韬奋同志的教诲，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韬奋同志对出版事业的改革，留给大家极深的印象。他从苏联考察回来，就着手改革生活书店的经营管理，把书店办成一个“出版合作社”。所有工作人员均经过考试录用，经试用期考察后，有志于出版事业、竭诚为读者服务、工作出色、成绩优良者，才能成为社员。社员从每月的工资中，提出10％作为股金。韬奋同志常说：“我们请进来的是‘老板’，大家以主人翁的态度，忠于出版事业，同事之间，平等互爱，有谁想离开这个书店，‘股金’全部发还。”事实上，从没有一个同事自动地离开过书店。
这个“合作社”，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由选举产生理事委员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人（监督财务）。理事中有王志莘、沈钧儒、杜重远、张仲实、胡愈之，他们决定大政方针（编辑、出版、发行）。人事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是基层的职工，谁办事公道、有威信，谁就能选上。凡是用人、调动、辞退、调资，都由人事委员会讨论决定。在当时白色恐怖下，这种民主的管理制度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地去克服来自反动派的压力，这也是当时旧中国的其它出版企业所难以比拟的，所以向往到生活书店工作的人很多。韬奋同志这种不谋私利的高尚作风，还表现在用人制度上。他不允许录用私人介绍来的人，自己则模范地带头遵守。书店的招生广告，登在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上，投考者都是《新生》的读者，应考题目并不深奥，如写一篇《自述我的家庭》、《对国事的看法》，从中可以了解投考者的家庭情况和政治见解，又能观察他们的文字水平和职业道德的常识。应考者人数很多，从中再挑选少数人，进行口试，考察各人的思想是否敏捷，对客观事物的应变能力，谈话的逻辑性和对事业的忠诚。因此，被录取的人，都是年轻有为，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的积极分子。
生活书店的工作制度富有新意，也很严格。每天七小时工作制，每周六天工作，但办事效率远远超过七小时。每天上班，各人在印有自己姓名的栏内签到，迟到者在另一种表上签名，并说明原因。办公时间不能吸烟，如张仲实、林默涵是不抽烟的，胡绳、金仲华虽有抽烟习惯，但办公时间也只好不抽。职工不打私人电话，也不作私人会客，书店的信封信纸不许私用，店里专为同事们代印有自己姓名的用笺。医疗是公费的，每人每年有半个月假期，谁不用，年终增发半月薪。工作忙时，大家自动加班，但没有加班费，作为业务考核内容之一。试用期满后，根据各人的贡献，三个月加一次薪，有二元、三元不等。工资额满五十元以上，六个月加一次薪；一百元以上的，增资时间要更长些。这种完全依靠自己劳动和贡献大小来决定加薪的办法，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谁做得好，每次增资就多。这种做法有利于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热情，提高工作效率。
当时生活书店出版十大杂志，从不脱期，《大众生活》的订户有十万，邮购读者有六万，邮购科占全店人员五分之一，人才济济，有条不紊地为读者服务。凡是在工作中不负责任、马马虎虎办事的，“就是本店事业的罪人”，是店规所不允许的。发生严重事故而影响书店声誉的，轻则批评，重则解雇。这种管理制度，促使大家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上。
生活书店的读者遍及全国，联系的方法主要是通信。大家都有本《工作日记》，每天收到多少信，办了多少事，开了多少订单，发了多少书，连同来信、复信，交秘书主任复核、盖章，统一发出。谁有积压，能及时发现，促使大家办得多、办得快、办得好。在这方面，邹韬奋同志是大家的榜样。他对读者来信不分亲疏，一视同仁，从不积压。他把答复群众来信看成是“天天和许多好友谈话，静心倾听许多读者好友的衷情”。对一般来信，他批复内容，由秘书起草誊清，自己签名发出。凡重要来信，他亲笔回信。生活书店出版的《信箱》、《该走那条路》、《迟疑不决》等书，生动地记录了韬奋亲笔回信的动人事迹。
生活书店所以迅速发展，影响遍及全国，除了这个事业的进步性外，是与韬奋同志那种不谋私利、忠诚为读者服务的群众观点和内部管理的改革精神分不开的。他器重人才，用人唯贤。抗战开始后，被任命为西安、重庆、贵阳、昆明、桂林分店经理的，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同志，以店为家，艰苦创业。对于这些优良传统，出版界的老前辈们仍念念不忘。今天，我们从事文化战线工作的同志，同当年邹韬奋同志所处的环境相比，条件是无比优越的，但当年生活书店的许多卓有成效的管理制度和生气勃勃的工作作风，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我们学习邹韬奋同志的求实、改革精神，也是纪念他的一种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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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长罗万明呼吁
为未来实现港人治港培养人材
据新华社香港7月6日电 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理事长罗万明今天下午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由于我国将于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因而香港教育工作者要“为未来实现港人治港，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繁荣而培养人材。”他呼吁香港教育界要同心协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罗万明说，联会今后十三年的工作任务是：扩大教师团结，争取合理权益，参与教育改革，促进社会民主，关心祖国建设。
罗万明还表示，今后联会将加强与中国内地教育机构的联系，促进文化教育交流，交换教育、科技资料，积极组织香港师生回内地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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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余
为何这么难？
这几年百废待举，群众对急需解决的问题喜欢用一个“难”字，如“买菜难”、“做衣难”、“住房难”等等。但要说真难，恐怕得数政策落实了。而各项政策的落实中，最难的还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粉碎“四人帮”以后，小平同志首先抓的大事之一就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几年来，党中央对这项工作是年年讲，年年抓。有关部门每年都要检查一次落实的情况。但每次检查的结果，却总是使人吓一跳。例如今年在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比较好的江苏省，查出的问题竟出人意料地严重。
现在，值得我们认真想一想的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何这么难？从江苏的调查看，一是“左”的顽症为害深且广；二是有相当一批党的干部和掌握一定实权的职能部门在那里顶牛，或者有意无意出难题，使党的政策落空。看来，解决的办法，是要在加强思想教育、清除“左”的影响的同时，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了。因为，我们不能让落实政策这件大事年复一年地“难”下去，四化建设急用人才，总不能让现在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拖到老年才去落实他们的政策吧！ ·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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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
今日首都和各省市区报纸要目
管理部门添职能 益都工商行政机构充当“顺风耳” 传信息靠新渠道
先进单位扩权限 西安东关肉食商店承包“老大难” 治顽症有好办法
《大众日报》△山东益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一手抓管理，一手抓服务，与省内外三十一个县市建立了信息传递关系，在全县十多处重点集镇定期举行经济信息发布会
《陕西日报》△西安市“老大难”单位炭市街肉食店屡经整顿，面貌不改。市食品公司决定将该店交由先进单位东关肉食店承包，人事和工资、奖金的支配权均交东关店执掌
《湖北日报》△武汉大学在教学改革中鼓励学生冒尖，允许有突出志趣和有才能的学生转系、转专业，并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
《中国电力报》△水电部利用我国发射的通信卫星频道，开通了部机关与西南电管局（北京至成都之间）的水电调度和业务通信联系
《解放日报》△我国第一台深地层剖面仪在六千七百米水深的应用试验中，穿透三百多米深的松散积泥层获得成功
《四川日报》△成都市金牛区乡镇企业采取“请、借、兼、聘、招”五种形式，引进各类专业人才，为企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灵通信息
《长江日报》△武钢投产以来最大的一次技术改造工程全面展开，这是保证武钢明年钢铁生产达到双四百万吨和一米七轧机达到核定设计能力的关键一战
《贵州日报》△省和贵阳市的有关部门，把一大批商品的定价权陆续下放给贵阳百货大楼，允许他们在零售作价时，按规定范围上下浮动，实行优质优价，按质论价
《河北日报》△省政府作出优待教师的决定：凡是达到中教五级、小教三级的教师，其家属可以“农转非”
《南方日报》△广州市决定从明年起，三年内每年拨一千五百万元修建知识分子住房
《重庆日报》△今年头六个月，重庆工业生产实现产值、利润、财政收入同步增长，6月份工业总产值突破十亿，创历史最高水平
《安徽日报》△天长县成立农村邮电服务公司，向邮电局投递力量达不到的大队、生产队传递信报
《广西日报》△南宁机械厂开展每月评选十件最佳好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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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如何实现我国足球的腾飞》答读者
自本报开始《如何实现我国足球的腾飞》的讨论以来，先后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一千多封来信，以极大的热情，提出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同时，对讨论本身也提出了一些问题，现简复如下：
问：你报关于足球的讨论将进行到什么时候，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答：这要视情况而定。当然，时间充裕一些，问题就可以讨论得更深入。我们愿意使大家的意见表达得更充分，对我国足球运动的进步和存在的问题有个明确的认识，以便在此基础上共同努力，尽快实现我国足球的腾飞。
国家队和一些优秀足球队在国际大赛中能否取得好成绩，是全国足球界和广大足球爱好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足球是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主要标志。建设好国家队和几支强队，要做很多工作，如怎样确定教练和队员的人选，怎样进行思想作风的培养教育和技术、战术、身体素质的训练，怎样搞好科研和情报信息，怎样提高教练员的指挥艺术和运动员打好关键比赛的本领，怎样开展技术交流，汲取外国足球队的有益经验，以及怎样培养出象贝利那样有世界影响的足坛明星等。下一步，我们将首先组织这方面的讨论。
实现足球腾飞，最重要的是普及足球运动。希望大家就此广泛而深入地发表意见，共同研究足球场地的规划、建设和现有场地的充分利用，厂矿企业、农村城镇和各级学校足球活动的开展，足球运动员的选拔和训练，教练员的培养和使用，多种渠道筹划足球活动资金，我国足球普及网的体制等问题。
观众和裁判员都是足球比赛的组成部分。如何做文明观众，创造热烈活跃的赛场气氛，如何提高裁判水平，也是我们准备讨论的问题。
问：前一段，报上发表的多是足球教练和广大足球爱好者的意见，而未看到足球领导部门的意见，不知是为什么？足球领导部门和负责同志对中国足球发展的情况最了解，希望能见到他们和大家一块讨论。
答：这个意见好，相信有关部门会注意到这一点，同大家一块讨论。
问：有些讨论文章，我们认为很有参考价值，但收集报纸有困难，你报可否将其汇编成册？
答：许多读者都提出这个建议。我们将按照大家的要求，在讨论告一段落时，把部分讨论文章及有关参考材料汇集成册，以飨读者。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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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期望
东华足球会 谭敬 贾幼良
奥运会即将开幕，而中国足球队竟未能取得决赛资格，作为老体育工作者，我们多么希望看到我国足球运动能早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啊！
记得在三四十年代，帝国主义侵略者骂我们是“东亚病夫”。起初，在上海组织的足球比赛全被洋人垄断，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国的球队竟然不能参加比赛，一切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无不怒火满腔。许多有爱国心的足球界人士据理力争，才首先建立起乐华足球队，继之东华足球队也取得了参加足球联赛的资格。当时，东华队员只有一个信念：要为民族争气，打败洋人球队！我们刻苦砥砺，在短短的几年中，东华队就先后击败了英海军、法商、葡萄牙、意海军等队，连续获得甲组联赛和国际杯赛冠军，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我们之所以能取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为国争光的坚强信念。
建国以来，我国足球水平进步很快，但同国家政治地位相比差距还很大。国家队在一些重大比赛中，队员的思想不够稳定。现在，要大力加强队伍的思想教育，把足球事业和振兴中华的大业紧紧地联系起来。我们期望中国队在即将到来的亚洲杯比赛中，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打出中国人民的志气，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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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足球健儿们减轻点压力
《羊城晚报》记者 范柏祥
近年来，我国国家队在冲出亚洲的征途上屡屡饮恨，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关键场次在战术指导思想上的失误。
1981年世界杯预选赛，我队首战新西兰队，没有充分利用主场之利，对打成平局感到十分满意，结果新队微笑而去。去年奥运会预选赛，我队对实力不算强的泰国队，该拚不拚，使自己处于悬崖之上，吃“夹棍”被淘汰出局。接着又在鱼尾狮杯半决赛中急于求成，被实力较弱的新加坡队利用一次反击的机会打进一球，痛失几可到手的桂冠。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我们不应该过分责怪教练员，他们是在我国足球近年来屡遭覆辙的情况下，顶着沉重的压力指挥作战的。中国足球要崛起，但“许胜不许负”、“成者王，败者寇”的责难却令人难以吃得消。中国队参加鱼尾狮杯赛，我曾在现场采访，至今记忆犹新。首战对澳大利亚队，因为不是淘汰赛，教练的行兵布阵，队员们水平的发挥，都很成功。勇挫澳大利亚队之后，在新加坡曾轰动一时。为了挽回曼谷失利的影响，半决赛前教练员们呕心沥血研究对策，准备会上再三叮咛，气氛十分紧张。为了让队员们休息好，比赛前一天撤销了房间的电话。赛前也一反常态，提前四十五分钟作准备活动。教练员的紧张情绪，也传染给队员，上场后动作发僵，传接球屡屡失误，攻势虽旺却无威胁，与初战澳大利亚队时判若两队，最终失败。沉重的压力，甚至过分的关心，变成了精神上的负担，这是造成中国队在战术指导思想上出毛病的最主要原因。
我认为，我国足球与亚洲列强相比实力不算弱，技、战术各有千秋。只要我们能让中国队教练和队员们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就目前中国队的实力来说，冲出亚洲大有可能。现在，在中国队将要参加亚洲杯赛时，我们的各级领导和广大球迷能不能这样说：“放开打，没关系。输了球，下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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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风采
三比○
池宏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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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摔跤选手首次获得世界比赛金牌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5日电 中国运动员黄文贵和邓学文今晚在华盛顿举行的1984年世界青年摔跤锦标赛古典式决赛中，各夺得一枚金牌。这是中国运动员在世界锦标赛中第一次荣获冠军。十八岁的广西壮族选手黄文贵在四十八公斤级的决赛中，战胜日本选手笹山秀雄。另一名十八岁的广西壮族选手邓学文在五十六公斤级的决赛中，击败美国的鲍勃·马拉特斯塔。云南选手李有林获得五十二公斤级第三名；北京选手陆长洪获得六十公斤级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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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踢球要有强烈的自信心
我国的足球水平与世界强国相比，确实差了一截，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头脑中认定自己是弱队。与一些强队比赛时，如临大敌，缩手缩脚，发挥不出自己的水平。这是由于背上了“弱”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在赛前就把自己摆在对手实力以下，碰上强队时就没有与弱队比赛时那种必胜的信念。这就在思想上把本来存在于技术方面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怎么能踢好球呢？！
强和弱是相对而言的，不要老把自己摆在弱的位置上。尽管实力上存在差距，但一上场，就要把自己和对手放在同一水平上。踢球，要有强烈的自信心，树立必胜的信念，在精神上压倒对手，才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技术水平。
中山大学经济系 邹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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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决冲出亚洲的心理障碍
我国足球队为什么在重大赛事的关键场次屡屡败北？大赛前领导接见，群众来信，舆论宣传，领队教练不厌其烦地做工作……“一球牵动亿人心”，给年仅二十几岁的队员们造成沉重的心理压力，唯恐自己一招一式的不慎而导致全局的失败，影响国威，辜负党和人民的莫大期望。再遇上异国时差，气候的不适，裁判的不公，观众的哄闹等干扰，强烈的求胜欲望就表现为急躁，惶恐，缺乏自信心，技术动作失常，实力发挥不出来。越是重大赛事关键场次，这种心理压力越大，后果也越严重。采取相应的心理训练措施，这不是思想工作所能代替的。世界足球强队往往设一名心理专家，负责队员的心理训练和解决临场的心理控制。我们也应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河北廊坊 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