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7月31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生命册上》序
唐弢
中国散文种类繁多,清朝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将它分为十三类,流行一时,曾国藩在《经史百家杂抄》里稍事压缩,重加梳理,作十一类。以后社会变革,文体更易,有的门类如“诏令”、“奏议”等自动消亡。人们更求简便,大别之为三类:论说文、记叙文、抒情文。这样分,要说精密,自然是不够精密的,但有一个好处,简单明了,区别起来比较容易。因此,后来的对于白话散文,也仍然有人沿用这办法,分为三大类。
我初弄笔墨写的是诗,正式投稿时却是散文,同样没有跳出这范围。回忆往事,记述当前的生活,算是叙事散文;借一点因由,发抒隐藏在心底的感情,便是抒情散文,或曰散文诗;以议论为主,评骘社会,月旦文明,那就是社会杂感了。当然,这三者往往又是相互交错、相互结合的,区别在于全篇的重点是哪个。几十年来,我经常写的是议论性散文,不是杂感便是随笔,出版了十几本杂文集,注定是个七嘴八舌的杂文家,不免使有些人齿冷,有些人要悻悻然了。
其实我自己倒是喜欢叙事散文和抒情散文的,并且花了较多的心力试写过。开始投稿的时候,我写的是这类散文;上海沦为“孤岛”,议论性文字写得多一点,不过形势迅速改变,洚水警予,生路日蹙,最后连可以发发牢骚的地盘也没有了,我又回过头来写抒情散文,写叙事散文,遁身于古人和往事之中。顾盼今昔,聊以自遣。其中抒情散文,曾辑成《落帆集》,收入巴金同志主编的《文学丛刊》第八集,于1948年10月问世,三十三年后,又由广州的花城出版社重版过。
还有一些以叙事为主的篇什,一直没有结集起来。最初写的《药》和《种在诬蔑里的决心》,发表于1936年的《中流》半月刊,原是单纯的回忆和自白,有人却说《药》的收尾的“治危症,还是用险药吧!”意有所喻,暗示中国应当武装抗战,但他又认为这样做“决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方法,倒是有点近乎所谓盲动主义的”。为什么抗战会是“盲动”,我弄不明白,因此也懒得去说明究竟是不是真个意有所喻了。倒是1944年发表在《万象》上的《学贾》、《以虫鸣秋》、《三迁》等三篇,执笔之间,的确不能以回忆为满足,时时情不自禁,夹入一些现实的芒刺去。直到抗战胜利,续作《化城寺》、《生命册上》时,才又恢复先前的写法。以后又补写六篇,意有未尽,终于没有完成原来的单独成书的心愿。
就文章的写法说,每篇各有头尾,自成起讫,这样,虽然一篇有一篇中心,而且大体衔接,但为讲得完整,叙述不免有重复之处,实际上这不是书的写法,而是单篇文章的写法。《我与杂文》和《我要逃避》等其它几篇,则是这些文章的有关内容的补充,但仍各自独立,互有长短,而不拘于生活的一端。
现在,我把另外两组文章和这组结集在一起。一组是忆旧怀人之作,记述和文艺界师友交往的经过,缅怀风采,铭记教益,今天读来,已有“人生莫羡苦长命,命长感旧多悲辛”(白居易)的叹息。另一组是远游揽胜之作,除两篇稍有历史意义从未收集的游记外,包括到苏联、日本、英国各地的访问,异邦风物,前贤往迹,深深地启发了我的沉思和遐想。这些文章有的是新写的,有的是旧作而经过挑选和润饰,两组各有一篇曾被选入中学的语文课本,比较为大家所熟悉。
我把这三组文章合成一书,而将其中的一个篇名作为概括全书的书名:《生命册上》。意思无非是说,尽管不是全部,这些却都是我生命的经历,是我题在人生这个册子上的淡到欲无的名字。真的,我做得太少,也太贫乏了。如果灵魂必须受审,我便是自己灵魂的审判者,“火湖”在前,我将毫不迟疑地纵身跳下去!
(编者按:《生命册上》今年7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第8版()
专栏:

再谈“知足常乐”
冯英子
今年3月号《中国老年》上,发表了我写的一篇短文《四乐颂》。四乐之中,引用了一个“知足常乐”,我当时倒是有点针对性的,而且也确实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特定的定义与解释”的。因为文章专为《中国老年》所写,讲的又是老年的养生之道,而《中国老年》的特定读者对象主要是老年。在目前许多老同志退休、离休、退居二线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我们大多数老同志能够盱衡大局,全面考虑,但听到的“不知足”的故事也着实不少。有的人好象国家和人民欠了他还不清的债,临走之前,提出这样条件,那样条件,条件满足之后又有新的条件。我想劝劝这样的同志,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一般老百姓过的生活还很苦,希望他们也有点
“戒之在得”的精神。这也是我用了“知足常乐”这句话的原意和对这句话的“特定的定义与解释”。
想不到这篇短文引来了黄裳同志的《也谈“知足常乐”》(《人民日报》5月14日八版)。黄裳同志抛开了我文章的全部论点,抽出了“知足常乐”四字做文章。他认为“知足常乐”是“一种道教的‘人生哲学’”,是“大锅饭的思想与理论基础”,引用了这句格言是“将无数志士仁人、改革家、创新者打成‘蠢动’的‘不知足’者”,因此,他断言“那效果简直就等于抽掉了中国人民的脊梁”。这一套严重罪名,倒使我不能不再来说几句了。
古代留下来的一些“成语”、“格言”,“它们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定义与解释”。这说法是对的。但是,既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那么,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这种“条件”的变化,是不是也同“特定的定义”联系起来呢?比方说“难兄难弟”这句话吧,古时的“涵义都是毫不含糊的”赞美之词,可是我们现在却当作贬词,把它解释为“一对坏东西”了。这当然不是“随心所欲地赋予新的解释”,而是“一定的历史条件”变化了的结果。对一些老而好货,在生活上作无尽欲求的人,作一点讽喻,希望他们有点“知足常乐”的精神,怎么会变成反对“改革”和“创新”呢?难道予取予求,捞足捞饱之流,才是“中国人的脊梁”吗?
要求在生活上标准低一点,有一点“知足”精神,倒并不是要他们“安于现状”,“安安稳稳地”甘心做“奴才”。因为生活、事业或学问,从来也并不成为正比。古人说的“安贫乐道”,就是在“安贫”的同时,还要讲究“乐道”,居陋巷而不减其乐,颜渊先生就是一个标准。主张“澹泊”的诸葛亮,不是拿出了他的《隆中对》吗?靠“采菊”为生的陶渊明,不是也写出了“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那样激昂的诗句吗?所以任何事物倘然只看表面而不看实质,任何论据倘然只是偷换概念,攻其一点,那正如荀子所说,“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偏到牵强附会、一孔之见那里去了。
黄裳同志说,“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一直宣扬‘知足’是一种‘美德’,圣贤立言,神道设教,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这话,鲁迅先生在他的《安贫乐道法》(见《花边文学》)中也说过,“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开过的方子也很多”。不过,鲁迅先生这句话毕竟是1934年说的,距今已半个世纪了。现在统治着中国的,已不是“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恰恰是三中全会开过几年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的时代,更不是“少数‘不知足’的人要求绝大多数力求‘知足’而不可得者采取更明智的‘知足’立场”的时代了。不同的历史条件,是不是非要有相同的定义与解释不可?
对于古人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这是大家都懂得的。这里一个批判,一个继承,倒是有机地联系,忘掉了任何一头都不行,更不应当以偏概全。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资”的当然是封建之“治”,但难道我们不能从中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吗?朱柏庐先生的《治家格言》,当然是封建家庭的规范,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不也可以用作要求节约、反对浪费的“格言”吗?道教是有黄老思想,但也未必是教徒都能奉行“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张角、孙恩、方腊、徐鸿儒等等,不都是在道教的旗帜下起义的吗?“学然后知不足”,这是儒家的哲学,但“知不足”者也未必都是“志士仁人”。清人戴震说过,人之过失有二,曰私,曰蔽。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来观察问题,评论得失,那倒是很容易蔽于一曲的。  希望有些人在生活上“知足”一点,以“常乐”之情,尽“余热”之诚。黄裳同志却从此找到了要大家“满足于当前的‘现状’,止步不前”的根据;找到了反对“改革”和“创新”的根据;而且断言这是“抽掉了中国人民的脊梁”。这逻辑,倒使我脊梁上真正感到一些寒意了。
198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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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桥玄不以一子之命纵国贼
夏平
桥玄是汉灵帝时的太尉。东汉自安帝以后,法禁稍弛,劫匪扣押人质,勒索财货的事,数见不鲜。被勒索的豪贵,为了人质的安全,唯有付出巨款,赎取人质。但桥玄则不然,《后汉书·桥玄传》说:“玄少子十岁,独游门次,卒(猝、突然)有三人持杖劫执之。入舍登楼,就玄求货(向桥玄索取财物),玄不与。有顷,司隶校尉阳球率河南尹、洛阳令,围守玄家。球等恐并杀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奸人无状,玄岂以一子之命而纵国贼乎!’促令兵进。于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诣阙谢罪,乞下(下诏)天下,凡有劫质(劫持人质),皆并杀之,不得赎以财宝,开张奸路。”桥玄为了阻止奸路,不惜牺牲十岁的儿子。他所换取的代价,是京师劫质“自是遂绝”。他维护法纪秩序的手段,较之一度被“四害”捧为唯一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法家,更加有效,更加彻底。如商鞅入秦为左庶长,秦孝公的太子犯法,商鞅却只提出处罚他的傅师,对秦太子是没有什么儆戒作用的。作为儒家的桥玄却不以一子之命,而纵容国贼,其整饬法纪的效果,比法家的商鞅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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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上的门(外一首)
廖代谦
天上的门在哪儿?
有人说在泰山上。“万仞劈险关,云梯架南天。双壁几回肠,慢紧十八盘。”过了对松山,如果你不为笔直倒挂的天梯所阻,就可登上南天门了。
登上南天门,踏天街浮游之云,御碧空呼啸之风,读着门上镌刻的楹联:“门辟九霄,仰步三天胜迹;阶崇万级,俯临千嶂奇观。”真使人有凌虚飞仙之感。
南天门险,毕竟还在地上。
天上的门在哪儿?
有人说在大河之源。不是说“黄河之水天上来”么!黄河源就该有个通天界的豁口。
河源在世界屋脊,高自然高,毕竟还在地上。
天上的门在哪儿?
在祖国神圣的领空线上,在飞行员巡逻放哨的地方。
祖国的天门,对善良的朋友敞开着,欢迎他们,捧上彩虹的飘带,白云的哈达;对翼尖挂着阴云的凶鹫却紧闭着,迎接它们,是一把用警惕和力量锻就的铁锁!
天空的性格
你了解天空的性格吗?
天空的胸怀无比宽广。
无遮无盖,给人们以无尽的高远。
无边无垠,给人们以无穷的辽阔。
太阳和月亮,是无始无终的时间在它怀中辚辚前进的两个车轮。
任云儿浮荡,任鸟儿翔游。不管是孩子用欢悦把风筝托上苍穹,或是人们借火箭把卫星送入轨道,它总是热情地敞开胸怀,借风儿发出表示欢迎的朗朗笑声……
我想插上翅膀,我想飞!
可是天空又异常严厉、冷峻。
风,有时狂;雨,有时暴。
地心吸力,对每一片想飞起来的羽毛都伸出强力扯拽的手。
开启通天栅门的锁钥,要用知识、勇敢和健壮的体魄来铸造!
飞行员——比鹰更矫健。
我向往着,努力准备着。
我有信心。因为我了解天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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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题李锐《怀念十篇》卷首
聂绀弩
多文为富更多情,
心上英雄纸上兵。
是泪是花还是血?
频揩老眼不分明。
1984,6,29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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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钟(外一首)
肖汉初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被誉为新发现的中华瑰宝,世界奇迹。绕梁三日的韩娥歌,神往而又渺茫,响遏行云的秦青曲,感奋却又空灵;面对高悬着的六十四件青铜编钟,我的心真真鸣奏起楚天的流响逸韵。精工的铸造呵,严整的乐律,埋没愈
长久,愈显示出卓拔超群。但请不要误认春秋战国竟是音乐时
代,编钟声里曾饱和着奴隶的血泪殷殷。
琴台知音知音难寻,伯牙的琴声多么孤寂;知音既得,伯牙的琴曲何等欢欣。巍巍乎高山,荡荡乎流水——真正的知音竟属于樵子渔民。知音复失,伯牙呵摔碎了琴,泪满秋月湖,感伤比长江水深。当新时代的知音前来琴台际会,既是吊古,更为了把今日的壮歌长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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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士责任重〔油画〕 李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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