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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振兴声中，京剧怎么办？
王蕴明
在振兴中华这个时代号角的感召下，近两年来，一些地区和部门及戏剧界的有识之士，相继提出了抢救昆曲，振兴川剧、秦腔、梆子、粤剧等口号，那么，作为在全国影响最大、流域最广的京剧怎么办？我觉得，作为具有一百余年历史的古老剧种之一的京剧，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近几年来，老化的趋向则愈来愈明显了。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上演的剧目老，而且数量逐渐减少。近几年来，京剧舞台上90％以上是传统戏，其中大多数是反映古代人民反抗封建压迫、追求民主自由，歌颂历史上杰出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的传统美德的，但同时又程度不同地带有一些封建主义的色彩。京剧具有丰富的传统剧目，仅1963年增订的
《京剧剧目初探》所辑录的就有一千三百余出。这些传统剧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内容的陈旧和时代的变迁，到建国初就已在舞台上消失了。据不完全的统计，“文革”前上演剧目最多的上海、北京也不过四百余出，占《初探》剧目的三分之一。到1979年，也就是“传统热”的高潮期，北京上演剧目一百余出，上海八十余出。到1983年，北京基本上保持在一百出左右，而上海则下降到三四十出，明显是一种下降的趋势。
二、表演形式缺乏创新，艺术质量下降。京剧在其形成和发展期，充满着旺盛的创造力，艺术面貌日新月异，各种风格、流派争妍斗奇。从开山祖老生三杰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继起的谭鑫培至后来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各以自己卓异的艺术造诣和独辟蹊径的表演风格而声震遐迩，承前启后。而今的舞台面貌，除了少数几位渐离舞台的老一代表演艺术家之外，中青年演员中真正有所建树、有所创新的为数太少，而因循守旧的风气却有些滋长，有人以流派的嫡传自居，他人师法不得越雷池一步，稍有“不轨”，便立遭各种方式的指责。再加一些演员缺乏应有的艺术功力与修养，很少见到令人耳目一新、精妙绝伦的表演。
三、远离现实，上座率下降，观众老化。京剧在清代同、光年间之所以能够蓬勃兴起，主要是因为它来自民间，吸收和继承了清代地方戏的优良传统，表达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时代风貌。而当今上演的大量传统剧目，从内容到艺术表演的程式、节奏、板腔都与当前的时代潮流及人们的审美观念有较大的距离，直接表现现实生活，表达人们在新时代的理想志趣，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优秀现代戏寥若晨星。这就不能不脱离群众，尤其是正在成为未来艺术主人的青年一代。即便是一批老观众、老知音，也因新剧目少，老剧目的演出质量低，与他们已有的好印象差得太远，难免产生“不过瘾”之感，因而上座率逐渐下降。
四、经营管理体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形势。当前大多数的京剧团体，队伍庞大，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再加上经营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阻碍着艺术生产和人才的培养。
京剧目前这种不景气的状况，走向老化的趋势，怎能经受住新时代的挑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影、电视、抒情歌曲、轻音乐以至新兴地方戏、体育等的蓬勃发展和广泛流行，吸引了广大的青年观众，成为京剧强有力的竞争者。京剧如不能迅速适应青年一代的审美需求，长此下去，势必衰落。面对此种情景怎么办？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振兴，要革新！
在剧目方面，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传统剧目进行认真地改造，去芜存菁。此项工作尽管建国初期已经开始，成绩显著，但并没有完成，而且即便是当时已经整理过的剧目，由于时代的前进，有的也有进行再整理的必要。同时还要组织力量，创作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历史戏。
二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创作反映新生活、塑造新人物的现代戏。崭新的内容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因而必须进行大胆的突破，妥善地解决新内容与旧形式的矛盾，正确处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不继承就无从革新，只有继承，革新才有新依据。同时只有革新才能保持艺术的活力，才能将优秀的传统真正地继承下来。当前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简单粗暴的现象仍有，但更多的是因循守旧甚至倒退。要振兴京剧，必须根据当前形势的新特点，将京剧化与现代化统一起来，创作出既保持京剧的基本特点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作品。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不妨沿着两条路径进行实验：一是改革的步子小一些，基本上沿用传统的唱腔、程式，以便适应老观众的欣赏习惯，满足他们的审美要求。二是改革的步子大一些，根据青年观众的审美爱好和表现情节、塑造人物的需要，广泛地吸收中外现代艺术的有益成分，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对导表演、音乐、服饰、美术进行整体改革，只要内容健康，情趣高雅，观众喜欢，即便是京剧味差一些也不怕。经过一定时期的艺术实践，两种途径相互比较，取长补短，就有可能创造出既能表现历史生活和历史人物，又能表现新时代、塑造新人物，适应新老观众、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京剧艺术的新一代。
振兴京剧，除了艺术形式和内容的革新之外，还要伴随以管理方式的改革。解放生产力，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根据当前京剧队伍的现状，首先要“消肿化淤”，轻装简束，合理布局，整顿调整，使之精干而富有生气。在剧团的经营管理上，我以为要在人才培养和分配上打破“大锅饭”。我们要下大气力于尖端人才的培养，给他们吃“偏饭”，起“小灶”，千方百计为优秀中青年的成长搭桥、“架梯”。至于剧团的组建方式，我觉得似不应千篇一律，不妨作多种尝试，从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着眼，根据不同地区、团体的不同条件设计几种不同的实施方案，既有利于普及（活跃演出），又有利于提高（繁荣创作）。目前一些剧团试行的承包责任制可以是一种方式。但仅仅这一种方式，还难以把振兴京剧的重任承担起来。省、市一级有必要建立少数示范性、实验性的重点剧团，集中一部分有志于振兴京剧的编、导、演、音乐、美术、研究等各方面的人才组成配套的精干队伍，重点进行京剧改革的实验。这种剧团的主要任务是创新，创新的剧目求其质而不求其量。剧团内部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在革新中的贡献大小论高低。国家在剧目的创新中予以政策性补助和奖励。
改革的设想措施，还可以想出不少，但是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如果有关地区、部门的领导同志能够亲自抓典型，搞实验，把真正有志于京剧事业、有时代责任感、有作为的同志放到关键的岗位上来，建立起一套政治上强、业务上内行的领导班子，那么京剧就大有希望，京剧艺术就会在时代的感召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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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视剧的创业与创新
蔡骧
第四届电视剧“飞天奖”得奖剧目中，有几部值得我们注意。获单本剧一等奖的《女记者的画外音》，以独特的样式描绘了工业战线改革带头人的风貌，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以鲜明的时代感。获短剧一等奖的《老梅外传》，以“漫画式”的喜剧姿态与观众见面，使观众从捧腹大笑中领悟到不少东西。儿童剧两个获奖剧目之一《小佳佳游园》，以“哑剧式”喜剧方式出现，不但大受儿童欢迎，而且受到了家长们的欢迎。这三部有“创新”特色的电视剧全部获奖，反映了观众的喜爱和希望。
电视剧在我国，已有二十多年历史。第一代电视剧是“直播”电视剧。十年动乱后，出现第二代电视剧，其特征是由“直播”改为“录相”，“布景”改为“实景”（历史剧例外），用单机拍摄，生产流程和电影一样。生产方式的改变使电视剧的结构向电影靠拢，许多导演认为“戏剧式”结构是“落后”的，电视剧只能学习电影，二者没有什么区别。
这两代电视剧，除了结构上的变化外，品种、样式也有发展。在第二代电视剧中，出现了“连续剧”、“武打剧”、“侦破剧”等。电视剧的表现手段得到极大的丰富，增强了反映生活的能力。从1978年算起，六年中，全国拍摄的电视剧近千部。从七十多部获奖剧目中，可以看到电视剧的长足进步。
事物是不断发展的。电视剧有了发展，电视机的发展更快。自1978年以来，涌入家庭的电视机数以百万计。据说，1984年每天看电视的人数约有一亿。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剧的发展便大大落后于形势了。三年前，观众的呼声是增加电视剧的数量，如今则要求提高质量，甚至有人说：“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当前的问题是要让数量暂时稳定下来，把质量搞上去。
提高质量是个复杂的课题。本文所说，只限于创作思想的解放。上述三部电视剧的创新，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女记者的画外音》的创新，在于编导者不受电影或戏剧框框限制，熔广播、电影、戏剧技巧于一炉。这一实践，很有意义。近年关于电视剧个性（特性）的讨论，几经提起，未见深入，关键在于实践不足。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实践，因客观原因，未能衔接。许多人不了解播出手段对电视剧有何影响，不少人对戏剧化结构及语言功能持否定态度。这些都妨碍了对新的表现形式的探索。《女记者的画外音》的出现，尽管有些人说它“粗糙”，却不否定它的创新之意。而且作为尝试性的艺术实践，也都认为它是成功的。
《老梅外传》和《小佳佳游园》，别有一番新意。这两部电视剧，样式上未必比《女记者的画外音》新。“哑剧式”、“漫画式”在戏剧、电影史上不乏先例。但编导者把它用于电视剧，糅进了电视特点，确实使人耳目一新。特别是《老梅外传》，在不少人认为电视的特性就是“真实”，因而一切求“真”的气氛中，它独能不拘于生活真实，大胆作漫画式夸张。这一实践，使人们对“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至于把电子技术用于加强喜剧节奏，制造喜剧效果，无疑是一种创新尝试。
《老梅外传》和《小佳佳游园》都是喜剧，这是它们深受观众欢迎的原因之一。我国的电视剧一向很严肃。严肃是必要的，但严肃的创作态度与严肃的戏剧不是一回事。有严肃的戏剧，也应有轻快些的多种风格、多种样式的戏剧。现在，电影与戏剧都在注意喜剧的创作。电视剧更不能忘记在电视喜剧上创新。
上述三部创新之作，给观众带来极好的信息。它表明电视剧已经迈开脚步，进行探索。事实上，今年播出的电视剧中，又增加了几种样式：电视小说，歌舞电视剧……。今后在传统的“戏剧化”、“电影化”电视剧之外，势必要出现更多的“广播化”、“小说化”、乃至“散文化”电视剧。电视剧必须在多种多样题材与多种多样形式并存的条件下，它的个性才能充分显示，才能获得发展。
八十年代的电视剧工作者必须理解，电视剧本身是现代科学的尖端电子科学的产物。而电子科学是侵入性极强的科学，它侵入家庭，侵入生活，侵入文化艺术。因此，电视剧也具有“侵入”的属性。它对一切艺术形式都抱“拿来主义”，又对一切艺术形式实行改造和挑战。电视剧工作者既然是电视剧艺术的创业者，就必须有点“侵入”精神才行。
如何“侵入”？那就是“创新”！
在这条路上艰苦地开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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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动态
《戏剧报》和《文艺报》开展——
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的讨论
最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在北京上演了反映纺织厂青年女工生活的话剧《街上流行红裙子》（马中骏、贾鸿源编剧，陈颙导演），在观众中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戏剧报》第六期、《文艺报》第七期发表了六篇文章，围绕着女主人公、劳动模范陶星儿的形象塑造问题，展开讨论。剧中的陶星儿由于偶然疏忽，她所织的布在交接班时漏过了一个疵点。车间值班长怕这个疵点影响劳模声誉，竟把疵点转嫁给同班女工葛佳。为此陶星儿深感负疚，悄悄忏悔。她抢干重活，克己忍让，甚至放弃上大学机会，希望以此洗刷污点，取得大家的谅解。然而事与愿违，她干得越多，荣誉就越多，与群众的隔膜就越深。她苦苦地思索，终于明白了自己是“在劳模荣誉的束缚下，失去了一个人应有的勇气和真诚”。她战胜了自己的懦弱，勇敢地向伙伴们剖露了一切。
现将两刊发表的观点摘述如下：
熊源伟的文章认为，该剧大胆地写了劳模的孤独感，而这种劳模孤独感是打着八十年代生活印记的社会现象。从五、六十年代劳模的荣誉感到今日劳模的孤独感，虽然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扭曲的表现，但从本质上看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多少年来，我们不自觉地把先进模范和一种僵死的概念、划一的规范、固定的模式等同起来，大家这样看，劳模自己也这样看，作茧自缚，积习成癖。今天人们对劳模缺乏信任、缺乏热情，正是前进的生活对过去偏见的必然反拨，其中包含着追求真实、追求个性的合理因素。陶星儿这个新的舞台形象，不仅有真实的生活基础、浓郁的时代气息，还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净化生活的道德力量。
童道明的文章认为，该剧对“真诚”的追求，更深一层地触及到我们时代生活的脉搏。《红》剧呼吁无论人与人之间，还是对待自己、对待生活，都要“真诚”。编导关心的不是陶星儿的过失本身，而是造成这过失的客观历史原因。劳模身上也有旧的痕迹，劳模也要跟着时代前进。因此，当陶星儿终于拒绝值班长的劝阻，把“真诚的心灵”敞开在姐妹面前时，舞台上出现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
吕复的文章认为，该剧形式虽然新颖，但内容欠佳。剧中陶星儿向观众宣称：“我不是一个劳动模范，我是一个普通工人。”这种把劳模与普通工人对立起来表现，是很片面的。陶星儿连对漏过疵点这样的事都不敢正视，说明她的思想既不先进，品德也不高尚。这种含糊描写，损害了正面人物的形象。他还指出，应当把劳模孤独感的来由表现清楚。是来自领导的不当？是来自群众的偏见？还是来自自身的原因？如果这几方面都有，什么又是主要的？是非要分清，不能因为某个劳模有孤独感，干脆就不要劳模了，这样未免太偏颇了。
兰光的文章指出，《红》剧给人的感觉是宣传了这种观点：“青年中各有自己的优缺点，没有什么先进和落后之分。人就是人，人是复杂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陶星儿的思想有没有一定的先进性？要不是劳动技术熟练，劳动态度好，能够九千多米布只出一个疵点吗？可剧本硬是不承认她是劳模，说她的爱厂如家，她的勤于助人，她的宽厚忍让，都是出于为个人求得灵魂的安宁的动机。这种对待劳模的虚无主义思想，符合生活的真实吗？同样，劳动模范的先进思想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要通过思想教育和实践中的培养，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不可否认，目前我们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包括《红》剧中值班长那种“揠苗助长”的方式方法，要改革，要改进，但不能使人得出必须否定政治工作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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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燕赵悲歌》〔中篇小说〕
作者 蒋子龙 载《人民文学》一九八四年第七期
近几年来以写工业题材著称、为读者奉献出乔厂长等一系列四化创业者形象的作家蒋子龙，最近受命去写我国农村改革的沸腾生活，把目光转移到了农村。读者面前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是一部气势磅礴、激扬慷慨的篇章，展现了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我国农村的壮丽图景。
《燕赵悲歌》描写华北东部平原团泊洼大赵庄，几年来如何摆脱穷困，走上富裕道路的斗争历程。大赵庄神话般的变化，在社会上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反响：倾慕向往者有之，怀疑嫉妒者有之；赞助促进者有之，等待算账者有之。但是，改革的潮流滚滚向前，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人相信大赵庄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
作品以雄浑的笔触，塑造了农村改革先进分子武耕新的动人形象。这是一个比乔厂长更大胆的人物。他本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一个普通农村的党支部书记。然而，新的历史时代开拓了他的视野，现在，他的眼界已经不止于领导全村四千口人解决温饱了，也不是为了让每家每户拿钱捆当枕头。他的雄心是改变千百年来的农民意识，打开农村这个广阔的消费市场，打开农民的精神世界，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也就是改变农民形象。作品以生动的情节，绘声绘色地表现了这个人物的悲欢、苦衷和丰富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他的刚毅的性格。
蒋子龙敢于直面人生、触及时弊的创作风格，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赵庄由穷变富，武耕新在农村搞改革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县委副书记熊丙岚这样的领导的指点、帮助，但并不是没有阻力的，县委书记李峰等人，不是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打成这个那个吗？后来，李峰虽然对武耕新笑脸相迎了，但斗争并没有结束。作品以“生活——哪有个尾声啊！”作结，是颇为发人深省的。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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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正月》〔中篇小说〕
作者 贾平凹 载《十月》1984年第4期
半是颂歌，半是挽歌，《腊月·正月》用这种悲喜剧结合的形式，肯定和礼赞了当前农村变革的历史大潮流。
作品的主人公韩玄子，是公社文化站站长，在镇上很有些根底和脸面的人物。他的心地不算偏狭，与镇上第一个专业户王才也可以说是往日无仇，今日无隙。但是，从王才开始筹办食品加工厂起，他就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一个他不当作人物看待的人物，转眼之间竟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羡慕的对象，他怎能忍得下这口气？王才出让承包的土地，雇工办厂，生活中出现了这么个怪事物，他又怎能不打个问号？为此，他组织“联合阵线”，运用多种办法，力图想压倒王才，挤垮王才。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由于认不清潮流，最后落得了个尴尬而又狼狈的结局。
作品反映农村的变革，角度较新，立意较深；塑造的韩玄子和王才的形象，个性较鲜明，写得较活；此外，作品写陕南的风土人情，也较有色彩。稍觉不足的是，行文还不够简练，剪裁上也似可再花些工夫。 （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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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报》十月一日创刊
由河北省杂文学会主办的《杂文报》，将于十月一日在石家庄创刊。
《杂文报》将大力促进当代杂文创作的发展，坚持杂文创作与杂文研究并重，积极向各方面的作者提供阵地。《杂文报》设立近三十个专栏，力求做到观点鲜明、严肃活泼、文图并茂、雅俗共赏。（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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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的呼唤》出版
陈瑞晴的中短篇集《北大荒的呼唤》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全书以第一人称的尚小真为贯串，反映了不同出身、经历的人在逆境中的精神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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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诗丛》出版
重庆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银河诗丛》（第一辑）。在这六册诗集中，有对建设者的歌颂、有对美的呼唤、有对历史的思考。作者大都是近几年涌现出来的年轻歌手。 （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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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双月刊刊载《东方》二版新增部分《彭总》
曾先后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的长篇小说《东方》第二版新增部分《彭总》（共六章，约六万多字），已在大型文学双月刊《昆仑》今年第四期上刊载。
《彭总》的六章，分别插入《东方》的第一、二、三、四、六部之中，如作者魏巍在“后记”中所述：“书中增加了战争指导者的形象，无疑会加强广度和力量，进一步显示出克敌制胜的因素。同时，这座‘建筑物’本身也有了屋顶了。”《彭总》的六章本身，又首尾联贯，自成篇章，可以说是一部完整的中篇小说。
《彭总》从1950年国庆节后的第三天，彭德怀同志奉急令从他当时工作的西安，赶到北京讨论“抗美援朝”出兵问题写起。它形象地再现了彭总受命于危急之中，毅然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时的将帅气度，歌颂了他坚韧、深沉、果断的品质。在一系列描绘彭总与毛主席、周总理，与金日成同志，与志愿军其他指挥员、部下、战士之间的亲密的关系，以及他与苏联驻朝鲜大使在战争形势和决策问题上的分歧、争论；在战争中随敌我形势变化掌握、争取主动权等故事情节中，显示了彭总卓越的军政素质、战争指挥才能和鲜明的性格。同时，在彭总与毛岸英、警卫员和幼小的养女“小白兔”等人物之间真挚情感的描绘；彭总去看望部队，会见来自祖国的教授、专家、学者、记者，告别烈士等细节，也质朴地写出了他的无私无畏、可敬可亲、待人诚挚、实事求是的品格。 （夏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