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今古人物
留得真理在人间
——纪念狄德罗逝世二百周年
马为民
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收藏有法国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代表狄德罗的一幅画像：他右手执笔伏案，左前臂支在桌上，上身微斜，两眼注视前方，嘴角则略带微笑。这是著名的法籍荷兰画家米歇尔·冯鲁的手笔。
狄德罗在谈及这幅肖像画时说，
“我爱米歇尔，但我更爱真理”，它“相当象”，但“不是我”。“依据所接触事物的不同，我的脸色一天之内会有百种不同变化。时而安详，时而忧愁，时而沉思，时而温情和蔼，时而粗鲁暴躁，时而激情洋溢，兴奋异常；但我从未有过画面上的那个样”。狄德罗这两段话，真实地表露了这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内心世界和气质：悉心注视社会风云，针砭时弊，嫉恶如仇。他的一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以唯物论对抗宗教，用“理性”鞭挞暴政。他跟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一起，对封建暴政展开了大规模的批判，为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1784年7月30日，即狄德罗逝世的前一天，他在和亲友谈话时说道：“迈向哲学的第一步就是不信神。”这是他关于哲学的最后一次谈话，也是对他投身哲学战场的概括。
1713年，德尼·狄德罗出生在外省朗格勒镇一个富裕的刀剪作坊老板家庭，从小就萌发着叛逆性格。父亲要他学神学，日后当教士；他却热心哲学、数学和文学，立志要成为作家。他十五岁到了巴黎。在父亲停止接济的情况下，他自谋生计，奔波街头，衣食难保。正是这十年近乎流浪的生活，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并且成了一个博学的人。
1746年，他以第一部作品《哲学思想录》向宗教神学宣战。三年后他隐名发表了《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明确否认上帝的存在。他在书中借盲人之口说：“你要是叫我相信上帝，你就让我摸着他。”此书激怒了教会和王室。7月24日凌晨，他未及起床即遭逮捕。囚车经过巴士底狱并未停下，因为这里早已囚满为患。他被秘密关押在一座废弃的古堡的主塔里。
这囚室至今犹存。因年久失修，为安全起见，本已谢绝参观。承蒙主人应允，我们有幸领略了这位启蒙思想家受过的铁窗之苦。古堡的主塔高五十二米，壁厚三米，周围是深十二米、宽十米的堑沟，与外界赫然隔绝。狄德罗的囚室在第四层，中间是大厅，四角各有一室，原是国王卫兵的住处。狄德罗英勇不屈，独自一人在这层空荡荡的主塔里度过了三个多月。
出狱后，他组织许多先进思想家编纂《百科全书》，历时二十余年。统治阶级对这部批判宗教与暴政的巨著多次干涉和禁止，力图扼杀它。编辑和印刷不得不转入秘密状态。
斗争是严峻的。一起奋斗的朋友有的动摇了，有的开始离散。狄德罗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哲学家的书烧够了，现在该是烧哲学家本人的时候了。”大法官的这句狂言虽未实行，但足见反动统治者的仇恨。有人劝他移居柏林或圣彼得堡继续编辑，他拒绝了。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不管怎样，别以为我在野蛮人中间工作，就会害怕、胆小，我们的口号是决不饶恕迷信者、狂徒、无知者、疯子、坏蛋和暴君”。
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终于出齐了，尽管价格昂贵，订购者仍然很多，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这是一座宏伟的知识宝库，是宣传唯物主义和科学精神，反对封建王权和教会神权的有力武器。可以说，它是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代表。编辑这部巨著，推动启蒙运动达到高潮，无疑是狄德罗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但他在文学、美术、音乐、戏剧等方面的成就也并不逊色。
1784年，狄德罗卧病在床。虔诚的夫人担心他死后不能举行宗教仪式，请来了神父。当狄德罗听到对方暗示要他改变信仰时，坦然说道：“你们不愿意为伏尔泰安葬，因为他不相信耶稣。好吧，我死后，随便把我埋在什么地方都行。但是我要说，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圣灵。”7月31日在晚餐桌上，当他伸手去拿饭后水果樱桃时，轻咳几声，便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对狄德罗的一生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意义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
历史现象是复杂的，有时也似欠公允。朗格勒镇博物馆的收藏家麦先生告诉我们：“由于狄德罗不赞成革命，所以大革命一到，他葬在巴黎圣罗克教堂的骨灰就被搞了个荡然无存。”诚然，在政治观点上对封建制度仅提倡改革，不主张革命，是狄德罗的历史局限性。他晚年到圣彼得堡，劝说他心目中的“开明君主”叶卡特琳娜二世依据启蒙思想实行改革，就是个证明。可是，伏尔泰的政治主张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能跟卢梭一样如今安卧在先贤祠，这是公正的。再说朗格勒镇上的狄德罗雕像吧。一个到今天也只有万余居民的偏僻小镇，二三百年前能向世界贡献一位伟大思想家，无疑是它莫大的光荣。可是，竖起这尊雕像竟花了一百年。麦先生说，原因是教会反对。
不过，历史最终是公正的。纪念狄德罗的活动不是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1984年为“狄德罗年”。目前西欧、东欧各国，以及苏联、美国、日本和某些非洲及拉美国家都在纪念他。是啊，这位为真理与正义献身的杰出思想家，是值得人们永远尊敬与怀念的。（附图片）
米歇尔·冯鲁所绘的另一幅狄德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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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书窗
《瘦子麦麦德》及其作者
廖先旺
世界文坛轰动了，各国的书迷们着了魔，在不到三十年时间里，土耳其一部题为《瘦子麦麦德》的长篇小说三次获得国际性嘉奖。最近，这部小说在伦敦又被国际读书俱乐部评选为“1984年夏季最佳小说”。
这部小说的作者名叫雅萨尔·凯马尔，原名凯马尔·戈克切利，是土耳其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他于1922年诞生在阿达纳省奥斯马耶县海密泰村，五岁丧父，当天，他为此悲痛万分，彻夜啼哭，竟一夜之间变成了哑巴。直到十二岁，整整七年，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凯马尔仅上过一年中学后便开始自谋生路。他给地主当过长工，还做过代写员、代课教师、拖拉机手、水田看水员和记者。坎坷艰难的生活叠印在雅萨尔·凯马尔的记忆中，他要用手中的笔把这些印象传达给人民……。
凯马尔握紧了笔，勤奋地写起来，一写就是三十几年，字字浸透了汗水和心血，也闪射出睿智的光芒。如今，《瘦子麦麦德》第三卷已开始在土耳其报纸连载。辛勤耕耘者的果实是甜蜜的。1955年，《瘦子麦麦德》第一卷刚一出版，当年就被著名作家组成的评奖团评为土耳其最佳小说，并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被推荐为“世界优秀散文著作”。土耳其人民特别是农民争相阅读，据说，每天傍晚，人们自动汇集在一起，识文断字者高声朗读小说，听者边听边议，感叹不已。
二十七年之后，《瘦子麦麦德》第二卷也已出版，到1982年10月，文坛名人大师云集法国，再次向全世界宣布，“《瘦子麦麦德》是近三十年来最伟大的一部长篇小说”。凯马尔获“德尔·杜卡世界文学大奖”，他的名字用金字镌刻在“德尔·杜卡基金会”大楼的大理石板上。系着缎带的著作在书店出售，使书店顷刻人满为患。几乎整个欧洲为此欢呼。
《瘦子麦麦德》前两卷描述了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民与地主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贫苦的孤儿麦麦德不堪阿布迪老爷的残酷剥削和非人折磨，从山村逃出，又被抓回。十八岁时，麦麦德巧遇“埃什克雅”英雄——阿赫迈特，他通过阿赫迈特认识到，农民不是奴隶，而是“人”。当阿布迪向麦麦德的恋人哈切逼婚的危急时刻，麦麦德打伤阿布迪出逃，参加了“强盗”的队伍，最后终于杀死了阿布迪。农民也在麦麦德的感召下，支持并参加了麦麦德的斗争。最后在一个播种的季节，农民在夺得的土地上烧起大片荆棘，翘首以望麦麦德的归来。
二十几年来，《瘦子麦麦德》已用二十八种文字再版过一百四十多次，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并被拍成电影。与此同时，凯马尔还发表了几十部长篇小说，还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其中的《铁地铜天》、《长生草》等作品也在国外获得了“最佳作品奖”。
《瘦子麦麦德》何以受到如此热烈欢迎？人们认为，原因之一是凯马尔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完美、个性丰满。当你打开第一卷，你便被那诗意般的风景描写所吸引；继而你就会在那“不喜欢好地”的荆棘丛中发现一个倔强、勇敢、可爱的瘦子麦麦德；随之你就不得不跟随着这个绿林英雄去战斗，去同情和热爱。另一方面，可能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小说把麦麦德描绘成一个能为穷人伸张正义，并给他们带来土地、赶走地主老财的传奇式英雄，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附图片）
英雄麦麦德披挂跃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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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万木争荣香满园
——加纳首都植物园拾锦
朱敏信
距加纳首都阿克拉以北二十五英里处，有一个历史悠久、风景如画的植物园。它位于高山之上，面积约一百六十英亩。从山麓到山顶，有一条盘旋曲折的柏油路，汽车可循此而上。
植物园内，万木争荣，百花竞艳。许多合抱的大树，盘根错节，枝叶繁茂。树身蔓藤缠绕，婀娜多姿。园内香花异草，遍地皆是。山的周围，到处郁郁葱葱，云烟浮现。人们进入此境，顿感眼界开阔，胸怀舒畅。到过非洲热带森林地区的人们，都为那大自然的风光所陶醉，而这个植物园经过园丁们的多年辛勤培植和精心安排，景色更加绚丽多娇。
可是，在加纳独立以前，这个植物园是英国总督的别墅，殖民者及其代理人在此寻欢作乐，平民百姓只能望园兴叹。独立后，加纳政府把它辟为公园，供人游览，并集中了三百多专门人员在这里研究植物的性能和生长的特征，为改造自然、发展林牧业和培植草药提供条件。
这个植物园是1890年建立的，距今已近百年。园内有引自世界各地的三百多种树木，六十多种花草。
园内有专门用于研究的橡胶园、椰子林和棕榈林，有刚刚培植起来的适宜于加纳北部干旱地区生长的青草，也有专门用于绿化城市的软密似绵羊毛的草皮。
一棵绿荫如盖的大树，枝叶密密层层，出于加纳本地。当地人叫它“发奶树”。据介绍，此树的枝叶饱含汁水，产妇用以煮水饮后，可使乳汁增加。
还有一种树，叫“旅行树”，来自印度洋上的岛国——马达加斯加。此树叶呈扇形，树的枝杆内含水颇多，显得嫩而挺直。在缺水地区旅行时，人们常常带着这种树的枝杆，以便需要时吸其汁水解渴。
许多树有医药价值，其中有的可用于治疗肠胃病，有的能用于预防和医治疟疾。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种叫“神秘果”的树。树上结着一串串鲜红细果，状似樱桃，其味甚甜。据介绍，此果可治糖尿病。患此病者，吃糖有害，但吃了神秘果既可尝到类似糖的甜味，又无损于身体健康。
在园内，还有正在茁壮成长的苍松翠柏。说明牌上写着：“原产中国”。
一棵年龄最老的大树，生长期已近百年，坚毅挺拔地屹立在植物园的中央，枝叶茂密，直冲云霄。1964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访问加纳期间，曾参观过这个植物园，并以这棵古树作为背景摄影留念。
如今，当我们看到这棵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树时，不禁浮想联翩。由两国领导人辛勤培植起来的中加友谊，不也象大树一样，正在枝叶繁茂地蓬勃发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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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塞讨论会的联想
杨武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片巨大而著名的黑森林，那里深藏着一座名叫卡尔夫的小城。它就是194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杰出作家黑尔曼·海塞（1877—1962）的诞生地。
青少年时期，在思想感情上，黑尔曼·海塞与自己闭塞保守的故乡的师长们格格不入，所以成年后便离开了卡尔夫，后来甚至干脆放弃德国国籍，作为瑞士公民在瑞士的蒙塔尼约奥拉村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而且，在一些作品中，海塞还很不客气地针砭故乡的人与事，得罪过他的父老乡亲。然而，小城卡尔夫仍以温暖宽广的胸怀，象慈母般地拥抱海塞，称海塞是“卡尔夫伟大的儿子”，以有他这样一个儿子而自豪、骄傲。
今日，在人口仅两万多的古朴宁静的小城中，有一所以黑尔曼·海塞命名的高级中学，一座黑尔曼·海塞纪念馆，一块嵌着海塞浮雕头像的四面有泉水涌出的纪念碑，还有以市议会的名义颁发的“黑尔曼·海塞奖章”，用以表彰国内外研究、介绍海塞的杰出学者。
在六、七十年代，先是美国，继而日本和联邦德国等许多国家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海塞热”，使海塞成了当今最受欢迎和影响最大的德语作者。
1977年是海塞诞生一百周年，卡尔夫在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的同时还开了一次国际性的黑尔曼·海塞讨论会。此后，讨论会便援例两年定期举行一次。
今年5月25日至27日，在卡尔夫举行了第三届黑尔曼·海塞国际讨论会。作为研究和介绍海塞作品的文学工作者，我也应邀前往参加，并作了发言，受到与会者的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海塞终生研读中国古籍，并称中国是他的“精神故乡”。
讨论会结束后，我想了很多很多。我想到，我们对自己伟大作家的纪念是否也可以更多地采用类似讨论会的形式，并使之经常化，成为具有定期性、群众性和国际性的活动呢？我想到了我国一些文化名人的不一定有名的故乡，它们在文化建设等方面是否也可向卡尔夫学点什么呢？（附图片）
黑尔曼·海塞纪念馆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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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方报刊的信任危机
兵军
“你相信报刊吗？”这是意大利《全景》周刊最近对两千名读者进行民意测验的题目。调查结果颇令编辑先生们焦虑不安。百分之四十四点五的日报读者对报上的东西“将信将疑”，而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的周报读者则表示不相信刊物上的东西是真实的。
因此，有人惊呼，意大利读者对报刊的信任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也普遍地存在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时代》周刊的调查表明，信任报刊的仅是被调查读者的百分之十三点七。而几年前，这一百分比曾是百分之二十九。这说明，读者对报刊的信任在急剧下降。
西方新闻界人士指出，过去的情况并非如此。在美国，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曾是新闻领域的“革命年代”。记者们纷纷揭露丑闻，坚持斗争，一度出现过所谓的调查性新闻采访。《华盛顿邮报》两名记者一九七二年揭开水门事件的真相，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使这个“革命年代”达到了顶峰。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报纸威望江河日下。当今，无视报界、指责记者几成时髦。政治家骂报纸“无中生有”，检察官又说它“火上浇油”，企业家认为记者“不懂专业”，普通读者则怪它“哗众取宠”。
看来，报界似乎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这种情况怎样出现的呢？当然，这与某些刊物不大争气有关。联邦德国的《明星》周刊连载一部伪造的《希特勒日记》，英国有的报刊竞相出高价转载，闹了一场借尸还魂的丑剧。美国女记者杰内特·库克写了一篇描述一名八岁吸毒儿童的报道，后来被查明纯系记者的臆造。类似丑闻不断发生，使报界的声誉每况愈下。
《全景》周刊则认为，读者不信任报刊，是因为报刊过分信任政治家，而政治家更不受公众信任。报刊曾一度给人希望，似乎靠它的揭露和批评就能医治社会弊病。可是，受贿、营私的政治家仍然高居要职，我行我素。于是，读者发现，报刊并不能改变世界。难怪他们对报界失望了。
在意大利，平均每三个家庭才有一份报纸，可是普通人平均每天看电视三百分钟。公众把电视当作新闻的代表。但在美国，公众对电视的信任还不及报刊。
为了取信于民，报刊应做些什么呢？西方报刊的一些头面人物只是耸耸肩，摇摇头，茫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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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拾零
吞食活虫课
美国在中小学已普遍推广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教学的今天，也出现了一种颇有点原始味道的教学法。课堂上，只见教师带着学生把一只只活蹦乱跳的蟋蟀或一条条蠕动着的蚯蚓高举在手，接着放入口内，吞进肚里。（见右图）然后，根据吞食动作的优劣与吃虫多寡，教师当场评定每个学生的成绩。据说，采用此法教学，既可使学生了解昆虫对人体“有营养”，又能提高学生的胆量，似乎一举两得，好处不少哩！
发明这种教学法的人叫霍勒斯·露西奇，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教师。他规定：一个学生如能把一只昆虫放在嘴里五秒钟，可额外多得五分；如果能把昆虫咬成两段，则得十分；吞食一只，得十五分；要是你“勇敢地”将昆虫在口里咀嚼一番，可得最高分二十分。露西奇还说：“吃昆虫是（学习生物学）入门的一部分，它使我的学生思想更灵活”。
吞食活昆虫，既使人难受，又有碍健康，孩子们自然不乐意。但是，在教师的威逼和利诱下，学生们只得硬着头皮尝试。吃过活蟋蟀的十六岁学生米克·劳里德说：“把蟋蟀咬成两段，一些白色的奶状液体就流出来了。当然它不是好吃的东西，苦涩得很，但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得二十分。”
上吃虫课，这在世界教育界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就此“空前创举”的本身而言，已不无荒唐之处，可是更奇者，露西奇所在学校的校长竟对此大为夸奖，还称他为“最出色的教师”。
·何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