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成仿吾同志在鄂豫皖苏区
程子华 郭述申 刘华清 陈先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和成仿吾同志在鄂豫皖苏区共同战斗过。他为坚持鄂豫皖的斗争，舍生忘死，经历了艰险的、不平凡的战斗历程，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就我们的接触和了解，缅怀他这一段光辉历史，以纪念这位老革命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同志经日本、莫斯科到法国。1929年他又到德国，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秋，他回到上海后，党中央派他去鄂豫皖苏区工作。张闻天同志在同他谈话时对他说：“你在上海熟人太多，不能久留，中央决定派你去鄂豫皖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工作。”他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外语，当时已是文化界很有影响的文学家和作家，但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派他去农村根据地工作的任务。10月，他同宋侃夫、徐以新等五位同志由党的交通员护送，从上海乘火车到徐州，由徐州转车到开封转组织关系，再由开封转车到郑州、信阳，于11月7日步行到达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的所在地新集（即现在的河南新县）。当时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曾要他担任中央分局的宣传部长，被他严肃地辞谢了。他对张说：“党中央是决定我担任省委宣传部长的。”这件事说明他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组织性。
成仿吾同志除担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外，还兼任省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过红安中心县委书记。郭述申同志在省委开会时，曾多次和他见面，在一起晤谈。刘华清同志当时在红安县委和鄂东北道委作青年团工作，虽然和他谈话不多，但接触不少，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后，省委和道委常在一起办公的那一段时间。他党性很强，工作积极，生活简朴，平易近人，没有什么架子，能和战士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他在鄂豫皖苏区那段时间，主要是搞宣传和文化教育工作。他亲自动手写稿，编报纸，有时还编写各种传单、宣言。他提倡组织宣传队，向战士和工农群众进行口头宣传，或开会讲演。另外，当时省委的决议、通告和向中央的报告，也多出自他手。他针对当时文教工作中不注意基本群众的社会教育，不开展工农群众的识字运动等缺点，提出了文教工作应以社会教育为中心，但学校教育也更要抓紧，因为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有力推动者。为了发展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同几位编写人员一起编写了干部培训教材和工余学校、列宁小学的识字课本。
对张国焘的家长作风，打击干部、搞肃反扩大化等行为，成仿吾同志是有看法、有抵制的。1932年春夏之交，他的秘书小陈突然被抓走，他事先不知道。知道后，他急忙向有关人员剀切表示这位二十岁的四川青年没有问题，但无济于事。后来知道被错杀了，他心情很沉重。在他任红安中心县委书记时，有一次下乡视察，碰上一位女区委书记正在受到行刑拷问，逼她招供是“反革命”。审察人员见成仿吾来了，就对他说：“这是你的下级，你来审吧！”当成仿吾问清了这个女区委书记确实不是坏人时，他就毅然作主把她释放了。
1932年夏秋，蒋介石亲自坐镇武汉，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和错误的肃反政策，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红军长期作战未及休整。张国焘不顾方面军指挥员关于休整待机的意见，执意采取进攻战略，因而我红四方面军先后英勇苦战了两个月，未能扭转战局。10月10日，在河口西的黄柴畈召开紧急会议，吴焕先、王平章、成仿吾等同志都参加了。会议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决定红军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转移外线作战，伺机杀回马枪。张国焘在会上一再发誓说，他决不离开苏区。但主力部队向西转移后，被敌尾追堵截，屡历险境，未能打回苏区，被迫西征。主力走后，根据地的斗争十分艰苦、残酷。有时一天只能吃到三个玉米棒，许多指战员因没有鞋穿而磨烂了脚。仿吾同志这时又黑又瘦，常发疟疾，但他仍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乐观的精神，和大家一起坚持斗争。
由于张国焘把四部电台都带走了，鄂豫皖苏区和党中央失去了电讯的联系，军事上又发生了强攻七里坪的失误。因此，1933年10月省委决定派成仿吾同志到上海找党中央去汇报情况和请示工作，同时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来加强鄂豫皖苏区的军事力量。临行前，省委书记沈泽民在成仿吾的衬衣内面用密墨水写了介绍信。仿吾因久患疟疾，体力虚弱，骑毛驴出发，省委派了一个四百人的小团掩护，并派了一个四十个人的便衣队护送。但因敌人重重封锁，成仿吾等在黄陂、孝感一带迂回转战，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最后由特务四大队陈先瑞等同志护送到花园车站上车。当时的特务大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武工队差不多。它的任务有三个：第一、探听敌情；第二、护送去中央的负责同志和迎接中央来的负责同志；第三、搞经济工作，即打土豪筹款。成仿吾同志当时穿着大褂，化装成一个小学教师。省委给这个队的任务是护送他到花园车站上火车。在途中的两三天，他向同志们问了四大队活动的情况、赤白对立的情况和敌人活动的情况，并鼓励同志们坚持革命斗争。他告诉同志们：中国不只是一个鄂豫皖根据地，还有许多别的根据地，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他从花园车站坐火车到武汉，再由武汉乘轮船到上海。到上海时，他已是贫病交加，疟疾一直未好，而在武汉时已发现带的两百元白区钞票旅费中，有一百元是假钞票，不能用，他只得在福州路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原来找党中央接头的地方已被敌人破坏了，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找到接头的人，在上海的熟人也多不在上海了。有一天，他遇到了创造社的郑伯奇，郑告诉他鲁迅还在上海。他知道鲁迅先生骨头硬、对敌人斗争最坚决，是我们党最忠诚的战友。找到鲁迅，就有可能找到党的关系。他过去在内山书店见过鲁迅，知道那是鲁迅常去的地方。内山完造先生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他的书店里经常出售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和进步的书刊。内山是鲁迅的好朋友，成仿吾和郭沫若同内山先生也是患难之交，大革命失败后，内山先生同成仿吾曾一块掩护郭沫若离沪赴日。因此，他到书店去找内山，要内山帮助他同鲁迅联系。内山先生高兴地答应了。不久，内山先生告诉他，鲁迅约他第二天下午在书店附近的一家白俄咖啡店里会面。在这家咖啡店里，鲁迅曾秘密会见过不少革命同志，替党传递文件，转达消息。当成仿吾按约定的时间到咖啡店时，鲁迅和茅盾已坐在那里等候。鲁迅和茅盾看到他那又黑又瘦的脸和穿着一件旧棉袍子，便站起来迎上去热情地和他握手。鲁迅还亲热地说：“从家里来吧？”他明白鲁迅的双关语，作了肯定的回答。坐下后，他低声对鲁迅说：“我是来请你帮助的，请你帮助我找一个党内的朋友。”鲁迅郑重地答复他说：“你来得正好，还有一位朋友在上海（按：指瞿秋白），过几天他走了就困难了。”鲁迅向仿吾问了一些情况后，表示这件事应立刻去办。仿吾也把接头的暗号告诉了鲁迅。鲁迅见到仿吾的当天晚上，在家里高兴地对许广平同志说：“今天见到成仿吾，从外表到内里都成了铁打似的一块，好极了！”鲁迅很快地找到了瞿秋白同志，为他接上了党的关系。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鲁迅几乎经常处在特务的恐吓、威胁之中，但他却冒着风险帮成仿吾同志找党，这充分显示了鲁迅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他们二人之间的革命友谊。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分局的组织部长黄阶然同志知道了成仿吾同志在找党后，第二天即派组织部内交通主任高文华同志去同他接头，并把他从旅馆接出来，转移到一位印刷工人党员家里去住。上海分局听了他的汇报后，通过地下电台报告了中央。很快就接到了中央的回电，要成仿吾同志1934年1月10日以前赶到瑞金，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由于前一批由上海去瑞金的同志在汕头被捕，因此交通员问他还去不去。他为了革命事业，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去！”到汕头时，正逢阳历年，特务都过年去了，因此很顺利地通过汕头，到达了瑞金。
成仿吾同志到瑞金那天，正是六届五中全会召开的第二天。邓颖超同志出来接他，要他把旧棉袍脱下，穿上红军军装去参加会。他进会场后，周恩来同志介绍说：“鄂豫皖的代表到了。”全场热烈鼓掌欢迎他。他在会上发了言，当时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很嚣张，居然有人指责他的发言为右倾机会主义。他在向中央的汇报中，分析了鄂豫皖的形势，揭发了张国焘的错误，并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到鄂豫皖苏区，加强那里的工作。鲁迅对他的帮助，他也向中央作了汇报。接着，他又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为鄂豫皖的代表，他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委员，分工搞教育。以后，他并在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党校工作。
1934年初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听了仿吾同志的汇报以后，决定程子华同志调离中央苏区，到鄂豫皖苏区去工作。周恩来同志在瑞金找子华谈了关于鄂豫皖的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他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他指出：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不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对以后的出路，他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他还指出了红军主力去建立的新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方面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或者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的物质条件。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后，向省委作了传达，省委会议拥护周副主席这一指示。结果，红二十五军经过长征，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坚持了鄂豫皖根据地，两个部队都得到了发展。由于成仿吾同志的汇报和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才使周副主席对鄂豫皖苏区的情形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战略部署。在这个问题上，成仿吾同志是有功劳的。子华同志在离开中央苏区去鄂豫皖苏区前，曾几次找仿吾同志，了解鄂豫皖苏区的情况。
1934年10月，成仿吾同志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他和徐特立同志一道任干部团教员。长征出发前，中央考虑他身体不好，曾劝他留下，他没有同意，他坚定地说：我走惯了。
长征到陕北后，我们又重逢了。东征时，他在中央党校任教务主任，当时的学员都是招收的陕北人。为了便于地方工作，东征军要配备一批陕北的干部。因此，他带领党校的学员和部分教员、干部参加了东征。学员分在两个军团，他在十五军团政治部。这样，我们又战斗在一起了。在东征中，有一次他和毛主席在一个山顶上，正好阎锡山的部队从山下开过，毛主席幽默地对仿吾说：“我们正好检阅阎锡山的部队啊！”
成仿吾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他的桃李满天下，为党和祖国培育了大量的各种有用的人材。他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高度科学知识的知识分子，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具有坚强的党性。他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楷模。他在教育和革命事业上所作出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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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卓越的红军政治工作领导者
——回忆红二十八军政委王平章同志
李长如
王平章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名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离开我们虽然已经五十一个春秋了，但是他那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高尚品质，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却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认识王平章同志是1932年底。当时，他在鄂东苏区任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我那时跟红二十八军廖荣坤军长做勤务员。我同王平章同志相处只有半年时间，但直到现在他的音容笑貌还常在我脑海里浮现。
王平章同志1901年生，学名叫王远清，湖北省汉川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不久回湖北任鄂中区特委书记。1929年底，王平章同志以中共中央巡视员身份到鄂豫皖边区解决当时红军内部团结和统一问题。尔后，他任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别区委委员。1931年以后，他历任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鄂豫皖省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等职。
（一）
大革命时期，王平章同志在他的家乡和鄂东地区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他当时领导农协活动提出的斗争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反对豪绅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
“取消苛捐杂税，建立农民政府”等。
1925年1月，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对农民运动作了决议。决议指出：“必须尽可能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以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提出：“反对土豪劣绅、反对预缴钱粮、取消苛捐杂税……”。当时王平章同志按照四大决议精神，领导了黄冈、黄梅、黄安、黄陂、广济、浠水等县农民运动，秘密地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保护农民利益。1927年他任鄂中区特委书记时，在起草的一份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建立农民自卫军，培训农协骨干，在农协积极分子中发展党的组织等。同年11月党领导了黄麻农民起义。
1927年初，湖北省农民协会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后，王平章同志担任省农协执行委员。这时，王平章同志一面领导农协活动，一面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不久鄂东和鄂中区各县党的组织相继建立起来。
（二）
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于安徽六安县麻埠镇成立。当时王平章同志由皖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调任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该军建立后，在他和邝继勋军长领导下，在粉碎国民党对鄂豫皖第三次、第四次“围剿”中，一连打过很多大胜仗。如1932年皖西苏家埠战役，红二十五军配合红四军，从3月22日至5月8日，历时四十八天，共歼敌三万五千余人，俘敌总指挥和五个旅长、十一个团长以下官兵二万余人；缴获步枪一万二千余支，机枪一百七十一挺，各种炮四十三门，电台四部，击落敌机一架，并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使皖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又如，6月12日邝继勋军长、王平章政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配合红四军进行潢光战役，歼敌八个团，活捉敌旅长李万林，毙伤、俘敌万余人，缴枪七千余支，收复了高城以西潢川光山以南广大地区。所有这些胜利说明，红二十五军是党的一支坚强的部队，也说明邝继勋、王平章同志组建红二十五军和率领该军作战是有很大功绩的，为开辟鄂豫皖苏区做出了很大贡献。
王平章同志是红军中一位出色的、优秀的政工领导干部。他很重视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经常给部队作报告，作战斗动员，指导红军阶级教育和党的建设。由于红二十五军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保证，所以该军战斗力很强。这和王平章等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
1932年夏，蒋介石集中三十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实行疯狂的第四次“围剿”。当时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战略方针，反四次“围剿”遭到失败。同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五个师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这时王平章同志率红二十五军留下的部队仍在皖西战斗。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红二十五军留下的部队和红二十七师的三个团及一部分地方武装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
（三）
1932年12月，鄂豫皖省委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廖荣坤同志任军长，王平章同志任军政治委员。他们受命于艰难之时。当时，苏区遭到敌人严重摧残，在隆冬里，红二十八军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战士们披着毯子在风雪中行军；晚上战士们没有被子盖，就盖稻草。由于连续作战，部队伤病员较多。粮食、医药奇缺。然而红军并没有被这重重困难所吓倒，而是以顽强的革命精神战胜了种种困难。
王平章同志任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期间，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他号召红二十八军全体指战员要用顽强的革命精神，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他说，革命者要有革命的勇气，就是要有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这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首要因素。他说，我们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光荣，我们革命者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只有今天的艰苦奋斗才会有明天的胜利。就这样，红二十八军在王平章、廖荣坤等同志领导下，在麻城大畈成立后，面对着饥寒交迫的困难，迅速地向皖西北进军。战士们忍饥挨饿，昼夜坚持行军不叫一声苦。
红军中的政工干部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善于做政治工作，平时和士兵打成一片，战斗时和战士们一起冲锋。王平章同志就是这样的政工干部，部队每次战斗，他和战士一起冲锋陷阵，战斗前亲自向战士们做战斗思想动员，做宣传鼓动工作。他是个宣传鼓动家、演说家，讲话简明扼要，生动活泼。他讲话操湖北口音，声音宏亮，铿锵有力。他经常说，红军打仗行军、瓦解敌军、宣传组织群众，都离不开政治工作的保证。同时，他对红军中党的发展工作极为重视。当时，部队每次战斗，党员的伤亡比例较大。战斗后，平章同志就强调利用行军作战的空隙时间发展党员。他经常强调共产党员要起模范作用：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
王平章同志工作扎实，作风深入，有时边行军，边和战士谈心。有时还和战士们讲有趣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有一次，他向战士们讲起南昌起义的故事。他说，“八一”南昌起义的当天晚上，党的组织通知各个党员，说今天晚上要起事，以枪声为号，每人胳膊上戴上一块白布。他说，当时起义枪声一响，国民党反动分子象热锅上的蚂蚁慌乱一团，有一个国民党的反动团长一下子钻进床底下。我们找了半天，才把他抓出来，这个家伙吓得要死……，引起满屋子的人大笑起来。
平章同志平时总是乐呵呵的，他和干部谈话总是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用深厚的同志式的真挚感情去诱导，使人受鼓舞。由于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大家都喜欢接近他，把他当做自己知心的首长和朋友。他对我们这些跟军首长在一起的工作人员——警卫员、公务员、炊事员、马夫、挑夫等非常亲切，每次宿营后都要去看望。
王平章同志生活艰苦朴素，他穿的旧军衣都打满了补钉，盖的被子破了几个大洞，脚上穿的是草鞋。他把红军战士当做亲兄弟看待，行军中他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给战士扛枪，背背包，背米袋；他骑的马经常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他对伤病员更是关心，每次战斗结束后，他都要亲自看望、慰问伤员；对送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总是再三嘱咐要多给他们带点粮食、食盐、药品等。
（四）
1932年1月，王平章、廖荣坤同志率领红二十八军从鄂东苏区挺进到皖西北苏区，一路上行军作战十分艰苦，曾多次遇上敌人的拦截和追击，战斗十分频繁。1月13日在泗道河与敌军七十五师激战一天，毙伤敌四四六团团长焦克功等以下官兵五百多名，缴枪四百余支；1月20日在胭脂坳、23日在白沙河接连与敌五十四师打了两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29日攻占了敌人囤集军粮的叶家集、开顺街等重要据点，歼敌安徽省保安团一个多营，俘敌三百多名，缴枪数百支；1月30日、31日在小南京给敌十二师以重创，歼敌数百名；2月5日、6日在双河山歼敌七十五师近一个团……。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皖西北地区军民的斗争士气，增强了军民的胜利信心，有力地配合了鄂东北根据地的斗争，部队本身也得到了很大锻炼，枪支、弹药、人员、物资均得到较大的补充。
红二十八军这一系列战斗胜利，震惊了国民党皖西“剿共”总部。于是，敌二十五路军总指挥梁冠英便下令调遣七十五师两个旅及安徽省三个保安团，共一万多人进攻苏区。3月中旬，一股敌军进到皖西老苏区南溪、汤家汇、桃树岭等地。这时，我红二十八军已先敌到达皖西苏区斑竹园一带。在得知敌军进占南溪后，红二十八军于3月26日由斑竹园转移到南溪北面火炮岭、门坎山构筑阵地，准备给进攻之敌以迎头痛击。3月28日清晨，廖荣坤、王平章同志率军特务营、交通队进入门坎山阵地。当天上午，敌人两个团对我军阵地两次进攻均被击退。中午，廖荣坤军长、王平章政委在阵地上吃饭。吃饭后过了一会儿，他俩拿望远镜一面观察敌军动态，一面交谈。军长说，看来敌人对上午进攻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估计下午还会来的；政委说，上午敌人伤亡惨重，可能还要来报复一下。不过我们居高临下，阵地对我有利，敌人胆敢再来，我们就再狠狠揍他。两人谈完话，叫交通队指导员马志强同志问一下二四四团、二四六团上午伤亡情况，并嘱咐部队做好准备，迎击敌人新的进攻。不一会儿，果然不出军长、政委所料，当太阳刚偏西的时候，敌人一个旅两个保安团全部投入进攻。当时满山遍野灰压压的一大片，鬼哭狼嚎地向我军阵地扑来。我们头顶上还有敌机不断地轰炸扫射。但我军指战员个个英勇顽强，毫无惧色。当敌人逼到我军阵地前沿时，军长一声令下：同志们，胜利的机会到了，冲呀！这时我军各山头冲锋号齐鸣，红旗招展，战士们象猛虎一样向敌人扑去。军长、政委带着交通队和特务营拚命朝前冲，整个山谷硝烟弥漫，杀声四起，敌人乱作一团。一阵激战把整个进攻的敌军击溃，敌人死伤比上午更加惨重。我们俘敌数百名，缴获机枪数挺，步枪数百支。
但这天战斗最不幸的是我军在反击中，王平章政委带交通队冲到敌军中，头部中弹受重伤。当时警卫员和交通队战士迅速地把他抬下火线。这时已天黑，军长派骑兵把王平章同志受重伤的消息通知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他连夜赶来看望军政委。由于平章同志流血过多，抢救无效，当夜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