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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湛江家用电器公司的三张王牌
信息·“扩张”·“冒险”
本报记者 黄绍进 黄扬略
广东省湛江家用电器公司，七十年代初还是一间编织老鼠笼、打锄头、镰刀的街道小五金厂，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十一家专业工厂和六千名职工，生产三十多种家用电器，在全国拥有一千二百多个联营销售点和一百二十多个维修站的“跨省公司”。该公司生产的“三角”牌电饭煲，两年多来，畅销国内市场，1983年与1979年相比，产值增长六倍，达七千四百一十二万元；利润增长九倍，达三百九十五万元；税金增长近四倍，达二百四十一万元。
这是一家经营生产型企业。特点是：
信息就是资本
湛江家用电器公司用大力气、下大本钱，建立起了一个完整的高效率的信息情报网络：以公司经理李秀森（人们称之为“信息大王”）为首的决策人员，就如人的大脑中枢。公司内设立的信息情报科，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千多个联营点和维修站，是遍布全身的神经网络，公司的情报员、营销员和代理人把各地的经济信息、市场动态和社会资料源源不断地送回。经理人员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每做出一个决策，都建立在对信息的充分分析和周密考虑基础上，以信息来指导经营决策，将信息迅速转化为产品，转化为财富。1982年下半年，外贸不景气，港币贬值，该公司的电饭煲出口指标被砍掉了，到11月份库存十二万只电饭煲。公司正打算停止进料、压缩生产人员时，从湖南省传递回一个信息：湖南省“以电代柴”规划会议在平江县召开。经理李秀森一听，喜形于色，立即带领五名情报员赶到平江县。在那里，他们不但与湖南省首批“以电代柴”试点县签订了供货合同，更重要的是从会议上获悉了中央决定在全国搞一百个电气化试点县的信息。他们一计算，全国一百个试点县连同各大中城市，每年需要电炊具一千万套，而当时全国电饭煲年产量仅三百万只，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于是，李秀森赶忙写一封急信回去，让公司不要压缩人员，马上大量购进原材料，增加电饭煲生产。他还在平江草拟了公司1983年的生产规划，将电饭煲年产量从上一年的四十六万只增到八十万只。会议期间，李秀森他们又下农村调查研究，从农民口中得知，农村要实现“以电代柴”，光是一个电饭煲不行，还要有蒸馒头的、煮开水的、炒菜的、取暖的，等等。回来后，李秀森马上组织人力研制电炒锅、电蒸笼、电水壶、多用电饭煲、暖风机等一系列配套产品，1983年上半年，陆续推出，大受农户欢迎。1983年共生产电饭煲八十三万只，用户订货却达一百万只。今年计划生产一百二十万只，仍供不应求。人们说，“一条信息使湛江家用电器公司跨进了黄金时代”。
目前，这个公司从经理到工人，随时随地都在了解信息，分析信息。对他们来说，政府一项关于保护森林的法令、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发展农村小水电的谈话、一个地方的电价表以至某一地区每年的新婚夫妇人数，都是重要信息。有的营销员从公路边的一条超高压电线，追踪到一个大厂矿，在那里做成一笔生意。他们的头脑中已牢固地树立了信息观念。
“扩张战略”
这家公司1980年前也是只管生产，不问销售的单纯生产型企业。外贸部门一压指标，商业部门一停收购，公司就会产品积压，危机四起。1980年起，他们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的经营科，提出“四面出击，服务至上，直线销售”的十二字方针，推行了一套“扩张战略”：
四面出击，公司经营科的推销员又是宣传员、情报员。他们被派到全国各地进行营销活动，权力很大，可以拍板定生意，花钱登广告，选择联营单位和代理人。花了三年时间，他们跟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千二百多个单位建立了联营销售关系。由于这家公司的产品质量好，价格低，一般比同类产品便宜10％—15％，用户乐意买；同时公司又以“让利联营、赊账批发”等办法，使联营对方有利可图，而又不担风险，乐意帮助这个公司开拓市场，因此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服务至上，对市场进行高渗透。他们在全国各地交通方便、市场集中的地方，设立了一百二十多个维修站，聘请当地有技术的退休工人当维修员，使消费者产生了对购买湛江家用电器公司产品的安全感。今年，公司准备在除了西藏、台湾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设立维修站，对全国市场做进一步的渗透。
全国联网，加强对市场的控制。他们将全国这一千二百多个联营销售点联成一体，其中任何一个单位，都可凭公司的电报、电话到另一个单位以出厂价调货。这样，既解决了运输困难的问题，保证各联营点不出现脱销或积压现象；同时将这一千二百多个单位通过公司这一枢纽，联结成一个巨大的网，互通情报，互通有无，对于掌握市场、巩固市场和发展市场有很大作用。
刚开始实行这个“扩张战略”时，公司外有人指责为“不务正业”，公司内一些人见到花费不少，感到心疼。对此，公司经理李秀森都一笑置之。现在人们明白了：没有这种积极主动的经营，就没有生产的迅速发展，就没有企业的蓬勃生机。
“冒险精神”
湛江家用电器公司由原来的一些街道工厂合并而成，厂房设备陈旧，资金缺乏。要开创新局面，怎么办？
“贷款”，李秀森下了决心。
他们从1980年到1983年的四年间，先后向人民银行贷了中短期设备贷款一千零八十万元，流动资金（余额）三千三百三十一万元。舆论对此哗然：“湛江家用电器公司是个空架子，靠借债过日子！”“李秀森这个冒险家，到头来非跳楼不可！”
李秀森和他的同事们对这些议论的态度是：你讲你的，我干我的！他们用这些钱引进和改造了十七条自动生产流水线，增添了一批新设备，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现代化水平。四年间累计，他们用这些贷款共创造了一亿九千四百一十五万元产值，一千四百二十万元利润，一千五百四十六万美元外汇，上交税金一千一百六十二万元，安排了三千四百六十八人就业，归还了设备贷款六百五十万元。
为什么他们负债经营，能创造出这样好的效益来？李秀森对记者说：实行以贷款搞生产搞建设，是对投资方式的一大改革。认为借钱办企业“不光彩”，是一种糊涂观念，至少是外行话。一个企业贷了款，经理人员的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就不象以前那样“任务靠计委，资金靠拨款，销售靠商业”，优哉游哉了。我们公司借了这么多的钱，光付利息一天就将近一万元，时间就是金钱，一天也耽误不起；公司上上下下都意识到这点，都感到肩负压力，谁都不敢怠慢，都得豁出命来干，抢时间，创效益。因此我们每次贷款之前，已计算好如何花钱，如何才花得快，花得好。贷款一到手，跑外线的，在家里的，一齐忙碌起来，没日没夜地干。往往一个厂房外面还未装修好，机器设备已装到里面生产了。
记者接触到公司的一些干部职工，都谈到这样的观点：一个企业长期靠贷款生产当然不行，要有自己的积累。但在创业阶段，要大干事业，就得敢于冒点风险，要敢于花钱，善于花钱。目前，他们公司又打算用国外贷款，引进四条先进的生产流水线，生产电冰箱、微型电机，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和提高产品的竞争能力。以我国这个十亿人口的大市场做后盾，全面打进东南亚市场，进而打到欧美市场。李秀森说：有人说我“有野心”，我要把湛江家用电器公司办成中国的“松下”，老实讲，我就是有这个“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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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李秀森的突破
吴昊
湛江家用电器公司经理李秀森，在经营管理中创见甚多。最值得称道的，是以下两点：
信息与政治
当李秀森听说中央决定全国搞一百个电器化试点县以后，立即决定将该厂电饭煲产量翻番，他的信息，不是来源于市场，而是来源于中央的决策。
信息对企业的重要，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所理解。然而信息从哪里来，调查市场需求，研究供销关系，了解消费动向，都十分重要。但除了这些直接的信息以外，还要了解国家的政策、规定、法令，了解党的路线和在某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战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家头脑里要有政治，才能准确地捕捉到经济信息。有些企业因为学习了中央1983年、1984年两个“一号文件”以后，做出生产决策，才得到繁荣、复苏的。头脑里有政治，才能高屋建瓴，对信息运用自如，做信息的主人，不做信息的奴隶。
“四人帮”讲“突出政治”，是把政治与经济对立起来，越突出政治，经济越落后，那种空头政治，已被历史遗弃了。但流毒尚未肃清，有些人现在还不大懂得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更不注意政治与信息的关系。
负债经营
湛江家用电器公司从1980年到1983年，设备贷款一千零八十万元，流动资金贷款三千三百三十一万元。这在过惯了统收统支日子、吃惯了“大锅饭”的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不光彩，是“冒险”。长期以来，形成这样的观念，似乎办企业，搞建设，就是做计划，报预算，拿到钱，慢慢花，安安稳稳，省力、保险。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差，基建施工进度慢，与这种传统方法不无关系。李秀森的负债经营，说明他不愿靠财政拨款过安稳日子，而是迎风破浪，闯荡江湖，积极进取，这在改革中是十分可取的。负债经营，给企业以压力。在压力下，出动力，出速度，出效益。这就是李秀森负债经营的根据。
当然，银行的资金如何投放，往哪个人、哪个企业身上投放，自有银行的根据。不过，那是属于另外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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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津新港船厂
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和促进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从司法部获悉：天津新港船厂运用法律等手段改善了企业管理，使全厂的生产、生活、工作井然有序，被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评为全国十个优秀管理企业之一。
1983年4月，新港船厂建立了法律顾问室，聘请了两名市法律顾问处的律师担任厂里的法律顾问，择优选拔一名助理工程师任法律顾问室的工作人员。一年来，法律顾问室通过提供法律咨询、协助解决经济纠纷等方式，改善了企业的管理，维护了工厂的合法权益，提高了经济效益。例如，这个厂曾承修一艘远洋外轮，修复后，即向船方提出了应及时配换机件的建议，但船方未予置理，继续往返航行多次，结果发生了故障。出事后，船方向厂方提出索赔三千美元的要求。这个厂的法律顾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证实厂方不该承担任何责任，遂代表厂方同船方谈判，船方只得放弃索取赔款的要求。又如，这个厂修船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打算直接与外商建立业务联系，但觉得没有把握，便向厂法律顾问室提出咨询。法律顾问室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了明确答复，肯定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促使修船部下决心开展这项业务。结果，修船部承修一条船的收入比原来可增加40％。
1980年11月，新港船厂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党委书记任调委会主任，并在全厂建立二十三个调解领导小组。几年来，由于调委会把工作重点放在预防纠纷方面，积极宣传法制，抓苗头，解疙瘩，使各类纠纷逐年下降。1983年发生纠纷的次数，比1982年下降52％，今年第一季度仅发生一起，调解成功率达92％。这样，不仅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而且使领导能集中精力搞好改革，指挥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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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通市通海区
乡办企业支援家庭小工业
本报讯 记者龚永泉报道：江苏省南通市通海区乡办企业积极支持社员发展家庭小工业。从事家庭小工业的专业户、重点户已达九千九百多户，占全区两户总数的70％，今年头四个月完成产值一千多万元，实现利润一百五十多万元。
通海区乡办企业从下面几个方面积极支持发展家庭小工业：
——提供廉价原料。张芝山镇和先锋、竹行两个乡的几家钢丝绳厂，两年来为农户提供了近二百吨弹簧钢丝，供农户生产沙发弹簧。川港乡志浩村二百四十户农户从事弹簧生产，去年净收入三十万元。
——进行技术指导。小海乡小撇港村宋立人，个体经营回毛加工。乡毛纺厂除提供回毛下脚料，还派老师傅给予技术指导。今年4月开业，头两个月就获利二千多元。目前，他已请了几个帮手，扩大加工能力。
——帮助疏通供销渠道。姜灶乡乡办企业供销人员支持农户从事绣花生产。供销人员在外地为农户购买样品，并帮助选择、购买原料，最后，再帮助农民把产品销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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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锡县生产上百种农副产品加工设备
本报讯 记者朱维群、通讯员沈云福报道：无锡县积极研制和生产各种农副产品的加工和贮运设备，目前有产品上百种，年产值约四千万元。这些设备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全县农副产品的多层次加工和多次增值，加速了农村的商品生产和流通。
为了适应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新形势，这个县近几年利用乡镇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实力雄厚的优势，制造了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和贮运设备，并且努力使产品适应集体和个体、加工和经销、进城和下乡等各种不同经营需要。
各种新型农副产品加工设备的涌现，增强了农民向多种经营领域转移的信心。前年县乳品厂扩建了一个日处理鲜奶四万斤的奶粉车间，使附近几个乡出现“奶牛热”，奶牛饲养头数从八百四十头猛增到三千二百五十多头。去年底，全县已有五万多劳动力转移到副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上来，占全县总劳动力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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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列车段改革值乘办法
部分列车试行轮乘制
本报讯 北京铁路分局北京列车段继21／22次京沪列车由包乘改为轮乘后，京丹27／28次列车从7月份也试行轮乘制。这项改革，使列车在不增加设备、人员的情况下，多售了卧铺票，增加了运输收入。
我国现行长途列车值乘采用包乘制，每两个乘务组包乘一个车体。今年3月15日，21／22次京沪车队在人数不变的情况下，把四个组改为六个。五个组跑车，一个组抽下来专门搞列车整备。车队每个组由三十人减为二十三人（不包括餐车），一个往返每天可腾出乘务员宿营铺位三十六个，到7月份，京沪车队已多卖卧铺票二千多张。
目前北京列车段正准备在长途客车上逐步实行这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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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短波
农民马英俊自办信息公司
山西省文水县城关公社北街大队青年农民马英俊夫妇，今年5月办起“灵通”信息公司，为农民和企业提供有偿信息。开业两个月，由这个公司提供信息后达成的成交额近百万元。
这家公司在提供信息成交后，按比例提成。公司成立后已收入近万元，除纳税和向有关部门上缴一定比例金额外，获纯利七千余元。
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这个信息公司已从最初的四人增加到十二人。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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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短波
文丰生制糖、养猪致富
湖南省衡东县欧阳海乡齐头村农民文丰生，恢复家庭作坊，利用大米、芝麻加工麻糖，再用糖渣喂猪，猪粪肥田，为农村致富走出了一条路子。
文丰生家有祖传的作糖技艺。1983年，他家迅速办起了家庭小作坊和小猪场。他加工的“岳山芝麻糖”常常被抢购一空。去年，他作糖纯收入八千三百多元。文丰生家又用糖渣喂了一百五十四头肉猪，获利润七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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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短波
吉州古瓷烧制成功
我国闻名的古代窑口之一的江西吉州窑，在沉寂六百多年后又点火开窑。一批奔马、雄狮、卧虎、花瓶、人物等仿古瓷已烧制成功。
位于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的吉州窑，是我国古代黑釉瓷生产中心之一。从一九八○年十月起，吉州窑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经过上百次试验，终于烧成了近八十个器型的仿古瓷。
经过测试，各种数据均达到古陶瓷标准。有关部门闻讯后，纷纷前来要求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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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短波
深圳特区计时器厂最近生产一种收音机电子手表，能计时，又可收音，款式新颖多样，深受消费者欢迎。
新华社记者 李长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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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短波
北海港是北部湾一个条件优越、很有发展前途的港口，1983年吞吐量达七十三万吨。新华社记者 何国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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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说点“婆媳”之道
平凡
婆媳关系历来是比较难处理的。婆婆定规矩，媳妇要自主，以致婆媳之间往往弄出些大大小小的矛盾来。当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放权、扩权，有点象婆媳关系一样，要处理好也的确不是一件易事。
现在，一些部门、单位的同志一讲起改革，都诉说上头婆婆多，关卡多，手中没有自主权，要打开新局面太难。但是，很少说起如何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也给下属的部门、单位放权、扩权。
应当说，“媳妇”们纷纷要求“婆婆”放权，这是个好兆头。没有强劲的东风，坚冰是不会解冻的。怕就怕将“大锅饭”一味地吃下去，谁也不吭一声。但是，我觉得仅仅要别人给自己放权、扩权，恐怕是很不够的。
任何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在不同的层次上，都既是婆婆，又是媳妇。即使是一个工厂企业，它也既是上头许多婆婆的媳妇，又是下头科室、车间、班组这一群媳妇的婆婆。事情就是这样地富有戏剧性：你说你的上级是“恶婆婆”，你的下级同样列举你的行状，大叫大嚷“婆婆恶”。中国有几句好话，叫做“设身处地”，“反求诸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每一个地区、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单位，都能想到做媳妇的苦处，至少是“上半夜想自身，下半夜想别人”，则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庶几近焉！
人有两手，难免要伸出来。问题是为谁而伸，为什么要伸？如果一手向上面要权，一手为下面松开不应有的束缚，而且向上面要了权，归根到底，也是用来为基层服务，为企业办事，那么，这两手都伸对了。反之，一手向上面要权，一手给下面设禁区、立关卡，“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那么，依我之见，这两手还是绑起来好。绑其绑人之手，卡其卡人之权，则基层和企业可以少受其困，这也是放权和扩权的重要内容吧！
放权、扩权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指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一是调动基层企业的积极性，一是调动每个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这是一条重要的原则。媳说媳有理，婆说婆有理，但媳妇也好，婆婆也好，都应该遵循此道吧！ （原载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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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最近在繁华地段开办多处夜市，受到群众的欢迎。图为东安门大街夜市生意兴隆的风味小吃摊。
新华社记者 张树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