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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在中岛先生墓前
周斌
1984年5月12日下午,小雨间阴,微风轻拂,我随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和苏灵扬同志,驱车来到东京都世田谷区豪德寺墓地扫墓。我们几人默默地站在中岛健藏先生墓前,周扬同志和苏灵扬同志分别向中岛先生和紧靠着的先生父母的墓碑,献上一束绮丽的鲜花,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文艺界的这位知己挚友,表示敬意,向在场等候我们的京子夫人表示慰问。
豪德寺墓地四周,松柏长青,一片寂静。中岛先生墓前三位都已年逾古稀的老人,深情地相视,合影留念,谁都不愿匆匆离去。
记得正好也是五年前的今天,周扬同志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往访日本,到达东京后的头一件事,便是前去探望重病中的中岛先生。两位老人含着热泪,在中岛先生病床上紧握双手、热情拥抱、相互勉励的情景,使我这个在任何场合都必须善于控制自己情绪的翻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周扬同志表示“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在北京接待您”时,中岛先生吃力地但却兴奋地说:“您既然可以战胜癌症,战胜林彪、‘四人帮’对您的迫害,我也一定能够战胜病魔,重访北京,去看看清除‘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新气象。”
然而,这毕竟是不可能的了。一个月后,6月12日凌晨,终于传来了中岛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当时正在大阪总领事馆治疗腰病的周扬同志,立即乘坐新干线赶往东京,沉痛地向中岛先生的遗体告别。
中岛先生先后十五次访问我国,大多是由我替他当翻译的,后来我去使馆工作后,也常有机会见到他,聆听他的教诲。所以他一直对我非常关心,每次见面都要给我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和知识。我也一直把他视作一位慈祥可亲的老师。
中岛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大文人,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毅然决然地把自己整个身心,用在同中国的文化交流上了。他创建和领导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1956年3月成立),成为战后中日友好事业影响最广、贡献最大的团体之一。
那个时候,日本国内反对日中友好、反对新中国的右翼势力,还十分猖獗。就在社会党浅沼委员长惨遭歹徒暗杀前后,中岛先生也多次接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有封信中还装着几颗子弹。但中岛先生每次都很坦然,一笑了之,不但丝毫没有退缩,反而干得更欢了。一次他向廖承志同志谈起这件事。他说:“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连结在一起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唯一牵挂的,是跟随我几十年的老伴。我们无儿无女,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她就苦啦。届时只好请中国多多关照她了。”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他说得很自然、很平常。
中国十年动乱,使他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作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人,需要同中国继续保持一定的往来,但他熟悉和深交的许多老朋友,一个个成了“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有的含怨离开人世,有的关押在监狱里,有的被送往边远地区劳改了。中岛先生虽然十分关心和同情这些老朋友的处境和遭遇,但又不便打听他们的处境(不打听,有关部门的“造反派”就已经强烈暗示他必须“划清界限”和起来“揭发批判”了)。一次,他离京回国,我送他去机场,在环顾四周无人后,他轻声对我说:“你知道我想念哪些人。如有机会见到他们,请代为致意,就说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
1970年国庆节,是中岛先生最高兴的一天。上午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正当他和身旁的聂荣臻、李富春同志交谈时,周总理走过来拉着他的手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告诉主席:现在日本一些友好团体也分成两派,不团结,打内战,但中岛先生一贯主张大联合。主席听后笑了笑,紧握着中岛先生的手说:“你搞大联合,我一定支持你!”晚上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时,周总理又对中岛先生表示:日本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比中国更复杂,希望你发挥影响,做好团结工作,推动中日友好事业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发展。中岛先生一边观赏焰火,一边深情地告诉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话他都记住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信任他,使他感到幸福和欣慰。
1975年中岛先生访华后回到日本,显得异常兴奋,在一次招待会上见到我就说:“我同他们干开了!”我一时不解,便去向跟随他多年的学生和助手白土吾夫先生请教。白土先生告诉我,姚文元会见中岛先生一行时,口气很大,出口伤人,在一些文艺理论问题上,竟狂妄无知地指责和教训中岛先生,气得中岛先生当场同他顶了起来。中岛先生反问姚文元多大岁数,看过几本书,写过几篇文章。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在同中岛先生的多次接触中,一个疑问经常盘旋在我的脑际。这就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位大文人无私无畏地投身于中日友好的崇高事业?我曾几次当面问过他。他每次回答都很简单:“因为我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同中岛先生长期并肩战斗、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现任理事长宫川寅雄先生认为,一是战争期间侵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使中岛先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美日两国推行的反华政策使中岛先生产生了强烈的愤慨;三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完全吸引了中岛先生这个终身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白土先生补充说,中岛先生几十年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清楚的轨迹的:他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感”。但中国鸦片战争后的悲惨遭遇,又使他产生了一种无比深切的“同情感”。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中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更使他欣喜异常,逐渐形成了一种毫不动摇的“期待感”,即坚信中国虽然会有曲折,但最终是可以成为一个自己寻求多年的“理想乡”的!
他们的分析都是很有道理的。正因为此,中岛先生在我脑中的高大形象,也越来越高大了。


第8版()
专栏:

“荐”的再议
玉生
读《人民日报》6月19日副刊《对“荐”应有奖罚》的杂文,令人耳目一新。我赞同文章对当前社会上的“荐贤”所作的分析,但有如下补充。现在“荐人”之弊,以“外荐”为多、为大。因为外荐的绝大多数来自有影响的领导干部或上司,平民之辈有自知之明,人微言轻,荐也不顶事,所以荐的很少。有影响的领导干部或上司所荐的人,自然,也说要有关部门讨论一下,但大家往往不易自由发表意见,讨论也往往流于形式,不同意也往往无济于事。
这“外荐”的社会效果如何,据我了解,并不都很佳。因为有的是“荐贤”,有的确乎不是“荐贤”,甚至借“荐贤”为名而行私。他们荐人以对我亲疏为标准,顺从我的,和我接近的,即使是不“贤”,也极力荐举;不顺从我的,与我不近的,即使是贤,也视而不见。由于荐人有亲有疏,所以,人们就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议论。有的说,现在当“官”,光有本事还不行,还必须上面有人。有的还编了顺口溜,说目前用人“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德才做参考,关系最重要”。这些议论不能说没一点根据。经验说明,“荐人”虽有有利于培养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一面,但也有不利于人才成长的一面。我以为,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造就大批四化需要的人才,主要要靠正确的政策和完善的用人制度。用政策和制度来决定干部的升、降、奖、惩。“荐”只是一种补充。否则仍难免个人说了算,何况我们的党风目前还没有根本改变好呢?“荐”有什么保证呢?
基于此,改革用人制度就成了极为迫切的要务了。


第8版()
专栏:

一代师表激后生
——《徐特立传》读后
曹瑛
我以崇敬的心情读完《徐特立传》(陈志明执笔、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闭目凝思,不禁心潮澎湃,徐老平凡而伟大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是的,徐老的一生是平凡的。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头衔,身上也没有耀眼的勋章。然而,我们的徐老,却以他毕生革命的实践——道德文章写下了自己的伟大光辉的历史,成了我们千秋万代的楷模。
初期,徐老抱着爱国爱民、追求真理的理想,在黑暗中摸索了半辈子。在封建制度下他曾想望出现个好人政府,此路不通,即弃官不仕,断指血书,旋潜心教育救国,当然此路也行不通。于是提倡向外国学习,自己首先赴法勤工俭学,考察比、德。回国后,专心办学,蔚为新风。这时,应该说徐老的思想和行动,随着时代的车轮又前进了一步。至1927年,徐老目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时候,在武汉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义愤填膺、号召群众揭竿上山去当“土匪强盗”的诗篇。正如他后来几次和我谈过的那样:“这时我的思想还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徐老这种自强不息,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十分称道,认真学习的。
徐老经过长期的痛苦的奋斗摸索,终于找到真理了。在长沙“马日事变”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党内一些不坚定的经不起考验的分子,叛变的、逃跑的、消极的皆有之。正是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期,五十一岁高龄的徐老,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坚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使中国人民得到解放。随即他奔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在江西中央苏区从事工农政权的建设,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后,他高瞻远瞩地创办师范学校、领导中国自然科学院,积极培训教育、科学技术干部。抗日战争时期,徐老奉党中央之命,驻湘领导我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工作,在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积极促进“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局面的形成,功绩卓著。新中国建立后,徐老仍领导党的宣传教育和研究工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直至最后一息。我们的徐老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忠实地写下了他为党为人民的事业,特别是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他由一个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道路,足为我们后辈所遵行。
我有幸在较长时期中追随徐老左右,亲聆教泽,现在虽年逾古稀,仍将学习徐老的革命精神,以砺晚节。谨敬介绍这本《徐特立传》给有志的广大青年同志们、朋友们阅读。研读这本书,是很有启发的,从中可以吸取前进的力量。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搬掉“铁椅子”
哈尔滨市南岗区国营文明食杂中心店原九名干部,在职工民主选举经理中,全部落选,成了“编外人员”。这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件“不该发生”的事情。这几位干部,若不是改革,他们可能依旧躺在“铁椅子”上,安然地捧着“铁饭碗”。可是如今这一逼,却将他们“逼上梁山”。他们从过去坐着喊到站着干,将办公室改成营业室,办起了一家小食品杂货店。开业仅八天,营业额就达七千多元。
对于那些至今还安躺在“铁椅子”上,不思改革,还一味讥讽、挑剔、阻挠甚至打击改革的人,看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快地搬掉他的“铁椅子”。 聂定华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乱戴和硬戴
十几年前,一位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对一位教授说:“你放心,好好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懂,就是限制、利用、改造嘛!”这纯粹是“张冠李戴”。不过,在那年月,知识分子事实上和资本家的政治待遇差不多。
时至今日,搞不清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者,依然大有人在。山西省某学校部分教师把近年来报刊发表的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文章剪贴在黑板报上,想让领导从中受到些启发,谁知第二天剪贴的报刊文章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篇不署名的“评论员”文章——《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造》!已是过时的“帽子”,还要给人戴,这是硬戴!
看来,阻碍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的地方,需要好好补补课,让某些受“左”毒很深的领导人懂得:在所有“帽子”中,只“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顶才最合适。 孟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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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铸工之歌
何仃我们高兴地迎着:熊熊的火,隆隆的雷……与沙漠一色的尘土,与朝霞共舞的铁水……走上人生的经纬。火热的浇铸,清醒的冷却,这就是砂型上,响当当的黑色铸件:——在球化中制服脆弱,在砂型上追求完美。当了世俗白眼的铸工,又有什么可后悔?后悔一次,回火一回!热血应在烈火中一沸。踏火穿烟,才懂得什么叫无畏;金花狂舞,才理解什么是奋飞……人生不可无追求,要乐于向祖国支付汗水。


第8版()
专栏:大地

塞上春曲〔木刻〕
唐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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