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现代戏的质量亟待提高
丁是娥
我们沪剧的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回顾沪剧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编演现代剧的发展史。特别是解放以后，沪剧发展经历了一次大的飞跃，走出了原先仅表现市民的圈子，开拓了表现领域，丰富了表现手段，涌现了不少新的现代剧，如《罗汉钱》、
《鸡毛飞上天》、《星星之火》、《芦荡火种》等，都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沪剧的看家戏，历久不衰，长演长新。由于沪剧在编演现代戏方面具有优良传统与较稳固的基础，所以粉碎“四人帮”以后，沪剧复苏很快，接连编演了《金绣娘》、《三接新娘》、《野马》、《一个明星的遭遇》、《寻娘记》、《姊妹俩》等现代戏，并通过上演这些剧目，培养了一批中青年挑梁演员。他们就是通过不断演出现代戏而在观众中
“红”起来的，同时，一批现代剧目也分别成为他们的代表作。 长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观众不是不要看现代戏，而是要看高质量的现代戏，问题的关键是你奉献给观众的是香醇甘美的琼浆，还是低质劣味的酸酒？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演一个现代戏并不难，但要演好一个现代戏却十分难，甚至比演好一个传统戏还难。因为传统戏都经过了千锤百炼，长年陶冶，在艺术上比较成熟，而现代戏刚编演出来，需要一个加工、琢磨、提高的过程。现在有一种偏见，凡现代戏，一上演就要求是艺术精品，否则就说现代戏不行。这等于要求一个孩子刚出娘胎就是窈窕淑女。现代戏创作担的风险大，受的指责多，这些都压抑了幼苗的生长。所以，我觉得对现代戏和演出现代戏的剧团要象陈云同志所说的：“有三分好，就要鼓掌”。他对现代剧目的关心和支持真使我们感动。当然，我们自己也要争气，编、导、演、音、美要同心协力，精心琢磨，反复砥砺，使璞玉成器，磨研出斑斓夺目的光彩。
从建国初期开始，我们对沪剧现代戏中一些优秀剧目，一直坚持反复修改，反复上演，使之成为沪剧艺术的珍品。这些戏被拍成电影、电视，在全国映播以后，大大扩展了沪剧的影响，推动了沪剧艺术的发展。现在沪剧现代戏以及擅演现代戏的一批中青年演员，也已经初步拥有比较稳固的观众群。这部分观众中青年的比例急遽增长。如《野马》、《一个明星的遭遇》、《寻娘记》等，都已演出二百场左右。《野马》演出后，收到失足青年的信件不计其数，许多生活中的“野马”受到震动，有所悔悟。《寻娘记》演出后，许多老人携带子女前来观摩，提倡尊老爱老的社会风气，缓和了一些家庭矛盾。这些现代剧目正是触动了老百姓最敏感的神经，使他们感到十分贴心，因此他们观看沪剧现代戏的热情大大增加。有人说，目前戏曲界不太景气。我觉得，每个剧种固然有不同的表演形式，但都应当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同现实生活、同人民的生活贴近了，才能得到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的喜爱。我们沪剧的发展正是这样。
现在演现代戏大多数是靠中青年演员，而目前中青年演员的文化修养、艺术素质亟待提高。因为传统戏有老一辈演员可以手把手教，比如象我九岁习艺，大字不识，全靠依葫芦画瓢，老师教一句我跟一句。但演现代戏老师最多只能略加点拨，而主要靠演员自己去揣摩，去体察，去表现，这时演员的素养将起主导作用。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记得1952年我们排演根据赵树理的小说《登记》改编的《罗汉钱》。当时由著名导演张骏祥执导。我演剧中小飞蛾一角，由于我没有钻研过原著，对小飞蛾这个人物理解不深，在排小飞蛾拾到女儿艾艾失落的罗汉钱，从而勾起她昔日情思一折时，我根据过去的经验，把小飞蛾的情绪处理得哀怨凄切，一大段唱声泪俱下，以至泣不成声。排完以后，自以为很成功，但导演并不满意，还认为我只会演悲旦呢！于是我重新钻研了剧本，并参照了原著，才意识到自己基调掌握得不准，以后逐步修正，终于较为成功地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曾有过痛苦经历，但热爱生活，富有朝气的农村妇女的形象。由于文化素养的不足而造成对人物理解的不当，这个问题在某些青年演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去年我院排演沪剧《雷雨》选段，一位青年演员饰演繁漪，可她对这个角色有抵触情绪，认为繁漪是个道德败坏者，应该上道德法庭接受审判。带着这样的认识演戏，感情上总是疙疙瘩瘩。演员的想法固然天真单纯，反映出来的问题却是艺术素养不够，对作品理解肤浅。这牵涉到历史知识、鉴赏能力和文学修养的不足，以致把这么一位被畸形社会扭曲了的女性看成是风流女子，把性格内涵十分丰富复杂的人物理解得简单了。所以青年演员一定要提高艺术素质。我院的一位中年演员为了演《日出》中的陈白露，广泛涉猎各种书刊，甚至学习美学著作，从美学角度来窥探角色的内心世界，把握人物性格基调。这种为演好现代剧而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值得倡导的。
演现代戏对演员观察生活、提炼生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言道：“画鬼容易画人难。”打个不确切的比喻，演古装戏有点类似于画鬼，你演表现古代青年男女相爱的传统老戏《庵堂相会》，即使是不熟悉古代的生活，只是按照老一辈演员的演法依样画葫芦，那么，除了老演员及一些老观众，不会有什么人过分挑剔。因为年代久远，谁也说不准个谱，也就难以评论。而你演《姊妹俩》，演《野马》，写的是八十年代的生活，八十年代的青年，哪怕是第一次来看沪剧的青年观众，也可以对你的表演说长道短，评头论足，稍有差池，就会贻笑大方。正因为现代戏在观众中产生的反应直接，观众对它的评判也就直接。这就要求演员十分注意观察生活、捕捉生活、积累生活、提炼生活。艺术的创造往往是长期积累，偶尔得之，演现代戏更是如此。
我在这里提出演现代戏的难度，绝非要我们在这个困难面前望而却步，而是希望我们象攻科学尖端、攻战斗堡垒一样去重视提高现代戏质量，因为我们今天的时代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戏，我们戏曲的振兴也需要高质量的现代戏。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药王庙传奇》及其它
肖甲
最近在北京舞台上演出的京剧现代戏《药王庙传奇》，是一出好戏。它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索。《药》剧写的是一个自学成才的青年，研究一种毒性强烈的中草药，用它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病，取得很大疗效的故事。这味有毒性的药，在《本草纲目》上名叫“雷公藤”。剧作中叫“天王藤”，改个名称大概是为了区分艺术真实与生活中的事实。
剧中描写的故事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它有事实根据。现实生活中，发明以这味毒药取得治病疗效的是湖北省洪湖县的医师周承明。这项发明是一个震惊中外的、开掘中医宝藏的医学成就。这样一个造福于人类、振奋民族精神的发明，受到了人民、党和政府的褒奖，同时也吸引了文艺工作者。湖北省的剧作者们，随着患者与学者云集的人流，到了洪湖县。
《药》剧作者从深入生活到此次定稿演出，历时三年零一个月。作者们以自己多方面的生活积累和思考，开掘出比较深刻的主题。
这出戏主要写两个人物。一个是八十年代自学成才的青年高小明。八十年代青年的主流特征是什么？大约应该是要求解除思想禁锢，凭着旺盛的精力，推动社会改革和致力个人奋进。这出戏里的高小明，在戏的开篇时已是学有成就了。高小明由于自己的小妹惨死，激起他发奋学医。十年的刻苦自学，他不仅具备一定的医理药理的基本知识，也有着自身试药和为人治疗的实践经验。他还自修了日文、日语会话，以广泛研究科学信息。他正向卫生部门申请行医执照。一个自学有成就的青年，他在其它方面的修养，常常是发展得很不平衡的，而且容易产生偏激、骄傲。当他遇到不合理的待遇时，他的抵触以至反抗就可能过分，甚至可能冲击到合理的规范。你看，高小明好心地要为一位旅日华侨治疗风湿病时，竟遭到不问青红皂白的申斥，他激怒了。他自信能医好这位“宛似小妹”的华侨小姐的痼疾，于是他假扮华侨，口操日语，送药上门，取得病家的信任，却不取分文。他思路敏捷，机趣横生，嘲讽地应付那些思想僵直的对手。他终于把华侨小姐的病治得大见好转了。但是，毕竟由于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不足而引起的大意，他痛痛地跌了跤；华侨小姐中毒了，生命垂危了，于是“无照行医”、“假扮华侨”、“擅用毒药”以至庸医杀人、草菅人命这些罪名，一齐涌到高小明头上。最后的结局，当然还有党和政府以及医院的全力营救，华侨小姐既得复生，而且由于高小明给予的一段治疗，风湿病也得痊愈。而高小明也就在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坎坷路上趋于成熟，继续前进了。人民和党肯定了高小明的发明创造。剧作者丰满地刻画了一个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形象，他不是高、大、全式的人物，而是有成功，有失败，有喜悦，有哀痛，他是生活流程中的一分子，是当代奋进青年群中的一个生动的塑像。
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叫韩望春，她是医院院长。由于她的家中人在尝试天王藤药时中毒致死，使她机械地、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地严斥服用这味中药，这就引起和高小明的一系列矛盾，导引出戏剧中的一连串的生活冲突。但她毕竟是一个正直的医学科学工作者，她以科学家的良心，最终认识到高小明是一个了不起的青年发明家，她由申斥高小明，到爱护维护高小明，完成了剧作者刻画的一个识别千里马的伯乐。这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高尚感情的伯乐，不是居高临下生来就伟大的伯乐，而是经过自己的失败教训而获得真知的伯乐。我们生活中的智者，大都是从这种生活流的规律中成长的。
这出戏还有一些人物，比如华侨小姐、老道人，也都刻画得生动准确。其中卫生局的沙处长，剧作者写他是一个受左倾思想影响较深的人。这个人物多少有些影子似的感觉，有些飘浮。院长的女儿也有些游离矛盾之外。还有些细节也还应更铺排得合理些，戏的矛盾发展还嫌单直。一出戏的创作，平地竖起，总会有这样那样一些缺点，但这是一出取材新颖，生活气息和时代精神浓郁的好戏。它表现的内容和主题，特别能和当代青年声息相通，在湖北演出时，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强烈反响。
《药》剧的上演，使京剧现代戏的发展大大地跨进了一步，增强了人们发展这一事业的信心。但这是一个艰难的事业，每当思索起来，总觉得它是一个具有紧迫性的研究课题。紧迫性指什么呢？指的是和人民（观众、听众）的关系。应该承认，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京剧只善于上演古代历史题材是不满足的。我们要突破京剧只宜表演古代题材这一局限，使京剧艺术的内容直接表现当代人的生活，直接和当代人民声息相通。
解放以后，京剧反映现代生活，早就提到了艺术发展的日程上。几次上演现代戏的高潮，推进了京剧改革的发展。但是，过去的一些京剧现代戏，从题材上看，虽然也有少数几个当代题材，大多数都是革命历史题材。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京剧艺术形式对我们的影响所致。我们总是在选材时考虑适应京剧的形式，总希望较多地运用京剧的艺术手段，以达到既能反映现代生活，又能满足京剧爱好者的欣赏要求。当然，任何艺术形式都有它表现能力的局限，但题材总要多样化，只不过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我们不应该用形式限制内容，而是应该不断开拓新题材，在这一点上，《药》剧的上演显示了开拓新题材的积极意义。
第7版()
专栏：
从《蓝屋》到《穷街》
——浅谈程乃珊的小说创作
徐兆淮
程乃珊是上海一位中学教员，也是一位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的年轻女作者。近几年来，她从写少年儿童文学起步，接着致力于中、短篇小说创作，先后发表二十余篇，出版过短篇集《天鹅之死》。中篇创作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是《蓝屋》，最近又发表了《丁香别墅》和《穷街》。从《蓝屋》到《穷街》，可以看出，程乃珊的小说创作正在形成自己的艺术风貌，呈现出向前发展的势头。
《蓝屋》是程乃珊的创作逐步走向成功的一个标志。程乃珊自小生活在上海，与中产阶级家族的人们接触较多，熟悉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熟悉他们的趣味和心理，对这些人在十年动乱前后所经历的变迁，她也有相当的了解。因此，当“左”的艺术偏见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时候，初登文坛的程乃珊，首先注目于这一生活层面，从这里开始耕耘，就是很自然的了。发表于1981年4月的《呼唤》，是最早的探索；但是此后，她没有在这方面作更多的努力。她早期的创作，透露了作者的才能，表明了她正在作多方面的尝试，但是她还没有完全找到自己的路子，艺术个性还不很鲜明。如果把这些作品，看作是这位年轻作者在艺术攀登上的一个个梯级，那么《蓝屋》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以独特的艺术个性，显示了作者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创作路子——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特长出发，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
矗立在原上海法租界的“蓝屋”，是暴发户钢铁资本家顾福祥兴建的一栋豪华宅第。在作品中，这蓝屋既是一种象征，又是艺术结构的纽结。作为象征，它代表了一种人生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作为纽结，它又牵系着顾氏家族祖孙三代的不同命运。
《蓝屋》虽然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跨度，但落墨的重点却是当今都市生活的一个特定的层面。这就是昔年的资产者个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儿孙，在近一二十年间所经历的荣辱盛衰。小说是围绕着顾氏家族第三代人传辉的“寻根”活动，以蓝屋的今昔为支点，逐步展开情节的。这个“寻根”活动，一方面把艺术描写的镜头摇向历史的纵深，从而展示了顾家的兴衰变迁史；另一方面又着重描写了传辉以及他父亲鸿飞，母亲芬，叔父鸿基，堂兄传业，恋人白鸿等对待蓝屋的不同态度，从而触及到不同的人生价值、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之间的冲突。作品的意义，它的发人深省的力量，正在这冲突之中。作品的时代感，也正是从这里表现出来的。
豪华的蓝屋，既是传辉的爷爷顾福祥财富的象征，而且是他的人格、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的象征。传辉的父亲毅然从蓝屋出走，是向一种旧的生活方式的挑战。但到了传辉，却离开了父亲的人生道路，艳羡蓝屋的豪华和舒适，向往他叔叔和堂兄的那种生活方式。这使他在堂兄传业面前，在叔婶面前，不能不显得卑微、猥琐。他身上少的正是当年父亲与旧家决裂时的那种勇气和骨气。他把蓝屋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追求着，当然就不可能象母亲那样，看出蓝屋“总有一天会倒坍的”。
传辉的蓝屋之梦，是在孙儿辈身上复活了的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追求。这种追求，甚至丧失了祖父顾福祥身上那股勃勃的野心，却更多了些庸俗的小市民心理。今天，在如上海这样的都会里，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风气和庸俗的小市民心理，在一部分人中间，包括中产阶级的后裔和非中产阶级的后裔中间，有所抬头，有所蔓延，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程乃珊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抓住了这一点，并在自己的作品中给以揭露和鞭挞，很能发人深省。
《穷街》在构思和立意上与同一时期的《丁香别墅》较为接近。它虽然没有象《蓝屋》那样深入到历史深度，却一样可以见出炽烈的人生追求，而且在艺术个性上更加鲜明了。女主人公习文绣，从她自小生活惯了的优裕的环境中走出来，走向完全陌生的“穷街”浩光街，在那里的一所中学任教。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作品令人心服地揭示了习文绣在陌生的环境下，怎样艰难地唤醒了学生们求知的欲望和上进的劲头，同时又怎样克服着自身从原先的生活环境中所带来的弱点和偏见，达到与学生在心灵上的沟通。正是在这心灵的沟通中，作者真实地展现了一个入世未深的年轻教师对自己所肩负的时代责任的觉醒，展现了这种觉醒的曲折的心灵历程。
从《蓝屋》到《穷街》，程乃珊的作品几乎全部取材于上海的都会生活，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勾勒出很地道的上海风情。她笔下的主人公，大多是出身于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们，至少是和这类家庭有着密切联系的人们。这是她所熟悉的，故状情写貌，常能举重若轻。然而，她对这个圈子之外的社会领域却不很熟悉，而这，又限制了她的眼界。她虽然并不想把人物写成单色的，却常常让人感到单薄，缺乏阅历很深的人生见识。能够看出，作者很善于真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和人物的襟怀向读者坦露，因而行文上无故意的做态，却颇见素淡之中的韵致。她对庸俗的小市民习气，有一种深深的厌恶，但对这种习气的根源却往往挖得不深。总的来看，她的创作有自己的独特风貌，也有明显的不足。然而，她走过来的道路和已经取得的成绩，毕竟证明了她是有才情的，也是有希望的。
第7版()
专栏：随感录
深圳人的呼声
韦祺
深圳特区，已为当今人们所触目，吸引了一批批来访者，激励了众多的文艺工作者，要为深圳这奇异的艳花讴歌。广大读者、观众也期待着一批题材、样式、风格多样化的，反映特区人民各方面斗争生活的作品问世。这期间，已陆续发表了不少激动人心的、讴歌深圳建设者的好作品。只可惜，拥有最广泛观众的话剧、电视剧、电影剧本却不能令人满意：第一部反映特区斗争生活的话剧，是写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第二个电视剧，也是写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更奇怪的是，第三个电影剧本，也是写走私和反走私的。这就给那些想通过文艺作品去了解特区生活的读者、观众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特区的主要特点是走私与反走私，腐蚀与反腐蚀。难怪特区的建设者要提出质疑：我们特区建设的各方面的斗争生活为什么不反映？
作家写什么，怎样写，这是作家的自由；作家要反映的生活，那怕是少数的、个别的，也可任由尊便，这也是创作自由；如果大量作品是从各方面反映深圳特区建设者生活，有几个话剧、电视、电影反映走私反走私斗争，也无所谓。可是，几个有限的又是拥有最广泛观众的作品，几乎全部反映反走私、反腐蚀，这就值得研究了。
深圳的建设者们，以短短几年的时间，把一个小墟镇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有多少可歌可泣动人故事，涌现了多少英雄模范！可是，为什么有些作家视而不见，而对走私如此感兴趣？说到底，是作家对特区的生活还没有深入观察、深刻理解。他们对这日新月异的生活，本来是陌生的，一到深圳，只看到海关，看到花花绿绿的来往港客，还来不及深入到工业建设，了解建设者贯彻对外开放、大胆革新等等，便急于求成，找了一条捷径——抓了容易理解的反走私生活。这方面的生活，过去有过许多报道，也有不少这类题材的中外作品可借鉴；而且，写走私与反走私，可联到海外，既有情节、色彩，冲突又尖锐，充满戏剧性，正是时下的“热门”，这比写建设者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容易多了。
写什么，是作家的事。写反走私，也未可厚非。深圳特区的建设者是否也可向作家要求：多写我们的建设成就，多写我们的改革吧！
第7版()
专栏：文化动态
安徽文联举行改革题材文学创作学术讨论会
本报讯 在举国上下议论改革、实践改革的声浪中，反映改革生活的文学作品愈来愈多起来了。新时期的文学如何更深刻地反映当前这场伟大变革，如何塑造四化创业者、改革带头人的形象，是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最近安徽省文联在屯溪市召开学术讨论会，探讨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问题。安徽省文艺理论界及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京、津、沪、辽、鄂、新疆等省市区的学者、评论家、编辑二十多人出席了讨论会。
与会同志认为，当前许多作家满腔热情地迅速地反映改革生活，让人们从文学中体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看到我们伟大时代的壮丽图景，以激励读者，推动改革的前进，这种努力是应该肯定的。这不是什么“赶浪头”、“写中心”，而是生活本身向文艺提出的课题。我们对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应该热情鼓励，大力扶植。
同志们指出，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要深化、要提高，就必须解决如何更准确地反映改革中的矛盾斗争以及如何塑造四化创业者、改革带头人形象的问题。文学创作要深刻地反映改革生活，可以而且应该反映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和斗争，回避矛盾就写不出深刻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而四化创业者、改革带头人正是在率领改革大军克服前进中的矛盾、障碍而显示出他的品格、力量来的。文学反映改革就要反映出改革的巨大潮流，写出改革必胜的力量，而不是孤立地写少数人的孤军奋战。只有写出改革历史进程中的群众的力量，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出改革生活的本质方面。
与会同志还谈到，我们的文学不仅在内容上要有新意，在艺术表现上也要有所创新。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必须在艺术上进行一些探索，逐步充实、提高，使我们的改革题材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更加完美，更加使人们喜闻乐见。 （文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