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革命者的道路
——《吴晗传》序言
廖沫沙
一
吴晗是我的同志和朋友，也是我的“同村”、“同栏”，以至“同台”受批斗的人。二十年前，邓拓、吴晗和我合写《三家村札记》，在《前线》半月刊开辟一专栏。邓拓同志和吴晗同志都是杂文大师，吴晗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写过《旧史新谭》。他的杂文大多以历史为题材，在当时被称为“战斗的历史科学的一支奇兵”。邓拓同志在六十年代初以独家写作的《燕山夜话》，受到广泛的读者欢迎。我也爱写杂文，从三十年代初年就开始写。因此，我们三个人一同走进了“三家村”，可说是不期而遇，殊途同归。尽管“三家村”是一个无计划无组织的三个人，但当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批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残痕、污迹。然而，在不平常的历史时代中，善良的愿望往往招致不测的后果，十年动乱一开始，继《海瑞罢官》受到批判之后，“三家村”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林彪、江青一伙发动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要砸烂这个小小的“三家村”；邓拓同志一开始就被迫害致死，吴晗和我则整天被批斗，有时一天批斗两场、三场，这样达一年半之久。在1968年的3月，吴晗同志和我同时被关禁，一年以后，吴晗同志被迫害致死，“三家村”就只剩下我一家了。我同邓拓、吴晗同志都是解放以后才相见、相识的，平时只有工作上的往来，直到“同村”受祸，才感觉到我们三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尤其是吴晗同志同我又一同被批斗达一年半之久，真可谓有难同当，成为患难之交。他过去的音容笑貌还时常在我面前闪动。前年一个刊物将吴晗同志1964年拍摄的一张照片拿给我看，我当时为这张照片提了一首七言诗：“鬼蜮为灾祸已萌，天真犹自笑吟吟；可怜一觉开封梦，留得身前身后名。”诗虽拙劣，却道出我看这张照片时的心境。
二
在吴晗同志被迫害致死十五周年之际，苏双碧、王宏志两位同志的《吴晗传》，就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吴晗是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三十年代初期就学于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曾经受胡适“科学救国”论的影响，胡适表示要把吴晗“训练成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吴晗则表示要照胡适所指示的“逐步做去”。在整个三十年代，吴晗的重要著作，如《胡惟庸党案考》、《胡应麟年谱》、《投下考》等等，都是属于历史考证的文章。但是，即使在他醉心于沿着胡适指引的治学道路走的时候，吴晗还是强烈地流露出爱国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以后，吴晗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大骂国民党卖国政府：“处在现今时期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到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吴晗的爱国思想，在他当时写的杂文、诗歌以及其他著作中时有表露。正是因为他有这样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四十年代初期，吴晗便逐步摆脱了“科学救国”论思想束缚，开始从书斋走入社会。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吴晗公开在课堂上把孔祥熙比作贾似道，称他为“飞狗院长”（指孔祥熙用飞机把狗从香港运到重庆），此后，他毅然加入“民主政团同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历史题材的杂文为武器，开始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投枪”，（见他的杂文集——《投枪集》），他同闻一多一起到处演讲、写文章，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他和闻一多、李公朴等逐步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闻一多被称为“狮子”，吴晗被称为“老虎”，同三十年代相比，吴晗前后判若两人。当他的学生问起他这种思想变化时，他说：“是时代，是历史”推着他走上革命道路的。
三
从爱国到革命，从旧民主主义走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在旧中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热爱祖国，不能忍受伟大的祖国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凌和蹂躏，为了振兴中华，才奋起革命的。这在近代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中，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康有为、梁启超便是不忍祖国被列强“瓜分豆剖”，为了改变祖国的“兵弱财穷”，才发动维新变法的。孙中山也是愤激于列强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才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的。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是在爱国主义推动之下而成的。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是在反对巴黎和会签约，反对北洋军阀卖国的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在“五四”运动前后，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也是在爱国主义思想上起步，寻找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的。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叙述了他们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经历：“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吴晗就是这样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出发，为了救国救民，从旧民主主义时期走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最后走上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的道路的。
四
吴晗是一个正直的学者，他有刚强的性格，一旦认定目标之后，只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就勇往直前，大步前进。在全国解放以前，他从一个受“科学救国”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一度想“功成身退”，后来经过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帮助教育，才恍然大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一场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从此，他下定了继续革命的决心。这段思想上的曲折，他都坦率地记录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和《朱元璋传·序言》这两篇文章中。从这两篇文章，我们不但看到他改正了错误、克服了错误观点，而且看到他下定决心继续革命。在愉快地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之后，他精神奋发，努力工作，不顾疲劳地为党为革命的需要兢兢业业地工作。从1949年到六十年代之初，他对首都北京的文化教育的发展、学术活动、古籍整理以及文物古迹的整理和保护等等方面都作出杰出的贡献。也就在同一时间，他发表了许多文章，重新改写出版了《朱元璋传》等等著作，他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把自己培养成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在十几年中一次再次地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954年吴晗在给彭真同志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这种出自肺腑的心声，表现了他对党的极大信任和对共产主义事业怀有崇高的理想。他终于在1957年3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晗所经历的道路，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先进的人们所寻求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革命者的道路。《吴晗传》如实地反映吴晗所经历的这条道路，这对青年知识分子在选择自己的道路时是有参考价值的。因此，让青年人读一读《吴晗传》是有益的。同时，《吴晗传》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吴晗的治学道路、学术思想，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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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冒尖”色变
钟怀
这几年农村的改革所以搞得好，首先是清“左”搞得好。试想，如果不解决谈包色变、谈富色变这类思想问题，我国农村的面貌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吗？
要把城市的改革搞好，重要的也是清“左”。现在谈包色变、谈富色变的人少一些了，但谈“冒尖”色变的还大有人在。他们总是害怕这一部分工人冒尖了，会影响那一部分工人的积极性；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冒尖了，会影响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们总认为“冒尖”和“共同富裕”有矛盾，同社会主义原则不搭界。
其实，共同富裕，是波浪式前进，不是军事操练中的“齐步走”，大家整齐划一地同时到达富裕境地。那样理解“社会主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现实的共同富裕之道，只能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影响更多的人、更大的范围也富起来。这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许多农村由穷变富，不正是走的这条道路吗？有第一个万元户，才有第二个、第三个……万元户。有一个、两个、若干个专业户，才有专业村。倘若不许冒尖，见谁冒尖就眼红，就砍，那必然还是回到大伙一块贫困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人们领教得够了，早已如实地斥之为“假社会主义”。
不允许冒尖，实质上还是主张“大锅饭万岁”，并不是真正想搞富民政策。一些同志开始是怕农民富，因而怕农村中有人冒尖。现在又怕工人富，怕知识分子富，因而在城市改革中对冒尖忧心忡忡。其实，农民也好，工人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冒尖的人越多越好。这样，才有社会的进步，才会带来我们国家无限的生机。
让我们以最大的热情欢迎人们冒尖，再冒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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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直罗镇战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的率领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迅速北上。1935年9月底，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与徐海东、程子华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彭德怀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后改为杨尚昆）。直辖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第一军团由中央红军编成，下辖第二、第四师和第一、第十三、第十五团；第十五军团下辖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整个方面军约一万一千余人。
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这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它标志着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开端。蒋介石对此极为恐慌，妄图趁我军立足未稳，发动进攻，一举歼灭。他企图派军首先构成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并打通洛川、鄜县与延安之间的联系，构成沿洛河南北封锁线，尔后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方针，围歼我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敌人为了完成这一作战企图，调集了东北军五个师的机动兵力，分两路向我进犯。西路为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的第一○九师、一一一师、一○六师、一○八师，由甘肃的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陕北鄜县方向前进。东路为王以哲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接应董英斌军东进。面对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敌我双方情况作了科学分析，制定了英明的破敌之策。总方针是，向南作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并向洛川、中部
（今黄陵）、宜君、宜川、韩城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以扩大根据地和红军。并决定将敌放进直罗镇，趁敌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主力，采取侧击包围战术，将敌歼灭。
根据作战方针，彭德怀和徐海东率领我军团以上干部，登上直罗镇西南面一座高山察看地形。直罗镇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由镇中穿过。镇子东头，有座古老的小寨，里面的房屋虽已倒塌，石头砌的寨墙却大部分完好。镇北面是一条小河。指挥员们一致认为这一带地形对我有利。为了防止敌人利用直罗镇东头的寨子固守，令十五军团派一个营，连夜平毁了土寨，同时还消灭了直罗镇附近几个寨子的反动民团，封锁了消息，完成了战前的必要准备。接着一军团和十五军团预伏于直罗镇南北山区，隐蔽待机。
10月28日，敌第五十七军开始东进，但行动审慎。11月1日占领太白镇后，即停下构筑工事。敌第六十七军的第一一七师11月6日进到鄜县后也未再动。为了调动敌人，我军一部加紧围攻甘泉，以迷惑敌人。果然，敌西北“剿总”见甘泉军情紧急，忙令董英斌除留第一○八师守备合水至太白镇一线外，其余火速东进，迅速构成葫芦河封锁线，并解甘泉之围。20日，敌先头部队第一○九师，在牛元峰师长带领下，以六架飞机作掩护，窜进了直罗镇，钻进了我军预设的口袋。
21日拂晓，我军按原定计划，突然向敌发起攻击。红一军团在直罗镇以北地区展开，二师、四师向直罗镇北山发动进攻，四师第十四团插向安家川以东高地，切断了一○九师的退路。红十五军团向直罗镇以南地区展开，以七十五师的两个团及七十八师的一个团从西南、正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向直罗镇南山和镇东南的土寨发动进攻，堵住了敌人向东的去路。这样，敌一○九师就成了瓮中之鳖。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都在前线指挥。毛泽东的指挥所，就设在离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他特别指示：一定要打歼灭战。天刚亮，两路红军象两只铁拳，从直罗镇南北高山上砸下去。南面一响枪，敌人立刻向北撤，北边一响枪，他们又反过来向南扑。一○九师象一头野兽被夹在两山之中的一条川里。激战至十时左右，在北山，红一军团将守敌第六二六团大部歼灭，并击溃了由直罗镇增援的敌六二五团两个营，残敌约一个营退至直罗镇北侧小高地进行顽抗。在南山，红十五军团将敌六二七团大部歼灭，在一军团的协同下，趁势插入了直罗镇内。敌师长牛元峰几次率部向北山突围，都被一军团打退。敌师直属队在突围中被一军团歼灭。战斗到中午，牛元峰见突围不成，即率各团残部五百余人，退到直罗镇东南土寨，妄图固守待援。
下午二时，红一军团二师在四师十二团配合下，歼灭了直罗镇北侧之敌。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继续向退守土寨之敌发起进攻，由于地形险要，寨墙虽被我军事先拆毁，仍易守难攻，因而未能奏效。这时，周恩来来到十五军团，拿着望远镜向敌人固守的小寨观察，并询问了战斗的情况。他指示：敌人已经成瓮中之鳖，暂围不攻。寨子里无粮无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于是决定红十五军团一部暂时将敌人围困起来，待敌逃跑时，再歼灭它。
当晚，敌西北“剿总”得知第一○九师被围，急令第五十七军率第一一一师、第一○六师速向直罗镇增援，第一一七师由鄜县向羊泉镇、张村驿前进，第三十八军十七师由中部地区向公家原、丁家原西北方向前进，妄图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以解敌一○九师之围。于是，我军决定以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向直罗镇增援之敌第一○六师、第一一一师，该敌遭我阻击后，被迫向太白镇撤退，我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灭第一○六师的六一七团。
23日，敌第一○九师师长牛元峰待援无望，趁黑夜率残部向西突围。我七十五师战士跟踪追击，追了二十五里，终于把牛元峰活捉了。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这次战役，干净彻底地歼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三千余人，迫使敌西路第五十七军退回陇东，东路第一一七师退出鄜县，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不仅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而且为发展根据地和扩大红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毛泽东11月30日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总结。他指出：“我们胜利的原因：
（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
（四）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这一胜利实现了中央与军委决定的“向南作战”与“初冬解决‘围剿’”的总方针。12月27日毛泽东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给予直罗镇战役高度评价。指出：直罗镇一仗，“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胡庆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