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改革的浪潮与文学的探索
宗杰
文学创作总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时代潮流的前进而前进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进行拨乱反正，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要把体制改革作为一件大事抓好。当前，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处处议改革，人人谈改革。改革的浪潮席卷中华大地，震撼着亿万人民的心弦。改革的呼声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最强音。
改革是推动我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随着现实生活和人们精神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期望作家迅速地反映时代脉搏的跳动，通过文学看到我们伟大时代的壮丽图景。我们许多作家也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几年之前，当改革刚刚兴起的时候，我们有些作家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历史趋向，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正在萌动着的改革力量，努力塑造那些四化创业者的动人形象。近年来，许多作家更以反映改革为己任，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出我国社会生活中涌动着的改革的浪潮，并以此感染和激励读者，推动改革的前进。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们对于改革的理想、愿望和追求，也反映了改革的带头人的艰苦曲折的斗争。这些充满着生气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些文学中的四化创业者的典型，已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这些面对现实，热情反映党所领导的四化建设、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尽管有的不够成熟，有的甚至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就其立意和主导方面来说，是顺乎潮流，合乎人意的。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是我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有人认为，改革刚刚开始，改革本身都还在进行探索，文学创作何必匆匆忙忙去写改革、“赶浪头”呢？我觉得，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我们不赞成过去那种所谓“写中心、演中心、画中心、唱中心”的简单化的观点，也不主张作家对生活采取不假思索的轻率态度。但是，敏锐地反映当前的改革生活，并不是什么“写中心”、“赶浪头”。改革已经是我国当前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历史潮流。这是文学对象中最生动、最活跃的现实。我们的作家同迅速发展着的现实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断深入到急剧变化着的生活中，去吸收创作素材和诗情画意，正是他们的创作富有活力、富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对于作家们的这种热情，应当加以鼓励，而不应加以责难。当然，正象改革本身是一种新事物，有待于通过探索，逐步去充实、去完善一样，反映改革生活的文学创作也是一个新的艺术尝试，有待于作家通过探索，逐步去充实、去提高，使它从内容到形式更完美、更厚实。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以期推动反映改革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文学要反映改革生活，就不可避免地要反映改革进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斗争。改革是一场斗争。要改掉那些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规章制度，要革除那些长期沿袭下来的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官僚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弊端，要触动那些旧的习惯势力，就不可能不进行斗争。文学作品反映当前的改革，可以而且应该反映改革进程中的矛盾和斗争。回避矛盾也就不可能创作出富有生气的、具有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的作品。我们许多作家富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敢于揭露矛盾，触及时弊，对那些阻碍四化的落后思想和陈腐势力，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鞭鞑。批判是不讲情面的，但态度是热情的，他们的作品能给人们以鼓舞的力量。这主要在于，他们注意到，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下进行的。尽管在改革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甚至还会出现曲折，但相信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改革是一定会胜利的。文学作品在反映改革中的矛盾、斗争乃至挫折时，能表现出整个社会的“积极的背景”，表现出改革必然胜利的趋势，这样，不管矛盾斗争写得多么尖锐，作品仍然是积极的，鼓舞人们前进的。如果把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写成不可克服的矛盾，把改革的尝试写成毫无成功的希望，这就会违背作家反映改革的初衷。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写出在我们社会生活中流动着的改革的巨大的涌流，写出改革必胜的力量，从而鼓舞人们进行改革、建设四化的胜利信心。
努力塑造四化创业者、改革带头人的典型形象，是反映改革生活的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在我们当前所进行的伟大改革中，必然会涌现一批敢于率先执行党的方针路线、领导群众改革的带头人。文学创作反映改革生活，可以而且应该大力塑造四化创业者、改革带头人的形象，并通过他们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近几年来，反映改革生活的文学作品，塑造了不少性格鲜明的四化建设的虎将形象。这些四化创业者、改革带头人的艺术典型之所以能活在人们的心里，就在于作家坚持从生活出发，从社会生活的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人物的命运、遭遇和性格，把他们看成是血肉之躯，而不是神，不是“高大全”的超人；写出他们性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不是变成抽象概念的演绎。这就是我们许多反映改革生活的作品感人之所在。当然，也有少数作品，按作者的本意也许要写出改革的艰难和从事改革的人们的命运、遭遇。但是由于过多地渲染了这些人物的“孤独感”，或者着意写他们的失败结局，在客观上给人以消极的感觉。写四化创业者的艰难、苦闷、甚至失误，只要符合生活的真实，并不是不可以。但也不能不注意到，我们今天从事改革的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一支浩浩荡荡的改革大军。作为改革事业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他们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甚至要付出一些代价，但他们不会孤立，他们的挫折也总是暂时的。我认为，文学作品反映改革，塑造改革带头人的形象，不应当过多地渲染他们孤军奋战和他们的悲剧结局，而要从实际生活出发，写出他们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让读者感到，在这批改革带头人的后面，广大群众是强大的后盾，只要把群众带动起来，其势将排山倒海，不可阻挡。这样表现改革带头人，将可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改革生活的本质方面。
我们的作家要反映时刻变化着、前进着的改革生活，就需要深入到改革生活的潮流中、漩涡中，同改革的大军同呼吸共命运，对改革生活进行宏观的历史考察和微观的深入解剖。改革在探索，反映改革的文学也需要进行探索。我们相信，经过作家们的努力，将会有一大批反映改革生活的优秀作品，如参天大树，屹立于社会主义文学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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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摸索中成长
——刘兆林小说创作一瞥
殷晋培
刘兆林写小说非今日始，但他的作品颇长时间里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苦恼过，思考着在新时期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中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子来。这一条探索的轨迹，清晰地呈现在他近两年来发表的作品中。
1982年发表的《爸爸啊，爸爸》，可以说是他苦恼时期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一位患精神病的退休老教师，整日忙于在军区大院内捡破烂，弄得他在军区当干部的儿子处境尴尬、脸上无光。作品立意歌颂一位精神有病的老人尚思为国出力，但小说透露出了作者艺术情趣上的弱点：为了对捡破烂老人的动机造成悬念，作品过分地借助于误会法，这样制造出来的矛盾冲突自然难有避人为之嫌。1983年初发表的《爱情线·事业线·生命线》，是他努力塑造当代军人英雄形象的一次新尝试。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为事业而舍弃生命与爱情的牺牲精神，确实闪现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光彩；小说中的一些场面也写得颇为真实，不乏动人之处；但选择主人公从病危到牺牲这一特殊的切入角度，多少仍残留着追逐离奇的痕迹。稍后，作者又发表了《雨后，山谷静悄悄》，从艺术上看，这篇小说真实而又细腻地刻画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只是结尾意外翻车，导致主人公为抢救小孩而牺牲的情节颇多突兀感，人为的痕迹忒重。这说明作者在表现生活时，过多依赖于偶然性，过于偏爱离奇和奇特，对隐藏在生活现象后面的必然因素还没有能充分把握住。
中国古典小说素有“无奇不传”之说，但奇有可信与不可信之分，新奇和离奇原是一褒一贬的两极。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但生活中的奇，并非都能进入文学，需经选择和提炼。只有选择那些有充分生活依据、符合事物运动规律的东西，才可能创造出新鲜而又真实的文学作品。对刘兆林说来，只是到《雪国热闹镇》，他才开始悟出其中的道理。
短篇小说《雪国热闹镇》确实给人以新奇之感。小说写的是北疆国境线上一处美之曰镇其实并没有镇的江边村落，这种特异的环境，本身对读者就具有新奇的吸引力。新兵牛奔的到来，为这块缺乏热闹的雪国僻野，平添出只有在这特殊背景下才能展开的一番热闹来。这个心地善良、思想活跃、却没有受过部队严格纪律教育的新兵，来镇才几天，就越过班长杜林，为镇上唯一的居民瘸汉张荣庆保媒娶了个哑巴媳妇。牛奔和班长杜林之间由猜疑逐渐演化成激烈的冲突。“热闹镇”真是闹得不可开交：哑巴早产，牛奔失踪，杜林既为小孩没奶吃而一筹莫展，更断定牛奔持枪外逃而怒火中烧。岂不知牛奔这时正拿着班长的烟酒，于大风雪夜自作主张，越过国境线，潜入他乡去偷换婴儿急需的鲜奶。这是一场误会，但却真实可信。因为受“左”的习惯思想束缚的杜林，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求知欲强、思想活跃却又有些散漫的城市兵牛奔，必然要产生可笑的误解和曲解；而故事又发生在特殊的地点、特定的时刻，牛奔不辞而别的特殊行为，也确实造成了一种连读者都在盼发奇想的悬念感。人物思想和行为的动机符合生活逻辑，整个故事也就洗净了那种人为的矫饰和做作感。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写得虽还不是那么鲜明和深刻，但这并不影响小说的魅力，这里的奥秘就在于小说描绘了一幅祖国僻野边镇的热气腾腾的生活画面，那画面中洋溢着一种浓郁而又新奇的生活气息，特别是人物那不尽合法却入情入理的行为中，充满着一种生活在雪野僻疆的青年军人的活泼朝气和军民关系中温暖的人情风味。
对刘兆林说来，这意味着突破。但这种突破多少还是沾了题材新奇的光。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新奇的题材并不是俯拾可见的。那么，如何在和平时期的日常军营生活中开拓出更有新意的境界，这是一个更有难度的课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中篇新作《啊，索伦河谷的枪声》标志着刘兆林的创作登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个中篇描写的是我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属于传统题材，已无新鲜感。但小说偏从难处入手，潜入貌似平淡的生活领域，而获得了自己别有新意的独特发现。
小说主人公、新任连队指导员冼文弓，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他回到培育他成长、如今却令人痛心地变得十分落后的连队。连长王自委资格虽老思想却严重衰退，平庸度日又傲慢专横；战士中有的因受过冤屈而心情苦闷；有的思想活跃却受到压抑；更有的竟冒充高干子弟而颇受青睐……思想上的严重混乱，使得连队象没有灵魂一般处于涣散状态。作品尖锐地把连队生活中的矛盾和盘托出，表明了作者敢于正视生活的胆识和勇气。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品在多层次的矛盾冲突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富有改革精神的基层政工干部的鲜明形象。
冼文弓有理想、有志气、有才学，他不仅敏锐地发现了连队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善于从辩证的角度，去发掘消极现象中隐含的积极因素。冼文弓的行动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他明确自己的工作对象是八十年代的一代新兵，这些战士思想活跃，求知欲强，对精神生活有着更高的要求，对自己的尊严更为敏感。对待这样的战士，老一套的政治工作方法显然已不很适合了。冼文弓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和对象，在继承官兵平等、干部带头、发扬三大民主等政治工作优良传统作风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懂得心理学的优势，从研究、掌握战士心理入手，以同志的热忱、战友的深情，迅速赢得战士们的信任和友谊，然后引导他们充分发扬潜蕴在各人心头的积极因素，加强对历史责任感的认识，为重建军魂献出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在改造客观环境的过程中，冼文弓从战士们的优美情操中吸收营养，使自己的精神世界也不断得到升华。冼文弓是一个在新情况下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新人形象。
这个中篇以刻画人物心灵的鲜活感见长，这说明作者已逐渐摆脱过多依赖特异事件和变故的偏好，而具有了深入把握人物内心的能力。自然，也有未尽人意处。譬如王自委的转化显得勉强、依据不足；艺术上，作者有时亦有渲染过头的地方。我觉得对这些弱点不必过多地挑剔。在探索的过程中，重要的是在正确方向指引下坚定自己的步伐。作者正在不懈努力。前不久，他又发表了《枪声》的续篇《黄豆生北国》，对道德情操领域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虽然未见得出现更大的突破，但只要保持这种势头，相信他会获得更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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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会被遗忘的人
——怀念袁牧之同志
荒煤
今年6月30日是袁牧之同志逝世六周年。他的文集总算快出版了。回忆我和牧之同志的一些交往，实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笼罩心头。
第一次看他的戏，是1932年的秋天，牧之和王莹合演的丁西林写的独幕剧《酒后》，我很欣赏牧之的演技。后来又看了他在《怒吼吧！中国》、《回春之曲》等话剧以及影片《桃李劫》中的演技，更觉得他是一个好演员——当然，也感到他演电影的舞台腔太重。
但是，我和牧之认识却很晚，那是在1953年的春天，我刚调到电影局来不久。他细心地热情地向我介绍了电影方面的情况，当我和他握手告别时，他突然微笑着指着我刚才坐的地方，说了一句：“你坐的，就是波儿常坐的位置！”走在路上，我还不禁揣摩着这句话的含义，是指我应该把陈波儿同志去世后那份领导电影艺术创作的工作和责任都挑起来呢？还是指我应该象波儿同志一样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很好地和他合作呢？我当时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把波儿同志撂下的重担挑起来。但是，我从这句话里感到了一种信任和期望，这使我这个“影盲”有点惶恐不安。我想，我应当向牧之同志这位党内专家好好学习，跟他好好合作。
然而，很不幸，我们之间的愿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因病经过长时间的休养，后来又希望进行创作，终于离开了电影界。大概是1958年他举家迁往昆明之前，他又约我去他家长谈了一次。他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很坦率地表明我的心情，认为他是我们党在最困难的时期把他送到苏联去学习电影工作的一位老同志，现在居然完全脱离电影事业，我感到十分遗憾。他诚恳地表示接受我的批评，也真诚地表达了他的心情和处境，例如反右派运动中，有人怀疑他是什么长影“右派集团”的幕后人；他的身体也不好，而且他有一个创作计划，他认为很重要，并且早在苏联的时候，就酝酿写作了。他希望晚年集中时间完成这部作品。但请我原谅，现在他不能告诉我详细的内容。就这样，我们分手了，一晃就是二十年，再也没见过面。我只记得林杉同志透露过一点信息：牧之同志大概是企图用中国牛郎织女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拍成一部影片，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史。
1978年春天我重返北京，记不清哪位同志告诉我，牧之还在北京，身体仍然不好。我倒想去看看他。问了电影界的几位同志，有的同志根本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有一位同志对我叹息道，他已经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了。听了这些情况，我反而更加迫切地希望看到他，终于我在一个下午跑到三里屯，和牧之同志在一间小小的屋里见了面。他本来躺着，见到我就从床上坐了起来，紧紧地和我握手，然后半靠着床头谈起来。我觉得他的精神很好。苍白的脸上显出了兴致勃勃的光彩。他告诉我，他的那本著作终于即将完成了，无论如何请我看一下，我不禁笑道：“这还用说吗？”
可是，我怎么能想到，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6月30日，我听到牧之病危的消息，急忙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刚刚去世。我掀开被单最后看了他一会，他苍白的脸上显得异常严肃和平静。我的幻觉，似乎听到一种声音：“他现在真是一个被遗忘的人了。”
几个月后，朱心同志和袁牧女母女二人拿来一部稿子——《小小环球》送给我，委托我设法出版。当天晚上我反复翻着这部稿件，感情很复杂，很兴奋，因为长期象谜一样始终使我猜不透的这部作品，我终于看到了。一边读着，一边感到钦佩。从创作意图和全稿的注释中可以看到，牧之同志确实下了苦功，读了许多书，对社会发展史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广，从人类的起源、生产力的发展、婚姻制度直到童话、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创作的许多理论，都进行了探讨。也知道了这部著作真正完成的时期，正是在十年动乱中，全家下放湖北均县农场劳动的时候，我仿佛能看到牧之一面哮喘、一面挣扎写作的情景，既为他的毅力和精神所感动，也不能不感到悲愤。当电影出版社要出牧之的文集时，我再三提议，请他们把《小小环球》作为附录，随文集一起出版，以作为牧之同志逝世五周年的一个纪念。
总之，这本文集可以概括牧之一生的努力，也可以看到他思想发展的过程。他早期的剧作显然有艺术至上的倾向，但后来受到左翼运动的影响，参加了革命戏剧电影工作，走向了革命现实主义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拍摄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桃李劫》、《都市风光》、《马路天使》等优秀影片。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学习和实践的经历，可惜没给我们留下什么文章。之后回国，在解放战争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开展电影工作；建国之后，为新中国人民的电影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特别是在培养新的电影创作人员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为建设新中国电影事业所作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后半生，则以《小小环球》这部作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的同志谈到，以牧之的才能，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孜孜以求而没有结果的创作，实在是一个悲剧。但是文集出版之后，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悲剧。
仔细看看《小小环球》的创作意图、创作构思和前言，你不能不惊叹他为了一个宏伟的创作的意图和设想，发挥了多么天才的想象能力，进行了多少艰巨的劳动！他认为从有阶级到消灭阶级这一空前伟大的转化时代，如果用文字作品来概括和总结的话，那末也只有借用神话的故事，除此别无他法。我认为，倘若不是经过十年内乱，容许牧之继续把拍摄电影的意图和计划、连同剧本都写了出来，以牧之的才能和努力，你怎么能预料到他不会拍出一部令人震惊的影片？！我是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这句古语的。非常遗憾的是，十年动乱夺去了他的时间，更加摧残了那衰老的身心，使他壮志未酬身先死，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他在文集中宣告，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生活在毛泽东思想的故乡和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限的幸福。“有这样的时、空和条件，就自然而然地反映成一个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来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
他就是为了这个理想，不计成败，勇往直前，战斗不息的人！因此，他是绝不会被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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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映改革的小说集《各领风骚》
《各领风骚》是一本以改革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佳作选。其中有反映工业战线改革的《奇梦》、《竞争者》、《火红的云霞》、《创作手记》、《各领风骚》；有反映农村改革的《龙种》、《蜂花》、《赵镢头的遗嘱》；有反映部队改革的《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反映商业战线改革的《芙蓉日记》等。
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透视了各条战线各个阶层发生的新的变化，写出了新的人物、新的矛盾、新的思想、新的感情；揭示了这场伟大变革的复杂性及深刻的历史意义；反映了改革中的风风雨雨，从事改革的人的艰辛，刻画了改革带头人的卓异才华、博大胸襟、进击性格和动人风采。这些作品给人以鼓舞，也引人深思。
本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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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美术纵横》创刊
中国美术家协会江苏分会编辑的美术史论丛编《美术纵横》，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创刊发行。它是专为美术史论工作者开辟的新园地。举凡绘画、雕塑、工艺、建筑、书法、金石等方面，不论古今中外的史论理法，都在该刊研究范围之内。
该书第一辑设有“艺坛评论”、“谈艺录”、“革命美术史料”、“原始艺术”、“画家传记”、“书法”和“调查研究”等栏目，还附录了《世界美术史年代对照表》。（许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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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书
文艺新书
△何寅泰、李达三合著的《田汉评传》，最近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对我国著名戏剧家田汉的生平和著作进行了述评。司徒慧敏为本书作序。（江）
△王致远的叙事长诗《长歌行》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的长诗《胡桃坡》的续篇。（任）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吴周文的《杨朔散文的艺术》，就杨朔散文的艺术构思、意境的创造、人物描写、文学语言和诗体的风格等进行了探索。（沪申）
△《摄影美的探索》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了作者葛新德近几年关于摄影创作、摄影美学方面的随笔、杂谈、评论等三十篇，书中附有优秀摄影作品二十多幅。（秦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