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改革与开放
——读书琐记
张琢
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今后经济工作要抓好的互相关联的两件大事。这是我国从国内外长期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得出的正确决策。改革和开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已无须赘言了。一句话：势在必行，想改也得改，不想改也得改，想开放也得开放，不想开放也得开放。
不过，无论改革还是开放，有些人仍然顾虑重重，阻力仍然不小。
一
阻碍改革的原因有多种，但概而言之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实际利益，二是长期“左”的影响。
有少数人过去“大锅饭”吃惯了，工作上习惯于老一套，没有改革的进取精神和勤奋创业的干劲。改革的脚步声惊破了他们的鼾梦，于是就以攻为守，挑出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弊病为借口，来阻止其进行。半个多世纪前，鲁迅就曾出神入画地描绘过这号人物的思想和手段的特点，他写道：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
那么，他是保守派么？据说：并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独他有公平，正当，稳健，圆满，平和，毫无流弊的改革法；现下正在研究室里研究着哩，——只是还没有研究好。
什么时候研究好呢？答曰：没有准儿。（《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改革者要想进行改革，就必须不断排除这种实际上是不许动弹的论调，决不要被他们的指责和压力所吓倒，坚定不移地以自己的实践来继续开辟改革的路。由于历史的巨大惰性，中国的改革向来是异常艰难的，这就特别需要无畏的、坚强的韧性战斗精神，“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冷笑家的赞成，是在见了成效之后”（《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是从来没有的，只有一边实践，一边总结，一边前进。一切改革的路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一切真正科学的理论只能立足于实践经验基础之上。
二
一谈到对外开放、与外国打交道，就有一个如何坚持真正的爱国主义立场的问题。爱国主义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爱国必须革新——这是中国近代史的经验总结。中国近代史从外因看就是以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中国人民对这种侵略的反抗为其开端的；就内因而言，则是反映新的生产方式发展需要的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与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愈来愈深刻地认识到国内固有的封建制度的落后、腐朽而日益坚决地走向改良和革命的过程。
处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先进爱国志士，既要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又要学习他们的长处，一个任务两个方面：一面是反抗，一面是学习。这是一个极其尖锐的矛盾，它既需要反抗强敌的无畏精神，又要有正视自己对手的长处并向其学习的勇气。
中国一代一代的改革者勇敢地迎接了这个严峻的历史挑战，历尽艰辛，一步步摸索着前进，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不久，主张变法维新的先驱魏源就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卓越见解，以后随着斗争的发展，对外国的情形——经济、政治及各种学说，特别是对各国不同性质的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认识的加深，经一百多年奋斗，终于由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胜利地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
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者，在斗争的实践中痛感不改革这个国是爱不起来的。从爱国主义走向改良主义，走向革命民主主义，直至走向共产主义，这是中国的爱国志士所走过来的道路。
三
但是，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阶级纵有爱国之心和牺牲精神，由于他们的视野越不过他们固有的小生产者的狭小框子之外，不能接受外界的新事物，以为学“洋鬼子”就是背叛祖宗，就是卖国了。这就只能枉然地成为无可挽回的旧的封建制度的殉葬品。象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的爱国勇士们那种敢于面对洋枪洋炮的无畏的献身精神和失败后走向刑场慷慨就义的壮烈场面，确实是十分感人的。然而他们的口号却是“扶清灭洋”，企图赶走侵略者来维护本国的旧制度，以盲目排外主义的态度排斥一切沾点洋气的新事物，连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以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新建设也容不得。“挑铁路，把（电）线砍，旋即毁坏大轮船”，以为如此就可切断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道路，从此可永世绝交，保护我的万世道统。结果，侵略者未能阻止，却破坏了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的维新和近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说义和团是对维新变法的“反动”（《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加上与此相应的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法，义和团终于失败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和“五四”文化运动的领袖都很注重总结这血的教训，从而对改造中国、改造“国民性”、振兴中华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至于落后的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是既衰弱，又死要面子，更要闭关，而愈闭关守旧便愈是衰弱，愈衰弱便愈是关不住，虎狼入室，孱王孱奴们就只能仰人鼻息，任人主宰。鲁迅在《看镜有感》中，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由汉、唐盛世，经宋、元、明、清，直到他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现今”，封建统治阶级在对待外来事物的态度上的变化过程，他写道：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四
因此，鲁迅不断抨击那些“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把眼光禁锢在旧圈套里的“国粹家”和社会风气。他指出：“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同上）鲁迅在“五四”前夕的1918年写的《随感录（三十八）》中指出了“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柢总是一致”，即保守的复古的“国粹主义”。他列举了他们的种种“意见”：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鲁迅还总结当时一些人对付改革的手段：将改革“勾消在许多自诩古文明者流的笔上，淹死在许多诬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扑灭在许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动上”（《华盖集·忽然想到（四）》）。但是，时代不同了，在现今的时代，“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六）》），更不用说发展。那种国粹主义的爱国在客观上只能是误国。所以鲁迅要那样猛烈、坚决地揭露那种躲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的国粹派。只有革新的爱国者才能使古老的中国获得新生。鲁迅鼓励新时代的青年“要扩大了精神”，“收纳新潮，脱离旧套”（《坟·未有天才之前》），锻炼出“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总结昨天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改革和对外开放，以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干部、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我想是很有意义的。
今天，在经济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我们还落后于发达国家相当大的距离。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通过改革一切落后的东西，取各国之长，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用。处在当今世界，一切真正的爱国者，首先必须是热忱的改革者，而要改革，就要有实事求是、承认落后、敢于面对现实、有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的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胆识。就要有立足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眼光。今天衡量先进与落后、真爱国还是假爱国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对待改革与开放的态度。
在前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根本谈不上真正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只有在我们民族已经独立、社会主义祖国主权在握、对外开放政策既定的今天，才使我们获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的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和时机。我们有能力，自己把关；有胆魄，自己做主；有见识，自己挑选；有强健的脾胃，可以消化。我们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建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5版()
专栏：
从“名副其实”说起
胡鉴
在一片改革声中，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又被迫切地提出来了。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从中央来说，是苦口婆心，三令五申；从科技界、教育界、医务界、文化界、新闻界、艺术界……一句话，从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来说，是翘首延跂，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真正落到实处，却是真难！
难字源出何处？
看来，重要来源之一是那思想认识上还远远没有彻底清除的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
譬如，当今我国的知识分子究竟属于哪个阶级？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如何，自然是关乎对知识分子实行什么政策、至少是如何实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前题。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自当与工人一视同仁；倘认为属于另外的什么阶级，那就另当别论，甚或该入另册了。其实，这个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是早已明确了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们应当从历史的曲折中吸取经验教训，确立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革命的科学的观念。
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定了的。但是，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在思想认识上就都同中央一致了呢？不见得。直通通地表示反对的，固不多见；拐个弯儿表达某种看法的，则还是有的。例如，就有那么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知识分子从总体上说既然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知识分子就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来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意见，乍见乍闻，似乎是很“革命”的。但是，究竟对不对呢？确乎值得想一想。
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世界观日益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有志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应该身体力行的。在这方面，是干部无分新老，地位无分高低，人也无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周总理便常说“活到老，学到老”嘛！至于工人阶级世界观，亦即无产阶级世界观，亦即共产主义世界观，即令就工人来说，也不是一旦身为工人，便会自发地树立的，它仍然需要灌输，需要学习。这本是常识，不待赘述的。身为工人而没有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从来都不是个别现象，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仍然不会是个别现象。但是人们从来没有说，工人都必须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始得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那么，为什么对于已经明确其属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却一定要特别苛求什么“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来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然后才算得“名副其实”呢？在这样的特别苛求中，那种仍然把知识分子视作非我族类的思想影响，不是依稀可见么？
说实在话，所谓“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来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的要求，不但对知识分子之能否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苛求了，甚至对于共产党员之能否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也是苛求了。我们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的党章规定：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就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之一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承认”党的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是“有”共产主义“觉悟”，是“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哪里也没有规定必须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且能用来观察和处理一切事物，始得成为共产党员。想来，即便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即便是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恐怕也没有谁个敢于宣称自己已经达到了那样高的水平吧？如果一定要那样要求的话，不但广大知识分子难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恐怕连“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也挑不出几个来了。
人们不会忘记，专门从世界观上作文章，譬如把世界观的范畴同缺点错误之类的范畴以及应该学习提高的范畴相混淆，把世界观的状况同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相混淆等等，向来是一些人用以整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看成资产阶级一部分的理论武器。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按思想划分阶级的谬论早已受到批判。不料时至今日，还有恋恋于类似的“理论”者，足见“左”病之深，“左”毒之重了。不下一番彻底清理的功夫，行吗？
第5版()
专栏：
到社会实践中去识别良莠
人丁
一些确有才干、本该受到重用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常被搁置起来，无人问津？一些思想进步、卓有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入党要求为什么常遭冷落，无人理睬？除去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外，我们有些领导和人事部门习惯于从档案上审查干部、选拔人材，也是一条重要原因。
靠从档案里找人材，分好坏，可靠吗？举个小例子吧。有个同志，表现不坏，常当先进，要求入党二十二年，申请十三次才得以成为中共党员。为什么呢？原来，档案上两次审干材料都说他的农民父亲是反社会主义分子，第三次审干才弄清前两次材料纯属子虚乌有。一纸“检举”，无名无姓；三个材料，均有官印；两种结论，迥然不同。这类例子，俯拾皆是。看来，档案似乎并不完全可靠。
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前进，唯有档案岿然不动。档案本是历史的记录，也勿须动。关键在于能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它。这就要求人事干部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政策水平和文化修养。但事实上并非完全如此，什么“有右派言论”啦，“反对三面红旗”啦，“拥护反动的三自一包”啦，“爱收拾打扮，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啦，“自高自大，一贯反对领导”啦，“社会关系复杂，有海外关系”啦等等，等等，在某些同志眼里，仍然是大逆不道的。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有的至今仍然保留在一些同志的档案里，而且照旧发挥着作用。
人事档案对全面考察干部有很大作用，不能否定。但档案毕竟是死的，再加上二三十年中“左”的干扰，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反映一个人的全貌，更不能代表一个人的现在和将来。千里马要在疆场上成长，人材要在“四化”的熔炉里造就。一个人的最真实、最生动、最全面的档案在哪里？在他的事业的实践中，在沸腾的社会生活里，在拚搏、忍让、以至含冤受屈的曲折征途上。在那里，有胜利的欢乐，也有失败的痛苦；有千里马的驰骋，也有落伍者的哀鸣；有选贤任能者的大声疾呼，也有官僚主义者的非议和反对；有由衷的赞美，有中肯的批评，也有别有用心的中伤……。各级领导和从事人事工作的同志，走出你的办公室，到社会实践里去考察干部、去鉴别良莠吧！在那里，只有在那里，你才会发现真正的千里马，犹如明镜照物，妍媸自露，你自己也才会成为真正的伯乐。
第5版()
专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78）
诈骗罪惯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使用欺骗方法是诈骗罪的主要特征。所谓欺骗方法是指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事实真象，使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信以为真，“自愿”地将财物交与犯罪分子。也就是说诈骗犯既不是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强行劫走受害人的财物，也不是在受害人不察觉的情况下，秘密将他人财物非法占有，而是骗取受害者的信任，在受害人“同意”的情况下取走其财物的。当然，这里所说的“自愿”、“同意”，是受骗上当所造成的假象，和出于真正自愿将财物赠送或借与他人不同。
诈骗犯所采取的欺骗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如伪造证明、冒领财物；假冒身分，骗取财物；以及编造各种谎言，如伪称代人购物、看管东西而骗得财物。为了骗取受害人的信任，诈骗分子总是挖空心思，采取各种狡猾、诡诈的手段，利用我们一些单位制度不严、警惕性不高的弱点，或者掌握某些人有所贪图的心理而施展骗术的。有的骗子之所以能屡屡得手，而有的人却一再上当，原因就在这里。因此，我们除了运用法律武器惩治诈骗犯罪外，还必须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广大群众也要提高警惕，善于识别坏人坏事，不给诈骗分子以可乘之机。
诈骗罪是一种故意犯罪，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交往中，有时会有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如期偿还债务，或代人购物却长期拖延、不付款物等情况，只要不是弄虚作假，欺骗对方，达到非法占有目的的，不能以诈骗论罪；但是，如果以借贷或代购为名，行诈骗之实，骗取了较大数额的公私财物，根本无代购、归还之意的，就构成诈骗罪。
刑法规定，只有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对因贪图小便宜进行小量骗财活动，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主要进行批评教育，有的可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不能当成诈骗罪。对企图骗取大量钱财，只是因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如冒充某工厂的财会人员到银行骗领工资款，被当场识破，仍然应以诈骗罪（未遂）论处。
诈骗罪侵犯的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因此，不能把凡是使用了欺骗手段的犯罪都当成诈骗罪。如伪造有价证券，拐卖人口，神汉巫婆借迷信诈骗财物，制造、贩卖假药等犯罪中，都有以欺骗手段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但它们有的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有的是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有的是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犯罪的性质不同，应当按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定罪。至于有的诈骗分子，伪造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公文、证件、印章等进行诈骗活动，那就既犯了诈骗罪又犯了伪造公文、证件、印章罪。但伪造公文、证件、印章只是进行诈骗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其中较重的一种罪定罪，从重处罚。
处理诈骗案件时，要把诈骗罪和惯骗罪加以区别。惯骗罪是指以诈骗为常业，或者一贯诈骗，并以诈骗所得为其生活或挥霍享受的主要来源的犯罪。除了诈骗罪的一般特征外，惯骗罪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一贯诈骗，作案时间长，作案次数多，甚至以诈骗为常业；二、诈骗财物累计数额较大，以诈骗所得为生活或挥霍享受的主要来源；三、诈骗的恶习很深。
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惯骗或者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第5版()
专栏：
《明清人物论集》出版
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发表了大量研究明清史的文章和专著。为了总结历史研究上的主要成果，整理史学领域内的重大争论，推动学术进展和促进文化繁荣，《历史研究》编辑部编选了《明清人物论集》。本书编入建国以来国内有关记述明清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人物的重要文章三十余篇，作者大都是著名的史学家。
上卷包括论述明代人物朱元璋、刘基、郑和、海瑞、张居正、于谦、戚继光、袁崇焕、郑成功、史可法、李贽、徐光启、宋应星、谈迁等的文章十八篇。下卷包括论及清代人物皇太极、多尔衮、康熙、雍正、乾隆、顾炎武、黄黎洲、王船山、明安图、全祖望、吴三桂等的文章十四篇。
本书所选文章着重学术成就。凡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选对其研究有代表性的文章一至二篇；存在争议的人物，争取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都有反映。
本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