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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大地

在空软车厢里
杨羽仪
我一年也做几次倥偬的行客。远行,是一种近乎无休止的奔波;即使是短途的旅行,车轮的轰鸣,人声的嘈杂,烦嚣的空气,使人心躁,灵魂也仿佛粗糙了。无聊、匆促、呆滞的交织……只有车厢外一闪而过的澄湖、云影、天光,还能引起旅人几分的动情。但是,看久了也会腻的。打盹,便是最佳的选择。
在广州—深圳线的空软车厢里,却是另一种“众生相”。它的票价比普通车厢高一倍,近年来,坐空软车厢的,也常常座无虚席。
车厢天蓝色和白色相间,明快而冷静,使它在视觉上宽阔了。窗是密闭的,垂下白花窗帘。米黄色的软席椅子,是可以旋转的,倘若按动“机关”,转椅的靠背可高可低,或正襟危坐,或斜斜逸出,或成“太师椅”,半躺着瞌睡,是十分惬意的。车厢里放着冷气,三伏天,也是一片清凉,极少行客打盹。
空软列车的行进速度,比普通列车快,那勇往直前的气派,象一个朝气蓬勃的特区建设者,豪气激荡。车厢外的景物瞬息万变。大野、绿原、电塔、河坝,绕着村庄的小河……象电影里的叠影镜头,一闪而过,目不暇拾。它常常引起人们沉思、兴奋和冲动。
在空软车厢里,没有溽热,没有汗臭,没有繁喧,没有阻塞。行客们大可以舒心地慎思、忙碌或高谈阔论。我的同伴是思考型的,刚离开深圳市,那儿的人物和风情扑面而来,需要细细咀嚼,象牛的反刍。当然,牛的反刍是咀嚼青草的滋味;同伴的“反刍”,却是咀嚼着特区建设者的生活哲学。
车厢东角有个女子,三十岁左右,据说是特区的女“强人”,人们对她有许多传说,比如创业初期,她向国家贷款五十万元,经营一家豪华餐厅。她借鉴了香港、日本、英、美餐厅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创造了中国式的餐厅管理体制,生意十分兴隆。第三年,五十万“生”下了五百万的“蛋”,“孵”出五家豪华餐厅。有人对她们餐厅的“暴发”起疑,“人无横财不富嘛!”她耍的定是邪门歪道,向纪检会告发,调查了一个月,结论是“经济特区建设的好典型”。如今,她在车厢一角,不废短暂时光,在著书立说。只是,她貌不出众,缺乏女性的柔美和玲珑好看的嘴唇,还有点男子汉的粗犷。没引起人们的注目。有人偶尔在看报中发现了她的照片,才恭维她是女中豪杰,嘁嘁喳喳地询问她的“韬略”。而她似乎有点冷漠,对众人的“围观”不感兴趣,说话频率高,却是淡淡而出,完全不象显赫于特区的总经理的气度。她越冷漠,人们却越加迫切,没完没了的探讨经济特区的发展。
一边是庄严的探索,一边是欢乐的高谈阔论——车厢的西角是一群到特区旅游归来的年轻人。熟人相谈,不拘礼节,言无数语,就发出一串串的说笑声。年轻人喜欢探索生活哲学,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喂,你们说特区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生活节奏紧张,效率高。可不,三天盖一层楼,破天荒!”
“我看不全是。特区人最懂得时间的价值。”
“噢,标语上写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吆!”
“还不止哩。特区人民是用金钱‘买’时间,再用时间创造更大的价值。”
“喂喂,你是天外来客么?说话那么玄乎!”
“一点也不玄乎。比如,坐空软车比普通列车多花五元,但它节省了一个多小时。用这五元‘买’了这一个多小时,去创造比五元大数倍、数十倍的价值。唉,过去我们都是称赞那些为了节省几个钱宁愿浪费了时间的人。这不是人生的悲哀和愚昧么!”
瞬间沉默。人们思索着,豁然明朗了,人们欢呼起来,嚷嚷着,这次坐空软车就是时间价值的重大发现……
车轮沉着地转动着,年轻人游览特区,虽是浮光掠影的,还来不及进一步探究特区建设瞬息万变的真谛。但他们偶尔从“窗口”拾得的哲学,比之窗外的“映画”更富有潜在的力量。它推涌着人们的心潮,把倦意打发得烟消云散了。真的,发现了生活的真谛和衡量是非功过的新准则,比湖山胜迹更具有迷人的力量哩!


第8版()
专栏:

在不同命运的背后
储瑞耕
改革浪潮中耳闻目睹的一些人和事,令我想起三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物和他们事业上的命运来。
廉颇,战国时赵国名将,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史记》记述了他晚年这么一段:赵王遣使者视廉颇尚可用否。廉颇之仇郭开多与使者金,令毁之。廉颇见使者,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可用。使者还报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一会儿工夫拉了三次)。”赵王以为老,遂不召。
罗丹(1840—1917),法国著名雕塑艺术家,当他的富有创造性的男子塑像《青铜时代》完成之后,因为技艺高超,那班不学无术的“艺霸”和社会庸人们恶毒攻击说:“这是用真人尸体浇铸的!”“罗丹是个欺世盗名的骗子!”罗丹怒不可遏,向有关方面提出抗议,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考察,结果罗丹胜利,四十岁上,声名大振。当时的法国总理甘必大深有感慨,对罗丹说:“你被认识得太晚了!”
梁漱溟,当代学者,今年九十一岁。他二十四岁投考北京大学,未录取。在投考之前他已在报上发表过多篇研究古印度哲学的文章,北大校长蔡元培深为折服,于是说:“梁漱溟想当学生没有资格,就请他到北大来当教授吧!”梁到北大后,不仅执教胜任,不久还写出《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轰动了中外学术界。
综观三人的经历,人生在世,要成就一番事业,实在不容易。三个人相比较,老将廉颇的命运最坏,罗丹的好一些,梁漱溟先生则要数最幸运的了。
同这三个人命运有关的人物中,赵王有他可爱之处。就是他还想起用廉颇,而且还派人去调查了解,他的悲剧在于轻信了奸诈小人的谗言。甘必大的一句感叹,是良心话,但到底只是“事后诸葛亮”了。谢谢蔡元培先生,重真才实学,不重一张考卷;且把考不上大学的人用作大学教授,这胆量决非常人所能有的!
同这三个人命运有关的还有三种人:使梁漱溟名落孙山的判卷先生,也许阴错阳差,搞乱了梁的试卷,也许梁本人真的没考好,不追究了罢;那班散布闲言碎语攻击罗丹的人们,可耻可笑也可怜;最为卑劣的要数郭开,贪图贿利,公报私仇,遮蔽将才,使廉老将军壮志不得酬,赵国受害,而他本人则被永远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桩上。
有道是历史可作现实的借鉴,又有不少人喜欢“对号”看文章。有鉴于此,这篇文章可以打住了。


第8版()
专栏:群言录

读《贺友人去职》有感
潘春涛
读到老作家臧克家的近作《贺友人去职》,颇多感慨。笔者也曾多次受人之托,请代为替他们呼吁请求“去职”。我不知道臧老文中所提及的那两位老友当初就职时的心境如何。但从几位托我代为呼吁请求为其去职者来看,他们当初“荣升”时均是忧心忡忡。就说有位颇具盛名的女园艺工程师,在自己专业上做出了出色成绩,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赞誉、重视。她自己准备进一步深入钻研,搞一些新的研究项目。不料被一些“有识之士”看重,一下子提拔为一个局的行政一把手。结果,女工程师从政后特长发挥不上,整日价不是泡在会议里,就是忙着圈文件,还得忙于打一些扯不完皮的“官司”,又苦于不善词令外交,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而本行专业呢,却无暇顾及。弄得进,进不得,退,退不下,终日紧锁眉头。而那些发现“人才”者,却被称誉为“能大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敢于破格提拔人才的领导干部”云云。
我绝不是全盘否定专家担任领导一事。被选拔到一些领导岗位能胜任行政领导工作的专家、知识分子干部,也不乏其人。我是说,对具体情况要作具体分析,对选人用人也要作具体分析,而不要一提大胆提拔使用知识分子干部、专业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就搞“拉郎配”,搞“清一色”,“一刀切”。在选人用人问题上应讲究选择“最佳方案”,即最佳人选。此外,最好是“两相情愿”。象前面所举的这位女工程师的例子,就我直接接触到的,就有四五例类似情况。
不少专家、知识分子也曾多次撰文呼吁,要求尽量多选拔一些通才来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而让一些专家、学者能专心致志搞本行专业。因此我想,作为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能否把精力、注意力多放在物色、考察“通才”上呢?所谓“通才”,就是既是“内行”,又有组织领导才能。


第8版()
专栏:

鸡博士许志俭
萧乾
四 扫除障碍
四十年代初叶的中国,大城市里的姑娘们特别中意象许志俭那样英俊潇洒、又出过洋镀过金的空军英雄,原也不足为奇。但许志俭拿定主意,不打败鬼子,决不搞恋爱。他的逻辑——或者说,他的道德准则是:自己每天要在敌人高射炮火里穿梭,随时都可能在空中粉身碎骨,不能图自己一时的欢乐去害人家。所以不论在航校里还是到了中队,旁人公休都穿起笔挺的军服,挽着女伴的臂去游园跳舞,他却呆在房里看书,或到操场去打球。
胜利后,1946年,他同上海青浦县的一个地主女儿成了亲。那是个会弹琴、会唱歌、会交际,也非常会花钱的小姐。婚后一个月,他就感到两人生活志趣大相迳庭,很快出现了裂痕,而且最突出的是政治上的裂痕。
许志俭在船上工作了六年,升到大副,眼看就可以当上船长了。他却立意趁着年纪还轻,实现去学另一种专长的夙愿。1953年,就进了洛杉矶加州大学农学院,专攻养鸡。
1956年,许志俭听说周恩来总理号召海外侨胞归国参加建设,他就想回来。当时中美之间没有邦交。他打听到印度驻华盛顿大使馆和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在代理人民中国的事务,就去报名登记。
恰恰这个时候,留在青浦的妻子带着女儿,绕道澳门去了香港。他接到消息后,当即赶到香港,满想带她们重回祖国大陆,参加建设。那位夫人却哭天号地,要死要活,说什么也不答应。许志俭怎么也拗她不过,1957年只好又回到美国。为了养家糊口,白天他在洛杉矶一家种鸡场当副场长,晚上继续学习。拿到硕士学位之后,接着又攻读博士学位。
许志俭是1948年10月离开家人的,那时女儿才十个月。九年的分离,中间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当时,海外赤子许志俭感到中国人这下可以扬眉吐气了。留在青浦的那位,由于她家在土改中是斗争对象,却认为中国从此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了。
许志俭出身于上海浦东南码头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开了一爿杂货店。他出生后一个星期,母亲就不幸去世了,父亲便把他寄养在三公里外的寒村三里桥的一个务农的朋友家里。那是个中农,还兼承包土木工程。他在那里长到四五岁,从小看到周围农民的贫苦,所以他认为中国社会非来一次土地改革不可。
许志俭同朋友组织了一个华人协会,旨在捍卫旅美华侨的正当权利。他们每周集会一次,畅谈国内形势。最初只有三五个人,后来发展到三百多人。1970年10月1日,许志俭和朋友们干了一件极其冒险的事:他们以华人协会名义,公开举行了一次国庆纪念会。当时尼克松还没访华,洛杉矶的国民党特务还十分猖獗。哪里去租个能容上这么多人的地方呀!最后还是一家华人开的新月酒家慨然答应了下来。尽管台湾特务又扔石子又砸玻璃,纪念会开得还是隆重热烈,并放了《白毛女》、《沙家浜》和《红旗渠》等电影。可是事后引起的麻烦也很不寻常。当局一直在注视着许志俭的行动,这下子咬定他是北京派遣来的。他们调查了一年多,始终没搞出什么名堂。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这段公案才不了了之。
1972年,许志俭在一位义兄的资助下办了个中国国货公司。这家商店不仅出售大陆中国的土特产、服装和工艺品,还代卖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的报刊,以及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北京的《红旗》杂志。这回更惊动了当局。他们轮番到店里来调查,认定它准是中国共产党办的。许志俭就把所有的单据和银行帐目都摊出来。他们调查了多时,什么证据也没找到,因为那时许志俭确实同中国大陆并没有联系。公司是他义兄出钱办的,那些进步报刊也都是从香港通过合法渠道批发来的。当便衣人员质问许志俭为什么要进口那些赤色出版物时,他反问道:“美国不是讲民主自由吗?为什么不让人们了解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为什么要蒙上大家的眼睛呢?”问得那人张口结舌。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中贸易委员会组成了。许志俭就以中国国货公司董事名义参加进去。转年春,他随那个团体来参加广州交易会了。
对黄头发蓝眼珠的客人来说,那只是去跑一趟生意,赚一笔钱。夹在人群中的许志俭,却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中。他重新踏上了生他育他的土地,接触到面貌一新的同胞。走过罗湖桥,望到衬着蓝天飘荡的五星红旗,看到海关人员帽上的国徽,他激动得几乎淌下眼泪。他恨不得抓起一把阔别了二十几年的土,吻上一吻。
当旁的客人在聚精会神地选购有利可图的货品时,许志俭却找到粮油公司的干部,向他们反映一个令他焦心的情况:美国西海岸港口有几万箱从中国运去的低酸性罐头(如鱼和水果),只由于没向美国药物食品局登记,一直不许销售。在他的协助下,这个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接连几次参加广交会,使他回归本土的志愿更加坚定了。1974年,他终于下了决心,同那位志不同道不合的妻子办了离婚手续。他觉得横在他与祖国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终于扫除了。这时他才深深懂得,没有共同的思想,没有政治基础,光凭生活在一起,夫妻之间是建立不起感情的。天底下再没有比没有感情的婚姻更痛苦的了,那样,家庭只能是牢笼——对男女双方,都是如此。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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