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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文学评论

发展承包成果加快改革步伐
——河北省剧团改革的情况和体会
河北省文化厅
编者的话:文艺体制的改革是大势所趋,非改不可。艺术演出团体的体制如何改革,才能既有利于多出好戏,多出人才,又能提高经济效益?这是当前文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最近,许多文艺演出团体正在进行改革试点,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今天本报刊登的两篇文章,分别介绍河北省剧团和西安市一个演出队改革中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可供有关文艺部门和演出团体参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省剧团的创作和演出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远远不能满足全省人民对文化生活的迫切要求。剧团本身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平均主义普遍存在;排戏少、演出少,特别是下乡下厂演出更少;自创剧目不多,演出质量不高;有些单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领导班子涣散软弱。剧团的这种状况,说明不改革不行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我们按照中央的改革精神,在省委领导下,从1982年10月至1983年10月的一年间,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首先对省直剧院、团进行改革。
这次改革初步解决了调整剧院、团领导班子、改革管理体制、精简冗员等问题。按照省委的要求,省直六个院、团组成了十三个演出队,其中河北梆子剧院、省京剧团、省杂技团、省曲艺团都组成承包团或承包队,实行浮动工资制,并对院、团、部班子进行了调整,承包团(队)长由演职员民主选举产生;精简冗员二百三十人。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推广,到1983年10月为止,全省有三分之一的剧团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
从1983年10月至1984年3月,我们迈出了剧团改革的第二步。当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剧团布局不合理,有的地区剧种重复;有些剧团既缺主要演员,又设备不全,演出质量低,群众不欢迎,完全依赖国家补贴过日子;由于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大批年老体弱、艺术水平低的同志未能进入承包团队。
去年12月和今年3月,我们召开了两次地(市)文化局长和剧团团长会议,具体研究了如何进一步对全省剧团进行整顿,把剧团改革引深一步的问题。这段时间我们着重抓了:
(一)在同一城市或地区剧团过于集中,剧种设置重复的,予以调整、合并或撤销,重点保留了一百一十六个团。在调整中,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山区、稀有剧种和新型艺术表演团体都持扶植态度,一般予以保留。
(二)对省、地(市)、县三级重点保留的剧团实行定编、精简、压缩国家对专业剧团的补贴。对精简下来的人员,我们是通过五种途径予以安排的:(1)通过劳动人事部门分配到其他行业工作,(2)在省群众艺术馆建立艺术辅导中心。目前省直已组织了十个共百余人的农村群众文化工作辅导队,下乡对群众业余文化活动进行辅导;(3)广开渠道,劳动自养,建立各种艺术服务公司、工厂,开办各种营业项目;(4)自谋职业;(5)年老体弱的办理离退休手续。
(三)保重点。我们对重点保留下来的剧团实行补助,在经营管理上实行“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节支留用、超支不补”的承包责任制。对剧团压缩下来的经费,我们建议财政部门不予收回,仍用在文化事业上。
(四)在艺术生产上,强调坚持“三并举”,多创作和演出现代戏。
从1984年3月至6月底,我们又迈出了第三步,首先在省直六个院、团实行“按劳分配、定项补贴”的新办法。
经过前两步的改革,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的问题初步解决了,但各团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躺在主要演员身上吃“中锅饭”的问题还普遍存在;许多演出团为了追求多演出多收入,疲于奔命,没有时间排新戏。同时,对于创作和演出新戏,缺乏相应的奖惩方法,演员没有时间学习观摩,提高艺术水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实行了“按劳分配、定项补贴”的新办法。这个新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五定”、“四给”、“一加强”。
“五定”是:(一)定编制:根据演出的实际需要,每个演出团、队要组成队伍精干、艺术水平较高的演出队。(二)定任务:根据不同的剧种,规定每个承包团、队全年演出的场次,认真贯彻“三并举”的方针,提倡以编演现代戏为主,要求每个团每年都要排演一、二台自创或改编的新剧目(节目)。(三)定收入:对不同剧种的承包团、队都规定了每场收入的指标。
(四)定支出:对每个承包单位都规定了严格的支出金额。
(五)定分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分配办法。省梆子二团、京剧团、曲艺团、杂技团实行冻结工资,完全按艺术水平高低、贡献大小重新分等或计分分配。歌舞剧院、话剧院实行浮动工资,收入中补齐工资后的剩余部分也按劳分配。
“四给”是:(一)给补贴:对实行“按劳分配、定项补贴”的承包团队,国家给五千元至二万元的垫底补贴;以后每排一个新戏补贴五千至一万。对新型艺术团体(话剧、歌舞、歌剧、乐团)下乡演出给予政策性补贴,每场补助五十至一百五十元。定项补贴的经费,从承包队的冻结工资中或浮动工资中提取。(二)给剧本:省文化厅以省艺术研究所剧本创作室为中心,把全省剧作者组织起来,组织他们深入生活,努力创作,保证承包团每年排演一、二个新戏,形成艺术生产(剧本创作、演出、发表)一条龙。(三)给奖励:我们已经初步制定了剧本创作奖励条例,获奖的剧目、作者、演员、演出单位的奖励条例;对勇于改革并做出显著成绩的承包演出团的奖励条例。(四)给提高时间:各个团、队全年按七、四、一的时间比例安排承包团、队的活动。即:演出七个月(其中休假一个月);四个月排新戏;一个月到省内外观摩学习。
“一加强”是:加强对承包演出团、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了保证演出团走正路沿着革命化的轨道前进,我们往剧院、团派了专职书记,往演出团、队派了专职政治指导员。
在一年多的剧团改革实践中,我们的主要体会是:
一、必须有坚强的领导。领导亲自抓改革,是改革取得成效的关键。我们之所以能坚持改革,这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同宣传部、文化厅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改革是分不开的。省委领导同志多次召开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围绕着剧团为什么要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一系列具体问题,作了明确指示,提出剧团改革要首先解决调整领导班子、改革管理体制和精简冗员等三个问题。省文化厅主要负责同志对省直十四个承包团、队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帮他们制定改革方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二、改革是开创性的工作,既要敢闯,又要从实际出发,按艺术规律办事。我省剧团改革起步较早,而且动的面也较大,每前进一步都遇到许多困难。我们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更没有消极地等待上级的“红头”文件,而是积极努力地一步步往前迈。在前进中,我们按照河北的具体情况和艺术规律办事。拿调整剧团、减少经费来说,我们都是从本省的具体情况出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讨论作出的,因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三、必须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贯串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剧团改革是一场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各种“左”的干扰,旧思想、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的束缚,会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形成改革的阻力。这就需要我们不断统一思想,做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改革一步一步引向深入。我们在省直院、团实行
“按劳分配、定项补贴”新方案时,遇到的主要阻力是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为了解决这些思想,文化厅对省直院、团举行各种形式的座谈会不下几十次。并亲自帮他们定编制,定任务,测算收入、支出、演员个人实际收入,讲清实行这个方法对于鼓励出新戏出人才的好处。正是在这样艰苦细致工作的基础上,才统一了演职员思想。
四、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我省剧团的改革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不断深入,这同我们注意起用真正的改革者,大胆依靠中青年艺术骨干,组成了一支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队伍分不开的。仅以省直六个院、团的领导班子为例,现在的院、团长22人中,就有9人具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占41%。在改革的实践中,我们特别注意那些做出显著成绩并被群众拥护的中青年,并大胆地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我们决心把改革坚持下去,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尽快地出人、出戏,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艺术表演团体。


第7版()
专栏:

承包责任制大有可为
——李爱琴演出承包队试行承包责任制的情况和体会
陕西省西安市文化局
去年以来,为了抓好典型,通过实践取得经验,指导全盘,在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选定了基础较好、所提方案也较可行的五一剧团演出一队,作为我局专业剧团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
这个演出队的队长李爱琴同志,是我市著名秦腔演员。这个演出承包队就是由李爱琴同志发起和组织的。承包队的经营承包方式是“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独立核算、定项包干、按劳取酬、结余分红”。方案中定项包干的具体内容是:国家包干五项;演出队承包七项。试行过程中,由于演出队收入良好,他们除了支付自己承包的七项外,对结余部分的分成又做了调整,上缴国家比例提高到30%,留队公积金和个人分红比例分别减为15%和55%。
一年来,承包队在思想上、艺术上、经济上和队伍建设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一、调动了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演职员的主人翁责任感。承包初,演出队只能演二、三台戏。为了适应演出需要,只有47人的演出队,全体同志齐心协力,边演出,边排练,演出严肃认真,排练一丝不苟,而且有不少同志还主动利用休息时间和演出间隙练功、对戏。就这样,他们很快重排了十一台本戏和十八个折子戏,大小近三十个剧目,基本满足了轮换演出的需要。一年来,他们先后赴十四市、县的农村、工矿三十八个点演出。演出旺季,往往三、五天转一个点,每天演出两场,工作量重,劳动强度大,但不仅无人埋三怨四、叫累叫苦,而且工作不分内外抢着干。这在承包前是从未有过的。同时,由于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承包队爱惜公物,注意节约开支已形成风气。
二、演出场次和演出收入大幅度增长,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收益都有提高。一年来,他们共演出三百零九场,收入十五万九千余元,较承包前提高66%。人均月收入二百八十多元。演出队除定项包干支出外,结余部分上缴剧团一万二千多元,留队基金一万四千多元,个人分红人均约八百元。还在定项包干外,自行购置服装、道具、灯光等设备约九千元。
三、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全面落实了岗位责任制。演出队在重视政治学习和注意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先后制定了演出、排练、考勤、奖惩、请假等项制度和各种岗位责任制,做到了全队人员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由于他们严格按章办事,奖罚分明,使大家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积极工作的人多了,爱护公共财产的人多了,刻苦钻研业务的人多了,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的人多了。
四、有利于培养人才,不断提高艺术质量。以往剧团排角色论资排辈,不少有才干的中青年演员挨不上边。承包队的人员基本上是一个钉子一个卯,随着演出任务的日益增加,给青年演员提供了充分的实践锻炼机会,一些以往长期无戏可演的青年演员挑大梁,演重头戏,提高了表演水平,进步很快。为了出人出戏,他们还通过进行艺术交流、请专家来队指导,出外观摩学习和排演重点剧目等措施,大力提高艺术质量。
承包演出队的实践充分证明,在表演艺术团体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大有可为的。对此,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从一开始,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同志对搞承包试验就非常重视和支持,他们不仅亲自审阅方案草稿,而且提出一些具体要求。我局专门成立了体制改革工作小组,经常派干部随承包队一起活动,协助制定规章制度,共同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李爱琴同志对领导上的支持和帮助非常感动,她说:“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和文化局给我撑腰,承包队怕早就夭折了”。
二、在实践中学习是进行改革和不断完善承包方案的重要方法。搞剧团体制改革,在指导思想上,既要放开手脚,勇于实践,又必须尊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使经营承包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比如经过一段实践后,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了方案执行情况,发现承包队在编人员的确少了点,个人分成比例也偏高。经与承包队全体人员协商,对原方案重新修订,在兼顾三者利益方面进了一步,也更加有利于艺术生产的正常进行。
三、有一个身体力行的领头人,是经营承包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队长李爱琴是一位能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实干的共产党员、省劳动模范。承包队能坚持下来,与他们有一个好的领头人也是分不开的。
由于承包队实践时间不长,缺乏经验,目前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一,由于怕经济上包不住,吸收人员过少,行当不全;二,演出场次偏多,演职人员负担过重;三,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经济利益上,个人部分还偏高一些。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这些问题正在改进和克服。今年年初,在总结李爱琴和李买刚(五一剧团演出二队队长)两个承包队经验的基础上,经反复协商研究,决定由他们联名组建一个新的承包队,并提出了新的承包方案。新方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注意经济收益的同时,比较强调艺术事业的发展,把为社会提供具有较高思想艺术质量的戏,作为衡量承包队工作的重要标志,使出人出戏的要求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第7版()
专栏:佳作信息

《省委第一书记》〔报告文学〕
作者袁厚春载《昆仑》一九八四年第四期
这是一部以现任省委第一书记为主人公的中篇报告文学,他就是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同志。
主人公的经历,是我党老一代知识分子干部的缩影:读大学、参加地下党、进行武装斗争、领导经济建设。他在五十年代末曾因实事求是、秉笔直书而横遭厄运,十年动乱中更吃了不少苦头……他和许许多多老革命者一样,具有廉洁奉公、勤俭克己的优秀品质,但是,在祖国进入新时期的今天,人民对他的更大期望是什么?他对自己的新要求是什么?
作品没有去渲染他的传奇式的革命经历,更没有热衷于“披露”他的生活琐事,而是集中笔墨正面描写了他在扭转全省形势并使之发展前进过程中的日常工作。通过第一书记走马上任后的几件主要作为,鲜明地反映出他的锐意进取的性格,展现出他充满活力的身心和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色才能。
作品开篇伊始,一位老当益壮、精力过人的长者形象便跃然纸上:他每天工作、学习十一二个小时。他读三百页的理论专著,也读八开四版的农村科技小报;读英文版的《天方夜谭》,也读当月出版的文学杂志。他在大小会议上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写的,还给报纸撰文投稿……他已是古稀之龄,但仍很“年轻”,是一位“现代型”、“开放型”的领导干部。
有胆有识,勇于开拓,是这位第一书记的最大特点。他走马上任后,先是巧妙地平息了省直机关的尖锐派性,又一头扎进古老而贫穷的太行山怀抱,寻找发展本省经济的独特道路。他坚决伸张正义,严惩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者,使蒙受五年冤屈的好同志一朝翻身。他不能容忍保守僵化的“安之若素”,亲自撰文为不甘寂寞、厉行改革的“急躁情绪”辩护呐喊;他探索民间办教育之路,为振国兴邦敢于“走钢丝”。他“爱才如命”,大力提拔有知识有魄力的改革者,在他的推荐下,助理研究员当了省委秘书长,地区办公室主任可以提升为省委组织部长,地区小报的编辑当上了专员……这是何等可贵的慧眼和胆略,何等可敬的改革精神!这正是人民切盼的四化带头人。
作品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文笔严谨质朴而无雕琢之感,叙述冷静却能打动人心,发人深思。
宁思


第7版()
专栏:文艺动态

《茅盾全集》编辑出版工作顺利进展
茅盾家属将全集稿费捐赠给茅盾研究学会
1984年6月29日,《茅盾全集》编委会召开第三次在京编委会议。出席会议的编委有(依姓氏笔划为序):王瑶、王仰晨、戈宝权、冯牧、叶子铭、刘白羽、罗荪、周而复、姚雪垠等。会议由编委会副主任罗荪主持。
这次会议审议了《茅盾全集》编辑室1984年工作计划及执行情况,研究了《茅盾全集》编目工作中的某些疑难问题的处理原则,并对已出版的《茅盾全集》各卷提出意见。
迄今为止,《茅盾全集》已出版了第一至第三卷。第四至第七卷已陆续发排,今年可望和读者见面。第八至第十卷拟于今年内发稿。第十一至第十七卷(散文部分)的校勘、注释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将于明年完成校注编定工作并陆续发排。
编委们对《茅盾全集》的工作进展表示满意,认为在人力少、工作重的情况下,编辑室的工作取得的成绩是可观的。这与各地茅盾研究工作者及有关部门、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支持分不开的。
会上罗荪同志宣读了茅盾的家属韦韬、陈小曼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的信和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他们在信中表示:“为活跃茅盾研究工作,我们决定将《茅盾全集》的稿费,除购买若干套《茅盾全集》赠送参加注释的同志外,其余全部捐给茅盾研究学会,作为该会开展工作的基金。”为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专门作了研究后,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作协书记处完全尊重韦韬、陈小曼二同志的意见,同意茅盾研究学会接受这项捐赠,并对他们支持茅盾研究工作的行为表示诚挚的谢意。”
会上,茅盾研究学会副会长罗荪同志,代表学会向韦韬、陈小曼两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提请茅盾研究学会理事会研究如何更好地使用这笔捐赠为推动茅盾研究工作服务。
与会同志表示要齐心合力把《茅盾全集》编好,以推动茅盾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丁尔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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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动态

《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座谈会
讨论创作和评论的有关问题
《文学评论》编辑部6月30日邀请在京部分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共五十人,讨论当前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有关问题。会议由《文学评论》主编许觉民主持。
座谈会上,不少作家谈了自己在生活中亲身感受到的经济体制变革给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以及人们的思想带来的巨大变化,和这场改革面临的艰巨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他们认为,反映当前的改革,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生活中涌现了许多新的事物,新的人物,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这为作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创作资源。我们的作家应当继续解放思想,投身改革洪流,站在历史的高度,审视急剧变化的现实,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有的同志认为,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必然要求文学创作多样化。文学同生活血肉相连,不是要求文学紧跟某项政策,亦步亦趋。因此,无论是题材,还是表现手法,都应朝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文学评论,大家一致认为,这几年的评论虽然取得了不小成绩,但是和急速发展的生活和日趋丰富多样的创作相比,评论还是落后了。评论的武器较陈旧,理论较薄弱,形式也显得单调。评论亟待更新,包括知识的更新、方法的更新;同时评论也需要多样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评论落后的状况,适应文学发展的需要。
有的作家认为,评论应当坦率和富有创见性,这样对于创作才能够起积极的作用。作家不欢迎打棍子,也不欢迎那种甜甜蜜蜜的赞歌。锋利的、有分析的、一针见血的批评只会促进作家和评论家的团结。真正的评论应当有这样的气魄,好的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
谈到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时,有的同志指出,现在作家和评论家之间学术上的论争和艺术上的探讨太少,这样不利于创作和评论的发展。许多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只有通过争鸣,通过批评和反批评才能取得进展。有的同志认为,评论家应当理解和支持青年作者的探索和追求,正确对待他们可能产生的失误,帮助他们解决创作上碰到的问题。
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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