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衷心的敬佩 深切的怀念
——参观彭德怀同志故居感怀兼忆彭总生平
王首道
（一）
我认识彭德怀同志早在1928年，距今半个多世纪了。在他逝世之后，我几次提笔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终未实现。去年12月26日我在湖南时，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去湘潭县乌石寨彭家围子，参观了彭德怀同志的故居。故居是1983年10月前后修整开放的。门前悬有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彭德怀同志故居”七个大字的横匾。故居有辅助陈列室，是利用故居西头三间横屋举办的。这里陈列了彭德怀同志光辉一生中“青少年时期”、“两次回故乡”、“光辉业绩”三个方面的部分文物和照片，共约五十多件。资料虽不够丰富，但内容十分突出、感人。我仔细观看了这些陈列品，回想彭德怀同志给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在长期革命战争中，他出生入死，是我党少有的一位有卓越才能的军事指挥员。不幸的是，在他的后半生，因庐山会议的“万言书”，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参观后，我的心情实在难以平静，便在故居纪念册上，写了下面几句话：
“征程万里，求祖国解放，功昭日月。
上书千言，谋人民幸福，志壮山河。”
（二）
我第一次认识彭德怀同志，是在1928年平江起义的庆祝大会上。平江起义时，我在中共浏阳县委会工作。和我一起去参加庆祝大会的，还有李贞、李治民等同志。起义的部队在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同志领导下，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五军。经过战斗，先后和平江、浏阳的农民游击队分批合编。红军第五军中只有九个共产党员，分散在五个纵队。红五军成立后，彭德怀同志带部队主力去井冈山。黄公略同志带一个纵队与浏阳地方游击队合并，仍活动在平、浏一带。1929年冬，彭德怀同志又率部回到湘鄂赣根据地。到1930年7月底，长沙敌兵空虚，红五军一举攻占了长沙省城，在长沙共驻了九天。8月1日，在教育会坪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枪决了叛徒苏先俊，还释放了监狱中的大批政治犯，对湖南何健反革命势力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国民党反动派，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震动都很大。占领长沙后，我们成立了湖南省苏维埃，李立三同志任主席，由我代理。这样，我能够经常和彭德怀同志在一起。他给我的印象是英勇果断、而又十分平易近人，性格明快豪爽。我们当时工作很忙，要募集红军的各项物资，要做各阶层的群众工作，还要接见各方面的代表。在繁忙的工作中，彭德怀同志还抽空来看我们地方干部。他看到我和我爱人，便亲切地称赞说：这种革命的结合，非常好。还风趣地对我说：“哪有牛拴在稻草堆里，不吃草的？”逗得大家都笑了。后来反革命调集了大量军队，反扑长沙。由于敌强我弱，红军便带了一些物资从长沙撤退了。从1930年第一次打长沙，到第二次打长沙失利，我被调到湖南省委工作，和彭德怀同志见面的机会便少了。有一次代他转了一个报告给党中央。稍后，我们各自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便没有在一起了。他在各个时期的出色的贡献，赫赫战功，不仅使国内外敌人丧胆，而且赢得了全党、全国人民对他的崇敬。
（三）
在彭德怀同志故居陈列室的正厅，我看到一幅彭德怀同志身着元帅服的巨大照片。这使我回想到彭德怀同志从一个穷苦的煤窑工，成为一个人民元帅的过程。他真是历尽千辛万苦，为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彭德怀同志十岁时替人家放牛，十三岁去煤窑做童工，十五岁逃到洞庭湖边做堤工，后为生活所迫，到湘军当兵。从士兵、班长、排长、连长一直升到团长。到1928年平江起义，参加到革命队伍中，他几乎大半生是为国家为人民戎马征战。彭德怀同志的军事才华，能征善战，受到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器重。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在经过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一举击溃了追敌骑兵，奠定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写了一首诗：“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对彭德怀同志的军事指挥才能，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往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都对他委以重任。如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部队整编为西北军，就是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毛泽东同志当政委的。又如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胡宗南以三十万军队包围革命圣地延安，而延安当时只有三万军队。在如此紧急关头，为了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彭德怀同志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保卫延安和西北战场。此事为全国瞩目，震动中外。又如全国刚刚解放，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为了保家卫国，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中央军委就派彭德怀同志担任几十万志愿军的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最后终于击败美帝，在板门店签下停战协定。我看到彭总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在西北解放战争中的陈列品中，有不少当时他的照片，都是穿着布制的军服和布鞋，还有一双他亲自缝补过的袜子。这使我想到彭总大半生是在战场上度过的。战场上不仅有生命危险，而且生活极其艰苦，有时为了作战，一连几个晚上不能睡觉。有时供应不上，没吃没喝，更说不上吃饱吃好。而他作为党的人民的军事指挥员，事事为人表率，处处与战士同甘共苦。他一生为人俭朴，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记得1945年，他回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当时在杨家岭办公厅工作。按照组织安排，照顾他吃小灶，他却不肯接受。到1944年，党中央决定王震同志和我带领南下支队，到南方去建立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彭总将他的侄子彭启超交托给我，要我们带他一起南下。彭总当着我们的面，一再叮嘱他的侄子，要刻苦学习，要艰苦朴素。南下中生活很艰苦，但他一再要求我对他的侄子严格要求，生活上不要照顾，更不许吃小灶。彭总为了发扬革命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这么严格要求他的侄子等。这种精神是很感人的，很值得我们敬佩。彭总还有两个亲弟弟，大弟叫彭金华，二弟叫彭荣华。先是1937年8月，彭总从延安写信动员在平江的彭金华到抗大学习。到1938年党组织又派他回家乡开展地下革命斗争。彭金华回家后，发展自己的妻子周淑身、弟弟彭荣华和弟媳龙国英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在家乡成立了党支部，领导革命工作。1940年9月4日夜晚，国民党反动派来捉人，把彭家团团围住，朝屋里乱打枪，彭荣华同志当场被敌人打死。彭金华同志被敌人抓走，七天后也被秘密杀害。他的两个弟弟便这样为了革命壮烈牺牲。因此，彭总的一家是革命的一家，是值得我们崇敬的一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家。现在，彭金华和彭荣华的墓地就在彭总故居的后山上。1983年夏，王震同志在石碑上题写了“彭金华、彭荣华烈士之墓”几个大字。
（四）
在故居陈列室，我还看到彭德怀同志于1959年庐山会议时写的“万言书”，以及于1958年、1961年两次回故乡作调查研究所写的材料。他认为当时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公社化”运动，产生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使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他的这些观点，是他1958年回到家乡，在群众中进行了调查研究，召开了社、队干部座谈会，从实际中得出的结论，是广大群众的呼声。1961年，党中央安排他第二次回到家乡。他在家住了五十多天，白天走村串户，晚上坐在小油灯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调查报告。他先后调查了三个地区七个公社的十多个大队和几十个生产队，给党中央写了四个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反映了当时农村的情况。彭德怀同志说：“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来衡量做得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当时他看到家乡人民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生活还很苦，便对生产队的同志说：
“从今年起，我坚持每年回生产队参加劳动十天，如果不能回，就投资一百元给队上。”他果真从1961年起向队上投资，十年动乱才中止了。1979年，他的夫人浦安修同志遵照他的遗愿，将中断的十年共一千元补给了生产队。此外，还从他平反昭雪后补发的工资中拿出一万元，送给彭总亲笔题字的“乌石学校”修建校舍。
从彭总两次回家乡如此热爱家乡来看，彭德怀同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群众是他的一贯表现。从参加革命的一天起，他就带着煤窑工浓厚的阶级感情，热爱着广大穷苦群众。正是这种伟大的革命的阶级的爱，使他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团结了广大的部队战士。因此，他指挥的战争，才得到人民的支持，部队的拥护，取得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果。也正因为他任何时候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替人民的利益着想，因此，他永远站在人民的一边，受到人民无比的敬爱。这也是我们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所追求的真正的荣誉，也是每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
彭德怀同志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的地方，因故居陈列室受地方限制，加之成立的时间短，有许多材料还没有陈列出来。
从现在陈列的材料看，以及我长期和彭德怀同志的接触中所感触到的，他最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我认为是他的高尚的品质，是他一生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由于他来自人民群众的最基层，对人民有深厚的骨肉之情，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不顾个人安危，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坚持为广大的人民服务。他的这些高贵品质和革命精神，在我们今天振兴中华，建设四化事业中，以及在整党工作中都有着现实意义。也是在我们收集党史资料和革命史料中，应作为重点加以整理出版的宝贵内容。希望熟悉和了解彭德怀同志生平事迹的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部队中的同志们，能够把彭德怀同志一生的革命事迹，及时整理撰写出来，这将是我党我军的极为珍贵的教育材料。希望我这一愿望能很快实现。
我走出彭德怀同志故居时，情不自禁地轻声地说：彭德怀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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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伯昕同志学习
雷洁琼 葛志成
1984年3月27日凌晨3时27分，我们长期共事的老战友徐伯昕同志与世长辞了。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党员，出版界失去了一个杰出的老前辈，爱国统一战线失去了一个忠诚的战士，中国民主促进会失去了一个卓越的领导人。
伯昕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同邹韬奋同志一起创办生活书店，负责书店的经营管理，是韬奋的亲密战友，为发行进步书刊，传播革命思想，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国民党统治区，伯昕同志长期以书店“老板”的公开身份，团结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进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5年，他被选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和民主建国会监事，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日本投降后，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他与郑振铎等同志创办《民主》周刊，并与在上海的进步知识分子紧密联系，共同战斗，推动他们在《民主》、《周报》等革命刊物上发表文章，反对内战独裁，鼓吹民主和平。后来，伯昕同志又与马叙伦、王绍鏊等同志一起筹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民进的创始人之一。
1947年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全面内战，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解散社会人民团体，迫害爱国民主人士。同年7月，伯昕同志奉命将生活书店的中心转移到香港，并在香港参加筹建三联书店（读书、新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被选为总经理。同时与香港的民进同志一起筹建民进港九分会，继续进行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斗争。马叙伦、王绍鏊同志离开香港后，由伯昕同志具体负责港九分会的领导工作，直到他前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伯昕同志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以民进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后连任历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至六届常务委员、第二至五届副秘书长，还当选为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建国初期，伯昕同志担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发行局局长兼新华书店总经理等职，为发展新中国的文化出版事业辛勤工作，同时兼任人民政协和民进的工作。以后，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全国政协和民进的工作上，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活跃人民政协和民进工作，呕心沥血，奋斗不懈。
伯昕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忠诚战士。他常常勉励民进的同志要学习周恩来同志那种广阔胸怀、远大眼光，革命气魄，以及平等待人、严于律己和善于团结同志的高贵品德和优良作风，做好统战工作。他自己就是以周恩来同志为榜样努力去实践的。
1978年，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伯昕同志是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主持民进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在长期与伯昕同志的交往接触中，深深感到他具有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伯昕同志能够正确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坚定地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回想1979年初，民主党派恢复活动不久，当时统一战线在十年动乱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得七零八落，民主党派成员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民主党派面临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是年3月，伯昕同志主持召开了民进全国工作座谈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他指出新时期民进的工作重点，应转移到为四化建设服务上来，政治思想工作要结合业务实践，开展各种专业性活动。他提出“胸怀四化，思想领先，深入实际，昂首向前”四句话作为那时候的工作方针，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团结起来向前看，善于学习，勤于思考，敢于探索，勇于创新，阔步前进。这次讲话，对推进民进工作有很大指导意义。1980年，伯昕同志提出要抓两件大事，一是对教育工作献计献策，二是开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这两件事对调动会员群众的积极性，促进各地民进组织工作的进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81年，伯昕同志又提出对文化出版工作献计献策，并主张发挥民进的优势，组织一些特级教师、专家、学者到西北去讲学交流经验，帮助教育落后的边远地方的中小学教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82年，他又积极推动和支持民进各地方组织广开学路，以多种形式办学。1983年，他常带病为筹备民进五代大会，出了很多主意。他一再主张，在新时期做民主党派工作要一心为四化，大胆设想，大胆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善于抓问题，抓建议，抓典型，抓成果。要加强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甘当无名英雄，加强团结协商。
第二，伯昕同志十分关心知识分子和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疾苦。在近几年的历次会议讲话和日常工作中，他总是强调要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工作，作为民进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紧抓好。1980年初，他看到胡耀邦同志在政协简报上对落实政策的一段批语，就马上拿到民进会刊上转载，组织大家学习贯彻。他要求对于能够为知识分子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抓住不放，一竿子到底，务必抓出结果来。他认为民进虽是协助有关部门进行落实政策的工作，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反映问题上，而是要提出具体的建议，经常去了解和催询，尽力做到件件有着落，对会员负责。
对广大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不受重视，工作生活条件差，伯昕同志也时刻挂在心上。他提出民进组织要急会员之所急，想会员之所想，做会员的贴心人。民进中央机关应成为会员的服务站、后勤部，实实在在地为会员办几件好事。民进中央举办的流通图书馆，就是在伯昕同志的倡导下，为了帮助解决中小学教师会员寻找教学资料和购买图书的困难而创办起来的。这个图书馆办得很有成效，深受会内外教师的好评。在历次政协会议上，伯昕同志曾多次为提高教师地位，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呼吁。他常说民进要敢于代表会员的合法利益，替广大中小学教师说话。1982年举行五届政协五次会议时，伯昕同志因病未能出席，但他还是写了三份有关中小学教育问题的提案。在他的倡议下，近几年来民进中央还多次与政协教育组和中国教育学会一起举办活动，如请教育部领导和专家作报告，办讲座，搞专题调查，在重大节日组织联欢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为广大中小学教师办的好事。
第三，伯昕同志十分注重解决民进领导班子的老化问题，爱护和培养中青年干部。早在几年前，他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为了替民进中央物色比较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他奔走联系，花了很大的力气。民进“五大”再次选他为副主席，他并不同意。他在医院对人说，自己年近八旬，应该退居二线，当个顾问就行了。他对机关干部从政治到生活都关怀备至。对前两年机关新调来的一些中青年干部，他提出要放手使用，大胆提拔，在实际中培养提高。他平易近人，身体较好时，经常来机关办公，接触群众，找人谈心，传授工作经验，虚心听取意见。为了解决一个女干部的长期两地分居问题，他亲自向有关方面联系，使他们一家得到团聚。他还为解决机关干部的宿舍问题，向有关部门交涉。机关干部反映他待人真诚，毫无官架子，都认为他是一位和蔼可亲、令人尊敬的长者。他用人坚持按组织原则办事，不开后门，主张择优录用，从来不介绍亲友到民进机关来。
第四，伯昕同志善于团结同志，很尊重党外人士，经常要求民进干部做工作一定要有统战观点，特别是共产党员决不能指手划脚，自以为是，要虚心听取党外同志的意见。他与社会上各界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和推荐人才。有些非党知识分子就是经他的推荐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担任民进部门负责人的。
即使很细小的地方，伯昕同志也很注意。记得有一次发表民进会议的消息，他看到报道的民进领导人只有几位党员同志的名字，就不以为然。他对工作同志说，民主党派的会议消息，应当多报道党外同志的名字，为什么只登几位党员领导人呢？很多重要会议或政治活动，他总是要非党的领导人多出面，虽然他既是共产党员又是民进会员，但不愿自己出头露面。开会要他讲话，他总是说以参加会议的一分子身份发言，从不以领导人自居，表现出他的谦虚谨慎态度。
第五，伯昕同志自奉甚俭，生活非常简朴。拿几件小事来说，他对机关工作的批示，常常用会议通知或过时文件的背面来书写，他把旧信封翻过来亲自粘贴继续使用。他从来不因私事用公家汽车，有时陪家人看病坐车，坚持要付汽油费。司机去接他开会办公时，他总是准时站在家门口等候，从不误时。有的朋友送给他的土产食品，他拿到机关分给大家共享。“于细微处见精神”，凡此小事也可看出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前年，他还把自己的工资积蓄三千元捐给民进作为文教基金。
天不假年，不治之症夺去了伯昕同志的宝贵生命。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为统战工作奋斗的一生。他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对我国人民革命事业，对爱国统一战线，对中国民主促进会建立的功绩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我们沉痛地悼念伯昕同志，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为努力开创民进工作的新局面，为在完成我国人民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中发挥民进的积极作用而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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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抗战时期的李世璋同志
魏文伯 张维桢 郭霁云
李世璋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老战友。
世璋同志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留学。在大学时代，他就投身五四运动，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召开国民会议，反对段祺瑞的御用善后会议阴谋。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他与赵世炎、范鸿劼等同志共同奋力推动中苏建交运动。1925年初，世璋同志以北京京报记者、上海民国日报特约记者身份追随中山先生左右，并担任孙中山先生病重和治丧期间的新闻发言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世璋同志奉党的调遣，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教官。以后又随军北伐，在林伯渠同志任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第六军工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代主任兼十八师党代表。在北伐战争中，他屡立战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这时，世璋同志出任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委员，并根据党的指示，应程潜将军之约，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长、冀豫两省战地党政委员会秘书长，襄助程潜将军赴前线组织中原抗战。就在这烽火燎原的年代，我们与世璋同志一起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1937年7月下旬，世璋同志到业已抵达南京的叶帅、林伯渠同志处听取指示，并带着叶帅、林老指派的何世庸同志为秘书兼程向前方进发。在河北获鹿与十八集团军驻第一战区高级联络参谋边章五同志会见。世璋同志即请边章五同志向周副主席发报，请求党中央速派得力干部来第一战区政训处开展工作。不久，朱瑞、唐天际等一批同志奉党的指示到达邯郸第一战区与世璋同志会合，同时，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河南省委相继派大批党员干部陆续来到战区政训处（据我们现在回忆，党员骨干多达五六十人以上）。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在中共河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世璋同志利用他的战区高级官员的合法身份，支持、保护大批共产党员、团结广大爱国青年，为打开中原抗战局面艰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世璋同志领导战区政训处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先后在安阳、新乡、郑州、洛阳等地召开数千人到万人参加的各界民众抗日动员大会，在河南其它各县也相继组织了各界民众抗日救国会。
与抗日宣传相呼应，更主要的工作是组织和武装民众。世璋、朱瑞同志注意到河北、河南两省民间存枪多的特点，对各地党组织推荐的抗日力量，以战区名义加以委任和补给支持。于是，平汉路两侧抗日小队伍象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世璋和朱瑞同志研究，趁此时机办两件事，一是动员群众抗日，二是训练游击干部。他们在新乡开办大型游击骨干训练班，数百名抗日军事骨干经过训练，陆续进入华北、中原敌后，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第一战区长官部到达郑州、洛阳后，世璋同志决定开办政治训练大队，吸收大批背井离乡、饥寒交迫的东北、平津流亡学生和当地有为青年入学，魏文伯、张维桢等同志均在主管此事。数百名进步青年、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经过短期训练即参加工作，同时选择其中一部分优秀同志（包括从武汉、南京、西安派来的同志）委以民运指导员职务，每县三一五人，负责县一级的民众运动工作。他们生龙活虎、朝气蓬勃、深入群众，措施有力，逐步掌握了基层抗日救亡的权力，其中洛阳、登封、长葛、新郑的民运工作更是深入、扎实。战区政训处党组织根据各县民运指导员的报告，对于那些贪赃枉法，勾结敌伪的汉奸县长、乡长逐个报长官部加以惩办，大长了民众的志气，狠刹了媚日派的威风，在广大农村撒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
1938年春，四大家族悍然决定要关闭郑州著名的豫丰纱厂，策划将机器、设备、资本统统转移到重庆，置千余名工人的死活于不顾。在党的领导下，纱厂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这时，世璋同志派张维桢、郭霁云、杨达等十几位党员干部以战区政训处官员名义前往工厂，迫使资方答应工人的条件。据世璋同志回忆，就在此时，郑州警备司令严武却通过戴笠向蒋介石密告，诬蔑豫丰纱厂工人罢工破坏前方抗战。蒋介石闻讯，即乘飞机抵郑州视察，妄图镇压。蒋介石首先传讯李世璋同志，质问李世璋同志为什么不制止纱厂工人罢工？蒋蛮横指责工人在前方罢工就是破坏抗战。李世璋同志为了保护广大工人的生命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在蒋面前据理力争，最后蒋无言以对。事后，战区决定拨出五万元经费对工人进行安置，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后来，这个厂部分工人在杨达等同志的领导下转到豫西，继续为抗日军民生产布匹。
1938年秋，世璋同志在内外反顽的夹击下，处境艰难，工作进展比原来更困难了，但他仍然顽强坚持斗争，直到1939年春离开政训处。在他行将离职前，还想到保存抗日的基础，极力设法使党的骨干取得牢固的合法地位。他与程潜将军商定，推荐共产党员郭霁云同志会见宋美龄。中共河南省委同意这一提议，并指示郭霁云同志向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副主席报告。长江局同意利用宋美龄在武汉的时机，请程潜、李世璋两将军介绍郭霁云同志与宋美龄会面，倡议筹建妇女抗日组织。在邓大姐直接指导下，不久即在洛阳成立了
“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在省委领导下，新生活运动妇女工作委员会将洛阳的妇女、儿童继续深入发动起来，进行募捐义演，为抗日将士做寒衣，慰问伤病员，收容流落儿童，到街头进行抗敌宣传以及生产自救等。
重庆的亲日顽固派加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与战区内部的复兴社特务、托派分子相勾结，对世璋同志和党领导的一战区政训处恨之入骨，纷纷向蒋介石告御状。1938年冬，蒋介石下手令撤销李世璋同志第一战区秘书长兼政训处长职务，同时下令解散政训处。
在省委统一领导下，战区政训处的大批进步青年、民先队员和党员干部，分批撤回延安或进入华北、华中敌后。世璋同志前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党组织和林伯渠同志汇报情况。林老指示，世璋同志不必在一战区工作，但应保持与程潜将军及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密切联系，共谋两党合作的抗日救亡大业。
世璋同志刚离洛阳到西安，一战区军法处即逮捕原政训处科长、共产党员王伯评同志。王伯评同志（即魏梦龄）是中共北方局著名的联络员，曾参与营救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我党一批高级干部。他在一战区的工作也是成绩卓著的，所以敌人对他视若眼中钉。很明显，王伯评同志处境危急。世璋同志闻讯又折返洛阳一战区，与战区参谋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推倒了他们诬陷王伯评同志“泄露军事机密”的罪名。之后，世璋同志面见程潜将军，讲明事实真相，程潜将军当即同意，由李世璋同志担保，释放王伯评同志。王伯评同志获释后，即与世璋同志商定，迅速过黄河进入华北敌后。
1939年春，蒋介石在重庆传讯李世璋同志。据世璋同志回忆，传讯厅武装林立，四个秘书记录并轮流向蒋送条子提示。蒋喝问说，你李世璋到底是什么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按谁的指示办事？经费从何而来？在河南撤换了多少个县长？世璋同志从容不迫，侃侃而谈，强调现在是国共合作，战区政训处是按两党共同发表的抗战救国纲领办事。对具体问题则逐个予以驳回。审问持续了三个小时，不得要领。陈布雷见此僵持局面，进来劝蒋休息。蒋临走时威胁说，你李世璋“积案盈尺”，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你离开重庆一步。从此，开始了对李世璋同志长期严密的监视。
由于李世璋同志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执行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团结各界人士，通过民运、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组织深入动员和唤起民众，推动了一战区抗日救亡活动的蓬勃开展，培养和运送了大批抗日革命干部，在国统区中原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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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龙门悼仲曦东同志
贾若瑜壮志挽狂澜，要扫腥膻。披星戴月跨征鞍，血战沙场凝友谊，推倒三山。外事有百端，曲折艰难。千钧重担非等闲，那堪星陨苍松折，泪洒栏杆。
1984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