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十倡十戒 开拓前进
高占祥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新时期、新任务、新问题，要求我们从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上来一个大的转变，把那些同我们的伟大事业不相适应的东西克服掉。在工作实践中，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切身感受，无以名之，姑且叫做“十倡十戒”。
一、提倡胸怀全局 力戒脱离中心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
我们要经常关心国家大事，了解战略全局。只有全局在胸，才能高屋建瓴，知道自己部门工作在全局中的位置，才能使本部门工作这节“车厢”不脱离党的总路线的轨道。
议大事、懂全局这个问题，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有的同志不关心大事、全局，工作起来，心中无底，脚下无根，摇摇摆摆，开创不了新局面；有的同志搞本位主义，不顾全局，自觉不自觉地做出了有碍四化建设、有损全局的事情；有的同志目无全局，不顾统一，指导局部就会犯脱离整体、盲目乱干的错误。事实说明，没有全局在胸是下不好一着棋的。
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全局、大局，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以完成这个总任务为中心。目前正在进行的整党，就是为了保证实现这个总任务。任何偏离和干扰这个中心的作法都是背离十二大的方针路线的，都是错误的。
二、提倡锐意创新 力戒因循守旧
开创新局面，要求我们每个同志都有一颗不断创新的进取心。创新，才能前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弃旧扬新、不断创造的过程。创新并不是异想天开，随意杜撰，而是在党的方针路线指引下，在实践中积极探求解决新课题的新途径、新方法。
在现代化建设中，创新就要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存在着不少不适合我国国情的错误观念和模式，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从实际出发，冲破这些旧框框，全面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改革，才能开创新的局面。
创新与改革并不是把过去的一切工作经验统统摒弃。相反，过去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传统、好作风、好方法，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在新的形势下有所丰富，有所发展，有所提高，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成为指导我们行动的科学。经验是宝贵的，但把狭隘的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就会走向事物的反面。时代已进入八十年代，思想还停留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因而政治迟钝，思想保守，习惯于用旧思想、老套套看待事物，评论是非，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改革的阻力，这是目前干部队伍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要做改革的促进派，创新的带头人，一切同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不相适应的老观念、老办法、老框框都要坚决破除。大量生动的事实告诉我们，改革则进，创新则活。只有坚持改革创新，才能变守业为创业，从“山重水复”，走向“柳暗花明”。
三、提倡勤奋苦干 力戒懒散怠惰
唐代韩愈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业”，是四化大业，较之韩愈所说的业，伟大、艰巨得多。它要求我们百倍于前人勤奋地工作。勤奋，就是要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稀里糊涂混日子的时代应该结束了，舒舒服服当干部的日子也应该结束了。勤奋，就要勤于思考，要不断地认识新问题，提出新见解，理出新思想；勤奋，就要自己动手、动口，自觉地向自己的惰性作斗争，克服那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坏作风；勤奋，就要有一股子干劲、钻劲、创劲，有一颗永不衰竭的进取心。
要做到勤奋，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好的精神状态。现在，有的干部精神不振，懒散怠惰，缺乏为四化献身的精神。这些同志往往是“心里装着小算盘，围着私字打转转”，没有从“自我”的小天地，走上四化建设的大舞台。
应该指出，我们现行制度中的某些弊病，往往压抑人的积极性，使勤奋的人勤奋不起来，甚至使勤人变懒，懒人更懒。为什么懒了多年的人一到深圳往往就勤奋起来了？主要的一条是那里打破了“大锅饭”，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为了使每个人勤奋苦干，还必须对现行体制中的弊病进行大胆的迅速的改革。
四、提倡务实精神 力戒空谈陋习
务实，就是崇尚真理，讲究实际，注重实干，思想必须见诸行动。
提倡务实精神，必须反对空谈陋习。这些年来我们基本上扭转了“假、大、空”的浮夸作风，实事求是的传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但是，空谈陋习并未完全绝迹。有的干部汇报情况，布置工作，会议发言，对群众作宣传，多是些空洞抽象的调头，缺少真知灼见，缺乏说服力和号召力。这种作风任其蔓延，势必贻害四化大业，误国误民。历史上，空谈陋习并不少见，魏晋士人“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北宋官僚“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都是高谈阔论、泛泛空谈造成误事害国的典型。我们的四化建设，需要的是说实话、办实事、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毛泽东同志曾经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四化大业，要踏踏实实地干点实际工作。要以求实的精神，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真正弄清一两个问题、解决一两个问题。全党有四千万党员，如果每个党员解决一两个问题，就是几千万个问题。这比夸夸其谈、洋洋万言要有用得多。
五、提倡调查研究 力戒闭门造车
对调查研究，多数同志是重视的，但也有的同志重视不够。有的领导同志整天忙于处理一些具体事务，拔不出脚来搞调查；有的同志过去接触过一些实际，有一定工作经验，觉得搞不搞调查研究关系不大，有的同志习惯于材料堆里看材料，电话机里听汇报，办公室里想套套。这些同志的一个通病，就是自觉不自觉地与生动丰富的生活现实割断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决定，处理问题，怎么能不跌跤子呢？要开拓前进，就必须坚决克服那种闭门造车，用老经验对待新问题、凭主观想象作决策的坏习气。
一个聪明的领导者，总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感，不仅懂得把调查研究摆到重要日程上来，而且还会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调查研究上面去。
社会生活是异常复杂的，往往有许多假象。要想窥见到事物的内涵，把握住它的本质，必须把传统的调查方法与科学的社会统计方法结合起来，这单靠少数几个领导者是不够的。应该在领导同志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充分发挥有关职能机构和智囊人员的作用。
六、提倡大胆“冒尖” 力戒嫉贤妒能
农村中出现的千千万万个“冒尖户”，给农业战线带来了一派生机。这给了我们一个深刻启示：哪里“冒尖”者多，那里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要大力扶持各个行业的“冒尖”人才。
有的人，对贤能之士、先进分子，不是抱着崇敬、爱惜和学习的态度，而是站在一旁冷眼相看，躲在背后嘀嘀咕咕，无见贤思齐之心，有嫉贤妒能之意。他们自己胸无大志，不求进取，却对别人吹毛求疵，对“冒尖”人才的缺点，不是善意帮助，而是“以小疵掩其大德”，求全责备，讽刺挖苦。个别人甚至无视党纪国法，造谣诬陷，压制人才，以至“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韩愈《原毁》）。这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是败坏我们事业的腐蚀剂。它所以能够在我们的干部队伍内有市场，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功过不分，赏罚不明，甚至“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我们要坚决同这种歪风邪气作斗争，对妒贤嫉能的人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要“冒尖”，总难免要冒出点问题来。大凡只要干事，一点毛病不出，一点漏洞没有，一点错误不犯，是从来未有的。因为干工作而出了点毛病，比那些不干事情混日子的人要强百倍。在事业上“冒尖”的同志，要勇于顶住由嫉妒而造成的压力，在那些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以至恶意诽谤面前，镇定自容，投以睥睨的目光，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方今之急，在于人才”。各行各业的“尖子”，是时代的英才，民族的精华。因而，各级领导者对“冒尖”人才，应当在政治上给以关怀，工作上给以支持，生活上给以关心，满腔热情地为人才成长开拓道路。在四化建设急需人才的今日，不爱惜人才的领导，是不合格的领导；压制人才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
七、提倡大胆碰硬 力戒好人主义
敢于碰硬是革命者应有的胆略、气魄和战斗风格。碰硬，就是向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进行挑战，向歪风邪气进行挑战；就是《国际歌》所讲的：“要为真理而斗争”。但是，正义在同邪恶、同错误进行斗争的时候，总会遇到阻力，有时要付出一些代价，甚至要担一些风险。“好人主义”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一些同志，在错误思想、行为面前，不讲真理讲面子，不讲原则讲关系，不讲是非讲人情，四面讨好，八面玲珑。这种腐朽庸俗的作风，是同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格格不入的。
敢于碰硬，首先要做到自身清正，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不搞特殊，不谋私利。唯有如此，才能挺直腰杆，凛然一身正气，敢于理直气壮地扶正祛邪。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地方出现了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坚持原则、大胆碰硬的同志遭到报复，受到孤立；而奉行“好人主义”的人却能左右逢源。为着党和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必须下决心纠正这种不正之风。在整党中，我们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同“好人主义”这种庸俗低级的处世哲学作坚决斗争，做一个正气浩然，刚直不阿的好干部。
八、提倡讲究效率 力戒疲沓拖拉
在党政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办事不讲效率，拖泥带水，议而不决，互相推诿，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带普遍性的问题。现在情况虽有所好转，但没有根本转变。在科学技术和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没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没有具体的日期要求，甚至没有时间观念，这种小生产的积习，旧官场衙门的遗风，同开创新局面的要求是极不相称的。
工作效率低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建立严格的责任制。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无人负责。要根除这一弊端，就要建立严格的岗位责任制，把每个单位、每个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搞得清清楚楚，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根据工作效率高低、表现好坏、成绩大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这样才能激励人们多快好省地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
开创新局面，一定要有当机而断的魄力。鲁莽从事是不行的，但顾虑重重，徘徊观望，也会坐失良机，贻误工作。看准了的事情就要大胆地去干。这样做，难免犯一点错误，但这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拉拉、长期不解决问题的错误，要好得多。
要提高工作效率，还要善于运筹时间。领导者要学会把重要的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拒绝去做那些不必要的事情。要做时间的主人，不推、不拖、不等、不靠，抓紧时间工作。不论是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都要成为一个有效的管理者。
九、提倡令行禁止 力戒纪律松弛
纪律好坏，也反映着一个单位的精神状态。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是精神振作的表现。我们过去革命的胜利靠铁的纪律，今天开创工作新局面，也要用严格的纪律做保证。现在，纪律松弛的现象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整顿和加强纪律，是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整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每个党员、干部要努力同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现在有的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仍然采取消极的态度，对目前的改革采取观望、阻挠或抵制的错误态度，这都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改革，是党中央确定的方针，对每一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来说，允许在改革中犯错误，不允许阻挠和抵制改革。
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维护纪律的尊严，对那些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给予必要的批评乃至处分。听任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斗争，不制止，不处理，本身就是对纪律的一种破坏。当然，我们提倡令行禁止，纪律严明，并不是要人们束手束脚，谨小慎微。不要一强调纪律，就事无巨细，都请示上级。对自己责任范围内的工作，要敢于独立负责。
十、提倡刻苦学习 力戒满足现状
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我们要自觉加强自己的才能锻炼和素质修养，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知识水平。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还要学习文化，学习科学，学习管理。
现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陈旧率越来越快。社会各个方面都处在迅速变革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理论水平低的同志，固然要加倍努力学习，就是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的同志，对学习也丝毫不能放松。每个同志都要有自知之明，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里，满足、松懈，就会落后，甚至被淘汰，这是时代向我们每个人的挑战。做为领导者，要十分重视、关心干部的学习，给他们创造必要的学习条件。同时要加强检查、督促、考核，努力造就一支适应四化建设需要，勇于开创新局面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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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扶上马”之后……
马国文 张茂峰
去年，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实行新老更替。当时，不少退下来的老同志以革命事业为重，对新进领导班子的同志提出要“扶上马，送一程”，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现在的问题是，老同志把年轻干部“扶上马”之后该怎么办？新进班子的同志又应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职务，积极开展工作？最近读史书，看到《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觉得很有启发。
战国时期，郑国有个叫子皮（名虎）的老相国，他年迈后不贪恋官位，荐举年轻的部属子产接替自己的职务。子产顾虑重重，一再推辞说：“我们国小又临近大国，易受其迫害，国内公族盛大，有权有势的人多，我不能接受这个职务。”子皮为了解除子产的顾虑，鼓励他说：“虎帅以听，谁敢犯子？子善相之。”意思是说，我首先带头并率领群臣听命于你，还有谁敢冒犯你？你就好好干吧！子皮的言行，很使子产感动。他上台后，不负子皮重托，放开手脚，施展才干，很快使郑国出现了一派兴旺景象。
老相国子皮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子产扶上马之后，立即丢开缰绳，让子产放手工作，充分信任子产。子产之所以能够大胆改革，郑国之所以很快振兴，与子皮这一行为有直接关系。
子产的精神也值得称赞。他当了相国之后，并不因为自己是子皮所荐，而感恩戴德，不讲原则。他对子皮做得不对的事，也敢于直言批评，秉公办理。一次，子皮向子产推荐一个叫尹何的人做行政官，遭到了子产的反对。因为此人既无经验，又无办事能力。从此子皮更加信任子产。
由此联想到当前的一些现象。有一些老同志把年轻的干部“扶上马”之后，仍不舍得丢开缰绳，不肯放心地交出他们应该交出的那些权力，特别是人事权。一些重大决策，还是老干部说了算。结果造成新老人手一大堆，婆婆多，主意多，整天忙于开会，大事议不成，小事办不了。班子换了，面貌仍旧。看上去新干部骑在马背上，实际上缰绳仍握在老同志手中，使新进班子的同志手脚伸不开，工作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更谈不上开创新局面。这种情况需要尽快改变。否则，前一段精简机构、调整领导班子的工作就会半途而废，变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的四化建设也就没有希望。
当然，从新进领导班子的同志方面说，也应该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就是既要信任、尊重老同志，又要有自己的主见，坚持原则，大胆工作，不能畏首畏尾，缩手缩脚，一味迁就随和，否则就不能尽快打开新局面，也难于在群众中建立起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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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一部材料翔实、叙述生动的专著
——读《五四运动史》
吕涛
彭明同志积二十多年的研究成果撰写的《五四运动史》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既是一部材料翔实的专著，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材料丰富、翔实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必须是先务“实”，后求“是”。本书作者大量查阅了报刊资料、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回忆录，还采访了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老人，并进行实地考察。把这些死的文字材料和活的口述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此，事实叙述得比较准确。例如，关于5月4日当天游行人数问题，向来有三千人和五千人两种说法。作者根据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档案所存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密电：“4日，北京大学等十数学校学生二、三千人，因青岛问题，在天安门前集合，拟赴各使馆争议。”认为游行人数三千人之说是比较真实的。又如，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部主任和任教时间，本不在一年（相隔两年多），许多文章和回忆录中，都把两者混为一谈，说得比较笼统。作者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使其尽量合乎当时的实际。对于一件史实有两种以上的说法，无法作出判断者，或者是只有一种说法，但系孤证而无旁证者，作者大都在正文或注解中加以交待说明。
作者在撰述本书时，非常重视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并对不同角度的各种回忆材料，加以排比印证和分析。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得以弄清许多重大问题。如高一涵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回忆；许德珩、杨晦等关于学生运动情况的回忆；罗章龙关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情况的回忆，张申府、刘清扬关于周恩来活动情况的回忆等等，都是很珍贵的。作者为了弄清一些细节，还访问了当年北京大学的工友、赵家楼胡同的居民、陈独秀故居的房东，等等。这些历史见证人所提供的情况，都是非常具体和生动的，也是非常宝贵的。作者不仅搜集了国内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还努力搜集国外及港台出版的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把它们互为印证加以分析，校订了一些重要史实。如火烧赵家楼事件，许多参加者都回忆说，当游行队伍走到赵家楼胡同时，曹汝霖事先闻讯逃跑了。但是曹汝霖本人却记得他没有跑。他说：“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屋（箱子间），仲和（即章宗祥）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房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当时学生“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作者认为，曹本人的这段回忆，应是实情。学生没有找到曹，估计他逃跑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不是事实。
作者十分重视实地考察，通过实地考察纠正了一些书本上或传闻上的谬误。作者在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说明：“例如在文字记载中，《新青年》编者当年曾在‘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我原来听说‘新世界’就是前门外的劝业场，但经过实地的访问调查，发现不对了，不是劝业场，而是珠市口西香厂路口的一座楼房（原为一小学，现准备拆除），并且了解到当年北京的‘新世界’，类似上海的‘大世界’游艺场。……这样，再来读高一涵的那篇和陈独秀一起在‘新世界’散发传单经过的回忆，就活龙活现，印象逼真，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了。”据笔者所知，本书作者曾两次去“新世界”考察访问，因此他能够写得如身临其境。
其次，该书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又是新文化运动，它们互为影响。本书基本上贯穿着这样两条线，而以爱国主义为主线。本书开首一章就是《从山东问题说起》，一下就把五四运动的诱因直接点出来了。接着展开时代背景的分析，说明五四爱国运动的必然性。
五四运动是一次空前的爱国运动。真正是地无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卷入到这个运动中来。在地区上，作者除了分析北京、上海两个中心外，也重点地叙述了山东、天津、武汉、长沙等地区的情况，显示了星火燎原之势。在阶层上，作者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材料，说明各个阶层，包括三教九流，都投入到运动中去。“商女也知亡国恨”，作者用了这样一个标题，说明运动波及的广泛性。最感人的是一位天津的家庭妇女，她依靠典当衣服换来的钱，印制题为“李孟氏典衣刊布”的一张爱国传单，有力地说明爱国运动的深入人心。此外，对于农民参加五四运动的介绍，以前有关的出版物尚不多见，作者根据掌握的材料（主要是山东），也作了描述。
把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结合起来论述，是该书的又一个特点。五四运动的兴起，是与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的。作者用了相当篇幅，分析和论述了“五四”前夕的启蒙运动，说明它的历史意义。对于“五四”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者按照具体情况，和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段落相适应，努力把两条线揉合在一起加以论述，开辟了《问题和主义之争》、《空想社会主义的破产》、《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社会主义辩论》、《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章节，并注意从中归纳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加以探讨。如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在过去的著作中，或被忽视，或语焉不详，作者把它的来龙去脉讲得比较清楚。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在1920年以前对中国很有影响，它的破产才促使中国思想界转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另外，该书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些著名人物在五四时期的思想，都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论述。因此，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也是有一定分量的。
除了以上几个特点，本书把《五四运动和妇女解放》专列为一章，将散乱的有关妇女解放的材料加以综合和分析，这也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