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我想告诉他……
露菲
我们国防剧团的老团长虞棘同志睡了，睡得很沉、很沉。他紧闭着嘴唇，闭着他那双多少带有一些威严的又充满慈祥的大眼睛。他睡了，睡在四面摆满了花圈的大厅里……。
我朝老团长三鞠躬，我想放声哭，但又怕惊扰他的梦。我只有哽咽着，让泪水洒在大厅的水泥地上。
虞棘同志的战友、爱妻王少岩同志，是大家熟悉的电影导演，在战争年代，她长期担任国防剧团的队长。此时，她站在虞棘同志身边，紧紧地抱着我说：“你没有能够见他一面，你没有看见他啊！”
为了安慰这颗悲痛的心，我说：“我见到了，我已经见到了，老队长，您不要哭，不要哭……。”
我记得最后一回看到虞棘同志，是在旧帘子胡同他的家里，是去年的6月初的一天傍晚。他坐在会客室里，用手抚摸着胸口说他的胃不好。少岩同志说不久将住医院检查，我安慰了几句。然后我告诉他，我要到胶东去，问他有什么事没有。他说：“没有什么事，回去看看好。”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高兴的又有些羡慕的神情。
我告诉他，回来再来看他。
“好！好！”他点点头，慈祥地微笑着。那微笑好象是在战争年代送我们出发一样。这印象一闪即失，我便出了门。
一个月过去了，我从胶东回来了，虞棘同志已入院。我想告诉他，三中全会以来，胶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民生活富裕了，城市生产发展了。我想告诉他，烟台有三个大火车站，长长的站台，十分气派。我想告诉他，烟台郊区的苹果树上已经结了果，莱阳的梨树碧绿成片。牟平西关大队的农民住上七十五平方米的万元楼，每家每户都装上了电话。我还想告诉他，威海市的远遥大队社员的冰箱里装满了鱼和虾，附近孙家疃公社的敬老院的院长——威海市水产公司退了休的一位副经理，他全心全意为孤寡老人的服务精神多么使我感动。当然我最想告诉他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战争期间，我们撒下的革命文艺种子，已经开花、结果。这里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家、艺术家，这里地区的领导同志是多么重视建设精神文明。我要告诉他，这里的人民没有忘记国防剧团的同志们，他们想念从胶东走向全国的同志们，其中当然有虞棘团长。然而，当我兴冲冲回到北京时，却没有看见我们的老团长，他入院动了手术，几次想看均未看成。所以老队长少岩同志怀着多么遗憾的心情说：“你没有看见他，没有见上一面啊……。”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我不是安慰她，我的确看到了。我在胶东的山山水水中看到了，在同志们的心里看到了。我看到了虞棘团长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里怎么带领大家在火线上演出，为躲避敌人夜间空袭，只要听到敌机的声响，我们就把舞台上的汽灯息灭，为此我们打碎了多少汽灯的纱罩。那个时候，弄到一只纱罩是多么困难啊。我还记得，为了悼念夏侯苏民同志，他流着眼泪写的那首歌曲，多么使人激动。凝结着他的战斗生活的戏剧《气壮山河》、《三世仇》等作品，激起战士们多么强烈的战斗精神。虞团长那时有病，他捂着肚子排练他写的大型歌剧《解放》。劝他休息，他总是摆摆手。我不记得是哪年哪月认识他的，但我永远忘不了他演出苏联话剧《前线》里戈尔洛夫的形象。他是那么严肃，所以当我初到国防剧团时，我就有点怕他。那时我要求上前线，他吩咐司务长发给我一套军装。后来他对我笑了，是我给他织毛衣织成一个大筒子的时候。他当着我的面对少岩队长说：“你看，我有这么胖吗？织得这么宽，能装进两个我。”那时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1947年，我们打下了敌人一条船，从船上缴获了一些物资，其中有不少毛线，我们分到了一些，大家都学着织毛衣。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秋天，是我第一次学着织毛衣。也是在那个秋天，我们挨过敌机一次大轰炸，我们躲在山涧里没有饭吃，同志们嚼着青草根，老百姓的花生地就在山坡上，谁也没有想到要去拔一棵。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里，虞棘同志带领我们去迎接战斗……。
“十年动乱”结束了，他最早想到要找找我，他估计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日子不好过。当战友盛毅同志把我带到老团长的家里时，我的感情波涛冲撞着我的心灵，我的老团长，您没有忘记您这一群大大小小的团员。近几年来虞棘同志鼓励我好好工作，好好学习。我都记住了。我问起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他从不谈他受到的迫害，他只说“希望多作工作”。就在旧帘子胡同的小院里，他整天象蜜蜂似地工作，写回忆录，为全军整理编写文艺史料，有时还要腾出时间盛情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战友和部下。
“你没有见他一面，你没有看见他……。”少岩队长一再流着眼泪说。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
因为他在我们大家心里。
老团长，你战斗了一生，累了，睡吧！我把眼泪洒在大厅的水泥地上，不敢惊扰您的梦……。
第8版()
专栏：
社会一面的缩影
叶仕春
朱伯儒同志有一次讲到，春节期间，他与爱人在家接待来访人员五百多名。有的是远道而来，特地向他恭贺新禧的；有的是要求他帮助解决困难的；有的是请他代为向上“告状”的；有很大一部分失足青年是前来向他取“火”的。来访人员中，有的来自北京，有的来自浙江；有城镇的，也有乡村的；有干部，有工人，有教师，有学生。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足可显示一定的社会性，起码也是一个社会面的缩影。
这些人为什么不去找本单位组织和领导帮助解决困难呢？为什么不把情况直接向有关部门反映呢？难道朱伯儒真有替人排忧解难的灵丹妙药吗？事情怪就怪在这里，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失足青年，经朱伯儒同志这盆“炭火”的温暖，冰冻的心就可以复活，绝望之念可以变成希望之光。难道这不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吗？
我们很难相信，来访的人员都没有去找过单位的组织和领导，其组织和领导又未必都不知其有困难。那么，难道是群众的要求太苛刻了吗？否！有的是一家三代挤在不到十个平方米的凉棚里，提起孩子结婚更是望“房”兴叹，有的只是为一二十元的困难。为什么那些单位或部门，不去主动解决这些本应由他们解决的问题呢？这不正是有关领导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本应由他们关心的群众的安危冷暖缺少关心和负责精神吗？不正是由于他们缺乏朱伯儒同志那种对人民群众的感情和“炭火”精神吗？
当然，人们对朱伯儒同志的信任是朱伯儒用信任别人换来的。不然，为什么有的青年从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不辞劳累，几经往返，把没有对任何人，甚至连父母都没有讲的话要给“朱叔叔”讲呢？为什么一些失足青年只要求朱伯儒同志对自己讲几句鼓励的话，写几个有意义的字作一个纪念就心满意足了呢？为什么一个在绝望之中哀叹的罪犯能够重新获得新生的信念和改恶从善的勇气并受到减刑三年的奖励呢？这正好说明，大多数青年，甚至是偶犯罪过的青年主流是好的，是积极要求上进的。这也恰好说明某些单位的领导对青年缺乏相互了解和信任，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信任。这样的领导能够带领群众，齐心协力干四化吗？本来，群众有困难，有问题应该向组织和领导反映；领导和组织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答复和解决。问题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对群众提出的要求拖而不决；有的对群众揭发出的问题更是怀恨在心，甚至加以打击报复。于是，群众只好被迫行使自己的权利，向上“告状”了。然而有的告状又得不到应有的结果，反而遭到不应有的打击报复，于是为了避免“先例”的打击报复，只好借助朱伯儒同志这棵“大树”了。这难道不是反映出我们的有些单位或部门的民主生活并不那么正常吗？这不正好说明整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吗？
事情虽然发生在朱伯儒同志与“似曾相识”又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可它却是社会一面的缩影。它又证明了党中央号召向朱伯儒同志学习，正符合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的心愿。它要求的是，不仅解放军要学，青年学生要学，全国人民都要学，更重要的是党员干部特别是负有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要带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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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的良师益友
——《中国儿童》
姬君式
《中国儿童》是共青团中央为全国小学低年级学生办的刊物。它从儿童的实际出发，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一次，我听孩子们这样谈起它。
“我最喜欢《小龙和小丽》的故事，那里说的都是我们的事。”“对！就象钻到我心里去似的，我想的和做的都让它给说出来了。有好事，有错事，还有改正缺点进步了的事。”一个孩子急切地补充说：“还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
“我喜欢《小小旅行家》，他带我们到云南去看‘神奇的石林’，到兴安岭去坐‘冰滑梯’”。另一个孩子抢着说：“还到西藏去看鸟类的蜜蜂——蓝喉太阳鸟，到四川去看玻璃鱼呢。”
“我喜欢《熊猫小胖》”……
看来，丰富的知识、有趣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孩子们，那一张张涨红的小脸，争先发言的热烈气氛，使我确信《中国儿童》已成为低年级少先队员的好朋友，自然也是教师，辅导员和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好助手。
对七八岁的儿童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寓教育于文艺形式之中。《中国儿童》针对小学低年级独生子女比例逐年增加，年轻父母缺乏教育子女的经验，以及祖辈对孩子的过分溺爱等情况，开辟了反映儿童现实生活的儿童系列故事《小龙和小丽》和《大白兔》、《小灵巧》专栏，以生动有趣的故事手法，教育孩子们从小习惯于想到“他人”，习惯于服从集体的意志，纠正不良习惯、培养他们生活自理的各种能力，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对低年级少先队员进行少先队基本知识教育、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国儿童》是个好教材，它以真人真事，真实的照片给孩子们以真切的感受，留下深刻印象。“热爱祖国要从认识祖国开始”。通过小旅行家满天飞旅途的见闻，配上真实照片，帮助队员们认识祖国的山川壮丽、地大物博；形象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刊登“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照片的同时，刊登了当年照片上的一位小八路——现在一个工厂的武装部长刘长贵同志的文章，队员们倍感亲切。国防部长张爱萍描写四十多年前他在中央苏区任少年先锋队总队长接受党代表周恩来同志检阅的情景，使小读者们深切领会到少先队员是革命事业接班人，要继承革命传统。在《侦察英雄杨子荣》故事旁边有一张杨子荣烈士遗像。记得是一个刚入队的队员认真地对我说：“看，这就是杨子荣叔叔。他流着鲜血，还杀死三个土匪。辅导员说，我们的红领巾就是这些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烈士的遗像。
今年，为迎接少先队建队三十五周年，《中国儿童》还将增加介绍小学低年级少先队活动范例和优秀队员的先进事迹，特约儿童敬仰的体坛、影坛新秀及著名科学家、演员撰写《我上小学的时候》专栏文章，为少先队活动提供新鲜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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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毁”辨
苏天生
唐朝文豪韩愈说：“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此话至今仍然不失有某些现实针对性。许许多多象步鑫生那样勇于改革的人，不是不同程度地遇到“事修”而“毁来”的命运吗？“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对变革会有“怨诽”，并不奇怪。问题是，这种毁上闻于领导机关，飞入领导者的耳朵后，倘若不加辨别，一味盲信，那才真是值得忧虑的哩！
某市二轻局的领导，开会研究如何推广一个青年改革者的经验。会议正在进行中，与会的某位领导者突然抛出有人向他反映的材料，指责这位青年有这样那样的不是。顿时，会议气氛急转直下，有的领导人即时发起脾气来：“这算什么典型”？好在该局主要领导人坚决支持改革，会后马上派人下去了解，原来那些指责是该厂前任厂长出于妒忌所造的毁言。
“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韩愈语）。观今毁言改革者的人，也大都出自于“怠”与“忌”两个字。那位前任厂长自己不行，又怕别人行，是典型的“忌”；同在一个领导班子中的，也有人怕改革者的“事修”会比出自己的平庸，也是“忌”。至于“怠”，就更好理解了。那些被“大锅饭”养懒了的人出于个人得失考虑当然怕改革，“惟怠故忌”，因忌而兴毁。而毁闻于耳即信、即怒、即对改革者施加压力的领导者，则是这些上闻的毁言，同他们头脑中的“左”的思想、对改革的种种怀疑一拍即合，是他们自己的“怠”与“忌”导致失却对毁的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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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蜀江水碧蜀山青 〔木刻〕 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