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框框不破 “建国”难学
本报记者 刘霄
不久前，在国家旅游局召开学习中外合资企业建国饭店经验的专题座谈会上，五十家试点饭店经理一致反映：“建国”经验好，只是学不了。
“学不了”的关键，在于不少对外饭店脱胎于五十年代的高级招待所和交际处，虽然现在是企业单位，但管理体制仍大体沿袭着事业单位的一套模式，来自四面八方的行政干预甚多，加之又是涉外单位，举手投足无不受到重重限制。
对外饭店有无活力，服务质量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和业务素质。“建国”要求高效率，高标准，对职工实行重奖重罚。奖能奖出干劲，罚则有切肤之痛，这一好做法，对五十家试点饭店来说，可望而不可及。目前上海宾馆职工的月平均奖仅六七元左右，昆明翠湖宾馆最高的十元，北京西苑、万年青饭店和钓鱼台国宾馆等，一般为十五元。奖金档距上下差不过二三元，不痛不痒，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而且，这些饭店、宾馆通行“一班作业”，旅游旺季，职工每天工作往往长达十三四个小时，加班再多，也只能调休，拿四角钱的夜餐补助。多劳不多得，干好干坏一个样，职工没有积极性，见到游客就心烦。
经理们指出，对外饭店青年职工多，工资基数低，奖金数额低，这一问题不解决，饭店缺乏内在活力，“建国”的一套经营管理经验，很难在内资饭店开花结果。
客源是保证饭店经济效益的基础。“建国”对外可以直接开办预定房间业务，也可以办理国内预定，客房出租率高达92％。而内资饭店是由上级主管部门统一分配客源的，旅游旺季“大军压境”，沙发睡人；淡季冷冷清清，房间放空，这样的饭店，有多少效益可言？当然饭店能否直接对外招揽客人是个复杂的问题，但应列为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议题。
运用价格杠杆调节旅游市场，吸引游客，是“建国”经营上的成功之处。“建国”有定价的自主权，它根据旅游淡、旺、平季的不同，房间、餐厅实行价格浮动。而内资饭店不但没有定价权，而且价格上的行政干预比较多。饭店的灵活经营是一门大学问。饭店如无相应的自主权，便不能去探索这门学问。上海一些饭店为了增加收入，准备增设音乐茶座，报告送上，遭到公安局、市外办、文化局和外事办公室的反对，理由是“不利治安保卫”。国外旅游饭店视餐厅为“源源不竭的生财之道”，全部对社会开放，我国绝大多数对外饭店的餐厅，还是百姓不得涉足的禁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要五十家饭店学“建国”，有必要给他们创造良好的条件。我国对外饭店服务质量差，经济效益低，经营管理不善，决非中国经理个个无能，而是我们的体制太死，统得过多。
对外饭店，是我国非贸易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对外的一个“门面”。饭店改革，势在必行。有关部门要敢于突破固有的条条框框，拿出得力措施，切实推广“建国”经验。
第4版()
专栏：
农村干部的苦和甜
——记平谷县华山乡党委书记张富旺
刘大平
“我当农村干部多年，现在才尝出当人民公仆的甜味。”这是北京市平谷县华山乡党委书记张富旺同志说的。
老张从合作化以来，多次被评为“优秀干部”。然而老张坦率地说：“过去那些年，干部是指挥员，发号施令，指挥错了，社员也得干。‘优秀干部’的称号，社员不承认。1958年上级派我到我舅爷所在的村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全村的人都不愿下地搞深翻，我刚一到任，队长就对我笑笑说‘你舅爷下地，全队都下地。’可是左说右说舅爷也不肯去，我抄起一根套车的绳子说，不去，就把你捆到地里去。舅爷气得胡子都歪了，气哼哼地拿着镐走了。深翻任务完成了，我被评为‘模范党支部书记’，但落了个‘六亲不认’的名声。我离开那个村到县里工作时，人们没一句挽留的话，我心里凉透了。”
实行责任制后，张富旺进城到大学、中国农科院请来专家、教授，给全乡的农业技术员讲课。这些技术员后来都成了“科技示范户”。
专业户、重点户多了，产品丰富了。多余的产品怎么往外销？大伙都来找书记。张富旺和乡干部们商量，建立了一个贸易货栈。
现在，华山的富士苹果、红肖梨、大桃、红果在北京、天津和河北很畅销。华山大队服装厂生产的“红梅”牌高档服装，已行销五大洲，小小山沟里生产的服装打入了国际市场。
农民有了钱，想盖房。张富旺便请来北京的建筑工程师，设计了几种图纸，供大家选择。许多农民还想扩大再生产，再赚更多的钱。有的买拖拉机搞运输，有的买飞机播种，但也有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什么也买不来，什么俏活也不会干。张富旺出了个主意：我们这儿山青、水美，夏天赛避暑山庄，发动有钱不知怎么花的社员合股办个招待所。凡是入股的户，都可以出一个劳力到招待所工作。消息传出不几天，几百户农民入了股，“华山招待所”迅速破土动工了。有些队还用这种集资入股的办法办起了砖瓦厂、饭店……
去年，华山乡水果大丰收，但许多社员储藏不善，烂掉了不少水果。今年新年刚过，张富旺就进城到中国果品研究所找到他的老朋友李洛教授，请他设计了一座可储三百万吨干鲜果品的零度储藏窑，正在动工。
张富旺为农民办事，大家都喜欢他。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大人孩子迎上来。听说他要调走了，人们说：“富旺，可甭走！再带我们干几年吧！”张富旺每听到这样的话语，心里甜滋滋的。
第4版()
专栏：
孙洞村有的干部肆意欺压专业户
受害者要求有关部门伸张正义
本报讯 记者徐平报道：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河南省洛宁县西山底乡孙洞村有的干部，仍然无视专业户合法权利，随意欺压、打击，受害者强烈要求有关部门伸张正义。
1981年1月，原孙洞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王药汉，与队里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利用两个生产队的五点五亩地，自筹资金办起一个砖瓦窑场，合同规定每年向两个队交款五百多元。窑场开办以来，两个队以及附近社员的“买砖难”问题基本解决了，王药汉一家经济状况也很有好转。可是今年1月3日深夜，村里浇竹林时放水过大，淹了渠旁的窑场，造成经济损失千元以上。预交现金订购砖瓦的农民，找上门向王药汉索赔。
第二天，王药汉找村干部去看现场，要求赔偿。村干部不予理睬。迫于无奈，第三天他到县里上访。县政府信访科写信请乡、村干部妥善处理。
那些任意欺压专业户的孙洞村干部，对王药汉采取高压政策，企图以“照顾”他一百元了事，并且威胁他不准上访、上告，否则分文不给。王药汉于1月16日到县法院起诉。可是县法院在收取他六十三元诉讼费后的两个月里，竟没到现场做过调查。不得已，他又于3月中旬到洛阳地区上访。
王药汉告状，激怒了孙洞村一些干部。3月20日，他们欺骗农民到王药汉和其他几名农民联合承包的五十六亩果园里，把一千三百棵李子树、桃树和正处于结果旺龄的苹果树砍光。然后，他们以“果园自然条件差，果树不结果”为由，上报“更新”了二十亩果园，乡政府竟然批上“情况属实”。
孙洞村有的干部违法乱纪，肆意打击专业户的事绝非仅此一起。受害的农民上告无门，有的只得千里迢迢来京，向人民日报反映，要求保护他们的权利。
第4版()
专栏：长话短说
谈农民的“顶头上司”
吴茅
“顶头上司”，人皆有之。因为相关密切、管辖直接，遇贤遇奸，命运大不一样。华山乡的农民遇上了张富旺，迅速走上了富裕之道；孙洞村的农民，遇上了违法乱纪的干部，勤劳致富便屡遭挫折。
在旧社会，农民和“顶头上司”是对立的，有“不怕县官怕现管”一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农民和“顶头上司”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过去，乡村干部领着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求解放。农民把他们看作带头人和贴心人，有敬无惧，有喜无忧。
按说，农民和“顶头上司”之间，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是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然而，这些年来，特别是由于“左”的一套做法的影响，一些地方的农民对“顶头上司”的恐惧心理至今未消除；有些地方，就象孙洞村那样，农民和基层干部之间矛盾已十分尖锐。
个中原因，大抵是这样三个：一是有些乡村干部没有象张富旺那样转变思想，使之与今天的形势相适应，还习惯于当随意发号施令的“指挥员”，不会做排忧解难的“勤务员”；二是有些乡村干部的知识水平和管理才能低，不足以领导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常常落在农民的后面；三是有些乡村干部蜕化变质，敲竹杠，揩油水，霸道乡里，成了“地头蛇”。
在拥有八亿农民的我国，乡村干部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这支队伍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速度和成败。应该说，象张富旺这样的乡村干部，在目前是不少的。他们为农民的致富，含辛茹苦，呕心沥血。至于孙洞村那样的“地头蛇”，自然为数极少。但他们对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为害却极大，忽视不得。
看来，用干部的“四化”标准，逐步调整、建设好乡村干部队伍，是现阶段应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4版()
专栏：记者来信
文件转得欢 机器停得死
已停产十个月的江苏邳县水泥分解炉窑如何尽快恢复生产？记者就此访问了人大代表、徐州市市长何赋硕同志，他表示将尽快着手解决。
这条水泥分解炉窑是国家重点攻关项目，1980年建成，仅生产工艺线就投资一千四百一十多万元，日产水泥熟料七百吨，设计能力年产二十五万吨，由国家建材局验收、国家经委颁发合格证书。从1981年试生产到1982年运转正常，共生产水泥熟料十九万多吨。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经济效益的工厂，后来由于有关部门在生产投资和水泥分配上互相扯皮，终于在去年7月被迫停产。十个多月来，只有文件转，不见机器转。
文件转第一圈，是去年7月停产后的第三天，工厂有关同志写信给国务院、国家建材局和国家经委负责人等。国务院批示给国家建材局。国家经委批示给省计委，省计委批到省建材局，省局给水泥厂两位工程师写信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属实，我们也很同情。但目前不好一下子解决，等到安排年度计划时安排。不了了之。
第二圈，去年10月，水泥厂通讯员和省电台记者写信向中央各新闻单位反映。今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巨龙为何飞不起来？》的报道，工厂通讯员把见报稿附信寄给江苏省有关负责同志。以后，省里将信转给省建材总公司，总公司负责人到厂里住了两天，调查一番，仍无下落。还是不了了之。
第三圈，江苏省人大代表杜良珠在省人代会上正式作为提案交会议讨论，但至今没有结果。
文件转了三圈，机器却始终没有转动。工程师王宏仁说：“我得出一个结论，钱不是他们自己的。如果是哪位领导掏自己的腰包，他早坐不住了！”工人们说：“看着国家一千多万元财产扔在那里，风吹日晒，不能给四化作贡献，心疼！心疼！”
现在，总算有了盼头。来京开会的六届人大代表、徐州市长何赋硕同志说：“徐州市自己投资，甩开他们自己干，这块肥肉我们自己吃！”
本报记者 段存章
第4版()
专栏：
湖南综合防治湘江污染取得成果
本报讯 曾经遭受严重污染的湘江，经过三年多的综合防治，大部分江段水质已经达到地面水质标准。
湘江，是一条具有给水、排水、运输、灌溉、发电、养殖等多功能的河流，全长八百五十六公里。三年前由于湘江流域工业布局不合理，湘江水质污染和环境破坏日趋严重。渔业资源受到损害。1980年，湖南环境保护研究所开始承担湘江污染综合防治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建立环保档案，实行定量控制，使排污量大大下降。今年3月底，中国科学院等单位鉴定，这项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王先春
第4版()
专栏：
扬长避短 开拓自己的路
——记潍坊市电子工业
本报记者 王良俊 本报通讯员 张家棣
山东潍坊市电子工业，原来并不显眼。今年，情况大不一样了。这里生产的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小型、微型电子计算机、录音机芯，磁头、磁带和双工电台等，已在国内占有一定地位或优势，因而受到各方面重视。
潍坊市电子工业为什么能在较短的时间获得较快的发展呢？扬长避短，开拓自己的路，是潍坊电子工业在同行业竞争中发展自己的指导思想。潍坊市是一个新兴中等城市，技术力量、生产能力，都不能同京、沪、济南、青岛等大中城市相比。只有坚持搞同行业中的“空门”、“缺门”才有出路。
1979—1980年，当国内一些大城市大上电视机的时候，夹在中间的潍坊市再三权衡，把山东省谁也没搞的录音机芯作为开发目标。1981年，全国大上收音机，潍坊逐渐收缩、停止了生产收音机，开始组织一个以录音机为龙头的、包括磁头、录音磁带、收录机、注塑件等的新兴产业群。1982年以来，连年引进技术和关键设备，消化吸收。技术进步给潍坊录音机工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去年，录音机芯产量已达七十多万台，所需的机芯零部件中，自己制造的比重已接近70％，消音磁头生产产量占国产磁头的一半，录音磁带年生产能力已达二百万盒。去年引进一套开盘式高速复录生产线，投资六十五万元，当年实现利税八十二万元。
潍坊市电子工业部门还承担重点科研项目。负责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研制工作的北京大学，找到他们，把这里作为生产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基地。
第4版()
专栏：
南海“致富经”
本报记者 陈敏
广东的南海，早已名扬四海。过去闻名，是因为这里出过一些著名的人物：戊戌变法的首领康有为，我国第一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何香凝……现在南海闻名，是因为它是我国先富裕起来的县。三年前，曾在全国放映过一部彩色纪录片《他们怎样富起来的》，就是介绍的南海县。电影介绍说，三中全会后，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七亿元，社员人均分配二百四十元，名列全国前茅。
时隔三秋，现在南海到处都是一派兴旺、繁荣和忙碌的景象。道路上运货的车辆络绎不绝，农民们开着自己的“小面包”、摩托车，满载着蔬菜、鸡、鸭、肥鹅、鲜鱼等农产品，送往广州。道路两旁农民新盖的别墅式的楼房比比皆是。去年，全县总产值已超过十五亿元；人均收入达到七百六十元。解放初期，南海的总产值不到一亿元，人均收入不到四十元。三中全会后的南海，真可以说是“换了人间”。
南海象全国许多地方一样，人多地少。全县八十多万人，人均不足一亩土地。三中全会以前，勤劳的南海人民虽然艰苦奋斗，粮食亩产达到很高的数字，还是没有富起来，那些年，年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批“三自一包”，批“三重三轻”（所谓重工轻农、重钱轻粮、重私人轻集体），批商品生产，批家庭副业。搞一次运动，批一批人，订一批条条框框；一再强调
“人心向农、劳力归田”，广大农民的手脚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几年，政策放宽了，人们开了窍。过去认为是不利条件，现在看到恰恰是有利条件。归结起来，南海有四大优势：靠近大中城市，有利于发展社队企业；气候温和、四季常春，有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劳力充裕，生产能手多，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精耕细作，有利于发展高精尖农产品；靠近港澳，与旅居海外华侨、港澳同胞来往多，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认识了优势，解放了思想，令人振奋的事迹，就一个一个地出现了。
水沥区水头乡水关村二十一岁的关健荣，全家七口人，四个劳力，除了承包责任田三亩六分外，还从事栽培盆桔的专业。去年他家除去交售国家粮食任务、留足口粮外，收入一千五百元；出售盆桔二千盆，收入一万六千多元。父亲关桐担任县花木公司技术指导，一年收入一千八百元，母亲做织荇杂工也可得三百多元，全家去年共收入一万九千七百五十元。关健荣的父亲身穿西装，在一个四周摆着一圈沙发、藤椅的宽敞客厅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他家栽培的盆桔远销各地。今年，他们又扩大栽培盆桔经营，收入肯定超过去年。
关健荣所在的村，全村四十户农民，在他影响下，户户留出耕地，栽培各种时花，全村一百四十二人，人均收入一千零七十八元。
水头乡的罗村历史上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现在却有“鹅村”之称。全村八十二户，光育肥鹅的就有二十二户。村前村后，塘边河沿，都搭了育鹅的小竹楼。农民罗灿金家，既育肥鹅又加工烧鹅，一家七口，五个劳力，分工负责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去年加工烧鹅八千只，育肥鹅二万五千只，纯收入二万八千元。去年，这个村人均收入二千二百八十二元。
县委书记陈邦贵对我说：“这不是个别村个别户的情况。现在全县人均产值一千八百二十元，商品率高达87．2％，去年年终全县人均存款四百六十二元。”
为使商品经济更快发展，南海首先将三万亩低洼地挖成鱼塘，将高旱田改种多种经济作物。同时，县委很注意对工业的技术改造，对农业则重视抓科学种田，离开土地经营的劳力已占总劳力54．8％。他们说：“农民富，要搞农工副”，“单打一，穷出骨”。
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现在，南海有四千个供销人员，还有二千五百个社队供销人员，几乎跑遍了全国。全县有二万六千多人从事商业服务和运输。县里还用地方财力修好公路、桥梁、码头，为广开财路创造条件。
今年南海的生产势头非常好，一、二月份工业产值就比去年增加22％。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农民说：“好比吃了一粒长效定心丸。”
南海人民的体会是：对党的政策，早信早富，迟信迟富，不信不富。
第4版()
专栏：编读往来
“公司”岂可代人受过
《人民日报》5月10日第二版报道：四川省威远县煤建公司弄虚作假，截留财政收入七十五万多元，漏税一万多元。
“煤建公司”是企业，情况如何，取决于管理它的人。有功，应归功于人；有过，也应由具体人承担。“公司”岂可代人受过？
西安市 张宿东
张宿东同志的意见很好。的确，现在有许多事情，打屁股只是打在党委、政府和部门身上，其实是个空的。要想真正解决问题，不能让责任者溜号。要多搞指名道姓的批评，少搞些“空对空”。
编者
第4版()
专栏：
荒山当嫁妆
辽宁省义县车坊乡东沟村肖春香、肖春艳、肖春杰姐妹仨，承包了一百一十亩荒山。她们说：“荒山就是咱嫁妆，有情就到山上来。”现在大姐（左）已经结婚，“娘子军”中增添了一个男子汉。
李铁成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