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也谈“红薯政策”胡堤
近日阅报，看到一段奇文：“政策是个啥？政策是红薯”。这话出自陕西省某部门一位手中掌有一定权力的干部之口。
“政策是红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有味”的比喻。而红薯又是啥？当然，红薯和政策决非同类，而是说，政策也和红薯一样，可以为我所用。但是，这番高论的创造者又深知生红薯不如熟红薯好吃，于是又说红薯“生着是硬的，熟了就变成软的”。
将政策“变”为红薯，又将生红薯“变”成熟红薯，从而将政策由硬变软，以图谋个人和小团体私利，陕西省卫生厅某领导者在评定技术职称中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弄虚作假搞评定职称签批日期倒挂，定职时间更改，这样，使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职称评定工作的文件精神成为一纸空文。这个“变”法儿，我们多么熟悉，又多么触目惊心！
所谓熟悉，是说类似这种下级对上级乃至中央“不顶不碰，由自己安顿”的现象时有目睹耳闻。一些人在自己的小王国里，可以另立与中央政策精神相左的“土政策”；一切中央政策精神在他们那里都可以打折扣，掺水分。他们往往要把执行中央政策精神和本地区、本单位具体情况相结合，曲解为和个人、小团体利益相结合。这种不是在执行党的政策，而是在“吃”党的政策。“变”的目的，就在于为我所用。
“吃”政策者中，虽有种种情况和目的，但我们尤其需要戒备和揭露的是那种扛出“为民谋利”招牌的“观音菩萨”。象陕西省卫生厅长那样，他倒挂签批日期，从而把三十五人中的十二人列入工资升两级的范围；他更改定职时间，签批了十几个文件，从而使几十人有了“合法”技术职称。此类人，慷的是党和国家之慨，为的是有人喝彩拥戴，谋的是一己利害。不明底细者，倘搞“民意测验”，就要大上其当。
近日，又看到陕西省卫生厅那位领导认错改错的报道，这固然很好。但是，有谁又能够断言，全国其它地区和部门就不会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这类事情了呢？平心而论，这类“吃”政策的事，并非自陕西卫生厅始，报纸上不时看到某地某单位某某边整边改，边改边犯的消息，就是证明。看来，有的人已习惯于“检查过关”，反正“纸上谈兵”，损不了几根毫毛。为什么有人可以将政策变为红薯，又将“硬”红薯变为“软”红薯呢？就是因为在执行政策上缺少约束，其中有可以变软的因素。所以，见效的办法还是要立法！将政策法律化，将“软”的再变成“硬”的，不管他官居几品，只要他敢于“吃”政策，就让他吃了难消化，那时，就可能做到令行禁止。
第8版()
专栏：
那一天，幸福溢满我心头
光群
四十三年前，我是个八九岁的顽童，就读于鄂西山区恩施县的土桥小学。
依稀记得，在一座家庙改成的学堂里上课。校园里有些零零星星的树丛，土面的操场高低凹凸不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这些精力无穷而又淘气的小男孩奔跑跳跃，隔着树丛追逐嬉戏，彼此“抓俘虏”……
小学后边是森严的“将军”山，林木挺秀，曲径通幽。有趣的是上体育课举行爬山比赛，看谁先登上将军山顶。我们小男孩们一个个奋勇争先。有一回我居然夺得第一名。头发汗湿了，衣服汗湿了，我坐在山顶上吹着清凉的风，观赏四周的风景；一面悠悠地等着后上来的老师和同学们。爬山，这就是我人生的起步吧！以后在我大半生的生涯中，和山结下不解之缘，我攀过祖国的许多名峰，而恩施的将军山，这是我结交的第一个朋友。
我们学的第一支歌是《义勇军进行曲》，那是一位面色红润、讲着纯粹普通话的女老师教我们的。她的嗓音多么清脆、高亢啊！我至今记得“起来！起来！起来——！”高扬的手势伴着灵魂的震颤，课堂上谁不激动、振奋！认真讲来，这是我接受的渗入心灵的第一堂课！以后在人生征途上，我也曾面对过敌人的硝烟炮火，我忘不了我在恩施土桥小学上的第一课。我热血沸腾，跟战友们一道，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放学了，我和小伙伴们步行三四里冷清、寂寥的山路，来到我家向老乡借住的一处乡间茅舍中。晚上，兄弟姐妹三四个人，围着一盏桐油灯做功课。有时父亲给我们讲几篇古文：《爱莲说》、《五柳先生传》、《陋室铭》……讲完了，要我们用工整的毛笔字抄下来，朗读、背诵。我对文学的兴趣，大约也是从小学时背诵古文开始的。
谁有我这样的幸福！四十二年后重返鄂西山区的第二故乡，重返在人生起步点上给我以有益启发、教诲的母校。
四十二年了，从旧社会到新时代，地覆天翻的变化，母校变得难以辨认：周围的华屋、彩树，取代了往昔的寂寥荒凉；厂房、街区，坦道通途，变换了旧日的荒坟乱冢，小径羊肠。唯有将军山的方位没变，我终于在将军山下，找见了母校。
我独自在操场上漫步，寻找旧时的脚印；我再次重攀将军山，一口气爬到山顶。山顶上的风，依然是那样清徐、和畅。我下得山来，悄悄地从教室门旁走过，我怕惊扰了母校的师生。
我再次听见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合唱，稚嫩、整齐、激越的男女童音，是那样的震动心弦！或许当年我们也是这样唱的？不过这已经是新时代“振兴中华”的强音，它掀起的音浪，已经响彻祖国大地！中华，她再不是旧日的模样！但中华儿女，永远从这激越的乐曲受到鼓舞！母校之行，我已经得着了极大的满足。
中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土桥小学打来的：
“你是我们的老校友。后天是国庆节，明天，我们想请你到母校来，同孩子们见见面。你可以随便谈谈，给孩子们讲讲爱国主义吧。你走的地方多，见闻广，这个题目对你是相宜的……孩子们要给你戴红领巾……”
我激动、愧惶，连忙答应了。
我的心头溢满幸福！这幸福是无与伦比的，也是我承担不起的最高奖赏！幸福，来自母校的教师和孩子们——纯朴、纯洁的心灵，对我的信任、厚爱！我生平从未戴过红领巾——这神圣红旗的一角，这孩子们心灵上的圣殿！
我长久地感到惶愧、不安。惶愧的是我不配。几十年，我是做着影响人们心灵、灵魂的一点点工作，我做得究竟如何？经过我手的精神产品，是那样高尚、纯洁、有益的么？敢于面对纯朴、纯洁、高尚心灵的检验么？
想来想去，我终于得到这样的理解：这是母校的师长、学友，再次给我上课。在母校面前，我永远是个受教的小学生。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第二天回到我的母校。我以一颗孩子般的虔敬心，接受了鲜艳、光荣的红领巾。我给孩子们讲我亲眼历见的祖国大地，讲那些守土卫疆的祖国勇士，讲登山队员和地质勘探队员……
这一天对于我，就象孩提时代的节日那样难忘而神圣……
第8版()
专栏：首都文化风貌笔谈
辟“红楼”为中国青年学生纪念馆
共青团北京市委大学部 姜荣
北京不但有多处名胜古迹，也有很多革命文物旧址，坐落在沙滩五四大街的原北京大学红楼即是一处。
红楼于1918年8月建成，是北大文科院所在地。当时红楼的第一层是图书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毛泽东同志曾在这里工作、学习过。解放初期，北大师生积极筹备，在一楼东端布置了“毛泽东在校工作处”和“李大钊先生纪念室”。
1919年5月4日，北大的学生就是在红楼后面的广场集合出发去天安门游行的。后来，这个广场多次成为学生革命运动的集合地点。1947年6月1日，华北学联召开各院校代表会议，经与会代表提议，将红楼后的广场正式命名为“民主广场”。不少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同志，都对沙滩红楼充满怀念之情，认为红楼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红楼是值得怀念的，这不仅因为它是北京大学的旧址，更重要的是它与五四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分不开。可以说，红楼是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发源地和象征，具有特别的意义。
这样一座有着光荣历史的建筑物如今怎么样呢？
红楼虽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一直由国家文物局和博物馆学会等单位使用着。一些单位在广场中间盖起了一排排房子，当年的民主广场已面目全非。由于是机关办公地点，人们不能进去参观学习，只能隔墙遥望红楼，不少青年学生反映，对于五四运动仅是从书本上读到过，从报告中听到过，如果能参观一下当年的旧址会受到更加深刻、形象的教育。红楼这座有着光荣历史的、记录着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的建筑物发挥不了教育、鼓舞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的作用，把她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因此，我建议：
1、逐步创造条件，将上述使用单位迁出，恢复原来的面貌。
2、将红楼辟为《中国青年学生运动纪念馆”并设专人管理。将所有五四期间及以后的学生运动资料、图片、照片集中到这里展出，供广大青少年参观学习。
3、运用现代化的技术，再现毛泽东同志、李大钊同志当年在这里求知求学，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情形（如：短录像、电影幻灯等）。
以上建议，倘能实行，红楼将会起到它应有的作用。
第8版()
专栏：群言录
睁开合着的那只眼
张锡杰
整党中，人们对于那些睁一只眼合一只眼的领导干部，越来越感到不满。认为他们麻木不仁、软弱无力，怯于同歪风邪气作斗争，对应由他们负责制止、纠正的歪风邪气熟视无睹，是党风不正迟迟不能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于是大声疾呼，要他们睁开合着的那只眼。
对此，我原也以为睁开了那只合着的眼就好了。但是，在我知道了邻居的孩子治疗眼病的情况以后，才感到，只是睁开合着的那只眼，还是不够的。
邻居的儿子小明，看小人书或电视时，总爱歪着头眯缝着一只眼，开始，家长并不在意，以为不过是孩子的习惯。日子长了越发明显，家长不免有些犯疑，这才领孩子到医院去检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孩子得的是“弱视症”：一只眼睛视力强，一只眼睛视力弱。据医生说，这病的起因大约是因为营养不良和小时候总是偏着看东西，结果使得弱眼的视力越来越差，严重的还有可能造成视神经萎缩乃至失明，实谓可怕。医生还说，此症并没有什么治疗的特效药，只有慢慢矫正。方法之一，就是要多用视力弱的眼视物，必要时还要戴上眼罩，掩盖起那只视力较强的眼来，以促使弱眼视神经的恢复和发育，逐步达到两眼视力的平衡。
我总算从中学到了一点知识，也不免由此想到了那些“睁一只眼合一只眼”的人们，他们不是也害了政治上的“弱视症”吗？不过这种“弱视症”和生理上的弱视症有所不同。孩子们的弱视症，两只眼睛视力虽然不同，但两眼的构造本质并无差别，只要两眼的视力接近或是达到了平衡，就算是痊愈了。而这种政治上的弱视症者的两眼，却是一只“公利眼”一只“私利眼”。只要对他们稍加观察和检验，就可以看出，他们合着的那只是“公利眼”，而睁得圆圆的那只却是“私利眼”。合上“公利眼”，是便于在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受损害时装聋作哑，即使有人在他面前劫掠公物，抢走巨款也吧，他也不肯睁开那只合着的眼；而瞪得圆圆的那只“私利眼”，却是对个人利益明察秋毫，锱铢必争，一点沙子也揉不进去的。《人民日报》揭露的山西运城地区水利局长王忠，就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他当“老好人”，对局里两个大贪污受贿集团（分别贪污受贿一万五千余元和两万余元）的罪行，睁一只眼合一只眼，以致把地区水利局搞成了“藏贼卧虎”的窝子。对这样的“患者”，当然应先对他们大喝一声：睁开你那只合着的眼！
但只此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让他们把那只睁着过大的“私利眼”大大地放小，直到放小到不至于妨碍“公利眼”恢复到视力正常的程度。否则，还只能是个政治思想上的“二楞眼”。发展下去，还是难免会成为犯罪分子的帮凶。王忠的殷鉴不远，他不就是为了“多栽花，少栽刺”，贪图一点个人利益，什么三分宅基，一个小收音机，或者为了巴结上司向上爬，才堕落成为贪污犯罪分子的保护伞的吗？
第8版()
专栏：
璃江夜泊〔中国画〕 宗其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