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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里话
从修不上收音机联想到的几个问题
七十年代初，我花190元买的一台上海无线电四厂生产的“凯歌”牌收唱两用机，不久前坏了。家里人跑了北京的几家修理店，均未修成。后来送至北纬路“凯歌”特约修理部，一位服务员说：
“没零件，不能修。”经再三交涉，他们才勉强收下。由此，我联想到某些与此有关的政策问题：
一、某些修理部为什么拒绝修理收音机呢？仅仅是服务态度问题吗？不完全是。这大概与整个行业的经营思想、经营方向等问题不无关系。我认为，有关部门应替群众考虑一下：衣服破了，何处可补？手电不亮了，何处可修？钟表发条断了，何处可换？锅漏了，何处可补？……既然“凯歌”特约修理部都不乐意接受“凯歌”产品的修理，那谁还接受修理？“特约修理部”又有何意义呢？
二、有些物件修理不了，的确与零件不足有关。若问工厂为何不生产零件了，答曰：“利润不大。”关键就在这里。人们要问：工厂是否应为自己的产品负责到底？有关主管部门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国家还很穷，许多产品都要反复修理、使用，以节约社会财富。若工厂采取推出门就不管的态度，使大量产品坏了就扔掉，这不是人为的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吗？再说，我国现在职工的工资水平还很低，对广大群众说来，积累几百元绝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购回一件物品后（特别是那些被不负责任的人当作正品出售的次品），一旦坏了就无法修理，只好被迫丢掉，这对人们的心理和情绪将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有关部门不应忽视这些人为的因素。
三、如果某些零件的价格和修理费的确太低，建议经过调查研究，可以考虑适当提高。这对收入不多的群众说来，花点钱修好一件物品，总比让这些物品完全作废要好得多。
希望产品主管部门和北京市（包括各大中城市）有关部门，重视产品修理工作和服务工作，能从政策上采取相应的措施。这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北京 陈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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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近几年来，本报不断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反映“修理难”。为何“修理难”？除了修理行业需要努力改进工作以外，安青同志信中讲的修理行业的几点“难处”，值得引起有关部门注意，并尽快研究解决。
修理行业也有难处
陈伟然同志反映“修理难”，我也深有同感。
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产品逐步更新换代。因此，旧的生活用品要修，新投放市场的商品有的也要修；国产品要修，进口产品也要修。这就给修理行业带来更加繁重的任务。
但是，修理行业本身也有“难”处。修理行业的难处，是造成群众“修理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广大群众修理物品品种繁多，千差万别。修理行业的各种维修零配件和原材料的供应却十分短缺。这在自行车、无线电、家用电器、钟表、小百货等行业最为突出。某些进口商品，商店只管卖，不管修。产品坏了，顾客尽管各处跑，也难以达到目的。尤其一些非国家统一进口的家用电器、钟表等的专用件、关键件，由于规格、性能各异，一旦损坏，常常“报废”。尽管一些修理行业采取了改制、代用、拆配零件等办法，往往也难于修复。国产商品，由于有些工厂主要生产整机（产值大，利润高），不愿生产零件（产值小，利润低），结果造成产品求修无门。至于某些老型产品、过时产品，零配件更难解决。这也就是陈伟然同志要修收唱机，而几处都说“没法修”或
“没零件”的原因。
其次是渠道不通，修理与零配件供应脱节。工业管制造，商业管销售，而商品销售后维修所需零配件，却没有正当渠道，没有供应计划，没有归口单位。维修出现问题，谁也不承担责任。光靠修理行业多方求援，确实难以解决。
第三，修理价格偏低。现行修理收费标准多是六十年代初期制订的。如手表擦油泥，每只八角至一元，长期未动。二十多年来，职工工资调整、福利增加，平均工资费用成本较六十年代增加近一倍。因此，不少修理项目赔钱。加之近几年来，原材料涨价较多，如焊锡提价近一倍，有些项目材料成本超过收费标准，因此多修多赔，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第四，管理体制乱，修理行业多头领导。有归工业的，有归商业的，有归服务业的，有归街道的，有归知青联社的，上面没有人管，下边又分工不明，各搞各的。因此，无人研究，无人过问，关卡不少，渠道不多，似乎都管而又都不管。供、产、销，人、财、物主要靠各修理单位自力更生、多方求援来解决，实在是难上加难。
第五，劳动工资政策。修理行业是技术性服务行业，职工必须掌握一定的维修技能，甚至是比较全面的技能。然而工资标准低。过去，修理行业执行的是手工业（即二轻系统）的工资标准，划归财贸后改行商业工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工的积极性。
此外，还有诸如退休人员多、集体负担重、劳动条件差、职工集体福利很差等问题，均未得到很好解决。
总之，修理服务行业面临的困难很多，希望通过呼吁，引起上级领导和全社会的重视，帮助它克服困难，改进工作，使修理行业更好地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北京市第二服务局
修管处 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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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盼改革之风吹走这里的“怪”现象
看了你报4月26日第七版刊登的《怪事！负责人不在了，还用他的印章》，特向你们反映，我们这里还有比这更怪的事。
苏州市一轻局、二轻局合并成轻工局已一年多了，可是至今还存在一轻局房建站和二轻局房建站。本来轻工局明确二轻局房建站的公章作废，而现在照常使用。二轻局房建站站长去世已四个月，办理银行业务仍用他的章。全站十二个人，书记、站长就占了三人。书记已六十三岁，等退休，上级却不让退。这里上班无考勤，工作“凭良心”，奖金月月有，公家财产是“唐僧肉”。学徒工工作两年多，病假五年多，照样满师、定级、加工资，工资、劳保用品照发。群众有意见，反映了也无用，“怪”现象无法消除。
盼望改革之风早日吹走我们这里的“怪”现象！
江苏苏州市二轻局房建站 葛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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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渡江饭店也卖“空头床位”
5月12日你报第五版刊登读者来信，批评了上海南京饭店卖“空头床位”的做法。我在上海渡江饭店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今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到这个饭店住宿时，他们让我交了前一天的房租，说是早一天就把房子给空出来了（托朋友早一天给联系的）。但是，当我走进房间时，在我的床位上却住着一位旅客，这位旅客说他已住宿二十多天，当天中午才能离去。我问服务台：
“为什么没有空床，还收空床费？”回答说：“这是上级的规定。”
上海渡江饭店的作法与南京饭店完全一样。是否确有“上级的规定”？这是哪个上级的“规定”？这一“规定”对吗？除了这两家旅馆还有没有别的旅馆也这样做？希望有关部门查一查。
国家科委 任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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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毖后录
阳泉职业病防治所徒有其名
四千名矽肺病患者求医无门
七十年代初，我省有关部门考虑到阳泉市的矽肺病患者占全省同类病患者总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决定在这个市建立山西第一个职业病防治所，计划设置五十至一百张床位。这个所于1975年动工，1978年竣工，国家先后投资近三十万元，建成了一座面积约二千平方米的四层楼。全所现有职工三十五名，其中中级以上医务人员十八人。目前，阳泉市矽肺病人已达到四千余人，但这个防治所建成后至今却未设一张病床。是房子不够吗？否。所内共有房子五十余间，其中十间被阳泉药品检验所占用，六七个房间放着杂物，医务人员几乎每人占用一间。
阳泉市矽肺病患者大都是工龄在二十年以上，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的老工人。他们在艰苦的工作环境中不幸患了职业病，但却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这是值得引起有关上级领导严重注意的问题。希望他们能以工人的利益为重，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山西工人报 靳燕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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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街谈巷议
取“经”不一定上“西天”
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表扬了我县宜山区的小商品生产搞得好以后，各地慕名前来参观的人成群结队，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三月六日至四月五日一个月时间内，就来过二十五批、一千五百多人。为接待这些参观者，县、区干部忙得不亦乐乎，专业户也叫苦不迭。
这些参观者绝大部分来自外省，如湖北、安徽、福建等，也有的来自本省。他们千里迢迢来参观，花费时间和公款且不说，对我们的压力也太大。兄弟单位的同志既然来了，我们总不能怠慢吧！除了妥善安排好吃住外，县里的领导人得去见见面，表示欢迎，然后要派人引路；他们到宜山后，区委的干部得陪同作
“导游”，专业户要介绍情况。这既影响地方机关工作，也影响专业户生产。上上下下，劳累不堪。
在宣传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取“经”不一定非上“西天”不可，完全可以通过报刊、电台及有关资料学到。匆匆忙忙前来，走马观花地参观几天，很难学到什么东西。况且，各地情况不尽相同，我们这里以土纺土织为主的小商品生产的经验，不一定适应各地的情况。
浙江苍南县 方建宇 缪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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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耳闻目睹
大家都来劝阻儿童吸烟
这张照片，摄于广西柳州市都乐洞风景区。看着照片，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虽然父母管束甚严，但我也有过吸烟的历史。记得有次偷偷去买烟，售货员不但不批评，反而对我说：小鬼，要抽就抽好烟。成年人吸烟对身体都有害，少年儿童处于发育时期，吸烟受害更大。因此，不仅父母要制止他们吸烟，而且其他人见了也要劝阻。如果象我童年遇到的那位售货员一样，鼓励儿童买好烟抽，简直是害人子弟。在此，我向全社会呼吁：大家都来劝阻儿童吸烟！
第一军医大学 张涌波（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