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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新的农民 新的追求
——访蠡县辛兴大队
本报记者 金凤
高高耸立的自来水塔，新盖的教学大楼和纺车飞转的厂房，矗立在一片青砖到顶的新农舍和碧绿的田野中。影壁上，铁臂阿童木手指着一堆毛线，神气地向你招呼：“朋友：请您到南边大队院内买线，那就是第一毛纺厂”。一个普通的村子难道有几个毛纺厂？你若多走几步，便可看到第二、第三、第四毛纺厂和十几个毛线经销站，色彩鲜艳的腈纶、氯纶线，吸引着前来采购的农民推销员。这里便是远近闻名的河北蠡县辛兴大队。新的农民和新的组合
今天的农民和过去有什么不同？我端详着大队党支部书记阎建章。他今年五十八岁，已当了三十年支部书记。他头上包着羊肚毛巾，一身旧灰布袄裤。一眼看去，依然是华北常见的老农民模样。然而，时代不同了。就是这位老农民，1977年从北京买回十吨氯纶，让妇女们纺成毛线，又组织社员推销出去，赚了三万多元。这在当地，算得上是一个突破。
1978年，从本村到外村，有好几千人纺线、卖线。辛兴大队收入二三十万元。
1980年，辛兴买来机器，办了两个毛纺厂，收入两百多万元。
1983年，辛兴纯收入六百多万元，人均收入一千零五十元。
这些数字看来枯燥，但它增添了老支书多少白发，又给辛兴农民带来多少欢乐？！ 它展现出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怎样加快了辛兴农民勤劳致富的步伐。五六年的锻炼，也使阎建章这个老农成为能全面经营农工商业、颇为精明的农民企业家。
一辆丰田牌客货两用汽车奔驰在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的辽阔土地上，车中走出的竟是这位不显眼的老农民。他不坐火车坐“专车”，为的是沿途多看看人民的生活，多了解各地市场的行情。车到山东，淄博化工厂厂长盛情款待他，感谢他给这个工厂推销了五百吨氯纶，使工厂摆脱停工的险境。
难道可以小看这位农民吗？1977年他重新工作时，会计抽屉中只有二分钱现金。现在，他笑眯眯地告诉我，大队的固定资产五百多万元，全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万元户，存款三五万元的有几十户。
追随这位老农民的脚步，更多的会办工厂、会推销商品的人才从辛兴涌现出来了，请看：
三十四岁的第一毛纺厂厂长张寅来，1966年初中毕业。他凭着刻苦自学和跟班劳动，熟悉了机器，熟悉了每道工序，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这个有二百多工人的工厂，一年上交大队六十万元利润。他和城市里的中小企业领导人有什么区别呢？鲜明的区别是，这个年产值三百多万元的工厂，只有他一名脱产的厂长，还兼任技术员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农忙时，他到责任田劳动，还抽时间学习企业管理课程。
八十年代的辛兴农民已不单靠“土里刨食”。他们亦农，亦工，亦商，十分繁忙，常常一人兼办几个企业。你看那位能干的农民杨桂生，他联合七户农民办了一个毛线经销站，联合另外七户农民开了一个油坊，又和三户农民合伙开了个杂货店，又和大队联合办被套厂。他家没有一个闲人：大儿子在面粉厂做工，大女儿在杂货店站柜台，另两个儿子在毛线经销站做生意，两个女儿出外卖线，母亲和妻子在油坊上班，家中还种十几亩责任田。全家的工作量很大，收入也很可观。辛兴的闲人很少。我看到几位老太太端着小板凳到毛纺厂整理原料，一天挣两元工资。他们的生活节奏快，办事效率高。大队新办一个第四毛纺厂，从筹措资金到开工生产，不到半年时间。
辛兴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框框，形成多层次的经济结构和新的组合。这里大量的是分户承包经营责任田和亦农亦商的农村推销员；有大队办的第一毛纺厂等队办企业，由善经营的社员承包，向大队上交利润或参加利润分成；也有两个生产队社员联合经营的第二毛纺厂，社员按劳力入股分红，去年每元股金分红四角；有大队和国营工厂联营的第四毛纺厂；更多的是多种多样的经济联合体，如社员自愿联合、集资经营的十几个毛线经销站和木器加工厂，还有个体经营的镶牙、修鞋、缝纫、旅店、摆小摊等服务行业。这些经济结构灵活多样，富有弹性和活力，可以充分容纳多余的劳力和资金，更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推动商品生产的发展。辛兴农民平均每人承包一亩棉田、一亩粮田，棉粮产量都很高。眼前，他们还不愿放弃土地。全村一千多户，土地全部转让的不过十几户。新的观念和新的追求
过去，辛兴一户农民辛苦一年，年终分配，或几十元，或一二百元，一年开支全靠它，一分钱得掰成两半花。有人说农民“小气”、“自私”，那是穷逼的呀！看看今天的辛兴农民吧，赵宝建、宋晓光小两口从1977年起出外卖线，攒了几万元。他们给四个弟弟操办婚事，各盖一处新房，花了两万多元，你瞧，够大方的吧？！
大队今年要新办一个染线厂、一个化纤厂，又要盖服务大楼。上百万元资金从哪里来？想当初，十吨氯纶起家，筹集资金时，每个支部委员带头拿出一百元，何等艰难；如今从大队积累中拿出百万元，却是这般容易。从这个侧面，反映出当地经济水平的大变化，随之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也在变化。
五十年代农村姑娘找对象有个顺口溜：“一军官，二干部，三工人；最不济，找个小学老师”。农村生活苦，姑娘们都想跳出“农门”啊！现在，辛兴姑娘的情况完全不同。她们种棉花，一亩能收入几百元；她们出外卖线，一趟能挣一百多元；在毛纺厂做工，一月能挣七八十元。她们的劳动收入大幅度提高了，眼界开阔了，婚姻观点也不同了。她们乐意找情投意合的亦农亦工亦商的新式农民。我问几位纺织姑娘：“愿意找工人吗？找干部吗？”她们爽快地回答：“咱还不愿找吃商品粮的，谁帮着种责任田呢？”二十岁的车长甄小欣更明确地说：“不是说，男女肩膀头要一般齐吗？我宁可找个比自己低的，不让他瞧不起我！”我故意逗她：“大学生找你呢？”小欣说：“那要看有没有共同语言，能不能生活到一块。”好一位有见解的姑娘，她分明把有无共同语言作为找对象的第一条了。
“三十亩地一头牛，一天三顿‘金皇后’（玉米品种），炕上坐个剪发头”。这是五十年代初期华北农民“黄金生活”的写照。那时他们紧紧守着眼前的几亩土地，祈求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活温饱。在商品生产的海洋里学习游泳的辛兴农民，增强了商品生产意识，他们不仅把家门口的几亩土地种好，眼睛还紧紧盯着广大城乡市场，不断更新设备和产品，不疲倦地追求实现新的商品价值。他们由手工纺线到机器纺，到加工出口纯羊毛线，由肩背几百斤线到联户摊销几十吨线，由走村串户到同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商店、工厂订合同，他们越干越会干。本钱多了，他们放手实行薄利多销。过去一斤线赚二元、三元，现在赚几角钱也干。由四五户或七八户农民联合经营的毛线经销站，去年都赚了几万元。
保守一点的农民，挣了钱存银行。更多的辛兴农民认识到，钱存着是死的，得想法让它周转起来。他们纷纷投资入股，还向银行贷款。这些毛线经销站和更多经济联合体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当年分红，他们不拿回家，又投入扩大再生产。第九毛线经销站去年投资四万元，今年扩大到二十万元。已经营四个企业的杨桂生看到辛兴农民的消费水平一天天提高，同建筑队长张金铎商量好，今年集股聚资六万元，准备盖一所专门销售中高档商品的辛兴百货大楼。
他们密切注视市场的动向，随时准备淘汰过时的商品，转产更适合市场需要的新产品。腈纶线行情下跌，大队立即建第四毛纺厂，生产出口毛线。第二、第三毛纺厂准备转产混纺毛线，第九毛线经销站改为经销膨体纱，第十毛线经销站准备转产浇地用的软胶管……
不要以为辛兴农民两眼只盯在钱上，他们懂得钱的价值是有限的，人才投资比什么都重要。去年大队投资三十万元，盖了教学大楼，社员自愿捐助三万多元。
支部书记阎建章想得更远一些。政社分开后，这里将成立包括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服务事业的辛兴农村建设总公司。这几年，大队已积累流动资金四百七十多万元，除扩大再生产，还可拿出一定资金进行乡村建设。去年，辛兴已盖教学大楼，今年将盖服务大楼，洗澡堂、理发店、饭馆、旅馆一应俱全。以后还将建立医院、影剧院、图书馆、俱乐部，在村中铺设柏油马路，汽车直达保定和北京。阎建章笑着对我说，随着辛兴商品生产的发展，我们要把辛兴建设成为一个新的乡镇，在中国地图上添个新的名字！这不是八十年代中国农民新的追求、新的信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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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藏族能人——桑阿
本报记者 祖伯光 孙明振
一见记者，西藏洛扎县拉康村的藏族农民桑阿就兴奋地挥动着黧黑的大手，指点着他那三间新房里的收音机、录音机、座钟、卡垫、藏被和装满新衣服的大箱小柜。然后，又从一个小铁盒里取出一对黄金宝石耳环和一千多元的存折给我们看，并自豪地说：“这些东西都是近两年添置的。去年全家收入四千多元，人均收入超千元。”
人均收入超千元。这在内地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这喜马拉雅山下的农牧区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桑阿今年五十岁。早在六十年代初，这位农奴出身的藏族农民就显示出了才能，日子过得比别人殷实一些。但是，他真正放开手脚致富，还是从1980年西藏放宽政策之后才开始的。
桑阿首先发挥全家人的技术优势。他本人除种田外，会管理果树和种菜，也会一点木工手艺。他自告奋勇带几名农民承包了集体的三十三亩果园，并在树间空地上种植蔬菜，使这片过去仅能保本的果园一年盈利一万三千多元，每人增加收入一千多元。空闲时间，他还加工木器出售。他的妻子格桑卓嘎是当地有名的种田和织氆氇能手，除了负责种好家庭承包的十二亩耕地，农闲时还织氆氇和围裙。十六岁的女儿会缝纫，便开展家庭缝纫业，给村里人做衣服。就连他那十二岁的儿子，也利用课余时间放牧家庭承包的牲畜，上山采野桃子，晒成桃干出售。全家四口人，各尽其责，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在千百年来几乎没有商品经济的西藏农牧区，大部分人不懂得做买卖赚钱。桑阿的头脑灵活，他从广播里听到内地搞活经济的消息之后，也在当地一马当先搞起了贩运。农牧业生产需要筐子，但当地生产很少，他就爬山越岭到几十里以外的产地购回一批竹筐，很快销售一空。一百多里外地处深山老林中的拉交公社盛产木材，但外运困难，而邻近的措美县牧区木材和木器奇缺。他就赶着牲口，冒着风雪，到拉交公社驮回木板，加工成木桶，再运到牧区出售；又从牧区买回羊毛，由妻子织成氆氇和围裙，拿一部分到林区换回木料。这样一“捣腾”，价值就增加了几倍甚至十几倍。
桑阿有经营头脑，也懂得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他有个蓝皮的笔记本，每项收支都记在上面，几角几分的零头也不漏掉。他的桌子上摆着一摞藏文书刊，还要我们帮他订一份藏文《西藏科技报》。他说：收音机是“知识匣子”，书刊、报纸是我学习经营管理的老师。
桑阿劳动致富的经验，吸引着十里八乡的农牧民前来向他学习。他和他的妻子总是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他们，使全村人的收入不断提高。去年，全村八十户中已有近二十户赶上或超过桑阿的收入水平。桑阿已连续两年被县里评为劳动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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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漫谈
医“左”良方
方放
报载，四川彭县有个叫蒋成富的社员，在自己院子里挖了个与外边水沟相通的养鱼池，约一分地大，放养了两千多尾鱼，在鱼池上架了个鸡笼，又在鸡笼上搭了葡萄架。鸡粪落入鱼池成为部分饵料，葡萄架又为鸡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一年下来，鱼、蛋、葡萄，收入两千多元。而这些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剩余劳力干的。
这种巧用庭院增加收入的事例各地都有，小花圃、小果园、小作坊、小养殖场……千姿百态，繁花似锦，小小的庭院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把农村装点得生机盎然。从这个小小庭院里，使我们看到了获得生产自主权后的农民那种潜在的热情和创造力。我并非单纯歌颂“小”，而是由“小”可见“大”。
去年我在贵州穷山沟一个专业户家里作客，男女主人都上山了，只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家。这老人也不简单哩，“又喂猪，又做饭，抱着孙子捡鸡蛋。”谈起她家的生活，老人连连说：政策好，办法好！那充满喜悦的目光，使我久久难忘。可是，前些年“左”的一套对这穷山沟也不放过，养猪养鸡都限数，超过就“割尾巴”。如今放开手脚，多多益善。我们国家肌体上的每个细胞都活起来，这种潜力该有多大？！
这些本不算什么新鲜事，为什么又来写它？因为至今还有一小部分同志，死抱着“左”的框框不放，看不清农村的好形势。农民这样高兴，他们也不为所动，甚至自觉不自觉地阻挠改革，压制先进，还自以为是在坚持“真理”，坚持“社会主义”。希望这些同志到农村去跑跑，仔细看看，谈谈，不带任何框框和偏见去感受一下，比较一下。感受越深，对过去“左”的一套给农民造成的灾难就越感痛心，这可能是医治“左”的顽症的一个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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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珍惜专业户的时间
不少专业户反映，他们致富以后，各级有关部门层层要他们总结经验，介绍体会；供销社、信用社和农业部门不断要他们汇报新情况，提供新资料；各方专业户、重点户纷纷登门求教，要他们传经送宝；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经常找他们拍照、录音、写报道等，占去了他们很多时间和精力。有一位出了名的养鸡专业户，半年内，先后参加各种座谈会和“两户”专门会议共六次；应邀给其他专业户辅导三十一人次；接待机关干部和记者十六人次，共花去时间四十八天。由于脱产时间过长，养的鸡顾不上管，经济损失很大，成了有名无实的专业户。
专业户的致富经验，应该有人帮助总结和宣传推广；供销社、信用社和农业部门，经常深入基层，了解“两户”需求情况，也是必要的。但要倾听专业户的呼声，珍惜他们的时间，尽力减少他们的负担。要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积极支持他们发展商品生产。否则，就会好心办坏事，给专业户帮倒忙。
浙江省湖州市广播站
朱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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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市场的新气象
——合肥市坝上街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见闻
梁兵
合肥市的坝上街市场，位于南淝河东岸，临近码头、车站。据说早在清朝咸丰年间（1852年），就是巢湖沿岸各县粮油竹木等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之一。岁月流逝，坝上街曾经萧条冷落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建成了安徽省第一座大型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才又热闹起来。
随着一股人流，我们来到工商管理所。早先，来赶市的农民，对它是望而生畏的，唯恐被当成投机倒把分子抓进去。眼下，他们却经常来找工商所的同志帮助出主意，当参谋。
工商所副所长姜春光，是一位精明干练的青年。他指着办公室墙上的图表说，坝上街市场开放四年来，各种农副产品上市量不断增长，尤其是去年和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以后，市场成交额增长更快，去年达到七百七十多万元，比上一年增长80％以上。现在，这个市场和十五个省、市、区的专业户、重点户以及社队建立了业务关系。
姜春光同志建议我们到市场上看一看。
市场上人群、车辆熙来攘往，一板车一板车的时鲜蔬菜拉进街区，一只只装满各种物资的机动船突突地欢叫着向码头驶来。姜春光同志说：“我们这个市场建筑面积为两千三百平方米，包括十二个货棚、一个沿岸货场、三个码头。随着市场的繁荣，旅社、饭店、商店等服务性设施也相继建立起来，每天市场上车水马龙，热闹极了。”
当谈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的作用时，小姜告诉我们，来坝上街的客户中，80％是省内外的专业户和重点户。过去，他们货到合肥，沿街叫卖，无处存放，商品损耗严重。现在有了这个专门的批发市场，就为他们提供了各种方便。有一次，蚌埠市郊雪花公社宋庄大队的重点户宋在东，运来一万多斤西红柿。工商所派了六名工作人员协助联系买主，一天内就全部售完，避免了损耗。他深受感动，回去逢人就说坝上街批发市场好，又动员几户运来八汽车西红柿。
坝上街市场突破地区界限，扩大了流通渠道。客商们运来了湖北、山西的土豆，江西、浙江的桔子，山东的苹果，广西的香蕉等。流通渠道的扩大，也有利于本地生产者向外销售产品。肥东、肥西的大米、花生米、荸荠、蒜薹、藕等，源源不断地销往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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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年，胜过历史多少年！
——访河南长垣县满村乡小吕村
本报记者 翟启运 本报通讯员 祖玉先 马孟芝
“小吕村是全县首屈一指的富裕村”。当我们走进长垣县小吕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农民干净整齐的院落和一幢幢漂亮的住房。全村四百七十户，几乎家家户户都竖起了新房。我们数了数，全村光楼房就有一百六七十座。
“商品生产给我们小吕村带来了生机”。陪同我们的葛怀印同志热情地介绍说。长垣过去是河南最穷的县份之一，小吕村前些年也是全县的穷村，“大锅饭”时期，农民连红薯干也填不饱肚皮，年年吃救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农民指明了致富的道路，群众想办法，找门路，发展商品生产。目前，全村就有包线专业户三百六十户，有包线机五百六十台。商品生产使小吕村一潭死水变活了，副业收入：1980年不足一百万元，1981年一百四十八万元，1982年三百五十万元，1983年达到六百万元；粮食产量：1980年一百二十五万斤，1983年达到三百万斤；人均收入：1980年一百五十四元，到1983年达到八百零一元。三年，短短的三年，变化是何等的惊人！胜过历史上的多少年！
来到村子东端，我们走进一个宽敞的大院，院内坐北朝南一幢漂亮的二层红楼吸引着我们。这座楼上下二十四间，真够气魄。在宽敞的走廊上，还安有铁栏杆……。我们正在观赏，从东头屋内先后走出四人，热情地把我们让了进去。在会客厅里，洁白的墙壁上贴满了奖状，一幅松鹤图挂在中央。经介绍，才知道他们是弟兄四人，已经分居，现在联营搞包线。他们共有十七台包线机，去年产值三十多万元，盈利七万元。这年老二毛国翠到县里开劳模会，见县政府大院的办公楼样式不错，回家后兄弟四人一合计，花了两万多元，照着那个样式盖起两座楼。说到这里，葛怀印同志插话说：“村里人都说农民住上了县长楼，其实何止县长，恐怕中央的一些部长也不一定住上这么宽绰的房子”。临走时，我们问他们今年有什么打算，毛国翠笑着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给我们定了心，壮了胆。你们来前我们正在合计，起码再增加七台包线机！”
商品经济使农民走上了富裕之道，也使农民的思想觉悟发生了变化。毛国安家里人多底子薄，发展商品生产没本钱，支部书记毛国锐主动跟他合伙搞。今年春节，毛海山、毛国林等五个专业户，担心五保户毛云氏生活有困难，各自拿出二十元送去。毛老太太感动得老泪纵横，说：现在上级的政策好，村里的人也好，我这孤寡老婆有了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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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草木“百家姓”
既供时鲜菜又是上等材的香椿树
江东流
松树、柏树、樟树，它们的叶子都含芳香油，但不能采来当菜吃；它们的材质倒也坚硬、细致、美观、芳香，但与南美洲的桃花心木相比，却因缺乏美丽光泽而显得逊色。在我国乔木家族的众多成员中，唯有香椿树既能为人类贡献蔬菜，又堪与世界驰名的桃花心木媲美。
香椿树在我国生长历史悠久。《庄子·逍遥游》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说它是树中寿星似不可信，但树身高大、生长迅速，却是事实。在南方深厚、肥沃、湿润土层中，直播苗当年即可长到一点五米；第二年到第八年的生长高峰期，每年可长高三米；十至十五年期间，就可长成高近三十米、胸径三十厘米的参天大树。香椿树在六年生以前多不分枝，故树干节疤很少，解剖成材，木色红褐紫亮，材质细密硬实，具有浓郁的香味和美丽的光泽，径切面暗黑色长条纹鲜明，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称。它耐水湿、耐腐蚀，易加工，干燥后不翘不裂，油漆及胶粘力均佳，是上等家具用材，亦用于建筑、船舶、车辆、农具以及作三弦琴腹板和网球拍。香椿树根、皮、果实可作药用，有止血、祛湿止痛、去表解毒之效。
香椿树枝条上的幼芽和嫩叶，是城乡人民十分喜爱的时鲜蔬菜。农家有谚云：
“房前一棵椿，春菜常不断。”自清明到立夏这一段时间，椿芽可多次采摘，但以谷雨前采摘的品质最好，上市价格最高。据化验，每一百克鲜叶中，含蛋白质九点八克，钙一百四十三毫克，维生素C一百一十五毫克，在所有蔬菜中名列前茅。我国以椿芽作菜的历史大约在汉代就开始了，金代诗人元好问留下了“溪童相对采椿芽，指似阳坡说种瓜”的诗句。
香椿常生在村庄附近和山野林边，过去认为它只宜“四旁”绿化。其实，它也适合在土质较好的山地、特别是石灰岩山地造林。在贵州，香椿树与杉木混交造林，其生长速度比杉木快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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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洱海渔歌 姜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