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关公怕曹操
徐城北
前些日子，新组建的中国京剧院一团在大庆首演《华容道》时，扮演关羽的青年演员郭玉麟在台上手足无措，表现失常。散戏后他对一位老导演说：“怪了！我今儿在台上一见曹操，心里就直哆嗦！”老导演微笑作答：“一点不怪，只因那曹操是袁世海演的呀！”
无独有偶，一团后来在哈尔滨举行招待文艺界专场时，张春华出演《秋江》中的老艄翁。团里明明有扮演陈妙常驾轻就熟的中年演员，张春华却偏偏要起用李世济新收的一名学生——刚满二十的王学勤。一场《秋江》演下来，一老一少在表演火候上的差距暴露无遗，但哈市文艺界同志不但不以为憾，反都十分感动地说：“行！你们的老艺术家令人敬佩——对青年真是硬带啊！”
讲得好。一个“硬”字，又发人许多深思。
对于提携后进，我们素来是主张设置一些“台阶”，好让他们循序渐进。
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又不妨对某些有苗头的后生晚辈采取硬带的办法，使他们尽快脱颖而出，使他们能够在攀登艺术高峰的无穷阶梯上，连续进行卓有成效的“三级跳”。对于连带产生出的所谓“关公怕曹操”的暂时现象，我们不应惊讶，更不应该嘲笑，恰恰应以百倍的热忱给青年以切实的指导。作为青年演员，也自当百倍珍惜这“稚嫩关公”与“老辣曹操”进行艺术搏斗的宝贵机会，并不断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使自己早日成为一名艺术上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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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里驴”也不错
兰楠
清代王士禛的《香祖笔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千里马，人皆知之。王兆云《湖海搜奇》载陕西民家有千里驴……又张翁言有友人省亲山东，亲家以一驴至，曰：‘此千里驴也。’乘之倏忽抵家”。
驴比之马，自是马贵。但是，生活中也不可无驴。《渡江侦察记》里的女游击队长扮作新媳妇诱敌，骑的就是毛驴。假若让她骑马，反要露馅的。如今农村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随着大量购买农业机械，饲养牲畜的多了起来。养的多了，卖的少了，就越发是“缺者为贵”，尤其是小毛驴，身价成倍增长。因其“小”，干零碎活用途更大。大机械与小毛驴“配套”，农民得心应手，致富大显神通。这是说的普通的驴。
“乘之倏忽抵家”的“千里驴”呢？某厂有个自学成才的技术干部，小改小革的技术革新搞了十几项。调整领导班子之时，摸到他的头上，有的说：“他是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顶多算个‘千里驴’，够不上‘千里马’！”有的说：“‘千里马’好，‘千里驴’也不错，总也有千里之能、千里之功么！何况，没檩没椽光有梁，也盖不成房！”后一种议论占了上风，那个小改小革的“千里驴”得到了提拔，在工厂更新设备，降低消耗，提高效益，实现扭亏增盈中，大立战功。
笔者是极为欣赏这种观点的，且审时度势，“千里驴”较之“千里马”更带现实性、广泛性，于我们的事业能收急效之功。所以我以为，倘不能作千里马，作千里驴也不错，更何况先作千里驴而后还可作千里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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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银杏树叶
青 稞
我的楼下住着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可能由于经常伏案写作，脊椎弯曲得象一张弹花弓。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据说青年时代投笔从戎，女扮男装，驰骋沙场。她与她的丈夫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为推翻清王朝，创建民国，立过汗马功劳。她的丈夫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在参加北伐的进军途中，不幸被反动军阀杀害。老太太带着儿女住在山东故居，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后来三个儿子继承父业，当了军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都奉命去了台湾，从此和大陆的母亲与姐妹们中断了联系。
老太太长期保留了军人的生活作风，虽然脱去戎装六十余载，仍然有严谨的生活规律，黎明即起，练拳练功。由于她那五十七岁的女儿担心她手脚不灵便，不许她上街活动，她便很少出门。
一年暑假，我的女儿要去青岛旅游，熟人们得知，纷纷提出让她代购贝壳工艺品、草编拖鞋与草编提兜及海味食品。老太太得到消息，忽然敲着水管，召唤我的女儿去她家，这是早定好的信号，表示有事与我们联系。我的女儿以为她要买点青岛特产，谁知她什么也不买，却提出了一个奇特的要求，让我的女儿到青岛市以后，抽空到某街某号的庭院里去看望一株银杏树，倘若这银杏树还健在，要求我女儿摘几片银杏叶子带回来。女儿还告诉我，平日老奶奶总是很快活的，听说她要去青岛，就伤心得直落眼泪，使她感到手足无措了。后来我的女儿从青岛回来，带回几片银杏叶，老太太捧着它，象捧着稀世珍宝，铺在床上怕压坏，放在桌上怕揉坏，挂在墙上怕干坏，那无限疼爱之情，真令人难解。后来，她才唏唏嘘嘘地谈起银杏树的历史。银杏树长在青岛老太太家的庭院。是老太太的亡夫七十年前亲手栽种的。她的子女和银杏树一同成长。如今，七十高龄的银杏树根深叶茂，一片浓荫，那扇形的叶片轻轻地扇动着，给这座庭院增添了勃勃生机。银杏树宛如家庭的一员长兄，它聆听过严父慈母的教诲，缅怀先父爱国的一生；当六位兄弟姐妹唱起动听的歌儿，银杏树簌簌地抖动叶子，无数只绿色的手掌挥动着拍子，演奏欢乐的乐曲，唱的是那只令人难忘的歌《可爱的家庭》！三十多年来，虽然这个可爱的家庭被海峡分割在天各一方，但银杏树还常常借助海风的琴弦在演奏，在演奏着这家庭团聚之歌。它年年伸出翠绿的枝条，翘首遥望大海，似在盼望，似在召唤远方的亲人归来。
当老太太用颤抖的双手，把银杏叶装进信封，投寄到台湾儿子们的手里，三个儿子一人分得了两片，这无价之宝给远游的儿子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故乡庭院的银杏树，亲爱而亲切的银杏树，你是老母亲的手掌，抚摸着一颗颗痛楚的心灵：银杏树，你能否化为一叶扁舟，载着倦游的旅人归来？
银杏树是长寿树，它有千年寿命。老母亲是老寿星，她将近百岁。三个儿子，也都有六七十岁的高龄。人生易老天难老，生命毕竟短促，银杏树深谙这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它焦灼地盼望庭院的主人尽快团聚在一堂。银杏树不忘那位爱国老将领栽培之恩，它愿以浓荫护卫着庭院，护卫着老将领的子孙后代；月圆花好人寿考，是银杏树的祝愿。它殷切地伸着长长的脖子盼望着团圆的日子，它时刻准备着热烈地鼓掌，迎候主人的到来，同叙天伦之乐。
银杏叶呵，飘洋过海的银杏叶，你在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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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向世界”丛书序
钱钟书
我首次看见《读书》里钟叔河同志为“走向世界”丛书写的文章，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差不多四十年前，我用英语写过关于清末我国引进西洋文学的片段，曾涉猎叔河同志所讲的游记、旅行记、漫游日录等等，当时这一类书早是稀罕而不名贵的冷门东西了。往往由于作者的强充内行或自我吹捧，他们的游记——象大名流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谈》——往往无稽失实，滥用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家享有的信口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远来和尚会念经”，远游归来者会撒谎，原是常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叔河同志正确地识别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唤起了读者的注意，而且采访发掘，辑成“走向世界”丛书，给研究者以便利，这贡献是不小的。
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叔河同志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更不用说，我对那一类书，也没有象他这样耐心搜罗和虚心研读。李一氓同志和我谈起“走向世界”丛书的序文，表示赞许；晚清文献也属于一氓同志的博学的范围，他的意见非同泛泛。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素有研究的李侃同志，也很重视叔河同志的文章和他为湖南人民出版社所作的规划。我相信，由于他们两位的鼓励，叔河同志虽然工作条件不很顺利，身体情况更为恶劣，而搜辑，校订，一篇篇写出有分量的序文（就是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不到三年，竟大功告成了。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无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中国“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出去也由于外面有人敲门，撞门，甚至破门、跳窗进来。“闭关自守”、“门户开放”那种简洁利落的公式语言，很便于记忆，作为标题之类，大有用处。但是，历史过程似乎不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不肯直截了当地、按部就班地推进。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有时大开着门和窗，有时开了或半开了窗却关上门，有时门和窗都紧闭，只留下门窗缝和钥匙孔透些儿气。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象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谈论历史过程，是否可以打这种家常庸俗的比方，我不知道。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扼要，娓娓动人，不仅增添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1984年3月
（《读书》杂志供稿。《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辛历程》，钟叔河著，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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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首都文化风貌笔谈
书城·书店街
刘厚生
北京，不仅是一个文物古城，一个大学城，一个公园城，一个戏剧城，也还应成为一个书城。
一个大城市里，有没有一两条书店街，可以说是这个城市文化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巴黎赛纳河岸，约一公里长短，鳞次栉比地摆满了旧书摊，成为巴黎一景。北京的琉璃厂有二百年历史，接待了——培养了多少文人学士，为老北京添了多少文化气息。连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商业城市，过去也还有个四马路，由东头商务中华的大楼直到西口一间门面的小书店。
最近，北京市在按照原样重建琉璃厂书店街了。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好消息。不仅可以为文化界提供丰富的古籍书画，文房四宝，也能使我们重睹往日盛况，发思古之幽情。但这一条街的恢复，其意图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旅游事业服务的。北京人民以及外地外国来北京的人们，除了需要有琉璃厂这样一条富于老北京味儿的名胜外，我想也还应该有一条以至几条新北京风采的书店街。
每次路过世界闻名的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那种庄严、雄浑、空阔的气象实在令我们自豪。然而也总觉得，这样一条直长宽展的如同北京左臂右膀的大路，显得空旷了些，单调了些；如果增加些文化设施、文化色彩，是不是更好呢？我曾设想，是否能在那长长的红色高墙下，搭上一溜与红墙风格谐调的平房，使之成为一条朴素而有光彩的书店街呢？在这些地方，设立一座座新书店、古旧书店、全民所有书店、集体所有书店；卖中文书、外文书、各种字画碑帖、期刊画报、儿童读物、老年读物、科学书、文艺书、工具书、音响书……真正流汇成一条浩浩荡荡的书之长河，那该有多好呢？只要设计得好，决不会损害这一条大街民族风格的完整，反而能大大增美她的典雅风度。以后，逐渐再在各重要路口，树起一座座文化名人的塑像……再以后，长安街路南一带，逐渐再有计划地建筑起一座座新的永久性的书店大楼，以及一座座新的剧场、影院、音乐厅、美术画廊……。
除了天安门两边，北京的东城西城南城北城在较小规模上也都建设一条书店比较集中的街道，也不应是过难的事吧？再加上星罗棋布的小型书店、书亭、报摊，期以十年左右，我想北京就一定能够成为什么书都买得到、又很方便又很便宜的书店之城。加上中国最大的北京图书馆和各种专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等，就更可以进一步称为书城了。
如果对北京的这样想象还不是过分虚幻或苛求，那么，其他大中城市是否也可以向这方面动动脑筋呢？近几年走过一些省会城市，大都是只有一个稍大的新华书店，再零零落落几家小店而已，买书实在不容易。这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同人民提高文化知识的需要是很不相称的。现在卖小百货的商亭摊贩到处都在纷纷摆设，饮食摊子也在不断增加，这是需要的。但这还不够。你能想象，一个城市里，书店很少很少，却有着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这可能吗？城市规划应当考虑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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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大地漫笔
女人也是“一盏灯”
在某值班室，我见到一位大姐对年轻的女伴说：“你就想当月亮，自己工作不努力，就想借你们‘那位’的光。”对方答道：“唉！为了丈夫，牺牲自己，咱这叫——贤内助嘛。”
“贤内助”与“月亮”不能混为一谈。“贤内助”是一盏灯，无须别人照亮，本身就能发光。尤其是当今的“贤内助”，与旧时代相比，又添新的风姿和异彩。她们再不局限于小家庭，在社会的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
在家作“顶梁柱”，在外作“算盘珠”，拨拨动动，乃至拨也不动，那就有辱“贤内助”的美名了。如果只履行了妻子的义务，没尽社会的责任，以至不自爱，那就不仅影响自己，也影响丈夫的声誉，贤在何处？
狄国孚
事“避”躬亲
被誉为现代治厂将才的鞍钢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不主张事必躬亲，“工人身上有多少油，厂长身上也有多少油”，而主张干部、工人各司其责，该谁干的事，谁就必须把它干完干好。他把精力扑在全局上，凭借一套职责分明的管理机构，一批精通技术的总工程师、工程师，得心应手地指挥，使工厂年年迈大步，经济效益跃居全国同类企业前列。
乍一看，王泽普的事“避”躬亲，似乎“避”掉了领导深入的传统作风。其实不然，他避掉的是低效深入的“老”作风，代之的是高效管理的领导艺术，避免了领导疏于职守、颠倒主次的大忌，避免了小生产领导者样样管的弊病，换来的却是领导工作的主动权。
图建四化大业，不仅要向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进军，也要勇于改革束缚我们前进的某些“老”作风。 杨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