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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边整边改要贯彻整党的始终
强晓初
整党开始后，我们广泛征求各方面对省委和省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意见，一共归纳了七百多条。省委选择当时群众意见最多、反应最强烈的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党员干部拖欠公款的问题和以不正当手段购买农副产品、占国家和集体便宜的不正之风，作为边整边改的突破口，并在春节前后基本上刹住了这三股歪风。与此同时，对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清理“三种人”问题，也采取了一些坚决的措施，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整改的实际行动，使广大党员、群众提高了对整党重要意义的认识，特别是使省直机关第一批整党的五十二个单位的党员干部受到了启发、教育，对机关作风和各项工作也是有力的推动。
我们认为，要搞好边整边改，就要把整党和工作，特别是与紧迫的工作结合起来抓。去年底，省级第一批整党单位在学习阶段中，就组织六百多名干部深入工矿企业，调查研究，帮助工作，解决问题，迎来了今年1月份工业生产开门红；接着又组织一批干部到农村宣传、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增加生产、劳动致富的积极性；后来又第三次组织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下去倾听意见，同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实现了产值、利税、财政收入“三个同步”增长，而且效益增长的幅度超过了产值增长的幅度。事实说明，边整边改是整党和日常工作相结合的好形式，如果整党不抓紧边整边改，就会削弱党的工作，也会使整党脱离实际。3月上旬，整党转入对照检查前夕，几位省委负责同志又到长春、吉林、白城地区面对面地听取干部和群众对省委整党的意见。同时，不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就地研究解决。比如，当时火烧眉毛的问题，是保证我省去年粮食大丰收后，民代国储的四十二亿斤粮食如何防霉，不受损失。同时，农民手中还有十多亿斤余粮待售。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损失大批粮食，而且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的政治影响。省委经过与有关方面反复研究，提出了三条紧急措施。此外，省委还研究了大力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的各种加工业，以提高粮食综合利用率和经济效益。
整党开始时，狠刹那些群众意见强烈的不正之风，严肃处理违纪事件是完全必要的，但切不可忽视对党的事业危害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由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往往领导同志说句话，点个头，批个字，甚至划个圈，就可能决策失当，给国家造成几万、几十万乃至上千万元的损失。但是，人们对这种官僚主义却往往不大在意，吃“几堑”也未长“一智”。如果不在整党边整边改中切实解决这个问题，整党就走了过场。所以，边整边改必须领导带头，做出表率，真正结合实际，议大事，抓要害，牵住“牛鼻子”。这就要紧紧围绕整党中的四大任务，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进行整改，把思想真正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统一到十二大所确定的总目标、总任务上来。
随着整党学习的深入，人们对问题的认识由浅入深，整改工作也应由易到难、由浅入深、有先有后。整改，不能操之过急，既要积极，又要稳妥，看准了，有把握的就坚决迅速地整改；条件尚不成熟的，切不可摘“生瓜”，要防止盲目性，防止改过来又改过去的现象发生。在工作方法上，要重视运用典型指导一般。最近，我们省委常委在整党对照检查阶段，解剖并明确支持了个体经营户中的两个典型，对各单位边整边改很有推动作用。
在这次整党的整个过程中，必然暴露或发现我们某些制度的不合理性和工作中的某些漏洞，这就要求我们有针对性地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章，以巩固整党的成果。总之，边整边改是整党过程中最重要的实际步骤，必须贯穿整党的全过程。这样，就能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作者为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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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的回声
从贪污党费案检查官僚主义作风
四川石油管理局党委
我局原政治部组织处处长俞国强贪污党费一万余元，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受到法律制裁。这不仅是我局的大案，而且是全省、全国罕见的要案。3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俞国强贪污党费被依法判刑十五年》的消息后，我们局党委立即组织局机关全体党员学习讨论，并召开局党委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吸取教训。
俞国强堕落犯罪固然应由他自己负责，但对他长期贪污党费未能发觉而加以提拔重用，说明了我们局党委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过去，我们只看到俞国强家庭出身较好，入党时间较长，表面显得“老实”、“忠厚”，生活比较“俭朴”的表面现象，没有充分走群众路线，对其思想、品质、作风等未作严格认真的考核，就予以提拔，委以重任，误以为是“好干部”，同意评为“先进”。这种不深入调查研究的官僚主义作风，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塞住了我们的耳朵，使我们未能看透俞国强的丑恶本质，长期盲目予以信任重用。
在干部的使用管理上，我们也缺乏严密的制度和严格的要求。事实说明，放松了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忽略党和群众对干部的监督，不做到干部考核的经常化，不仅象俞国强这样贪得无厌又善于伪装的坏干部难以及时发现，就是好干部也容易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还有，我局一些部门没有真正形成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在俞国强工作过的部门的一些同志，对其思想作风曾有一些看法，但因民主生活不正常，未能及时提出。事实上，俞国强虽然为人狡猾，但其贪污手法并不高明。只要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特别是我们领导干部能经常倾听群众意见，他的问题就不难早日揭露出来。
我们没有认真执行中组部关于党费管理的规定，在党费的收支、使用、管理等各个环节上存在着严重混乱现象。俞国强正是利用现金和帐目未由财务部门归口管理，党费开支无专人审批，党费支取手续混乱等漏洞，大肆进行贪污活动的。俞国强一张白条一个电话，就可以从基层组织部门成百上千地私调党费，以饱私囊。另外，我们在多次财经纪律检查中，也未将党费列为检查内容。
为了认真吸取俞案的深刻教训，我们决定把俞案作为解决局党委领导上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深挖官僚主义根源，充分认识官僚主义危害，切实克服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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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刁难压制陆海雁的领导人被免职
4月3日本报“党的生活”专版发表了《来自精神病院的报告》，报道河南省商丘长途汽车站职工陆海雁因公开揭露本单位犯罪分子盗窃、伪造汽车票等罪行，反遭本单位领导人的刁难和压制。4月上旬，上级对商丘长途汽车站有关人员作了处理：站长马登云被免职，根据职工揭发的材料和他的认识态度，再对他作组织处理；党支部书记赵宇瑞被调离工作，另行分配。商丘长途汽车站新的领导人已经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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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得集
不能从“我”出发对待干部四化
昆明机床厂党委书记 李植南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批判“两个凡是”观点，还是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企业整顿等等，我都是比较积极、坚决的。但是，在对待党提出的关于干部四化的问题上，自己就理解得不深，对知识分子有偏见，并因此影响到厂两级领导班子的调整。
整党中，同志们给我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联系自己的思想，我认真学习了有关整党文件，开始认识到：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骨干企业，加快干部四化的步伐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认识提高了，我们积极采取果断措施，厂级领导班子中增加大学生四人，占50％；有工程师以上技术职称的，由原来的二人增为六人，占75％；由一名高级工程师担任厂长。科室、车间的领导班子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也普遍提高。
在实现干部四化上，为什么自己有一段时间不自觉呢？是头脑里私字在作怪。我虽然年龄不算大，但文化程度不高，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当中央提出干部四化的问题后，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不够格了，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换班”的思想。新的领导班子组成后，我虽然继续担任厂党委书记，但思想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开始，我片面地强调让新同志干，自己少过问，怕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也怕自己管多了，别人认为不放手；有时甚至以党政分工为理由，该管的事也不去管。在整党学习中，我剖析了自己的思想，深挖了考虑个人得失的根源，感到自己离合格党员干部的条件差距很远。现在，在厂级领导班子中，只有我是老同志，我的任务就是要搞好传帮带，既要放手让新同志大胆工作，又要满腔热情支持他们。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新同志的工作经验会越来越丰富，开创新局面的能力会越来越强。那时，我们的工厂就会大有希望。
通过整党学习，我懂得了，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时，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当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也必须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云南《支部生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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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市长上任三百天 处理信访四百件
苏海泉去年被选为辽宁抚顺市市长。上任第一天，他就声明：凡是群众来信来访找市长的，一律不准搪塞阻拦；凡是群众反映的问题，要逐条查清落实。
苏海泉上任不久，一位厂长向他反映，因为上级两个部门扯皮，原计划拨给他们厂治理污染的资金三年未见分文，影响了生产，造成工厂亏损。苏海泉立即带着那两个部门的领导来到工厂查明情况，当场解决了拨款问题。去年11月，十几名三十多年教龄的中小学教师来信反映，分给他们的住房被某工厂无理占据。苏市长查清情况后，先后五次派人与这家工厂交涉，责令他们限期退出占据的住房，使这批老教师陆续迁进新居。苏海泉市长上任三百天，处理来信来访四百件，件件有着落，赢得群众的好评。
宋绍忠 刘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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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偷鸡”和“偷牛”之间
谢殿斌 范印华
“偷牛的没抓到，把偷鸡的抓到了”。在整党中，一些动用公款大吃大喝的同志受到查处后，发出这样的感慨。
动用公款大吃大喝，不但无汗颜亏心之感，反而有“理直气壮”之慨，实在令人费解。这些大吃大喝的同志先是给自己定了性——比作“偷鸡的”，然后拉出一个“偷牛的”作挡箭牌来为自己开脱，除了说明他们毫无改正错误之意，还能说明什么呢？
在整党中，应该抓住一些大问题边整边改，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把一些乍看不大，其实不小的问题包起来，拖下去，况且动用公款大吃大喝绝非小事。
纠正不正之风，是不能用“偷鸡”“偷牛”之类来比较的。譬如说吧，大吃大喝的跟巧立名目、私分公物的比，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私分公物的又跟用公款私盖住宅的比，觉得也是小事一桩……如此比将下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纠正不正之风就没有指望。
“勿以恶小而为之”。倘若已为，则要下决心改过。古人云：“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如果人人以此自警，非但“偷牛的”可以渐绝，“偷鸡的”亦必不多见。这样，争取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就大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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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新书记的三招
国营山西惠丰机械厂党委书记李元祥，去年5月就职。一上任，他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分房中的不正之风。原厂长、现厂顾问是李元祥的同乡和老战友。按照厂里规定，他在厂工作的儿子因为工龄短，不够条件分到现在的住房。李元祥第一次上门动员他说服儿子退房，两个老同事谈崩了。老顾问的老伴竟然提出让李元祥给儿子办离婚手续。李元祥严厉批评说，你不要自己的威信，我还要党的威信！不退出房子，老子、儿子一齐受处分。在老李的劝说下，这位厂顾问想通了。之后，他又同老李一道，共同说服了老伴、儿子、儿媳，退出了多占的住房。厂工人大学的几位负责人把新房分给不符合条件的人。李元祥找他们谈了八次话，这些人就是顶着不办。经厂党委集体讨论，将这三名领导干部就地免职。
今年1月，厂职工子弟学校把发给教职员工的年终奖，统一用来制作校服。厂里分管基建的副厂长，也领了一套校服。在老李等同志的帮助下，这个副厂长将校服退还，并作了自我批评。
最近，厂里决定从在职干部中招收四十名学员，脱产参加电大学习。厂教育中心有些人走“后门”，让十二名工人也报了名。厂党委查实后，取消了这十二个人报考的资格。
本报记者 尚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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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如此“红薯政策”
——看陕西卫生厅长张铝重审批职称如何弄虚作假
“政策是个啥？政策是红薯，生着是硬的，熟了就变成软的。”陕西省卫生技术干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姚安喜这段妙论，活生生地道出了陕西省卫生厅某些人视党的政策为儿戏的心理状态。陕西省卫生厅厅长张铝重等人在评定审批技术职称工作中的所作所为，一言以蔽之，实行的就是“红薯政策”。
厅长给自己签批高级技术职称
1982年7月15日，陕西省技术职称评定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三次会议，当时卫生厅主管这项工作的副厅长张铝重参加了会议。次日，在厅党组研究成立专业考核组和审批职称等问题的会上，姚安喜按照早已商定好的方案，提出给张铝重和另一位副厅长王瑛晋升教授级外科主任医师（管理）职称，理由是“工作需要”，但没有说明职称评定工作的有关政策规定。这个提名方案“顺利”通过了。
卫生部有关规定指出，评定管理职称必须经过个人申请、群众评议、评审组织考核，并按干部管理权限，经过相应的技术或学术组织评定，最后由主管部门批准。张、王二人的高级职称在厅党组会研究之前，根本没有履行以上程序。同年8月6日，张铝重直接给自己和王瑛签发了高级职称的批文。
当年的文件居然在前一年执行了
1983年5月，继厅机关职称考评小组首次评定二十五人为主管医（药）师之后，他们违背卫生部的有关规定，把别的部门评定职称的有关文件拿来套用，给厅机关所谓具有非医药技术专业学历的干部评定职称，将其中十人评为主管技师。按他们的话讲：“只要能挂上去的，都尽量给予解决”。更严重的是，此时已经任厅长、党组书记的张铝重在签发批文时，故意把这些人职称的评定日期，分别提前到1982年8月和9月。
张铝重倒挂签批日期的“奥妙”在于：要与国家规定调两级工资的职称评定时间“相一致”，把三十五人中的十二人，列入工资升两级的范围之内，以送人情。结果上级1983年5月发的文件，他们1982年8、9月间居然执行了。硬被“挂上”升了两级工资的十二人，大多不符合评定职称条件。其中有个没读完初中的政工人员，也被评为“主管技师”，升了两级工资。
无视中央文件突击审批职称
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通知，全国所有职称的考核、评定、综合平衡和授予工作，9月1日前进行到哪一阶段，就在哪一阶段停下来。张铝重得到消息后，不但不停止，反而加快了评审职称的速度。短短二十来天，他签发关于评定职称的批文达十三件，涉及厅机关和直属单位七十人。属于卫生技术职称的三十四人中有三个批文，办公室核稿时间为9月17日；属于助理会计师职称的十三人的八个批文，核稿时间为9月19日。张铝重在签批以上十一个文件时，又一次弄虚作假，均把日期提前。这种倒填审批日期的行为，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暂不变动”的实质是搞“下不为例”
查处张铝重等人在审批职称问题上以权谋私的错误，经历了四个多月。张铝重等人先是统一口径，写假证明，蒙骗组织。事情真相大白后，他们又遮遮掩掩，不作认真检查，文过饰非。张铝重等人还以党组的名义，向上级写报告，空谈“边整边改”，但对审批职称中的三个严重问题，一连提出三个“暂不变动”的处理意见，企图以“下不为例”了结。
最近，陕西省委郑重宣布：张铝重等人违反中央有关政策规定，突击评定、审批的所有技术职称，一律无效。至此，“红薯政策”的闹剧宣告收场。
景险峰 陈维伟
编后
舞台上有一种“魔术”，俗称“变戏法儿”，是通过演员的技艺把假的演成真的一样。陕西省卫生厅的某些领导人竟然将这套把戏，施展到执行党的政策上来了：评定职称签批日期可以倒挂，定职时间可以更改，甚至在整党中还把坚持错误美化为“边整边改”。他们掌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脑子里却满是谋取私利的邪念，有“空子”便钻，有“油水”就捞。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干部的气味？边整边改，要动点真格的。若只把它挂在嘴边，行动上却处处与整党精神“扭”着干，那是不能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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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地方党报党刊上
刮百姓膏 盖县长楼 竟作世间硕鼠
帮孤寡者 扶困难户 堪称人民公仆
△《新疆日报》1984年4月11日“党的生活”专版报道：库车牙哈公社共产党员、“棉花大王”热合曼克比尔，致富不忘群众，拿出一千四百元给困难户发展生产，并在生活上热情照顾病残老人及孤儿。
△贵州《党的生活》1984年第3期报道：贵州汽车配件厂党委举办学习班，专题剖析“好人主义”的表现和危害，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
△《福建日报》1984年4月10日“党的生活”专版报道：永定县湖雷公社石坑大队党支部书记吴汉贤，煽动群众大搞“联宗祭祖”封建迷信活动，挑起事端，被开除党籍，判刑三年。
△山西《支部建设》1984年第4期报道：中共壶关县委自1981年以来，在“专业户”、“重点户”中发展党员三十七名，占全县农村新发展党员总数的33％。
△河南《党的生活》1984年第7期刊登严纪申来信，揭露延津县委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大兴土木，修建新的县长家属院；县里建靶场没有资金，县委决定向职工和社员摊派，共收款十八万元。有两名社员抵制摊派，竟被戴上手铐拘留。
△重庆《支部生活》1984年第五期以《初见成效》为题发表通讯，报道重庆市委边整边改的几件新鲜事：设立市长公开电话；市委领导同志集体到基层现场办公；市纪委认真处理久拖未决的案件。
△上海《支部生活》1984年第8期报道：市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小组最近派出五十个调查组，分别到基层单位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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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观“棋”不语 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