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8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珠江三角洲各县引进外资、设备办工厂
上马快 受益快 中外双方皆满意
关键是:改革 开放 不走老路
编者按 珠江三角洲各县近年来引进外资和设备办工厂,上马快,受益快,他们的经验给人以启发。与这里相比,其他地方的一些大工厂、大工程办起这类事情来,慢慢腾腾,从谈判到引进,从引进到投产,从投产到受益,一拖就是几年,十几年,把大好的光阴白白浪费掉,把自己的、外商的积极性也拖掉了。有人以“大”自居,强调特殊,不去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对珠江三角洲这类县办企业搞引进的经验拒绝借鉴和学习。这种精神状态很不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今后我们必须加快建设步伐,振作精神,争分夺秒,丢掉一切落后的和陈旧的观念,尽快打开新局面,以实现我们党在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冯东书、唐炜)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各县从1979年以来引进外资和设备办了许多工厂。记者从一些县了解到,这些工厂98%以上在签订合同以后都能迅速办起来,马上投入生产,很快受益。
珠江三角洲现在这类工厂相当多,中山市(原中山县)有四百三十家,东莞县有一千零三十家。其中80%是区、乡办的(今年这里的公社改为区,大队改为乡),另外有一些是镇办的。这些厂引进外资、设备的形式,大部分是由外商提供设备,来料加工,然后从来料加工费中偿还外商的设备投资。另一部分是合资经营的。
这些厂都建得非常快。东莞县常平区(公社)九江水乡(大队)办的电子厂,现在有一千多人,装配收录机、收音机。这个厂从与外商签订合同,到安装设备、进料、培训出第一批五十名工人以至正式投产,总共只用了四十天时间。这个县的大朗区(公社)办的毛织一厂,现在有一千五百人,一千多台机器。他们于1979年4月中旬和外商签订合同,5月上旬就在公社供销社的一个库房里装上一百台机器,开始投产了。中山市东风毛纺厂是区(公社)办的,有四台筒子机,每台重十一吨,还有二十多台梳毛机、纺毛机等。这个厂去年4月签订合同,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建起了五千五百平方米面积的新厂房,7月份进设备,10月份安装完毕,11月份试车生产。建这个厂的同时,还建成一座和这个厂配套的东风漂染厂。
记者问有关同志:这些厂建成、投产、受益快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说,这些厂都是轻工业厂,设备小,安装快。它们基本上都是社队或集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建厂进度快了,得利快,拖拖拉拉自己受损失。对外商来说,时间就是金钱,拖拖拉拉,他们就不和你合作干了。
从经营管理等方面看,办这些厂“婆婆”少。区、乡(公社、大队)办厂,报批手续简单,资金自己筹,劳力自己招,厂房自己盖,干部自己选。原料是外商送来的,产品也由外商经销,不经过我们的供销部门。这样一来,每个厂只有一个“婆婆”,即厂长。各厂在人事制度方面都坚持用人唯能,不看等级,不看关系。顺德县龙江区办的龙江啤酒厂,是投资一千二百六十万元的中型厂。有人曾经说,这样的厂,应该派个县团级干部去当领导。这个厂没有同意,而是选了公社工交办公室的一个年轻人当厂长。这些厂是集体所有,不选能人办,亏了受不了。每个厂和外商订的合同是算数的,到时候拿不出货来,要罚就得罚,找哪个领导人批条子也消不了灾。工资制度上,都打破了平均主义。工人进厂开始学技术,报酬很低。什么时候合格率达到要求了,什么时候开始按件计酬,多劳多得。这促使工人努力学技术,也使一些想走后门进厂吃闲饭的人无路可走。工厂制度很严,工人迟到三分钟,罚款;旷工三到五天,除名;平时干得多,合格率高,报酬就高;超过基本定额以后,超额越多,奖金比例越高,而且不封顶。各厂管理人员普遍少,这不仅对管理好工厂有利,对管理人员本身也有利。以东莞县大朗毛织一厂为例,管理人员除基本工资以外,工厂每收入一百元港币的加工费,要拿出七角人民币作为管理人员的浮动工资。这样,工厂管理人员越少,管理人员浮动工资就越多。管理人员越多,浮动工资越少。因此,这些工厂的管理人员,大多只占全厂职工总数的5%左右,比同类的国营厂少一半到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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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理解“放宽政策”一词
黄道霞
“放宽政策”,是现在人们常用的一个新词。这一通俗的口语,概括了近几年来党的农村政策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政策的这种变化,农村经济日趋活跃,亿万农民的社会主义热情日益高涨。“放宽政策”同“解放思想”、
“打破框框”等用词一样,已被群众接受和广泛采用,是有道理的。
有的同志提出,政策是一个科学概念,只能说“正确”或“错误”,不能说“宽”或“紧”;现在的农村政策与过去“左”的那一套有本质的不同,不能简单地说成“放宽”。否则,会使人感到似乎“政策越宽越好”,从而引起对“放宽”后政策正确性的怀疑。这些话初听似乎有道理,细一分析就觉得没道理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政策越宽越好”。正确的政策是科学总结群众实践的产物,不能主观随意地“放宽”或“收紧”。但“放宽政策”的意思是解除“左”的思想占主导时期对农民的种种束缚,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同“政策越宽越好”根本不是一码事。
能否用“正确政策”或“错误政策”这两个概念?当然能。每一项政策都有“正确”与“错误”或“基本正确”与“基本错误”之别。但是,用这两个概念来概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政策的总趋向,是不够准确、不够科学的,因为情况比较复杂。在三中全会前,农村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时正确的占上风,有时错误的占上风,要具体分析。而以三中全会为起点,我们党调整农村政策的总趋向是“放宽”,至于一系列具体政策,则是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所以,“正确政策”不能代替“放宽政策”的含义。
“放宽政策”这个词,来自群众的实践。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的影响,农村政策越往后越表现了对农民“收紧”的趋向。如在所有制问题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实行了高度集中经营和集中劳动的制度,集市贸易被砍掉,家庭副业受限制,自留地被取消,农产品的购销统得很死。总之,农业发展的路子极为狭窄,农民普遍感到当时的政策对他们卡得过“紧”。三中全会后,党对农村政策所作的一系列调整,就是改变对农民卡得过紧的状况,去掉对农民种种不必要的束缚,解放生产力。如今,农民在生产经营上有了责、权、利,家庭经济允许存在了,农林牧副渔工商可以全面发展了,生产经营和技术上有能耐的人可以发挥专长,先富起来了,农民普遍感到现行政策放宽了。这个“宽”,是群众的切身感受。所谓“放宽政策”,是和过去政策卡得过紧相对而言的。
“放宽政策”这个词,是近几年农村政策调整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用语,不仅形象和通俗易懂,而且有特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已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可谓约定俗成。目前,农村体制改革正在深入,有些领域中的有些政策,仍是过去在“左”的影响下制定的,还在起着束缚群众手脚的作用;有些地区(如老革命根据地、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生活至今还很不富裕。对于这些领域和地区,如何通过调查研究,继续放宽政策,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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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维护生态平衡 保障农业稳产
我国两亿亩农田实现林网化
本报讯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平原地区,现在已有约两亿亩农田实现了林网化。它与二千九百万亩农桐间作,七十二亿株四旁树木以及各种防护林带、大小片林相结合,构成广阔平原上网、带、片一体的综合防护林体系,正在日益发挥出改善生态、丰富农业经济结构的巨大作用。
建设农田林网是目前我国平原绿化的主要形式。在全国开展平原绿化的六百多个县中,有一百多个县的农田已基本形成了林网。农田林网的建设主要是结合平整土地、农田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和交通建设,在定型的路、渠两侧田边,成行成带地栽起树来,形成纵横交织的田间林网。它不仅对减少风沙、旱、雹等自然灾害,改善农田小气候,维护农业生产有独特功能,而且在解决木材、燃料、饲料、肥料,丰富农业经济结构,绿化美化环境等方面,效果也很好。
我国平原农区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口密度大,工业集中,交通便利,土地平坦也较肥沃,是粮棉畜产品的重要基地。但大部分地区林木稀少,覆盖率很低,自然灾害频繁,缺柴、缺肥、木材供应紧张,严重影响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提高。为改善平原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建国初期起我国政府就提倡在平原植树造林防风固沙。以后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有些地区开始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结合固沙造林和农田基本建设,营造窄林带小网格的农田林网,主要利用田边和渠、路两旁的隙地植树造林,深受广大农民欢迎。
营造农田林网带来的效益是多方面的,调节气候减少自然灾害,保障农作物的稳产高产。农田林网搞得好的县,每年可提供大量肥料、饲料、燃料。山东兖州县林网化后,全县每年可以收获鲜叶一亿五千万斤,其中可作饲料的有二千万斤,同时每年还能提供一亿斤枝柴,可解决四十万人口三个月的烧柴,省下大量秸秆还田,增强了地力。
我国的农田林网建设目前发展还不平衡,六百多个平原县中,搞得好的还只是少数,有些林网规格质量不高,树种单一,病虫害比较严重,对林网的防护效益重视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科学管理。 赵宗哲 李蕴玉 沈畹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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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恢复的全国矿产储委工作会议提出
加强矿产地下水资源储量统一管理
本报讯 记者肖体焕报道:改革和加强矿产及地下水资源储量的统一管理,提高地质勘探工作质量,为国家矿山建设和水源地建设提供可靠的地质资料依据。这是出席新恢复的全国储委第一次工作会议成员的一致意见。
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是地质勘探工作战果的质量检查机关,主要职责是搞好地质勘探报告的统一审批,制订统一的地质勘探规范。“文革”期间,全国储委被撤销,给国家建设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去年10月新恢复的全国储委,是一个超脱于各部门的矿产及地下水资源储量的统一管理机构,下设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贵金属、煤和水文地质等九个专业委员会。各工业部门提交的地质勘探报告,都要按矿种先交专业委员会审查,再经全国储委批准后,方能作为正式成果使用。
全国储委工作会议于5月4日至8日在北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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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食品报》社炊事管理人员刊授学校将开学
 本报讯 《中国食品报》社炊管人员刊授学校,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部、总后勤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等支持下,将于6月1日开学。
刊授学校教学宗旨是,提高炊管人员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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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建二局机械安装公司产值利润双翻番
本报讯 通讯员张述聪报道: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机械施工设备安装公司实行多种经营,产值、利润实现双翻番。
过去,该公司固守单纯为工业建筑服务的经营方式,生产常在“等米下锅”状态,人均产值连年下降。去年以来,他们打破旧框框,积极承揽基础打桩、电气管线安装、污水管道敷设等住宅建筑分项工程,以及锅炉安装、电缆和管道敷设等工程设计,还组织施工专业小分队外出承包,增设对外运输、修理业务,小批量生产十五吨散装水泥运输车,利用边角余料制作马车、毛驴车车架销给农民,又增加产值三百八十多万元。
由于实行多种经营,全公司产值、利润同步增长。去年,人均产值跃到一万二千四百八十一元,总产值达二千万元,其中施工产值比上年增长129%;实现利润三百二十七万元,比上年增长144.8%。今年第一季度盈利七万七千多元,改变了多年首季亏损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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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才是一个决定因素
——来自长江三角洲的报告
本报记者 丛林中
长江三角洲,太湖周围,是一片兴旺的土地。记者花了四十天时间,行经三市六县,所见所闻,眼界大开。数以万计的乡镇工业,方兴未艾;小城镇如雨后春笋,星罗棋布;纵横交错的河网和公路,有无数的船只和车辆,输送着商品、人才和信息。在这块世代自给自足的传统产粮区,如今荟萃了一大批商品经济的经营者和开发者,使她充满了新的活力。
苏南的地位和日本相似。它一无能源,二无资源,发展经济靠什么呢?江苏人说,靠三个东西:知识、技术、经营。一句话,靠智力。难道不靠政策么?这是不言而喻的,正是三中全会以来,江苏才迈开大步的。但是政策决定之后,人始终是决定性的因素。江苏有一批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更有一批懂经济、肯钻研、善动脑筋的管理者、改革家、开明人士,这就是江苏的优势。
我在苏南采访,接触了上上下下几十名书记、县长、经理、厂长,一个比一个精明强干。
江阴县委书记成强很感慨地说,我们人均只有几分地,除非种黄金,是达不到小康水平的。“一个企业没有新产品,就意味着停滞。”这是江阴第二机电厂三十七岁的厂长陈龙基对记者说的。这个厂从试制第一台进口汽车起动器,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生产起动器的系列产品。
在武进县一个乡办生产荧光灯增辉器铝壳的小厂,我看见一幅气魄宏大的标语:不惜牺牲一切夺取质量全国第一名。这并非表面文章,全国有八十多家工厂生产同一产品,而这家小厂产品的销量占到70%。
沙洲钢铁厂的成材率达到90.76%,部颁标准是79.2%。成材率是一个钢铁厂管理水平的综合反映。这个厂的副厂长沈文荣说:“一块钱今朝投下去,要考虑到明天能否收回来。”
这些话似乎很象厂长名言录,实际上是他们几年来惨淡经营的实践总结。他们经历过失败的挫折,遭受过非议,但终于成长起来,变成了有经验的企业家。
江苏有一股人才热,到处在讲人才。有识之士都看到了这一点:发展工业,搞活经济,最根本的是人才;想在经济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必须在人才上居于领先地位。因此,人才竞争十分激烈,而且各有各的路数和高招。
沙洲有一个名人——一个锡剧小生当了橡胶厂厂长的奚也频。我去橡胶厂采访时,奚正好去北京,未得一见。但在回北京的列车上,遇到了冶金部的一位司长,谈起奚也频,他大为赞赏,说奚有经营头脑,以奚的才能,可以领导一个更大的企业。据我所知,奚也频长期“落魄”,种过地,干过采购员、抄写员,但他一直雄心未泯。他有一句名言:就是扫垃圾,也要扫个全国冠军。乡镇工业的兴起,使奚也频有了一展雄才的机会,他的被起用,表明了今日农民对人才的特殊眼光。但他毕竟不懂橡胶技术,何以能办好一个橡胶厂呢?他的秘密也是两个字:人才。上任伊始,他在《解放日报》登了一个招聘顾问的广告,没想到有一千多名技术人员来信愿作业余顾问。他又发信给全国政协有关部门,请到十名有识之士,他自己亲自“三顾茅庐”,恳请上海以回力球鞋著称全国的“橡胶大王”七十多岁的杨少振出任顾问。杨终于被奚的一片至诚所感动,数次亲临沙洲指点,并且赠以“冷摸、热转、快销”六字经营方针。就这样,这些分散在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十几个大城市不在册的工程师、机械师、经济师们,通过书信联系,解答一个个生产上的难题。于是,小小沙洲橡胶厂兴旺发达起来了。
常州搞人才更有气魄。七十年代其他地方“老九”最臭的时候,在常州吃香,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常州,他们乘此良机前后引进了一千多人。1978年以后,每年进入常州的各类科技人员大约二三百人,每人平均要支付一万元的代价,但是常州求之不得。科委主任宁伟生自豪地说:“连我们的副市长也是引进的”。他说的是四十二岁的曹锦成,清华毕业,七十年代进入常州当厂长,去年被提为副市长。不止曹锦成,常州有一批现在的局长、厂长都是当年引进的。无锡县在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挂钩协作方面,也远近闻名。去年全县有一百六十多家乡镇企业与全国二百多家科研院所搞联合。一个前洲乡,就同十五个科研院所订了合同。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上海设计九院院长带着三名总工程师正在前洲,他们极愿意把前洲作为试验基地。著名电光源专家蔡祖泉也被请到无锡荧光灯厂亲临指导,于是,一种新型灯在乡镇企业中诞生了。
透过人才竞争,可以看到这里的人们对知识对技术的一种渴求。有了这种渴求,办法自然就多了。去年五月,常州开了一个别致的科技协作交流会。为开这次会他们准备了半年,请全市各行各业报难题,最后理出四百零四个问题,印出来发到全国各大学和科研单位,请求帮助。交流会开幕时全国来了七十二个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教授和专家,会开了七天,解决了一百八十一个难题。常州说,这是借外力发展自己的“捷径”。沙洲客车厂,去年为全运会生产三十部面包车,上海派来两位工程师“监制”,他们虚心求教,对两位工程师在技术上提出的五十八条意见,认为是送来的五十八个宝,是花钱也买不来的,不仅条条照办,而且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悉心加以研究,可谓求贤若渴。
记者所到之处,不断地听人讲述:全国科学大会坐在前排的有多少是我们县人,学部委员中有多少是我们市人,政协委员中有多少是我们的家乡人。他们在排好名单之后,便发出“请回家乡看看”的邀请,请您为家乡建设出谋画策,牵线搭桥。常州这项工作已经完毕,现在他们的目光朝向海外,已经调查清楚在国外的专家、学者、名流有五千常州人,分布在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准备对这些国外游子发出“请回家乡看看”的邀请。
在江苏流行着一句有趣的话,叫作“借你的脑袋发我的财”。当然,“借者”自己的脑袋若不管用,是借不来别人的“脑袋”的,因此,似乎改为靠“两个脑袋发财”更为贴切。这正是苏南地区对人才、智力开发的一种形象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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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油田建立的油田勘探开发电子计算机应用中心。
新华社记者 吴增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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