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6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谁建造了大津巴布韦?
马世琨 鲍世绍
大津巴布韦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最宏伟也最神秘的历史遗址。
谁建造了大津巴布韦?这是一场众说纷纭、持续已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争论。最近,由于一个非洲学者出版了一本观点鲜明的著作,上述争论重新活跃起来。姆富卡博士在题为《大津巴布韦》一书中断言:大津巴布韦的建造者不象某些外国学者所臆想的那样,是欧洲人,阿拉伯人,或是什么天外来客,而是当地的非洲人。为了得出正确的答案,姆富卡博士对这一专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又花费了近一年时间,同助手们跑遍津巴布韦全国七个省,收集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和宝贵的史料。此书写成问世后,立即引起轰动。学者们指出,这不仅因为是第一次由非洲人著书立说参与这场辩论,更主要的是“此书具有莫大的说服力和挑战性”。
所谓大津巴布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设在山顶的城寨和建于平地的大围圈。城寨建于花岗岩山巅,背后是陡壁绝崖,前面只有两条通到山下的羊肠小道,蜿蜒于山罅和用片石垒成的一人高的石墙间。山上,同样的片石围墙将巨石累累的城寨隔成许多块块,使初来者有误入迷宫之感。
姆富卡博士在《大津巴布韦》一书中列举大量论据,证明这一宏伟建筑是一个名叫贝纳梅塔帕的非洲王国的臣民们自己营造的城池。
例证之一:城寨分成明显的两部分,东面是国王住地和政治中心,西部是宗教中心和国王祭神的场所。这种政权和宗教分离的习俗具有典型的非洲特色,看不出外来的影响。
例证之二:在遗址的不远处的国家博物馆里陈列着五只用皂石刻成的嘴如鹰、体似鸽的津巴布韦鸟,个个昂首敛翼立在一米来高的石柱上。它们是在城寨遗址中发现的。姆富卡和助手们了解到,这种鸟是津巴布韦一个部族世世代代崇拜的图腾,一直信奉至今。
从城寨下来步行约二里,便到了大围圈。它也象个小的城池。据考证,这是国王的“三宫六院”,他的第一夫人以及其他妻子都住在这里。大围圈象是城墙,至今完好无恙。里面的小围圈是王妃们的住处,已经倒塌。围墙周围约二百五十米,高八米,厚六米。一位美国学者计算过,仅建造围墙就用了石料一万八千立方米,可以盖一座九十层的摩天大楼。这些用石片干垒成的建筑物,经过数百年的风风雨雨,至今巍然屹立,足见当时的建设者懂得几何学、力学、营造学和比较先进的建筑技术。这自然使那些断言“非洲人建不了大津巴布韦”的学者更加振振有词。
针对上述观点,《大津巴布韦》一书反驳道:如此浩大的工程,定然要耗费不少人力物力,历时多年,如果是外国人建造的,他们一定会有所记载。为什么迄今在任何国家的史书中都未发现只言片语?姆富卡博士的助手奈梅拉伊告诉记者,他们在调查中发现,一个叫凡达的部族擅长用片石砌墙。据该部族世代口头相传,他们的酋长曾作过贝纳梅塔帕国王的首席石匠,负责大津巴布韦的修建工程。他说,象这类椭圆形建筑还有二百余处,遍布津巴布韦全境。
这桩历史悬案所以长期争执不休,而且还将继续下去,是因为它后面有着严肃的政治潜台词:非洲自古以来就黑暗落后还是有过光辉灿烂的文化?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是给非洲带来了文明和进步还是扼杀了非洲的文明,使其停滞倒退?
姆富卡博士对记者说,“非洲的历史应该由非洲人自己来写,这才能还其历史真面目。我是凭着这个信念从事这项工作的。”在看了他的著作和对大津巴布韦作过一番巡礼之后,我们既动情于他们的坚强信念,也深感他们的研究工作已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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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海外游踪

五月广场巡礼
管彦忠
在世人称为“南美巴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四百个面积大小不等、风格各异的广场和公园把这座地球最南部的大都市装扮得多姿多彩。而著名的五月广场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游客。
当你从西边的五月大道进入广场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芳草地上那八棵高大挺拔的棕榈树,它们虽已年过“百岁”,仍然枝繁叶茂,仪态潇洒。巍峨洁白的五月革命纪念碑矗立在广场中央,令人肃然起敬。四座喷泉扬起的点点雨星,在阳光下显得分外晶莹明亮。一些游人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休憩,一群群和平鸽在鲜花和游人之间飞翔、觅食。广场东部的总统府——玫瑰宫庄重严整,屋顶上的蓝白色国旗迎风飘扬,而国旗设计者贝尔格拉诺将军的铜像就座落在玫瑰宫前十多米外的地方。广场南北两边的大道外侧是大教堂、政府部门和银行的办公大楼。西面是市政府和市议会博物馆。整个广场显得庄严、典雅、壮观。
五月广场的前身是“大广场”或称“胜利广场”,与布宜诺艾斯利斯城同时诞生,已经经历了四百个春秋。1580年西班牙探险家胡安·德加拉伊受命重建拉普拉塔河南岸这座以“空气清新女神”(即布宜诺斯艾利斯女神)命名的城市时,大广场的图纸也就同时设计出来了。在此后二百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大广场成了殖民统治的权力象征,它凝聚着阿根廷人的泪和恨,也印着他们反殖民斗争的足迹。1810年5月25日,决心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的人民高举象征独立的火炬,从四面八方涌向广场,正在市议会开会的议员们宣告了拉普拉塔临时政府的成立。赢得自由的人民在广场上欢庆五月革命的胜利。第二年,在广场中央竖起了五月革命纪念碑,此后“大广场”就改名为具有光荣的历史意义的“五月广场”。她不仅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成了阿根廷共和国独立的纪念地,是阿根廷人民心中的骄傲。
五月,在阿根廷人心中是个神圣的字眼。广场上的五月革命纪念碑原是一座方形尖顶碑,碑身白色,东边朝向总统府的一面刻有“1810年5月25日”几个醒目的大字。1856年改建时加上了国徽图案浮雕,并在四角放上了雕像,后来被搬走。现在纪念碑顶上是一座自由女神的像。
总统府是在最初的城堡的基础上盖起来的两层楼,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它由一座有拱门的楼把原来的中央邮局大楼与改建后的总统官邸连在一起,成为一座近似对称的完整的楼。上世纪七十年代萨米恩托总统下令将大楼涂成粉色,“玫瑰宫”从此得名。据说,把红色和白色混合就是粉色,总统的意思是想表示国家的协调一致。在总统府的地下,有一条拱形长廊,原是海关的仓库,1957年改为博物馆,作为对国家总统的纪念。
在广场东北角大教堂正门一侧的墙上,长明灯的火焰随风飘动,象征着阿根廷国父圣马丁将军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将军的遗体就安放在大教堂内,人们络绎不绝来到这里,向这位民族英雄致敬。
今天,在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中,五月广场始终是鼓舞阿根廷人民胜利前进的精神力量!(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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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志愿警察
宋学春
联邦德国西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有一支为数达三千人的志愿警察队伍,协助公职警察执行各项任务,深受居民欢迎,同时也节约了警察部门的经费。
在志愿警察中,有手工业工人和提前退休的工作人员,也有办公室职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同公职警察一样,身着苔绿色的警服、佩带着执勤手枪、警棍和装有刺激性毒气的喷射器。只有专家从外表上才能把他们同公职警察区别开来。他们的肩章上是斜杠,每条杠代表执勤五年,而公职警察的肩章上则是星。
志愿警察一般利用业余或空闲时间、主要是周末执勤(见下图)。他们或步行巡逻、或乘坐警车、或驾驶摩托,进行交通检查,维护公共场所和居民区的秩序。他们还能坐在警察局的办公桌旁,替那些公职警察值班。当然也有严格的规定,例如:他们不能单独巡逻,至少有一名公职警察陪同。
申请当志愿警察的人,须经过考试才能被录用。每执勤一小时可得到五个多马克的报酬。据统计,每年雇佣三千名志愿警察的经费约六百多万马克,这笔钱只够一百三十至一百五十名公职警察的费用。(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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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见闻

春到利物浦
梁丽娟
英国第一届国际园林节从5月2日开始在利物浦市举行。这座一向单调沉闷的城市,因此春意盎然,一派生机。
园林节场地位于利物浦市东面默赛河畔,面积达一百二十五英亩,包括三十个国际园林和二十六个主题园林。
众多的园林高低错落,异彩纷呈,使人目不暇接。主题园林各有特点。有的以景色优美吸引游人,有的则以介绍知识取胜。玫瑰园收集了二千多种英国的玫瑰,果酱园则是介绍利物浦特产的专题园林,碉堡的角塔是用果酱瓶砌成的,从一个巨瓶中倾泻出来的果酱成了“护城河”。
占地约二十英亩的国际园林分布在东北和东南部。参加展出的国家送来了本国特有的花木,许多国家还派来了专门的园艺技术人员。游人可以观赏品种繁多的荷兰郁金香、新加坡名贵的兰花和加拿大十二英尺高的印第安图腾柱,也可以看到西班牙的橄榄丛和奥地利维也纳公园的喷泉。土耳其园内有用木材和大理石建成的摩尔人建筑,埃及园装饰着古代法老的图案,澳大利亚园则并存着干旱的内陆和草木茂盛的海岸两种景色。
中国园位于西南部,入口处的山石上刻着“燕秀园”,题字出自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的手迹。沿着碎石小路可以走到小山包上的“枕峦亭”。园内栽有从中国运来的牡丹和紫薇,布置了琉璃的狮子和花盆架,还有陶制的凉桌凉凳。这座代表中国北方园林风格的燕秀园是仿照北海公园内静心斋的一部分建成的。由于中国园林建筑的工艺独特而细致,一些当地建筑工人插不上手,参加展出的中国工作人员承担了更多的工作,他们的认真负责精神一再受到园林节组织者的赞扬。中国园与邻近的美国、日本、印度的四个永久性园林将在园林节结束后继续保留,成为国际友谊的纪念。
园林节场地的中心是展览厅、剧场、圆形剧场和表演场。从5月2日到10月14日期间,在展览厅先后筹办的十五个展览将展出专业和业余园艺家的作品,介绍先进园艺技术。在此期间,还将为参加园林节的各国举行国家日和国家周,专门加演这些国家的文艺节目。园林节组织者期望能吸引游客三百万人次,用门票收入偿付部分建设开支。
二次大战后联邦德国首先通过组织园林节来修复被炸成废墟的城市,荷兰也举办过国际园林节,但场所都不如利物浦的残破。
随着大英帝国的衰落,只靠海运而无资源的利物浦也一蹶不振。它已被列为欧洲最穷的城市之一。尽管经济困难,利物浦市仍然下决心承办国际园林节,想要借此将大片荒凉的码头改建为风景区,从而带动旅游业的发展。经过两年的建设,已经把这废码头和垃圾堆建设成为清泉淙淙、百花竞妍的园林。园林中间那座覆盖二十五英亩、高一百四十英尺的小山就是用二十五万吨垃圾堆成的,上面加上了泥和十八英寸表土。建造这园林一共搬走了六百五十万吨污泥、沙子、碎石和垃圾,栽植了二十五万棵树。虽然大部分树目前还是纤细的枝条,显不出葱茏葳蕤的气势,但是已经为这片不毛之地带来了生命。一些生态学组织几年来试验在垃圾堆上栽种某些植物,也获得成效。埋在地下的管道网将垃圾产生的沼气引到附近的沼气站,提供廉价能源。
在废弃城市空地上建造风景区虽然比在普通草地上需要更多的投资,但是却利用了废地,节约了好地。据统计,每年英国的城市建设要用地二万到十万英亩,而无用的城市废地已达二百五十万英亩。对于寸土如金的现代化城市来说,利物浦的经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春天不仅使默赛河畔色彩缤纷、容光焕发,也在利物浦市民的心头点燃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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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影坛

美国观众喜欢温情影片
李汎
在美国,一部佳片未必卖座,而卖座的又不一定是上乘之作。但美国影评界却公认获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母女情深》(原文是《Terms of Endearment》,又可译为《亲密关系》)二者兼备。这部反映家庭问题的影片自去年年底在美国上映以来,先后得到纽约电影评论协会、洛杉矶电影评论家协会、全国电影评论家协会的最佳影片奖。除了影片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外,导演詹姆斯·布鲁克斯获最佳导演奖,扮演母亲的雪莉·麦克琳获最佳女演员奖。这部影片在美国的卖座率几个月内一直占首位,为派拉蒙公司赚回上亿美元。
影片叙述一个普通美国家庭的故事。休斯敦的中产阶级妇女奥罗拉在丈夫去世后,把全付心血倾注在独生女儿艾玛身上。艾玛长大成人了,但任性倔强。母亲近乎专横的爱使她强烈地向往独立的生活。艾玛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要跟一个英语教员弗拉普结婚。奥罗拉一怒之下拒绝参加女儿的婚礼。
婚后,艾玛生了三个孩子。由于丈夫工资微薄,家里生活困难,艾玛承担了繁重的家务,甚少乐趣。后来弗拉普又独自到另一地去谋生,还和一个女学生过从甚密,更使艾玛苦恼。
奥罗拉的邻居前宇航员加勒特,是个玩世不恭的单身汉,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吵得四邻不安。多年来,奥罗拉一直对这个醉汉没有好感,但到了五十来岁时,忽然发觉生活寂寞,竟主动对加勒特表示亲近。奥罗拉对加勒特一片真心,但他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一天,他对奥罗拉说,他们的关系该结束了……
正在这时,艾玛患了乳癌。奥罗拉一下子从感情纠葛中摆脱出来,重新显示出昔日的坚强性格。她护理女儿,照料小外孙,安慰悲痛的女婿。在这困难的时刻,加勒特回到她的身边。艾玛静静地离开了人世。奥罗拉镇定地面对生活的挑战。
这个故事并没有离奇的情节,描写的只不过是家庭琐事,但它却以其真实感拨动美国普通人的心弦。在一味追求感官刺激的恐怖、暴力、色情影片充斥市场之际,这样一部温情脉脉的影片使观众感到亲切。它反映的是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同年龄的观众对这些问题都有切身感受。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家庭生活的不和睦,两辈人之间的代沟等等美国社会的痼疾,影片提出用“感情”的办法来治疗。然而,在温情的面纱早已被撕去、人情薄如纸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感情”这贴药方又能有多大的疗效呢?
近年来,美国观众对于温情脉脉的、反映人际关系的社会题材影片兴趣有所增加。1979年的《克雷默夫妇》和1980年的《普通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今年,五部角逐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影片中,就有四部是反映人际关系的。去年秋天,美国发行了许多以政治斗争事件为题材的影片,但卖座都不如本文介绍的这部家庭片。评论家认为,它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它无视故事跨越的三十年间美国发生的许多大事,似乎母女、夫妇、情侣间的关系就是整个世界。这也反映了美国普通人对政治的冷漠。(附图片)
上图为奥罗拉和艾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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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际奴隶贩卖的罪证
乐山
在广阔无垠的大西洋海水深处、在海底峡谷和海床的泥泞里,埋藏着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无数带锁链的骸骨。这是从十六世纪起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欧洲国际奴隶贩卖留下来的罪证。惨无人道的国际奴隶贩卖是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之一。殖民者在欧洲、非洲、美洲之间展开了以奴隶贩卖为中心的“三角贸易”。他们从欧洲运出廉价工业品到非洲,在非洲收购或
“猎捕”大批黑人到美洲三大垦殖区——巴西、西印度群岛和英属北美洲殖民地贩卖,换取美洲的棉花等廉价原料运回欧洲。这种三角循环、单线周转的“贸易”给殖民者带来了骇人听闻的利润,给非洲人民造成了深重无比的灾难。
黑奴主要来自被称为“奴隶海岸”、“黄金海岸”、“象牙海岸”的地方,即现在非洲西海岸塞内加尔、几内亚、冈比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加纳、多哥、贝宁等地区。他们被掳掠后,即被加上脚镣手铐,关押在港口附近城堡的地牢里,以后又被驱赶到贩奴船里。每人身上都被烙上船长姓名的缩写字母。以单桅帆船为主的贩奴船的拥挤程度是无法想象的。黑奴一个挨一个并排塞在船舱里,往往连动弹一下换换位置都十分困难。生了病的黑奴立即被抛入海中。稍加反抗格杀勿论。大批黑奴惨死于途。
据统计,十六世纪被运到美洲三大垦殖区等地的黑奴约九十万名,十七世纪增为二百七十五万名,十八世纪达到最高峰,约为七百万名。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国际贩奴贸易名义上受到禁止,但实际上一直进行到八十年代中期,因此十九世纪贩运到美洲的黑奴仍有四百多万名。这样,贩卖到美洲的黑奴共约一千五百万名,加上大批被杀害的,非洲丧失的人口约达六千万人。
长期以来,西方有关国际奴隶贩卖的书籍,虽然也有关于贩奴船情况的记述,但是缺乏有关实际情况的照片和实物图片。到了七十年代,随着非洲考古和历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才出版了一些对非洲文化进行重新估计的新著,还重印了本世纪初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学者的、当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有关重要著作。1975年,巴黎重新出版了古巴著名学者、作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的《黑奴》(1916年初版、西班牙文)。奥尔蒂斯的这本著作不仅史料丰富、文字生动,而且还附有一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和图片。关于贩奴船的两张照片,一张是黑奴身上的脚镣手铐,另一张(见右图)是1860年4月30日驶往基韦斯特港的贩奴船“菲尔德费尔”号船上的实况,它是1860年《哈泼斯周刊》发表的以早期银版照相法拍摄的照片的复制品。
虽然由于技术原因,这张早期历史照片比较模糊,但是触目惊心的情景令人为之发指。它是人类历史上可耻的一页——国际奴隶贩卖的罪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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