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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论坛

不断统一思想 把整党引向深入
江泽民
统一思想,是我们这次整党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搞好这次整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我们在半年多来的整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整党工作每前进一步,都有一个统一思想的任务。
思想上一致是政治上一致的基础。只有把我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来,才能做到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统一思想,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纠正那些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增强党性,自觉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统一思想是在不回避矛盾,克服不同认识中逐步达到的。我们在系统学习整党文件的过程中,联系本部门的实际,用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检查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问题。我们花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统一思想的工作。在党组内部,先是通过边学边议,用党的方针政策来统一党组成员和部领导的思想。在开展谈心活动中,新老部领导以诚相见,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违心地“代人受过”,又不主观地“强加于人”,既不“闻过饰非”,又不“无限上纲”。同时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从中吸取“营养”。在部领导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再在党员干部中逐级统一认识,不怕花时间,不怕有争议,既做到广开言路,让大家各抒己见,又积极进行正面引导,集中正确的意见。主要是解决过去消极对待的不正确的态度问题,以积极的精神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这样做的结果,使上下都端正了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坚定了贯彻对外开放政策的信心。
统一思想是在积极开展同错误思想(包括自己头脑中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中实现的。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认识作基础,正确的路线也不能顺利执行。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特别是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左”的流毒和派性残余,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甚至影响着队伍的团结。我们在这次整党中,对于虽不明显但依然存在的派性残余,进行了一次思想上的清除。这种派性残余的存在,使同志间讲话有戒心,办事很小心,这样就影响到在整党中领导与群众、党员与非党员以及党员之间的谈心与交心;影响到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妨碍核查“三种人”和建立“第三梯队”;更难以同心协力干四化。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思想还没有统一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上来,还没有从根本上彻底否定“文革”中所产生的派。我们在整党转入对照检查前,集中一段时间,组织广大党员重新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部分,用党的正确思想武装党员的头脑,使大家认识到派性是“文革”中“左”倾错误理论、错误思想指导下的产物,必须彻底否定。思想认识提高,党性增强,为搞好对照检查奠定了一个好的思想基础。
统一思想要落实在开创工作的新局面上。从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电子工业虽有所前进,有所变化,但步子跨得不大,局面改变得不快,与十二大所确定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要求,与电子工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处的战略地位和先导作用的使命不相适应。是什么原因障碍我们迈开大步、开创新局面呢?经过上下反复统一思想,认识到主要问题是思想不解放,政治不锐敏,概括起来就是“因循守旧,行动迟缓”八个字。有了这个认识,从而进一步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电子工业“翻三番、超十年”的奋斗目标上来,即到本世纪末,电子工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三番,主要产品和生产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工业发达国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水平,比国家对国民经济部门要求达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水平超前十年。目标明确,更坚定了开创电子工业新局面的信心。
(作者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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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敢于“别马腿”
象朱伯儒、陈爱武这样的敢“别”不正之风“马腿”的“卒子”,如今是越来越多了。“卒子”虽小,但当不正之风这匹马冲来的时候,只要能挺身而出,挡住去路,别他一别,可以使迷途者知返,使走邪路者重归正道,使临危者悬崖勒马。
原载黑龙江《党的生活》
198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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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莫当“一字书法家”
作为领导者来说,批示、划圈属于职责之内,本无可非议。问题是不能光靠批示、划圈圈过日子,安于当“一字书法家”,只会写个“阅”字了事。层层划圈,一划到底,使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或是互相推诿不了了之。而且,这也为那些营钻利禄、以权谋私的人开方便之门。
原载《长江日报》
198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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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是“治病”不是“树敌”
在整党中,有人把敢于揭露问题、帮助同志改正错误贬为“四面树敌”。一个党员在政治思想上犯了“病”,周围的同志去帮助他,这是用党性去团结犯错误的同志,怎么能视为“树敌”呢?相反,那种
“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或“见风使舵,默不作声”的人,才是当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边整边改的障碍。
原载广西《支部生活》
198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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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让改革者不再含泪
现在有些人总是跟在改革者后面度量其脚印的方位,躲在暗处计算改革者举止的节奏,千方百计地找差错,以便选择时机将闷棍打下来。难怪有些改革者说,他们是含泪搞改革的。领导者应支持改革,领导改革。要让改革者甩开膀子,迈开步子大干,而不要让他们再含泪改革!
原载《福建日报》
1984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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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把“歪嘴和尚”请下台
俗话说:歪嘴和尚念不了好经。党的政策再好,“歪嘴和尚”一念就会完全走样。因为“歪嘴和尚”至今还抱着“左”的一套不放,似乎少了它,就感到丢了魂,日子不好过。过去有的部门把某些“和尚”的庙换了,但歪嘴没有矫正过来,还是念不了好经。看来只有把“歪嘴和尚”请下台,把思想作风端正、年轻有为的实干家请上台,才会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原载《贵州日报》
1984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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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采取多种形式教育青年党员
重点解决三方面问题: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先天不足”;入党起点低、标准歪;对党风“了解的不正确”、“正确的不了解”
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共有党员一百二十一名,其中“文革”以来入党的年青党员占一半以上。整党开始时,多数青年党员认为,自己“没啥问题”,“当然合格”。部整党领导小组认真分析了青年党员的思想状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小型座谈会、个别谈心、单独上党课等多种形式,系统进行教育,重点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一、解决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先天不足”的问题,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大家分析了“文革”期间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有三个“先天不足”:一是歪,就是把曲解共产主义的东西当成共产主义。二是虚,共产主义的概念在思想上是虚的,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左”的一套概念却越看越实。三是小,就是共产主义大目标在心目中的实际位置小,而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位置很大。经过分析,青年党员思想触动很大,纷纷表示一定要在整党中补上这“先天不足”,解决思想真正入党问题。
二、解决入党起点低、标准歪的问题,大家把“九大”“十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逐条与“十二大”党章相对照,看到两者有很大不同:一是起点不同。“十二大”对党员提出了比过去历次党章更高更严的要求,对党的干部比一般党员的要求更高。二是标准不同。“文革”中把敢于造反、敢于反潮流作为衡量好坏的标准,使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混入党内。青年党员如果仍然按照“文革”中入党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或消极接受“文革”中的教训,就势必降低党员标准。许多青年党员都按照十二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逐条对照自己,认真找出了自己的差距。
三、解决对党风“了解的不正确”、“正确的不了解”的问题。有些青年党员,明知不正之风不对,但对自己约束不严;有的同志知道批评与自我批评重要,但批评别人有顾虑,怕得罪人,听到对自己的批评又有反感,一触即跳。还有的同志缺乏组织纪律观念。大家分析造成上述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同志过去受“左”的流毒影响较深,所接触和了解的东西,许多是不正确的。而对党的优良传统没有切身感受,了解得不深。为解决这个问题,请有关同志系统讲解党的三大作风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收到很好效果。  姜照远


第5版()
专栏:

一笔特殊的党费
女共产党员李淑贞向党组织交了她保存四十年的党费——五百一十二枚铜元。
李淑贞是山东省无棣县车镇公社人,1940年入党,今年七十三岁。在抗日战争中,她是党的地下交通员。1944年,日寇和伪军疯狂镇压我革命力量,无棣县地方党组织在撤离之前,交给李淑贞五百一十二枚铜元党费,委托她妥善保存。李淑贞把这笔党费藏在墙壁里,一家吃糠咽菜,挨饿受穷,也舍不得花一枚铜元。在那艰苦的岁月,她几次与党组织联系,都没有能够实现。解放后,她不断寻找当年委托她保管党费的负责人刘振东、李淑珍,想亲手把党费交给他们。可是这两位同志随军南下后,一直没有消息。十年动乱时期,她怕交出铜元会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没有声张。
前不久,当年委托李淑贞保管党费的刘振东、李淑珍来到无棣县探亲。李淑贞怀着激动的心情,和老战友一起,把这笔党费郑重地交给了中共无棣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她说:“我终于完成了党交给我的任务,实现了多年的夙愿。”仝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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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读往来

议一议“一事一议”
我是“一事一议”这个栏目的热心读者。“一事一议”所议的事,看得见,摸得着,在生活中对得上号。如《会议迟开的掌声》、《“正常购买”和“此地无银”》,批评了党内的一些弊端,把它同我们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对照起来,觉得颇受教益。“一事一议”所讲的道理,实实在在,读来味道浓郁。
江苏省新沂县 赵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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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气篇”的报道面要扩大
《党的生活》专版中的“正气篇”深受我们欢迎,这里的党员说:“读‘正气篇’,心里舒坦,有了榜样。”希望继续办好这个专栏,扩大报道面。
山东省汶上县南站公社 学 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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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答读者

什么是组织员制度?编辑同志:
你报1984年4月3日刊登了《上海恢复组织员制度》一文。读后,我对“组织员”这一名称感到生疏,对它的历史渊源、所起的作用也不清楚。它和现在的党支部组织委员有何不同。希望予以解答。
天津武清县解放军某部 罗 霄罗霄同志:
在县(市)一级党委设立组织员,是1951年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并开始实行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制度被取消了。1981年12月宋任穷同志在全国发展党员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为了保证发展党员的质量,各地要把组织员制度恢复起来。”1983年2月,中央《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中,又一次提出要“恢复组织员制度”。
组织员有专职的和兼职的,由能够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性强,作风正派,有一定党务工作经验,懂得党的基本知识,熟悉基层工作,具有高中或相当高中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党员干部担任。组织员的职责主要是: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对发展对象进行考察、政审和谈话,认真把好发展新党员的质量关;检查基层党组织严格组织生活和坚持“三会一课”制度的情况及实际效果;调查研究党员的思想状况,协助党组织做好党员教育和谈话工作;经常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向组织部汇报工作,提出建议。
组织员的设立,不能包办和代替党委和支部组织委员的工作。专职组织员在上级党委的委托下,对基层党委和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工作负有指导责任。
专职组织员由县(市)委领导,平时,县(市)委可委托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使用。县(市)委可以在组织部下面设组织员组,由一名副部长分管组织员工作。专职组织员要做到专职专用,不能占用组织员的编制安排其他干部,也不要让专职组织员去干与他的职责无关的工作。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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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董老
成仿吾楚天风雨纪先驱,备尝艰苦忆良模。对党忠诚与坦率,同侪敬佩共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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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使他走在革新的前头
——记宁夏永宁县委书记吴宣文
深夜十一点多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委书记吴宣文,又开始了电大自修。五年多来,他就是这样利用工作之余,坚持学完了高等数学、无机化学、党史等十二门电大课程,获得了电大毕业证书。
吴宣文是1967年来宁夏插队的浙江杭州市知识青年。当别人轰轰烈烈闹“文革”时,他给自己订了个学习计划,先后学习了植物学、良种育种等,研究土壤改良和科学养猪,搞了三十多项科学种田试验。1979年,他通过自学,考上了电大理工科。白天,他骑着自行车,顶着风沙下乡调查、解决问题,抽不出看电视教学的时间;晚上,处理文件和群众来信。干完这些,时针已经越过了十一点,吴宣文打开教材开始学习,常常要学到一点钟。本应三年学完的功课,他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为了坚持学下来,这五年里,他从没逛过公园,很少看电影和戏,连自己和儿女的生日,他都记不住了。
学习使人聪明、敏锐。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说,吴宣文脑子灵、点子多、有办法、敢创新,是个事事走在前面的好干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刚传达,吴宣文马上召开县委会议,很快制定了放宽农村经济政策的九条规定,还树立了八大专业户典型,亲自为他们披红戴花、牵马提镫地游街,使一些不敢露富的农民放开了致富的手脚。为了彻底改变这里文化落后的状况,吴宣文主张在县委成立了智力开发领导组,缓建县委办公楼,挪出五十二万元经费盖教师宿舍和中学教学楼,使用县委的小汽车接送从银川请来的中学教师。一位病休老教师激动地写信给吴宣文,要求重上讲台,贡献余热。今年上半年,吴宣文第一次在全县实行了干部岗位责任制,把包字请进党政机关,根据干部的出勤、学习成绩、解决问题的效益等进行考核,把工资和奖金揉在一起进行浮动,提高了工作效益,使每项工作和一些零碎的事情都有了着落。
吴宣文越学越有劲。现在,他刚学完电大理工科的课程,又开始学习电子模拟工程教材了。他说:“一个领导干部,职位上升了,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不会自然上升。只有不断学习,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觉悟,才能响应党的号召走在革新的前头。”
本报记者 罗 盘
本报通讯员 李 青(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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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三进二出”的奥秘
去年12月8日,牡丹江市第二针织厂党总支书记兼厂长关龙海被依法逮捕,消息传开,全市轰动。群众愤怒地说:“他为非作歹,飞扬跋扈,真是衣冠禽兽。”
1977年5月,关龙海开始任第二针织厂主要领导。六年多来,他把这个一千二百多人的工厂视为自己的“王国”,为所欲为,竟敢随便对空开枪,狂妄地大喊:“天下是谁的?是我关龙海的!”他横行霸道,不仅霸钱财、霸房子,而且惨无人性地凌辱妇女。几年来,他以提干、转正、调工资和入党等手段为诱饵,先后强奸妇女七人,奸污五人,调戏十六人。
工厂的钱财,关龙海可以随便支取借贷;工厂的产品,他可以任意送人讨好。他岳母和弟弟家盖房,他用公款一千八百多元买了近五万块砖送去。他一家七口人,霸占了六套房子,共一百三十三平方米。儿子娶亲,他拿去公款二千元。厂里的成衣,他一次就提出十箱送给弟弟卖,事后分得赃款八百元。为了拉关系,他用公款一千三百八十元买沙发床,两张送给市一轻局副局长王自生;让人用公款买一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给原轻纺工业局长李占林送上门去。市刑警大队副队长崔春生的一个女儿还在读书,他就叫厂里凭空“发给”一年半工资计八百多元。之后,他的女儿就被崔从陶瓷厂调到刑警大队技术科搞化验。据初步查证,他几年中共挪用公款五万三千四百二十元,贪污六千余元。工人们说:“关厂长送礼的衣裤满天飞。”至于究竟送出去多少件,又“飞”到哪里,则象无头案一样不易搞清了。(编者按:吃人家“不净之物”,就口软;拿人家“不义之财”,就手短。如此看来,关龙海这个土霸王长期逍遥法外,得不到秉公处理,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第二针织厂,职工没有人身安全感,尤其是女工,见关龙海如猫见虎,东躲西藏。他任职几年,使工厂亏损一百五十九万元,陷入倒闭的边缘。但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小霸王”,过去却有很多领导人认为他“有创业精神”,“常常吃住在厂”。几年内,他连升三级;他管理的工厂,莫名其妙地被说成是市里的“摇钱树”。
是上级党组织和领导人不知道关龙海的劣迹吗?不是。近几年,群众投向各级组织的揭发信每年平均十封。可这些信大多石沉大海,有的则转到关某手中。是真的没人敢碰他吗?也不是。他的“神通”哪里来?群众说:关键在于他“有人”,“有后台”。
1981年3月8日晚,关持枪去一女工家作案,被群众当场发现并扭送到爱民区公安分局。市公安局闻讯将他带走,当夜放虎归山,并在几天后又将关长期非法私藏佩带的枪支,归还给他。
在此前后,纺织公司纪委副书记高洪宝开始调查关的问题,但因公司领导人不让深究,不了了之。
1982年6月9日晚,民警在执勤中抓住正在乱搞的关龙海和一女工。到了阳明公安分局,他竟然可以自由自在地打电话给市公安局长王绍武。他的亲家、西安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窦钦增和他的当民警、保卫干部的两个儿子也很快乘小汽车来说情。案子办不下去,又是当夜放人,关“二出宫”。
这年7月,公司纪委正式立案,关龙海离职交代问题。但不久,市经委又正式发给他厂长委任状,纺织公司又分给他一套房子。纪委专案组冲破各种阻力,调查工作有了突破。当纪委副书记高洪宝向公司党委汇报时,党委副书记姜述礼却劈头盖脑地说:“不能再突破了,出问题你负责。”很快,党委以高不宜做纪检工作为由,调他到第二纺织厂工作。
调查关龙海的工作十分艰难,但问题还是一点一点地搞清楚了。1983年初,公司写报告要求免去关的职务,市经委只免掉他的厂长职务。后经市纪委多次催促,经委才同意免去其另一职务。调查情况表明,关的犯罪事实已触犯刑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案子却在几个部门之间推来推去,拒不受理。目前,关龙海“三进宫”已经将近半年,此案仍在调查审理之中。(编者按:恶虎终究入网了。这一回可要坚决依法惩办。切不可让那些“拆网”的人,再放虎归山。)
本报记者 刘曼军 李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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