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影象”的印象
邓伟志
1984年第四期的《语文学习》上有篇文章指出了鲁迅和毛泽东同志文章中的错字，说出了我想公开说而未公开说的话。我对作者的知识勇气表示钦佩。不过我又觉得作者没能把事情的症结突出来。正如作者说的，鲁迅的《故乡》是“传统课文”。我国仅普通中学就有十万余所，就算一所中学只有一位教师教《故乡》，那么全国每年就应有十万教师发现鲁迅把“印象”误写为“影象”。试问，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直说呢？不点出那个“怕”字来，是讲不通的。
对鲁迅来讲，把“印象”写为“影象”，可能是笔误，因为他在别处并没写错。指出鲁迅的笔误都这么难，至于指出比鲁迅更有影响或更有权势的人的错误怕就更难了。记得在1977年那阵子，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次题词中竟把“发扬”写成“发掦”，少了一横。大小报纸都照相制版，不登头条就登二条，可是却没有人提出修改。难道我们的报纸主编都没发现吗？否。我看，没有谁没发现，无非是没有讲罢了。
最近，胡乔木同志在文章中把卓别麟的国籍搞错了。这本来也是难免的。谁能记得那么清楚？可是令人费解的是，乔木同志的文章事前送给了那么多专家看，为什么竟没有一人提出来呢？总不会都没有发现吧！我看这里可能也有一个“怕”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提，到头来还是乔木同志自己出来更正，这岂不增加了麻烦！
这些事情虽小，但告诉我们一个问题，要创造一点学术民主的空气，要培养人们的知识勇气，不那么容易，还要花很大力气。没有一个“敢”字，什么创新呀，改革呀，都是一纸空文。不敢碰旧，如何创新？不敢改旧，还说什么改革！似乎应该提倡一下为“敢”字撑腰，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影象”应当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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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孩儿巷的“巷史碑”
冠 西
刻石纪事、刻石纪言，在我国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是一种传播思想、流布文化的古老形式。西安碑林被国际人士誉为“伟大的石头图书馆”，这是我国文化史上许多代人对后世的杰出贡献。
在我国丰富多采的碑碣珍品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多是纪念革命烈士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周恩来同志题写的。碑文以宏伟的气魄，遒劲的书法，概括记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人民斗争历史，歌颂了历史上一切为人民革命事业捐躯的先烈，寄托了人民对先烈永志不忘的崇敬和缅怀。
除了纪念先烈的碑碣以外，这种传统的文化形式，也被用于其他方面。例如，一些著名的桥梁，在落成之后都刻石立碑，歌颂党和人民政府为民造福的建树，表彰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施工人员的功绩，有的还记载了工程本身的一些重要资料，供后人查考。一些名胜古迹的修复，有的也以碑刻的形式，记载了有关的史实。
令人高兴的是，碑刻这种形式，现在又扩展到了城乡文化建设的其他方面。最近，杭州的孩儿巷新落成了一座“巷史碑”就是一例。
这座由小花坛簇拥着矗立在巷口的石碑，上刻如下碑文：
“孩儿巷，宋时名砖
街巷，著名爱国诗人陆游
居此，《临安春雨初霁》诗
中‘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
明朝卖杏花’的小楼，即其
住处南楼。因巷内旧多泥
孩儿铺，故又称孩儿巷。
明代嘉靖、万历时，
此地为兵部右侍郎宋应昌
故居，巷两端原建有‘三
世司马坊’、‘经略华史
坊’，记载着他抗击倭寇，
保定山东等功绩。
巷内的孩儿巷小学，
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公
元1906年），是杭州早期的
学校之一。”
全文一百五十字，记载了这古巷名称的由来，有关的历史名人及其掌故和有纪念意义的文教设施。
更可贵的是，这件事是由此巷所在地的下城区共青团团委，联合区科协，在市领导的支持下筹办的。他们自筹资金，义务劳动，在很短的时间内，用了不到三百元钱就办成了。
这座“巷史碑”揭幕前后，行人驻足观看的，每天成百上千，对这一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创举，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和赞许。
无庸赘言，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从来都不应当是抽象的说教。让人民熟知并热爱故土的山山水水，历史文明，正是激发人们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的有效方式之一。
博物馆固然是进行这类教育的比较集中的场所。但是，在有纪念意义的坊巷、建筑物旁，以多种形式实地刻石立碑纪事，未尝不是一件值得提倡的事。这对于正在进行大规模拆迁改造的老街区，尤为重要。
可以设想，有了这类的碑刻，当一代代的青少年从它身边走过，一批批国内外的旅游探胜者从它身边走过，当那些步行爱好者一天天从它身边走过时，它该给人以多少有益的文化熏陶，它该使人对这古老而又焕发着青春活力的城市，生发出多少珍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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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梅兰芳在香港
梅绍武
编者按 今年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九十周年诞辰，我们准备分四期发表梅绍武同志的回忆文章，以示纪念。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失守，父亲那时住在租界里，时常受到敌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纠缠骚扰。他看出那里已不是久留之地，便趁冯耿光先生离沪去香港任职之便，托他代为安排赴港演出的计划，借此跳出樊笼。1938年春，香港利舞台便邀请他前去演出。演出结束后，梅剧团成员北返，他就在香港半山上的干德道八号租了一套公寓单元房子住下，一住就是四年。
父亲去港之后，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儿女住在上海，每年只在暑假期间去和父亲团聚两个月。1941年暑假后，父亲把我和葆琛兄留在身边，打算让我们在香港进更好一点的学校，母亲便带着葆玥和葆玖返回上海。
冯老伯那次为我父亲联系赴港演出，得罪了上海一个流氓头子；就在父亲演出期间，有一天他在散场后走出剧场，遭到那人在香港的一个徒弟用棍棒猛击头部的暗算，幸有路人上前营救才使他脱险。他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是血，匆匆走回到剧场后台化装室，真把我父亲吓了一跳。冯老后来经医师治疗，数月后才脱离危险；父亲由此而认清上海恶势力已经蔓延到港埠，处处需加警惕，因此他初到香港，深居简出，只同少数几位熟朋友来往。
他平时在家里看看书报，提笔作画，下午请一位家庭老师来教英语。那时还没有发明彩色照片，有几位朋友送来家庭照片请他上彩，他便试着敷色，大家都称赞他着色素雅不俗。
父亲表面上象个寓公，逢外人便说嗓子已经退化，今后不能再登台演戏，其实他心中深信抗战终究会胜利，有朝一日他还会重返舞台。于是，在友人许源来先生偶尔来访时，他便关紧门窗，拉上窗帘，偷偷请他吹笛唱几段昆曲，吊吊嗓子，以免荒废过甚。
他十分关心时局，每天都按时收听广播，那时他的英语程度已经不错，能够听懂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新闻。
葆琛和我考进了岭南大学附中初三，到九龙郊外的青山去住校。我们周末回家，父亲常带我们去看场电影，那一阵子他最欣赏的影片是卓别麟的《大独裁者》，曾一连看过七次，还启发性地给我们讲解其中某些情节的讽喻涵义。例如，他给我解释了希特勒玩弄汽球做的地球仪那场戏，他说：“那是讽刺希特勒的疯狂野心。他妄想统治全球，肆意玩弄那个地球仪，用脚蹬，用头顶，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最后地球仪啪的一声破了，他的美梦早晚也会跟那个汽球一样破灭的。”父亲当时对胜利的信心由此可见一斑。
有时他也带我们去湾仔一家不大起眼的“福禄寿”中餐馆去吃顿饭，菜肴完全是北京风味，每次一到，那家饭馆的经理就热情地过来招呼，帮助点菜，还坐下陪他说会儿话。我当时猜想，父亲一定是怀念离别多年的北京城了，后来才听说那原来是一两位进步的文艺界人士开设的，父亲告诉我那位经理其实是个名画家，名叫张正宇。最近电影界老前辈戴浩同志告诉我另一位经理就是张光宇同志。父亲那时也确实十分关注进步的戏剧运动，譬如，他曾带我们去看过两出话剧，一出是旅港剧人协会在新光戏院上演的《雾重庆》，由蓝马、凤子、虞静子、戴浩、李景波等主演的，另一出是金山和王莹在利舞台上演的《马门教授》。
1941年12月8日上午九点多钟，我和葆琛兄正在岭南附中上第一节课，忽听海边传来轰隆巨响，师生都急忙跑出教室张望，只见几架飞机正在轰炸一艘停泊在附近海面的英国军舰。没多会儿，校长召集全体师生在操场集合，宣布日军已经开始进攻香港，大家须紧急撤离。午后，九龙公共汽车公司派来车辆陆续接我们数百名学生。傍晚，过海渡轮已经停止航行，老师只好把我们一批家居香港的学生带到培正中学借宿一宵。
次日清晨，港九轮渡已经停止，何时通航不得而知。校长便想法租用木船载学生偷渡过海。小船在波涛中晃晃悠悠，日军从远方射来的炮弹时而在海面上开花，惊险万分，但葆琛兄和我总算侥幸到达对岸。我们俩气喘吁吁地奔跑到半山腰家门口时，父亲正伫立在二楼阳台上焦急地等待着我们回来。女仆阿蓉大姐告诉我，父亲昨晚觉都冇困！
九龙很快就失守了，香港成为孤岛。对岸连连发来炮弹，飞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父亲的不少朋友都跑到我们家中来避难，据说我们家比较安全，因为日本驻港领事馆就在附近的山坡上，日军炮弹决不会朝这个方向打来，稍微打偏点，不就炸他们自己人了吗？家中那时住有从浅水湾饭店迁来的冯耿光夫妇，来港办事没来得及返回的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经理徐广迟先生，还有许源来先生和他的三个男孩，加上仆人等共有十几口人。
大家患难与共，那当儿粮菜已难下山买到，幸亏家中还有点存粮和一些罐头，但又不知战争要进行多久，因此每顿饭一人一碗饭，不许再添，每次打开一个罐头，由父亲分配一人一筷子，或者炸一小块咸鱼，分而食之，每人咂点味儿也就算了；大家绝对服从，从未争执。夜间，大家就挤在三间不面向九龙的屋子里打地铺和衣而睡，其实大人们哪里睡得着，通宵达旦聚在一盏防空灯泡直照下来的微弱亮光下议论时局，商讨今后的出路，但大多数时间都默默相对，一筹莫展。
一天清晨，睡在客厅地铺上的阿蓉姐醒来后，走回她那间面朝九龙的卧室，只见壁上一个大窟窿，床上躺着一颗挺大个儿的炮弹，吓得她惊叫一声，奔跑出来报告。我和葆琛兄好奇地跑进去瞧，还把它抱了出来。
父亲一见我们哥儿俩得意地抱着一枚炮弹，连忙喊道，“您还瞧什么！炸了怎么办？赶快想法子把它转移出去吧！”
于是，他镇定地指挥我们兄弟俩小心翼翼地把它抱出门外，走到附近一条弯曲的盘山道旁，顺着斜坡把它骨碌到峡谷里去了。那颗炮弹如今也许还在那儿埋着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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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注视祖国的事业
赵化南
报载：山西省几个单位，联合研究取得建成我国第一套小区煤炭能源综合利用系统的科研成果，经试验经济效果良好。但是由于几家参加研究试验的单位为署名先后的排列，互相争执扯皮，致使这项科研成果的鉴定、推广，搁置了近两年之久，令人可惜可叹。
科研单位和人员取得了科研成果，给他们一定的荣誉和奖励，这是应该的。如果为署名先后各不相让，以致影响了科研成果的鉴定和推广，那风格就显得太低了。即使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正直的学者也以科学研究为目标，而不计较名利，更不计较署名的先后。在我们的时代，不计名利的科学工作者多得很。优秀的科学工作者罗健夫，带领同志们研究成功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电子工业的一项空白，接着又研制成Ⅱ型图形发生器，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励。在呈报科研成果的表格上，他要求不要写自己的名字。光学专家蒋筑英，帮助和指导别的同志撰写学术论文，坚决谢绝署上自己的名字。一位同志根据他提出的想法完成了一个研究课题，并和他合写了一篇填补空白的科学论文，他坚决把这位同志的名字署在前面。
马克思说：“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回忆马克思恩格思》第2页）科学是无私的事业，它与一切投机取巧、追名逐利的思想和行为格格不入。许多科学工作者，不仅以他们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彪炳于世，而且以无私精神和高尚情操而万古流芳。那些有发明创造的学者，有的一生却默默无闻，他们是无名英雄，更令人敬佩。古巴诗人何塞·马蒂说得好：“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这两句话是可以当作座右铭的。
第8版()
专栏：
山里人家〔木刻〕
赵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