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廖承志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纪念廖公逝世一周年作
刘家泉 肖星
1938年，叶剑英同志在为纪念廖仲恺先生殉难十三周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去年国共合作，飞到金陵，偕廖承志同志谒廖（仲恺）先生庐墓，感事怀人，万端交集。古人云，‘有子为不死’廖先生之子，能承廖先生之志，廖先生确乎不死矣。”①这是在抗日烽火遍神州的抗战初年，叶剑英同志对廖承志同志的崇高评价。今天，岁月流逝了四十多个春秋，在我们纪念廖公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更加感到叶剑英同志这个评价语重心长，确切地概括了廖公丹心一片承先志，鞠躬尽瘁为革命的光辉一生。
廖公的父母亲廖仲恺先生、何香凝女士，是国民党的著名元老，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在他的父母亲的教诲下，廖公青年时代就积极投身革命。通过革命实践，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彻底实现孙中山、廖仲恺这些民主革命伟大先驱未竟的事业，才能救中国，使中国人民获得彻底解放。因此，正是在1928年，在大革命失败后那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年代，他以“北风强烈态依然”、“战胜寒冬骨更坚”的精神，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半个多世纪的英勇斗争中，终于成长为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的事业中，廖公更作出了杰出的独特的贡献。声誉四海，功垂青史。他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殚精竭虑，奔走呼号，作出的重大贡献，正是他毕生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所建立的不朽功绩中的光辉篇章之一。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提出的一项基本方针。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广州地扼华南的咽喉，是抗战初期的抗日基地；香港不但战略地位重要，更因其特殊地位，是当时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荟萃之地和海内外联系的枢纽。搞好广州、香港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对巩固和发展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大意义。
抗战爆发不久，为了加强对华南、香港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党中央先后派廖承志、张云逸、潘汉年和云广英等同志去广州、香港筹建八路军驻广州、香港办事处和开展统战工作。1938年初，由廖承志任主任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同时，八路军在广州也建立了办事处。不久，张云逸奉命调去新四军工作，廖公在负责香港办事处工作的同时，还直接领导了广州办事处的工作，肩负起领导这一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任，为贯彻和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而费尽心力。
芦沟桥和“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参加了抗日战争，但它的军队在日军进攻面前一泻千里，大片国土沦丧敌手。亲日派的“抗战必亡”、“战不如和”的亡国论调一时甚嚣尘上。批判亡国论、失败论，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是当时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1938年初，廖公发表了《收获和教训》一文。他壮怀激烈，充满信心地说：虽然大片国土沦丧，众多同胞牺牲，“可是这些血与泪砌成了中国一座新的血肉长城，显示了中华民族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曙光，这是用血写成的收获。”②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志气，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和降日派的凶焰。他还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妄图利用中国军事上的暂时失利以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严正地指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没有因为军事上的失利，而陷入危机或破裂，反而更趋密切，更加坚强，严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中国军事上的失利，来拆散统一战线的阴谋，顽强地回答了汉奸亲日派利用军事上失利引起的失败心理，企图和平投降以断送抗战出卖民族的迷梦。”同时，他在文章中还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中坚。他说，以上事实，“向全国父老兄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忠于民族、忠于祖国的赤心烈胆”，“这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关头中向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亲日派的有力示威，这一示威正显示着中华民族里面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力量。”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抗战路线。正象周恩来同志指出的：当时“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④只有批判并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并宣传我们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才能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胜利。廖公在《收获和教训》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当时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国民党的“现行的行政机构，并没有能够领导人民去积极参加抗战。”并且，“在新的抗战任务之前，暴露了他的如此无力与如此无能。”他们不但“不去积极的发动民众的积极性，更甚而畏惧民众力量的生长。”他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积极地进行改革，要做到“全国人民希望的要求是一百步，则实际的改革必须适合于这个程度。”⑤
为了向海内外宣传党的全民抗战路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廖公为组织和加强党的宣传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香港出版的《华商报》和不少华侨报刊，都是由他直接领导的，在广州开办的《救亡日报》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还组织出版了英文本的毛泽东著作，这是毛泽东著作在香港第一次印刷和出版。他并亲自安排把这些著作寄往欧美各地，让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更好地了解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
毛泽东同志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⑥为了宣传和发动群众，廖公不辞劳苦，亲自深入到群众中去。他曾应中山大学学生的邀请，在中大大钟楼作了政治时事报告。他那激情的语言，透辟的分析，提高了广大青年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增强了他们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了他们投身抗日斗争的热情。为了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制造分裂和对进步势力的迫害，广州市召开了进步文化界人士和爱国青年各界群众组织的代表会议。虽然会议中有混进来企图进行破坏捣乱的国民党特务分子，但廖公不顾个人安危，大义凛然，亲自到会讲话，严肃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和摧残进步势力的罪行，向群众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廖公早在留学东京的青年时代，就崭露善于团结爱国青年的才华。他曾通过广东旅日学生同乡会，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争取和团结了很多青年投身到反帝斗争中来。当中华民族正处于存亡绝续的危急时刻，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当务之急的时候，廖公在广州，特别是在香港这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更施展了他那善于争取人、团结人，善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才能，对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国友人，对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劳动群众，可以说是从普通老百姓到陈嘉庚那样的大侨领，都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把大批的人团结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善于拿“统一战线这个武器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要善于把“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做友军的人们，都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⑦当时廖公灵活地运用了这个光辉的策略思想。据司徒慧敏同志回忆，1938年3月，廖公从香港回到广州，曾请他作陪，宴请二十年代在日本仕官学校留学时相识的部分国民党中高级军官。其中，有些人虽然曾在日本接受过进步思想，但后来大都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参加过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对此，司徒慧敏表示不解，廖公向他解释说，人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多数人虽然是为了当官发财而入仕官学校的，但其中有些人就在仕官学习过程中走向了进步，有的人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今天是团结抗战的局面，我们既是老相识，即使过去是对立的，今天也得携起手来。廖公还风趣地说：“你知道他们当年被人称为‘仕官牛’，既然是牛，可以为国民党反动派驱使，也可以在反对侵略，保卫祖国的目标下为革命事业服务，我们要争取他们，共同奋斗。”⑧后来，事实完全证明了廖公的远见卓识，在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中，当年廖公宴请和争取过的这些人果然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有的离开了国民党反动营垒，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宁可到香港经商，也不愿参加反人民的内战；有的弃暗投明，毅然回到人民的怀抱。如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报道的第一批国民党军官的起义将领的名单中，第一个叫麦霞冲的，就是当年廖公在广州宴请过的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不久即进攻香港。廖公根据毛泽东关于“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⑨的思想，分析英国有同我们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可能，从而在香港积极促进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他曾亲自与英方代表以及国民党的代表会谈，商议动员民众、保卫港九事宜，共同周密地拟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治安等方面的工作计划。⑩虽然由于香港很快沦陷，计划未能实现，但为后来东江纵队与英军方面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香港沦陷后，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电示廖承志，把被困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廖承志和张文彬等接到指示后，先后在香港、惠阳等地召集广东党组织、部队干部尹林平、梁广、连贯、曾生等开了一系列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完成党中央给予的任务。经过廖承志等的及时组织和周密的部署，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克服了重重的艰难险阻，机智、勇敢地从香港日军的严密统治下，“抢救出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戈宝权等七、八百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到达大后方。同时抢救出来的还有余汉谋夫人，国民党官员陈汝棠等，以及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人近一百人，胜利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这次撤退不但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也大大提高了党的政治声望，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良好的反响，并受到了党中央来电表扬，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中，打了漂亮的一仗。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力量的壮大，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发展进步势力是三者的中心环节，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保证。要发展进步势力，就要放手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廖公忠实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这一方针，对广东地区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8年4月，张文彬同志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对广东工作的指示，着重讨论了军事工作问题，决定各地党组织应把建立人民抗日武装作为一项中心任务。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广东省委，廖承志任省委委员。他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参与了创建和发展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工作。
1938年10月中旬，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并于10月21日攻占广州。在此期间，廖承志经请示中央同意，在香港多次召集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海委书记曾生及有关领导人研究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问题。在廖公的主持下，会议决定由曾生等同志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惠（阳）、宝（安）工委，组织人民武装。曾生等返回惠阳后，很快成立了惠、宝工委，接着又组织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支队伍在抗日战争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名震中外的东江纵队。1939年，党中央为开展对日寇的斗争，派叶挺同志回广东工作。廖公曾配合叶挺向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广东绥靖公署主任的余汉谋进行统战工作，余任命叶挺为东江抗日游击总指挥部负责人，廖公与有关同志还协助叶挺在深圳设立了指挥部，并将曾生同志领导的游击大队编为指挥部的特务营。其后不久，由于蒋介石的反对，余被迫撤销了对叶挺的任命，叶挺返回了新四军，原部队仍由曾生等领导，继续开展人民游击战争。?为了从人力物力上支援东江纵队的英勇斗争，廖公与连贯同志在香港与“南洋救乡总会”联系，动员该会捐助款项和物资支援东江游击队。同时，他们还尽心竭力动员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参加东江游击队，并组织“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参加抗战活动。“东团”在香港设立总团办事处，在我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广大群众支持下，“东团”在短期内由二百人发展到五百余人。爱国华侨子弟和港澳爱国青年先后回到东江地区参加抗战的，达一千人以上，有力地配合了东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廖承志在主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工作期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为在艰苦条件下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资金和物资的艰巨任务。廖公不但费尽心血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动员广大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而且更以他所具有的独特的身份和地位，在海内外所享有的很高的声誉，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能够得到更多的援助，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例如，当时由于廖公的特殊身份，海外华侨捐款给八路军、新四军，可以把款项直接汇给香港华比银行廖承志收。这样，既手续简便，又能取得海外华侨的充分信任，大大促进了海外华侨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支援。这件事今天看来似乎很简单，但在当时要由香港一间银行代收中共方面的捐款，显然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由于廖公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威望能够办到外，恐怕难以找到别人。因为当时华比银行的华人买办邓文田和邓文钊先生，跟廖公是表兄弟，所以才能使用这个汇款地址。?当时新四军为了有利于取得物质的援助，还在香港《大公报》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刊登启事，通告各界同胞捐赠的物资交由“敝军驻粤港代表廖承志收转”。?廖承志还与宋庆龄同志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团结了很多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推动了很多国际组织和华侨团体从世界各地募集了大批款项、物资和药品器材等，大大支援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抗日斗争。
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威望日益提高，很多华侨青年、港澳同胞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廖公总是满腔热情地接待和介绍他们前往目的地，他们都是拿着廖公和连贯同志的介绍信走上革命道路的。据不完全统计，抗战初期，经八路军驻广州、香港两个办事处介绍参加抗日队伍的爱国青年、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就达千余人之多。当时，有些爱国华侨前往敌后抗日根据地遇到困难时，廖公总是热情地为他们排忧解难，妥善地为他们安排，使他们安全地到达目的地。如1939年5月，菲律宾华侨慰问团到达香港，欲转往延安。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当时前往延安很困难。在廖公的热情关怀和周密安排下，这个慰问团安全地到达桂林后，经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帮助，冲破重重困难，终于到达新四军军部——云岭，受到新四军领导同志的热情欢迎。他们代表爱国华侨将迢迢万里带来的锦旗、医药器材等献给了人民军队。后来，这批华侨都参加了新四军，为壮大人民武装，为抗日救国和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一切充分说明：廖承志的确承了革命之志，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独特的贡献。但是，这样一位对抗日救国事业建立了不朽功绩的伟大战士，却于1942年5月在粤北乐昌坪石镇被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身陷囹圄。他在狱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这一切，使他赢得了全党的尊敬和信任。因此，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时还在狱中的廖承志同志，当选为三十三名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
廖公在团结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实现祖国大团结大统一的事业中，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正象胡耀邦同志高度评价的那样，他是我党老一辈干部中难得的统战工作专家。?他那无私无畏、一心为党的崇高品德；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革命精神；善于从事统战工作的卓越才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千古怀斯人，江流无尽了”。在纪念廖公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更激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激励我们努力去实现他的遗愿，戮力同心为共竟祖国统一大业、同造中华振兴宏图而奋斗！
① 叶剑英：《回忆廖仲恺先生的片断》，汉口《新华日
报》1938年8月20日。
② 廖承志：《收获和教训》，救亡出版社1938年2月出
版。
③ 同上。
④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96页。
⑤ 同②。
⑥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
集》1966年7月（合订本）第346页。
⑦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
选集》1966年7月（合订本）第140页。
⑧ 转引自司徒慧敏：《我心中不灭的长明灯》，《廖公
在人间》第26—27页。
⑨ 毛泽东：《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
选集》1966年7月（合订本）第764页。
⑩ 夏衍：《香港沦陷前后》，重庆《新华日报》1942年
2月11日。
? 廖承志：《东江纵队史稿》、《序言》，广东人民出
版社1983年出版。
? 云广英：《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党在广东开展工作的
回忆》，《广东文史资料》第28辑。
? 梁上苑：《追忆廖公在香港的时候》，香港《大公
报》1983年7月19日。
? 香港《大公报》，1939年2月5日。
? 转引自《南方日报》，1983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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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邓大军风云录》序
李德生
《刘邓大军风云录》是继《刘伯承回忆录》、《刘伯承用兵录》、《刘伯承军事生涯》和《刘邓大军南征记》之后，又一部反映战争年代刘伯承、邓小平及其所率部队威武雄姿和战斗风貌的著作。
从抗日战争结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想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穷的国家；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则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中国的这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心内容。
1945年9月以后，蒋介石集团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它的军事优势，不断进行挑衅活动，制造事端。我军先后进行了上党战役和平汉战役，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尽管1945年10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军事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蒋介石是不接受教训的。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的李先念部，继而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爆发。当时，蒋军的总数是四百三十万人，我军只有一百二十万人。在蒋军进攻面前，我军实行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由于蒋介石发动的是反人民的反革命性质的非正义战争，而我们进行的是争取人民彻底解放的革命的正义战争，我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而蒋介石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以及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打破了敌人的战略进攻，于1947年7月，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为序幕，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又经过一年的大较量，到1948年6月，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增加到二百八十万人。蒋军减少到三百六十多万人，其中能用于第一线的部队只有一百七十万人。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国民党反动军队再也无法摆脱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它的五个战略集团被我军分别牵制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战场上。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形势，充分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力量，毅然抓住了这个战略时机，适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伟大的战略决战。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我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从而铺平了我军横渡长江、解放全国大陆的胜利道路。在胜利的形势下，我军顺利地进行了渡江战役，进行了战略追击，彻底推翻了蒋家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荣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这段历史是中国的一个伟大的转折，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总结它，热情地学习歌颂它。《刘邓大军风云录》就是反映刘邓大军在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这个历史时期，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同其它各路大军一道并肩战斗，夺取全国胜利这一历史史实的文集，所以我觉得编辑这部书十分必要。
这部书的作者，都是身临其事，身在其时的指挥员、战斗员、记者、作家等，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是当时战火纷飞的实录，这是很宝贵的。另外，也有一些文章，是同志们用回忆的形式后来写就的。这些同志怀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态度，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实事求是地回顾昨天的战争，这种态度也令人十分钦佩。不管过去和现在，这些文章都热情地歌颂了党、人民和军队，歌颂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了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卓越的指挥艺术和作战思想；歌颂了千千万万个为国捐躯的烈士及他们的献身精神。因此，该书不但有较好的文学价值，而且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了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为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绘出了宏伟蓝图。蓝图是美好的，但是要实现它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我们做出艰苦的努力。当我们开始这种努力的时候，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学习战争年代的那种革命精神，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多走直路，少走弯路，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加快前进步伐，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军队来说，这种总结意义就更重大。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武器装备会日益更新，一些作战思想和原则也会随之改变，但战争的基本规律和作战的基本原则是不会有特别重大改变的，我军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建设经验和作战经验，对指导我军今天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仍然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因此，我们说，《刘邓大军风云录》的出版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在，一些同志在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同时，正在着手进行刘伯承指挥艺术的研究，该书也为此提供了生动、丰富、可靠的材料。
最后，谢谢出版社的同志，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使我们见到了这本书。
1982年11月25日
（此书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