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坚定的信念 壮丽的征程
——《聂荣臻回忆录》读后
谢筱迺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的出版，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喜事。
聂荣臻同志从青年时期便投身革命，六十余年来，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年过八旬的今天，仍然无限关怀党的事业，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本珍贵的回忆录。他在序言中说：“这部长篇回忆录的写作，已历时经年。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以垂暮之年孜孜于此者，无非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寄热望于年轻同志，为他们学习党史军史提供一点参考材料而已。”这一番由衷之言，对革命的后来人寄托着何等深切的期望！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记述了作者青少年时期探索革命道路，赴法勤工俭学，回国参加大革命，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四年白区工作，以及在中央根据地的斗争，而后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直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为止十余年间的亲身经历。作者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以朴实无华的笔触，紧紧抓住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把自己所走过的道路融化于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认真地总结了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字里行间洋溢着质朴热烈的感情，读来令人感叹，促人奋发！我建议大家特别是青年，都来好好读一读这本革命的教科书！
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青年时期。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青年，有着不同的生活内容和经历，有着不同的向往和追求。作者从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共产主义战士，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摸索过程。今天的青年一代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们很难想象我们前辈的青年时代，是怎样从黑暗、动乱、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度过来的。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繁荣昌盛，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他们中的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灾难深重。在那漫长的岁月里，许多志士仁人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志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者同许许多多爱国青年一样，不断思考、摸索着人生的道路，抱着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不惮万里，远涉重洋，赴法勤工俭学。在那里，作者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认识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作为正确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从而确立了自己坚定的信仰。早在1921年，作者和正在巴黎勤工俭学的邓小平、李富春、蔡畅等同志在巴黎公社社员墙边立下了“这主意我们是不变了”的誓言，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1922年8月，作者在比利时经刘伯坚、熊味耕介绍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又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起点。
二聂荣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斗争的一生。他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党的壮丽历程。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历次重大事件，在这本回忆录中都有或详或略的反映。聂荣臻同志从莫斯科归国后便任职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经历了“中山舰事件”；北伐时，他为广东区党委军委特派员，随军作联络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与李立三同志被派往上海，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善后；南昌首义时，他任前敌军委书记，协助周恩来同志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广州起义时，他在广东省军委，参与了起义的领导工作；1927年底到1931年底，他先后在广东省委、顺直省委和上海中央特科、中央军委从事地下工作；在中央根据地，他先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而后任一军团政治委员，领导这支骁勇善战的主力红军南征北战，为党为人民立下了赫赫战功。回忆录描述了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搏斗，一次次气吞山河的壮举，一幅幅激动人心的画面。我党我军十数年间的光辉征程，被浓缩到这一册薄薄的书中。读了它，无异于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作为我党我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和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参加者之一，聂荣臻同志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党史和军史资料。该书不是一本历史专著，但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比一般的历史著作具有更加具体生动、更加真实可信的特点。它的出版，对于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和军史，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三历史是伟大的教师。这本回忆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一般叙述上，而是夹叙夹议，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总结历史经验。例如，对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对四年白区工作中执行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三次“左”倾路线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中央根据地进行红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总结等等。这些地方，虽然着墨不多，但字字千钧，掷地有声。这是因为，作者不是在进行空洞的说教，而是通过亲身经历的曲折复杂的斗争，体验了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经过长期的思索而总结出来的。作者目睹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被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所葬送，目睹了三次“左”倾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由于错误路线，也牺牲了一些本来可以不牺牲的同志，也令人心中难过。这些都更加使我感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作者通过错误路线与正确路线的反复比较，逐渐掌握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真理，逐渐认识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唯一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在遵义会议上，他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同志一起，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他又积极贯彻新的军事路线，并同林彪的错误思想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作坚决的斗争，为长征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一个伟大的革命，也不可能不出现任何曲折与失误。”他之所以在书中对一些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作出评价，“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说自己多么高明。”我们党是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才得到了这些正确的认识，才逐渐锻炼得比较成熟起来的啊！作者这些沁人肺腑的警语，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
四
对于这本书的写作，作者抱着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且对自己的某些错误作了坦率诚恳的自我批评。“自己在几十年的工作中，虽然自认为尚属勤勉，但仍不免有缺点错误。书中所述史实，力求符合当时实际”。无论对人、对事，作者都是从实际出发，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观点，一是一，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不隐恶讳过，也不锦上添花。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取的态度。例如对林彪这个人，作者与他在一军团共事四年多，朝夕相处，知之颇深。作者一没有回避，二没有对他进行简单的全盘否定，而是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叙述与分析。作者在同林彪长期共事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几次矛盾冲突，并对林彪的错误思想进行过批评和斗争。这些事例说明林彪后来之所以变坏，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历史的和思想的渊源的。
同有的人相反，作者在书中从来不谈自己曾经有什么功劳，而总是把自己置身于党的事业之中，把自己的思想、理想和信念紧紧地同党和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命运、前途和幸福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兴亡融会在一起；总是把功劳归于党，归于人民群众。正因为如此，也就更能体现出作者的高尚品德。正因为如此，作者才能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始终不渝，奋斗不懈，历经磨难而斗志愈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感到，作者给我们大家的，岂止是一本普通的书！这是一颗革命老战士的炽热的心，是老一辈革命家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热忱的爱！这是一份多么珍贵的礼物。让我们大家都来认真地读一读它。
第5版()
专栏：
需要加强文化方面的立法
李祖兴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经济立法方面，成绩尤为突出。但是，相比之下，文化方面的立法工作，显得有些落后。据统计，最近几年，我国已陆续制定、颁布了一百多个经济法规，但是文化方面的立法工作尚未展开。前不久通过的《专利法》，算是与文化有关的，但严格讲，它是属于知识产权中的工业产权一类。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要“逐步加强文化建设，逐步改变文化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状况”。文化立法大大落后于经济立法，就是这种不适应的一个表现。长期以来，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同在经济领域一样，主要是依靠方针政策。这种状况需要来一个大的转变。文化工作的前进，不仅靠政策，还要靠建立和健全法制，依法办事。例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和国家指导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体现。在加强法制建设中，人们希望把“双百”方针的精神贯穿到文化立法中去，使之制度化、法律化。文化方面的制度和法律应该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使各项文化事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文化立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面很广。首先，我国的实际情况表明，教育方面的立法任务很重。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这一目标已经载入宪法。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提到，1990年以前基本上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如何保证其实现呢？要做的工作很多，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制定一部普及初等教育法。提高师资水平，保护教师的正当权益，这是当前教育界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也需要通过相应的立法来解决。日本有《教师许可证法》，联邦德国有《教师法》，对教师的资格、职责、社会地位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国外在这方面的经验有借鉴和研究的必要。此外，随着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迅速发展，也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
版权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文化制度，它对促进一个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版权法。在我国，版权法至今没有制定。近几年，在文化艺术界，剽窃他人作品，侵犯作者权益，非出版单位擅自翻印书刊，港澳和国外唱片商入境后大量录制文艺节目等现象经常发生，国内文艺音像制品的管理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广大知识界、文艺界都希望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版权法。作家巴金最近撰文说：“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为自己作品的版权奋斗，我的书橱里至今还有一大堆随意拼凑、删改的盗版书。作品的面目给歪曲了，我不能不心痛”。这个呼声应当倾听。
新闻、出版的立法，是国家民主制度的组成部分。我国宪法业已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但还需要专门的法律把这种民主权利具体化。新闻出版立法，就是要从法律上杜绝再次出现“四人帮”时期文化专制主义的任何可能性，坚决维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又要防止滥用这种自由。最近几年，我国的图书出版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也有不少问题，如出了一些不该出的书，而一些该出的书又没有出。有些外国作家的作品，文学价值不太高，我国几个出版社重复出版，而许多有学术价值的书，却由于发行量不大或是别的原因而难以出版。有的单位滥编滥印图书出售，一些不法分子购进港、澳、台的黄色反动书刊，进行黑市交易。凡此种种，都表明制定出版法的必要。此外，不少单位想办出版社，还有人申请自费出书，这也给我国的出版立法提出了新的问题。在新闻界，新闻报道严重失实的事屡有发生。另一方面，记者和人民群众利用新闻手段发表意见、开展批评的权利有时还得不到保障，记者的正常采访有时受到威胁、恫吓，甚至还出现危及记者人身安全的情况。这些，都说明了新闻立法的必要。
电影是人民最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但人们常常弄不明白，有的影片（包括国产片和翻译片）为什么演了禁，禁了又演，折腾几个来回？有时甚至要最高领导人说话，才能解决一部影片能否放映的问题。究竟有没有一个决定取舍的客观标准呢？在这方面，法律难道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吗？此外，还有电影制片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电影与电视的关系问题，电影放映专业户的问题等等。实践早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管理电影应该有法可依。戏剧、音乐（特别是歌曲演唱）和美术创作也有类似的问题。譬如，建国以来，人体美术作品几乎隔几年就要受到一次冲击，引起一番争论。广大艺术界人士说，我们既要坚决抵制那些黄色美术作品，也要极力保护那些正常的健康的人体美术作品。怎样保护？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立法。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把艺术生产和文化市场的管理，尽快纳入法制的轨道。这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要步骤。
体育方面的立法也不容忽视。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体育法。体育师资、体育经费、学生锻炼时间、健康标准、患有运动性伤病的退休运动员的待遇等等，都应该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增强人民体质，将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文化建设方面的立法是一个尚需大力开拓的领域，有许多工作在等待人们去做。我们相信，文化领域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走向新的繁荣。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留法勤工俭学生的三次运动（上）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开始于辛亥革命以后，以输入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代替中国的落后封建文化，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目的为宗旨。这一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十月革命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劳工神圣”的思想深入人心，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由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先进分子以及五四时期有影响的进步社团的大力支持，这一运动达到了空前的高潮。从1919年到1920年底，在仅两年的时间里，赴法求学人数竟达一千六百余人。一大批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途径的先进青年，纷纷投入到这一热潮中来。
大批勤工俭学生到法国后，不久即面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期。严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勤工俭学生们。日益觉醒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在1921年短短的九个月时间里，发扬五四爱国反帝精神，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的运动。这三次运动不仅震动了反动腐朽的北洋军阀政府，同时也大大刺痛了法国的统治者。这三次斗争，为正在兴起的旅欧勤工俭学生的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二·二八”请愿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进步社团的成员到法国后，纷纷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成立起各种组织。赴法的新民学会成员李富春、张昆弟、李维汉、罗学瓒等在1920年2月成立了“工学励进会”。该会最初宗旨是以工学的精神和方法，谋世界的改造和进步，使世界成为工学的世界，这宗旨打上了明显的工读主义的烙印。勤工俭学生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对“工学励进会”的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他的帮助下，1920年8月，“工学励进会”改名“工学世界社”，鲜明地提出“以实现社会革命为宗旨”。1921年春，赵世炎、李立三等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其信仰也是工读主义。不久，该会迁到勤工俭学生和华工集中的工业中心克鲁梭，改名为“勤工俭学学会”。工学世界社和勤工俭学学会成为勤工俭学生中影响最大的组织和核心。
从1920年底开始，法国的经济萧条更甚，加以战时入伍士兵的复员，导致失业人数剧增。这种情况使勤工俭学生找工作极难，被抛进领取维持费行列的有五百多人。侥幸找到工作的学生，也因受歧视而工值低于法人，再加上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上学的希望成为泡影。
主持勤工俭学生找工求学事务的华法教育会，原是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与法国政界、教育界名流合作发起的。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一些营私舞弊的腐化分子混进了华法教育会，他们不但巧取豪夺教育会的活动经费，而且贪污国内各省支援勤工俭学生的捐款。而失工的学生却挤在华法教育会院子里的几个不避风雨的帆布工棚里，每天靠领取五法郎的维持费度日，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学生因病饿而死的事时有发生。正当学生们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时候，华法教育会反诬学生们“既无勤工之能，又乏俭学之志”，并时以“遣送回国”相威胁。1921年1月12日和16日，华法教育会两次发布通告，公开宣布与勤工俭学生脱离关系并停发维持费。这一行径无疑是将勤工俭学生置于死地。广大勤工俭学生面对这种险恶形势，被迫起而抗争，一场声势很大的求学请愿运动爆发了。
1月下旬，许多勤工俭学生集中在巴黎，推选六名代表向中国驻法公使陈箓交涉：取消通告，继续给无工学生发放维持费；要求政府为每个勤工俭学生每月提供四百法郎的求学津贴。不久，北洋政府回电陈箓，拒绝勤工俭学生的要求，并责成陈箓将无钱无工的学生分别遣送回国。交涉失败了。2月4日，六名代表致信全体勤工俭学生，请求各地同学速派人赴巴黎共同行动。消息传到蒙达尼，集中在该地的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成员立即讨论巴黎同学的来信，一致认为：应当支持和参加巴黎同学的正义斗争。随后，蔡和森、张昆弟、李维汉、向警予等率大部分会员和社员急赴巴黎，参加并领导了这场斗争。2月下旬，近百名勤工俭学生聚集巴黎，推选蔡和森等人主持起草和发表宣言，号召同学们向官方展开直接行动。2月27日，请愿学生召开代表大会，提出了争取“生存权”、“求学权”的口号。会上决定向政府提出：（1）发给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月四百法郎的入学津贴；（2）无条件开放中法、中比大学，接受勤工俭学生入校。2月28日，请愿学生在蔡和森的带领下，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行至途中，遭到法国军警的阻挠。到达公使馆后，包围在使馆外边的军警不许学生进入。为避免流血，蔡和森等十一名代表进入使馆与陈箓谈判。谈判破裂，围在使馆外面的学生要求陈箓回答他们的问题。陈箓不得已，只好答应与学生到公园会面。正当学生们质问陈箓时，法国的军警和马队冲散学生队伍，许多人被打伤，其中一名学生，因军警追赶，不慎被电车轧死。斗争没有取得预期效果。运动期间，正在考察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周恩来赶回巴黎，写了长篇报道《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登在天津《益世报》上，介绍这次请愿运动的由来和发展，争取国人同情和支持，扩大了这次运动的影响。
“二·二八”运动标志着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大部分成员已经摆脱了工读主义，在改造世界方法的问题上向前迈进了大大的一步。而当时的劳动学会对勤工俭学的可能性还抱有幻想，尚在工读主义的束缚中。双方认识不一致，就无法统一行动，这也是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运动失败以后，双方都认真总结了教训。不久，赵世炎和蔡和森在蒙达尼会见，经过交换意见，基本上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蔡和森和赵世炎的蒙达尼会见，对促进勤工俭学生的联合，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引导更多进步青年踏上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二八”运动以后，中法官方迫于各界舆论的压力，取消了停发维持费的决定。法国当局为控制勤工俭学生，成立了少年监护委员会，负责发放维持费等。这一切仅暂时缓和了矛盾，但没有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根本问题。
（侯均初）
第5版()
专栏：
《太平天国史译丛》简介
《太平天国史译丛》已经出版两辑了。由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辑的这种丛刊已经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受到史学工作者的欢迎。
本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以史料性作品为主。太平天国时期，有许多外国人，如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军人等，曾与太平天国有过各种方式的接触，从各个方面留下了他们的见闻和记录。这些资料既可以和中文记载相印证，提供一些我们不曾知道的史实，如果与其它资料存在歧异，也可以引起更为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国外有些著作，注意利用原始资料，但一般读者限于条件，较难获得阅读原书的机会。有鉴于此，《译丛》着意于史料性作品的搜集、整理和翻译。收入第一辑的《麦华陀等一八五四年六月访问天京文件辑录》、《怡和书简选》等，都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二，本书在编辑过程中，还得到英国、美国、日本、联邦德国等国学者的热情帮助。他们提供了收藏于本国的资料，有的并亲自参加翻译；有些作者还提供了最近的学术论文。这对了解国外学者的太平天国研究情况甚有裨益。
第三，从已出的两辑可以看出，编者是要尽量作到每辑的内容相对集中，有所侧重的，例如第二辑中关于太平天国前期帝国主义的态度、天京内讧等几组文章，就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将要出版的第三辑则专门收译了关于华尔和戈登的三种资料性很强的著作稿。
第四，多年来，虽然已有一些学者将外文资料译成中文，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译文或者只是摘译，或者译得不够准确，因此在使用上深感不够理想。为此，《译丛》将对一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重新组织力量进行翻译。（于世明）
第5版()
专栏：书讯
书讯
△近代史研究所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多卷本）第一卷《伟大的开端》已经出版。
第一卷写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三年的历史。作者认为，这段历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因此他们把第一卷定名为《伟大的开端》。
△刘国光同志的论文集《论经济改革与经济调整》，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辑了作者近几年来写的二十六篇论文和一个后记。这些论文探索了经济调整与经济改革、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社会再生产理论等方面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