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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速民族地区建设大力培养民族干部
乌兰夫副主席谈如何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 （记者姬斌）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副主席乌兰夫今天在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讨论会上说，少数民族地区贯彻执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最主要的是要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人和技术人才，壮大少数民族工人阶级队伍三件大事。
乌兰夫在讲话中说，这次大会审议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个法是根据宪法的基本精神具体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一些重要问题，所以各族人民非常关注这个法律。
乌兰夫说，我们党早在“七大”以后就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47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这个最早成立的自治区，为我们党取得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经验。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各族人民把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作为一个国策，在共同纲领里确定下来。1952年我们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又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载入宪法。三十多年来我们推行这一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就，保障了国家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政策，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政策。
乌兰夫指出，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中也有过教训。五十年代后期出现“左”的思想，开始对自治权尊重不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更破坏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执行。法制不健全，民族区域自治也没有法律保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考虑到1952年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有许多条文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因此，决定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这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乌兰夫副主席强调指出，我国民族多，地域广大，情况复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要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充实、完善、提高。这次提出的自治法草案与过去的民族区域自治纲要相比，应当说是比较具体、比较完善了。但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特别是现在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有些问题不便马上作出具体规定，还有待于改革后确定。另外，民族区域自治有些理论问题还需要不断探索和认识，在实际工作中还需不断积累和总结经验。
乌兰夫说，今后少数民族地区贯彻执行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最主要的是要抓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切实抓好经济工作，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当前特别要做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教育制度也要因地制宜进行改革，培养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
第三，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人和技术人才，壮大少数民族工人阶级队伍。
乌兰夫副主席说，这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三件大事，也是改变少数民族地区落后面貌的根本措施。
乌兰夫副主席最后说，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通过后，还有个如何贯彻实施的问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行必严，违法必究，这四句话非常对，一定要这样办。一是要宣传好，对少数民族、汉族都要重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做到家喻户晓，知法、懂法，才能守法；二是要切实执行，不打任何折扣；第三要认真监督检查。没有这三条，任何法律都是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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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思想 大胆改革 治陕富民
人大代表、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李庆伟畅谈振兴陕西
本报讯 记者艾丰报道：进一步解放思想，重点抓改革，抓开放，陕西经济的振兴是可以计日成功的。正在参加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陕西省委书记、省长李庆伟满怀信心地对记者这样说。
陕西经济去年有了几个突破：农业在大灾之年夺得丰收，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工业产值比上一年增长14．3％，一年净增产值十五亿元，而且速度与效益同步增长；财政状况大为好转，财政收入比原计划超收一亿二千万元。
李庆伟同志说：“但是，同开创新局面的要求比，同先进省市比，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小差距。”他列举了指导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经济工作中“左”的影响没有肃清，思想不解放，条条框框太多，改革步伐不快。例如在所有制上，仍受“一大二公”的影响，要办就办大企业，办全民所有制企业，对集体和个体经济重视不够。在经济管理中，统得过死，限得过严；扩大企业自主权放不开手，企业负担过重。（二）有的同志思想保守，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满足于“中不溜儿”，缺乏创新精神。陕北、陕南一些地方至今没有商品生产概念，没有集市贸易。有的县吃财政补贴成了老习惯。（三）有些地方工作重点还没有完全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更没有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四）小生产习惯势力严重存在，“单打一”的经营思想没有根本扭转。（五）对外引进工作不大胆（包括从国外引进、从沿海引进），视野不宽，顾虑太多，基本上没有打开局面。（六）忽视技术进步的现象还很严重，科技力量比较强的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七）工作作风不扎实，说得多，做得少。有些事情，也做了决议，发了文件，但没有抓紧落实，群众批评是“醒得早，起得慢，出门迟”。
应该说，陕西经济振兴是有它得天独厚的一些条件的。全国最大的煤田之一在陕北，储量二千三百亿吨；全省发电量目前多余七十万千瓦；秦岭山脉钼、金、银、铜等有色金属矿藏丰富。再加上陕西有很好的旅游资源，有比较多的科技人才。
李庆伟同志历数了上述优势之后说：“关键就在我们做好工作。这些天，我们陕西省的代表，一方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一方面也考虑会后如何贯彻会议精神。”他告诉记者，今后要在城市改革上下大功夫，重点先抓好西安市。农村“包围”城市，可以促城市改革，而把城市改革搞好，又会带动农村发展。要把省属企业下放到市，由市来统一组织经济。企业扩权，要抓紧推行经济责任制。同时，学习重庆经验，建立贸易中心。农村供销社要突破限制吸收农民入股，干部真正做到由选举产生，扩展经营和服务领域。开放的步子要更大一些。他说西安可以定为内地开放城市的试点，在某些方面实行特殊政策，为开发大西北奠基。
“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大胆改革，治陕富民。看准了就不要怕担风险，一抓到底，三五年就会起大的变化。”作为省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最后这样表示自己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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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汉生说
制定新兵役法是国防建设的大事
本报讯 记者曾祥平、翟启运报道：5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新兵役法的制定，是国防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贯彻执行好兵役法，是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的共同任务。
廖汉生说，新兵役法是根据宪法规定和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制定的。就军队本身来说，三十多年来从装备到人员构成，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对1955年兵役法加以修改是完全必要的。新兵役法草案规定，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法，有利于保持部队的战斗力；现役和预备役相结合，有利于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民兵制度和预备役制度相结合，有利于加强后备力量的建设。新兵役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于建设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对于保卫祖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军队要做贯彻执行新兵役法的模范，要结合实际工作，带头宣传好、执行好兵役法，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
“兵役法涉及到每个公民的利益。”廖汉生说，“贯彻兵役法，地方各级政府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首先要大力进行宣传，使每个公民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增强法制观念，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
他最后说，我们的人民是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有高度觉悟的军队。在军队建设、军民军政关系、公民服兵役尽义务、民兵工作、军人优抚安置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优良传统。贯彻执行新的兵役法，必须把这些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新的兵役法的颁布是我国军事制度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因此，在贯彻执行兵役法中，不管是军队和地方，都要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办法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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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区域自治是民族工作的经验总结
——访六届人大代表夏茸尕布
本报记者 翟启运
夏茸尕布在人民大会堂听完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的报告之后，显得十分兴奋。这位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对记者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制定，是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它为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我表示衷心拥护。
夏茸尕布说，民族区域自治法反映了各少数民族的共同愿望，体现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对于保护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夏茸尕布说，青海是个多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占39．42％，自治州、自治县占总面积的98％，民族工作在青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解放前，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推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造成青海极端贫困。解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民族自治政策的贯彻，青海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充分显示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巨大威力。这次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以法律的形式，把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特殊政策、措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他说，贯彻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首先要利用一切形式做好宣传工作，使所有的干部和群众都了解自治法的意义和条文规定。民族地区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制定出计划措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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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会外收获
住在京丰宾馆的全国政协委员、大庆女工程师王瑜珑，正在大厅里同一位专家交谈。这位专家耐心地回答她提出的关于经验公式的回归问题。
王瑜珑这次来京开会，带着测井中的一个技术问题，准备请教。恰好，她所在的妇女组与科技组住在一个宾馆。她挤早晚时间，拜师学习。首先给她以指导帮助的，是电子工业部的软件专家姜俊平。刚才和她谈话的，是北京计量研究院的钱钟泰。王瑜珑对记者说：“每次参加政协会，会内会外我都有收获。”
（欧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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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知妻莫过夫
湖北人大代表徐炳兰，是养猪专业户。日前，她收到丈夫一封电报：“家事好，注意学习讨论，关心国事为主”。原来，徐炳兰的丈夫是一家工厂工人，得知妻子要来京开人大会议，专门请事假回农村家中照料猪。十天过去了，丈夫专门拍电报鼓励妻子开好大会，真是知妻莫过夫。（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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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吉林省领导让房
走进人大代表、吉林省两位省委负责同志的房间，人人都会吃惊：普通房间，硬板床，既无地毯，也无卫生间，连简易沙发也没有。招待所曾给这个代表团安排了七间带地毯和卫生间的房间，打算给几位负责人住。但代表团长于克、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王大任等同志说：好房间太少，让给高龄的党外代表和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住吧。（李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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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大熊猫纪念金币
金币面值一千元，直径七十毫米，重十二盎司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胡孝汉）中国人民银行即将对外发行一种大型大熊猫纪念金币。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邱晴5月23日晚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造币公司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
中国人民银行已对外发行过两种大熊猫金币和一种大熊猫银质纪念币。这次发行的大熊猫纪念金币面值一千元，是迄今我国发行的最大规格的纪念金币，直径为七十毫米、重量为十二盎司，含纯金十二盎司。
纪念币正面图案为北京天坛祈年殿，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与青竹。这种纪念金币由中国造币公司精工铸造，美国大熊猫金币公司负责国外总经销，将限量发行。
为了资助抢救大熊猫的活动，中国造币公司向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捐赠十万元。在今天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造币公司总经理已把捐款支票面交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负责人。会上，林业部副部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会长董智勇还介绍了抢救大熊猫的情况。（附图片）
图为中国人民银行于5月25日对外发行的大熊猫纪念金币。正面图案为北京天坛祈年殿，背面为熊猫与青竹。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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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资料
纪念金币的面值和售价
纪念币是一个国家发行的专门的纪念性货币。我国纪念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造币公司负责铸造和经销。
根据国际上的惯例，由于纪念币系采用金银等贵金属精工铸造，其销售计价不是按所标面值计算，而是按每枚金银币的金银含量的国际价格，加上加工费和利润等合成计价。因此，一枚金质纪念币的零售价一般要高出国际金价的100％左右，而所标面值只起到法定货币的符号作用。5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十二盎司大熊猫纪念金币，含黄金十二盎司，所标面值为一千元人民币，零售价大约是十二盎司黄金国际价格的200％左右。 中国造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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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时期的“大风歌”
——人大代表盼望快出人才多出人才
本报记者 黄际昌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汉朝的“三侯之章”《大风歌》，表达了刘邦对人才的期望。
今天，一首新时期的“大风歌”又回荡在人民大会堂内外。几千名商议国事的人民代表，个个都是歌手。他们无论谈改革、开放、翻番，还是谈新的技术革命，都谈到人才问题。一位前清出生的老代表，抖动着手里的《政府工作报告》说：赵总理谈知识分子，在这本子里占了三页。我看，哪一个朝代都不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求才若渴”。
在大会堂上海厅，上海市市长汪道涵谈“人才战略”时说：我们上海与内地一些城市比，人才还算多的；但与发达的西方城市比，就显得太少了。今后急需三方面的人才：掌握现代科技的专才，精通经营管理的将才，熟知宏观经济的通才。光靠现有几十所大专院校，难解近渴，要充分利用多种渠道，广开才路。荣毅仁代表在一旁插话：国外有句流行的话：世界上最理想的投资场所是中国，中国最理想的投资场所在上海。汪市长接过话去：我们上海人天天面对太平洋，但有几个人晓得它的深浅呢？我们不能老“泡”在黄浦江里，要“跳”进汪洋大海学游泳，培养出更多的现代化的人才。
全国著名的人才摇篮——清华大学，也发出“后继乏才”之叹。刘达同志在人大代表北京市小组会上清了清人才的“家底”。乍一看，清华人才密集，似乎“过剩”。仔细分析一下，现有师资队伍的构成，并不乐观。在全校现有三千五百五十七名教师中，教授一百零五人，平均年龄六十四岁；副教授六百八十九人，平均年龄五十二岁，二者相差十二岁，这是一个不短的距离！中青年教师虽然数量大，但工资低，待遇薄，负担重，不少人健康状况欠佳。如果不及时调整政策，采取应急措施，若干年后，“脱班”的危机就会表面化。再看看国家下达的任务，到1990年，全校大学生要达到一万五千多人，还要出一批研究生、博士，还要接收外国留学生，还要办干部进修班，更繁重的科研项目有待完成。到那时，教学人才的赤字就大了。百年树人，事不宜迟。刘达在会上提出，坚决改革教育体制，采取“特殊”政策，加快培养人才等九点建议。
“人才出在西方”。沿海城市代表不赞同这种看法。代表们说，中国人脑袋并不笨，在西方科技领域里唱主角的，不是有不少中国血统的佼佼者吗！各地代表提请大家注意：引进是为了赶超。中国的现代化要靠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人。
“人才尽出在沿海城市”。内地代表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沿海的人才固然多于内地，但内地也有育才的沃土。石油有“海相生”和“陆相生”之议，人才何尝不是这样。一方水土育一方人。多年的智力支边，有力地促进了边远地区的开发；而从多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崛起的人才，近年来是在不断增加的。
京、津、沪代表呼吁：打破“中国无才”的自卑感，打破本位主义，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人才不可囿于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城市，要面向全国。现在的矛盾是：一方面缺才，另一方面积压浪费人才的现象相当严重。清华大学算过几笔账：到1990年，需要能带博士研究生的教授约三百名，仅靠现有桑榆之年的教授显然不行，而校内有一千三百多名教师是1950年前后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经过三十几年的实践锻炼，有相当数量的人接近或基本上达到教授水平。人才积压，不能流动，带来的不良后果越来越明显了。几千人淤在“积水潭”里，或“近亲繁殖”，或各立壁垒，怎能不妨碍人才的生存和发展！
人才，作为重大战略问题列入了代表们的议事日程。他们就这个问题拟出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提案。人才促改革，改革出人才，大批新秀今后将似江河活水源源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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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月17日，出席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上海市代表分组审议赵紫阳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图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靖基（前排左二）在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