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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以实现党的总任务为前提
李学智
我们宁夏去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国营灵武农场粮食丰收，在超额近两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以后，还有八百万斤余粮待售。由于当地粮食部门库容已经饱和，本场又无存放较多余粮的条件，灵武农场便自找出路，议价向外省区自销了51万多斤大米。灵武县物价部门认为，这违反上级有关文件规定，对灵武农场作了罚款处理。事情传开后，在农村引起了争议，有的国营农场反映：卖粮难，议售粮食又不行，以后得少种。今年2月24日，报纸、电台发表了批评灵武农场议售粮食的稿件。这一来，反应更强烈了。
显然，不当的处置已经引起不良的后果，必须纠正。本着边整边改的原则，第二天，我便召集农垦、物价、粮食、工商、报社、电台等部门的负责同志举行专题学习讨论会，组织大家围绕灵武农场售粮受罚的问题，就事论理，重新评价。经过认真讨论，大家认为，灵武农场在完成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以后议售余粮，有利于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有利于疏通农村流通渠道；在国家库容饱和的情况下及时地自行处理余粮，避免了粮食的损失；对需要大米的邻省区也是个支援。对灵武农场的不当处置应该纠正。会后，报上发布了消息，并配了评论。问题这样解决后，普遍反映满意。
这件事虽然已过去两个多月，但我想，在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还可能遇到类似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应该是：解放思想，面向实际，一切要以有利于经济建设和实现四化总任务总目标为前提；在整党中，必须贯彻边整边改、未整先改的方针，做好各项工作。
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随着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农村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开始活跃起来。现实经济生活说明，有些过去的文件中的某些具体规定，已经与现在的形势很不适应，必须及时修改，否则，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正是在整党边整边改中必须注意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为过时的条条框框所束缚，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使自己的认识符合客观规律，并争取正确处理新问题的主动权。
要有勇于改革、不断创新的精神。在中央“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方针的指导下，城乡经济呈现出一派活力，一些旧章法势必被新章法所取代。在这个问题上，各级领导要当顽强拚搏的开拓者，切忌求稳怕乱。谨慎从事是必要的，但过分强调求稳怕乱，只能使经济发展缓慢，不符合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的要求。
在边整边改，处理实际问题时，要掌握好统一思想这个环节。开创四化新局面的过程，也是改革、创新的过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某些新问题的认识往往不一致。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既要明辨是非，及时作出决断，又要做好人的工作。要把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作对人们进行总目标、总任务教育的过程，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比如灵武县物价部门错罚灵武农场的问题，我们不是当“判官”，而是把有关方面的同志请来，让大家各抒己见，引导大家统一认识，使问题得到了合理、妥善的解决。这样做，大家感到有所收获，心情也舒畅。
总之，凡有利于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政策、措施，都应该肯定；反之，就应立即纠正，以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
（作者为中共宁夏回族
自治区委员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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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赞
踊跃献血救人风格高尚
我是湖南株洲市自来水公司工程师。今年3月24日晚七时，我胸部突然绞痛，继而呼吸困难，昏迷过去。公司领导急忙派车把我送到株洲市一医院急诊室，初诊为肺部静脉血管破裂。医务人员立即全力救护。但由于静脉血管不断排血，我仍处于垂危中。
晚上十一点多钟，医院召开了有自来水公司领导参加的紧急会诊会议，确定了抢救方案。因我出血过多，手术前急需大量输血，此时血库O型血已经用完。在这关键时刻，医院领导一面号召医院医务人员义务献血，一面打电话向邻近单位求援。不到一个钟头，就有三十多位同志赶到医院献血。其中有医生欧阳媛、话务员朱桃珍、护士林美华、工人杨志平、何德武等九位同志。尽管如此，要动手术还需要三千毫升的O型血。
次日上午九点钟，自来水公司二十四名青年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共产党员燕良志第一个挽起袖子说：“我在部队服役时已验过血，是O型，快抽吧！”王红同志一边被抽血，一边对医生说：“我年轻，多抽一点吧！”还有郭孝义、谢抗清、罗荣惠等十位同志也为我献了血。
在抢救我的过程中，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刘迪凯同志和市建委领导同志多次来医院看望。（编者按：这种精神可贵。党的干部成为人民群众的公仆、知识分子的知音，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医院的内、外科主任和值班医生、护士、血库工作人员为了抢救我，牺牲了自己的假日，连续工作十七个小时。我们公司的领导，自我进院到动手术，轮流守护在我身旁。
现在，我已逐渐康复。我永远忘不了，在我血管里流动着二十六位同志的鲜血。我永远也忘不了党和人民对我的殷切关怀。在有生之年，我要为党为人民献出一切。
湖南株洲市 丁敦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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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栏
长期吸血偷生 行为卑劣
甘肃兰州五○四厂职工医院党委书记梁伯哲，依仗权势，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违反有关制度和规定，给自己输用了近一万毫升的血浆，折合血液近二万毫升，相当于把一个人的周身血液四次替换。这在全中国也是罕见的。群众指斥他为“贪婪的吸血虫”。
梁曾经患有初期肝硬化、胆结石症，并无急性症状、症象。但从1974年至1979年五年间，他以每月二百毫升的间隔，连续输用了七千八百毫升血浆（价值人民币三千五百元）。从1983年10月至1984年2月，四个月里，他竟输用血浆一千四百五十毫升（约合全血三千毫升），这些血浆都是用新采一周以内的新鲜血液分离的。此外，他还输用了一千二百毫升新鲜血液。这些血浆、血液价值人民币八百五十一元。
血浆，是用来抢救危重病人的。梁并非急、重病人，却长期大量输血，完全是图个人“舒服”。
五○四厂的普通职工、干部，哪个能享受他这样的待遇呢？病房床位本来十分紧张，而梁伯哲长期独占一个单间病房，回家或上班期间，还把这个单间病房锁上，不让其他病人住进。他输用能量合剂，用费本应自理，却用公费报销；至于私拿多占其他贵重药品、自费营养药，更是屡见不鲜。对满足他欲望的，他就予以提拔、重用、调资；反对、抵制他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的，他就压制、报复，给人家穿“小鞋”。一些同志被他排挤走了。（编者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任何单位都不是个人的“领地”。划圈子，搞报复，执迷不悟，就没有资格做共产党员。）
如今，这位党委书记还把持着重要权力，干着损公肥私的事情，还在吮吸广大群众的鲜血。难道我们能继续容忍吗？
兰州五○四厂职工医院
于宝山、杨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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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扫掉官气
·舒瑜·
为解决疯狗咬人问题，德江县委、县政府开过八次会，发过“红头”文件，还成立了“打狗办”，声势可谓不小。可是，闹腾了近两年，依然不了了之。
何以如此？无非“官气”作祟。尽管原县级领导班子中不乏有识之士，但多方掣肘，致使举步艰难。一些人精神委靡，浑浑噩噩，以驱使秘书起草文件为能事，以为发了文件就万事大吉，只布置不检查；有的办事拖拉，互相推诿，不管百姓疾苦，热衷于舌战、扯皮；有的墨守成规，总感到老样子顺心、老套子顺手，对一丝半点的改革也战战兢兢；有的为保“爵禄”，宁当“太平官”，不愿惹“麻烦”，但求无风险，不求有建树。
“官气”之恶，不亚于恶狗。早在六十多年前，列宁就批评过那种永无休止地开会、成立委员会、制定计划而连最简单的事也不做的“官气”，把它称为“奥勃洛摩夫习气”。时至今日，这种习气，仍侵蚀着党和国家健康的肌体，成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一大障碍，我们必须群起扫除之。
德江县委、县政府新班子组建后，认真为民排忧解难，言而行，行有果。他们一没成立“打狗办”，二没印发“红头”文件，短期之内，就除掉了恶狗，解决了拖延两年之久的“难题”。为了四化大业，我们正需要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当机立断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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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调查报告
关于打狗的九次会议
吴建滨
你也许不相信，中共贵州省德江县委、德江县政府曾就打狗之事专门开过八次会，县政府特地下过“红头文件”，还责成城关镇牵头成立过“打狗办公室”……。然而从1982年3月一直闹腾到去年年底，德江县城关街头的狗依然成群结队，疯狗咬伤人、咬死人的事时有所闻。于是，打狗一事一度在德江县传为笑话。不过，这已成为往事。
今年3、4月，记者两度赴德江县采访，连一条狗也没有看到了。原来，县委、县政府新班子成立后，把打恶狗认真当作为群众除害的一件事来抓，一抓到底。春节前夕，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及县政府领导人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加上原来的八次，这是第九次会了），提出要把县城的恶狗除掉。同样是开会，而且只开了一次，也没有下“红头文件”，却见了成效。这里面很有点发人深思的道理。以前搞的“打狗办公室”，不仅城关镇，连县政府办公室、公安局、法院、防疫站等单位都派人参加。打狗还没开始，开会却成了一件令人头疼的事，几乎次次开会人都到不齐。许多人都说“工作忙”，你推我，我推他，一拖再拖，反正是“大家”的责任，也就等于谁也没有责任，一条狗也没打成。这一次不同了，县委、县政府把任务交给城关镇一家承担，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俗话说：打狗得看主人面。打狗事小，却会得罪人。过去会开得多，话也说得粗壮，可一遇到具体问题，有人就绕道走。结果，听养狗人说几句难听的、威胁的话，就下不了手。这次不同了。某经理喂了一条狼狗，弄了一张狗皮为证，谎称已将狗打掉，实则将狗转移到别人家里。（编者按：这位经理为藏恶狗真是算尽机关，不知他干正经事时是否也有如此苦心？）城关镇的同志发现后，来到藏狼狗的人家，还没开打，那经理家里人跑来阻拦。县委副书记罗德泉知道后，立即奔赴现场，当场拍板解决。到4月中旬，在全城及郊区共打掉二百多条恶狗。
一位很了解打狗内幕的同志，对打狗一事作了这样的评价：打掉了不为民着想的官僚主义，什么事都好办！
（载1984年5月5日《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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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谢觉哉诗一首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
（作于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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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不作“路障” 甘当“人梯”
陈维伟
一个为党工作几十年、即将离休的老同志，该如何对待中青年干部的成长呢？陕西省科协顾问、原党组书记陶信镛同志以实际行动作了回答：甘当中青年干部的“人梯”，不作他们的“路障”。
去年8月，老陶正在青岛疗养，收到本单位学会部副部长耿明清同志寄来的一篇文章，对科协机关部门的设置和学会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老陶细细读了之后，觉得里面有个别观点与自己有分歧。怎么办？把它“压”下去吗？不。老陶想，不能以个人意见作为取舍的标准。于是，他立即给耿明清同志复信，予以热情鼓励，并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陕西科协通讯》刊载，以引起更多的同志参加讨论。
今年年初，科协调来了新的党组书记，老陶退居二线，当了顾问。新书记来自一所高等院校，从未搞过机关行政工作，对科协更是“人生地不熟”。老陶主动给他介绍机关的情况以及自己的经验教训，热情支持他工作，还不辞辛劳带他到下属单位熟悉环境和业务。整党中，老陶熬了好几个晚上，认真准备了整党文件的学习辅导；他还协助新任书记，找出本单位群众意见较大的、应立即解决的十五个问题，并解决、落实了十二件；在党组分工时，老陶主动承担了困难最大、麻烦最多的基建任务。
老陶说，对中青年干部，不仅要热情地“扶”他们上去，老同志还要以身作则，搞好传、帮、带。一次，老陶和单位的两个同志去延安市青化砭公社检查工作，市科协的同志出于热情，要低价卖给一些土豆和苹果，老陶坚决予以制止，耐心地说：“大家的心意我们领了，可是东西收不得啊，我们有些干部脱离群众、败坏党的声誉，就是从这些小事情开始的呀！”
己身正，才能正人。去年11月，科协几位同志出差在南郑林场买下了五千一百二十六斤桔子，原价是每斤三角六分，林场见到省科协的同志来买，把价钱降到每斤三角。老陶得知后说：“今天你给我点好处，明天我又给你点便宜，这个风气实在要不得！”在老陶的坚持下，科协的同志照桔子原价给林场汇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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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黄金梦”破灭记
一个曾担任过厂团委委员、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的共产党员，竟堕落成黄金盗窃犯。他，就是安徽芜湖冶炼厂的侯锡凡。
侯锡凡1965年入伍，在部队加入了共产党，1970年退伍后被分配到芜湖冶炼厂一车间当工人。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他对金钱的贪欲一天天膨胀。生活上的贪欲与经济上的拮据常使他彻夜难眠：怎样捞到钱？岂能守着金山无钱花？一股窃金的邪念从他心头升起。
对侯锡凡说来，盗窃黄金并非易事，销售黄金更难。1980年5月，他在广东工作的舅父来信说，打算回老家探亲。侯锡凡觉得良机不可错过，1980年上半年的一天中午，他趁别人吃午饭之机，将浇铸黄金时溢出的散碎黄金窃放在手套里而带进了宿舍。
1980年6月，侯锡凡见到了来自广东的表弟黄富胜（广东省河源县林业局兰口木材站工人，来安徽进行贩卖走私手表活动）。在交谈中，侯当即交给黄富胜一包黄金，让黄给自己买一部收录机。不久，黄富胜第二次来安徽，不仅给侯送来了一台收录机，而且给了五百元现金。侯锡凡摸着高级收录机，捏着厚厚的一叠钞票，高兴得眉飞色舞。
“钱到手，食到口。”侯锡凡放肆大吃大喝，水果成篓买，好酒往肚里灌，转眼间五百元钱化为乌有。这时，依赖黄金过日子的侯锡凡又指派弟弟侯锡孟前往广东销售黄金。其弟通过黄富胜等人一次销售黄金五点二五两，获赃款八千五百元，由于转手人层层揩油，侯实得赃款三千五百元。
当大把大把的钞票飞进侯锡凡的腰包时，他的心醉了。然而，心头有时也掠过一丝惧意，担心转手太多，事情容易暴露。同时，也不满意“雁过拔毛”，觉得弄到手的赃款太少了。1981年6月，侯锡凡以请探亲假之名，悄悄地溜到了广东，一次销售黄金五点二六五两，获赃款九千四百元。1982年4月、7月，他两下广东，销售黄金九点一零六二五两。据查证，他总计七次销售黄金三点一一六九斤，获赃款三万九千七百三十八元，其中侯一人得二万三千一百一十元。然而，好景不长。1983年6月，执迷不悟的侯锡凡及其同伙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侯锡凡的“黄金梦”破灭了。当侯大肆挥霍之时，难道党的基层组织没有察觉？侯锡凡盗窃数额如此巨大的黄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管理混乱，漏洞太多，工厂“跑、冒、滴、漏”问题长期没得到解决。现在该是认真吸取教训、彻底解决上述问题的时候了。
张燕 许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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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眼中金
徐鹏飞 作
第5版()
专栏：一得集
党内有强大健康力量
1981年，我在县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时，一件棘手的事情摆在我的面前。县委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修建了六套一楼一底、独门独户、围墙相隔、每户建筑面积一百一十九平方米的住房。群众议论纷纷。我想，眼下群众住房紧张，领导干部却为自己营造超标准住房，玷污了党的光辉形象，损害了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使我鼓起了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勇气。经与宣传部周裕忠、县纪委李祖模二同志商量，1982年3月，由我执笔，以三人名义上书上级党组织及《四川日报》，揭露、批评了县委六位领导的错误行为。
揭发信发出后，我想，等待吧，看有什么报复行动。事出意料，不久，绵阳地委、行署派地区建委副主任来县检查，正在破土动工的第二幢楼房被压缩了面积。领导的行动使我感到，党的组织是可以信赖的。同时也看到，搬进新房的六位领导没搬出来，想搞“下不为例”。绵阳地委对此也有些迁就。我觉得不能就此了事，决定向《人民日报》写信揭发。
就在我们酝酿写信的时候，有的同志悄悄对我说，你算什么，怎么拗得过这六位掌实权的县委领导？你难道真的相信他们不报复？报复、报复，要寻到机会才能报复嘛！我想，要说报复，明的我不怕，但怕用微妙而隐蔽的手段报复，叫我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可我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该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抛弃个人得失，勇于向不正之风作斗争。即使有人报复，也不过是给我穿双小鞋罢了，那也照样走路，照样工作。于是，我们把揭发信寄给了《人民日报》。
1982年6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封信。报纸一到德阳，揭发批评信就成了机关及街头巷尾议论的中心话题。人们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许多同志表示支持我们。后来，《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又连续发表了读者来信，在报上讨论这件事，促使绵阳地委采取果断措施，帮助县委领导改正错误。后来，县委领导认识了错误，分别在不同场合作了检讨，已搬进新房的六位领导同志迅速搬了出来，三位书记还找我们谈话，赞扬我们勇于揭发、批评领导错误的精神，表示诚恳接受批评，绝不打击报复。以后的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去年夏天，经群众评选，县委批准，我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秋天，批准我晋升两级工资；年底，县级机关机构改革中，经群众、县委推荐，上级批准我担任县纪委副书记。
事实使我感受到，我们有很好的党，有很好的群众。这是我们事业兴盛不衰的可靠保证，它给了我们同不正之风作斗争的强大力量。
四川德阳县纪委副书记 江道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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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批评的回声
张铝重接受批评认错改过
今年5月8日，本报批评了陕西省卫生厅长张铝重等人审批职称弄虚作假的错误。当时正参加省人代会的张铝重同志，当天下午请假返回机关，召开党组会，研究如何以报纸批评为动力搞好机关整党。5月9日，卫生厅召开全体党员、职工大会，张铝重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厅党组决定：要以解决职称评定中的问题作为突破口，进一步找差距，抓紧整改，并尽快向全省卫生战线通报张铝重等同志的错误及整改措施，征求对卫生厅整党的意见。
本报批评以后，不少单位及个人（包括张铝重同志）认错改过，这种态度值得欢迎。但是，也有一些受过报纸批评的单位及个人置若罔闻，长期保持沉默。对他们怎么办？希望当地党组织及广大群众督促他们纠正错误；本报对坚持错误者，将继续展开批评，直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