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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重视生活 深入生活
丁玲
研究延安文艺，继承延安文艺的革命传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陕西省创办《延安文艺研究》期刊，也是非常有益的工作。
研究延安文艺，也是研究党的文艺史和党的文艺传统。延安文艺，是在抗战时期，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关怀和正确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向人民学习，和人民一起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延安地区，局限于抗战时期。我们不能把它看小了，看窄了。
毛泽东同志1942年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毛泽东同志文艺思想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讲话》完全是从实际工作出发，从抗日战争的需要出发，从全国人民所赋予文艺工作的历史使命出发的。它要解决“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主要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主席看到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很多问题，基本的问题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从上海亭子间搬到延安的窑洞，不等于就同群众结合了，熟悉了，“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讲话》正确估价了革命文艺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特定地位和特殊作用，也提出了文艺工作者在新的描写对象和新的服务对象面前所担负的新的战斗任务。它反复教导我们不能脱离党的领导，不能脱离人民，只有从人民的斗争生活里才能产生有生命力的文艺。把《讲话》看成是一时的需要，政策的条文，没有多少永久价值和长远意义，是不符合事实的，对革命文艺和革命事业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延安文艺，出现了大批深受群众欢迎的作家和作品，称得上是一个新时期。最近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就是从各方面反映了延安时期的创作活动盛况。以秧歌运动为开端的戏剧创作和演出，赵树理、周立波的小说，柯仲平、艾青、李季的诗歌，古元的木刻等等，都是《讲话》之后涌现的有影响的作品。延安之外，各个解放区以及大后方所产生的大量文艺作品，都与延安文艺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的联系。它们是延安文艺的继续和发展。有些作家，在延安时期就写了不少作品；有些作家，虽然在延安时期没有写什么，但后来在别的解放区写了很好的作品。这很象春天的良种，到处播撒而到处生根、开花、结果。如柳青的《种谷记》以及《铜墙铁壁》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而不是在延安写的，但他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写成的。其他解放区的作家象赵树理、马烽，象部队的魏巍、胡可这些同志，就是在党的文艺思想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没有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年轻作家，经过学习，他们的主要思想也是沿着这条红线继承和发展下来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培养了一代人，今后还将继续教育培养下一代和下几代人。
群众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无庸置疑的。有些人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他们以为文艺是属于天才家的，倘有天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出很多东西。但是事实决非如此。史铁生能写出《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样真实感人的作品，是因为他有陕北农村的生活。如果他没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非常熟悉的动心动情的生活，无论如何他是写不出来的。这些年，有些同志在创作上碰了钉子，得到了经验，头脑清醒些了，开始对生活重视了。这是进步的表现。
重视生活，但如何深入生活，仍然值得探讨。不同的人，不同的条件，可以有不同的深入生活的方式，不必一个样。生活里面任何地方都充满着斗争。所谓深入生活，就是要求我们和群众一起，在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运动中，成为斗争的一员，不光是浮光掠影的走马观花，更不是拢着双手的隔岸观火。这就要求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有热情，也就是要有革命的激情。到延安去的一些老作家以及在延安培养出来的很多年轻作家，抗战胜利后，他们告别延安，散布到全国各地、各条战线上，他们仍然保持了延安时期孕育和锻炼的那种革命的思想感情，坚持正确的文艺路线，保持了旺盛的创作力，写出了一些不朽的传世之作。对生活要有热情，也就是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如果没有这种热情，不能始终保持这种热情，就会缺少对群众生活的正确理解，更谈不上正确的表现。把仅有的那点生活写完了，就难以为继了。形势在发展，生活在前进，作家的思想感情也得跟上去。否则，你只能视而不见，可以看见生活，看见种种表面现象，其中革命的东西却看不见了，抓不住了。因此，我们老作家、新作家要认真总结经验，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的革命传统，坚持深入生活，和人民群众一起，用文艺作武器，为振兴中华，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富强，继续做出贡献。
（本文是作者对《延安文艺研究》编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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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潜心煮书的人
——评《柯灵散文选》
李子云
今年3月，《柯灵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承柯灵同志惠赠一册。刚刚翻到卷首，就已为目录编排的优美别致而倾倒。柯灵同志将七十篇文章编为九辑，每辑不仅冠以标题，而且配以题引。比如，第一辑，均为抒情写景的少作，标题是《爱上层楼》；第二辑，以忧国伤时为主调，题曰《日月山川》；集中孤岛纪实与忆旧怀人之作的第四辑与第五辑，则分别以《炼狱火花》与《心香》为题。它们各自的题引是：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杜甫的“国破山河在……”与《诗经》名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些标题与题叙，绝非多余的装饰物，它们都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既诠释了文章的立意，又说明了成文的时代背景。为文章取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求其切题而美，既需要渊博的学识，又需要丰富的联想。
由文集的编纂，即可见柯灵同志作风的严谨与考究。他的散文，无论在锤字炼句，还是意境创造方面，都可说达到了文美、意也美的境界。他的为数颇丰的写景状物、旅游纪行的文字，不仅都描绘如画，而且，或者寄寓了愤世忧国之情，或者抒发了某种人生哲理。他早年所写《青岛印象》与《龙山杂记》，以及后来的《桐庐行》、《遗事》、《独语》与《在西湖—抗战结束那一天》无不如是。
他所看到的青岛，不仅仅是软软沙滩、粼粼碧波、渔船帆影、溶溶夜色；不仅仅是一幅蓬莱仙境的仕女游乐图。更引他注目的是蟠踞在树林深处的四个德国大炮台。这里他并没有历数敌人的暴行，而是通过参观历史遗迹，让读者从炮台内部的黑暗阴森的气氛中，联想到当年的腥风血雨。徜徉龙山，他在吟哦于寂寂深巷、潇潇秋雨、欣欣开放的春花之外，格外欣赏响遍偏街僻巷的打锡箔的劳工主曲，“丁丁当当，单调中带着匀称的旋律，清脆如金石之音，铮铮地如琴声与歌声击节。”因为它透出了生活的重压，而在这一片合奏声中，“龙山上还有断续的马嘶，隐约传来。”这最后一笔，为宁静寥廓的古越王台，增添了一抹苍凉悲壮的色彩。这些描写，有色、有声、有景、有情，融成了意境极美而又不脱离人间现实的图画。
当他描绘关系国家存亡的民族战争的时候，他则另换了一副笔墨。尽管都是侧面涉及，然而，无论是战争初起时的悲愤，还是胜利传来时的狂喜，都表现得充沛淋漓。他不取廉价的大喊大叫的办法，而仍然用色——加强的色，用景——鲜明的景，来烘托、皴染、反衬出人世间最强烈的悲与喜。抗战结束那一天，他正偕友游杭州。消息乍然传来，他是这样来表现在敌人高压之下蛰居八年，一旦卸去手镣脚铐的心情：
“在闪亮通明的天空下，似乎整个西湖都镀了金，连四周的远山也须眉毕现，逼得人眼睛发花。好象八年的疲劳都来围攻了，我们想睡觉。”酩酊者与清醒者的对比，突如其来的狂喜之后、疲劳接踵而来这一情绪转折，比之浮面地、单一地剖白当时的激愤或快乐，效果要强烈得多。
柯灵同志这类散文，几乎都有如音乐配画。在经营了色彩缤纷而生动的画面之外，文章还流动着富于节奏感的音乐旋律。当然，这些都是由语言组成的。读柯灵同志散文，吟诵之间，几乎不断为他词汇之丰富、遣字之妥帖从容发出惊异之叹。过去在单独阅读他各篇文章时，就已发现在他同一篇文章中很少出现同一词汇，现选集出版，观通全书，则又发现各篇之间，不仅于文字上，而且在文章结构、开头、结尾、铺陈开展的方式上，也各有不同。七十篇文章，在各方面力避重复、而且能保持文字上的优美准确，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事。凡是写过文章的人都有体会，寻找、选择一个恰当的、达意的、优美的语汇多么不易。柯灵同志在文字的选用上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形成一种典雅而不浮华、清丽而不媚俗的文风。一次我曾就语言问题就教于他，他说，“掌握语言的火候最难，不能夹生，也不能过焦。”过则焦，不足则夹生，唯有越过“夹生”与“焦”的阶段，语言才能臻于完美。
在他各类散文中，我尤推崇他品文论人的部分。在《自序》中，他曾谈到有人说他“杂文散文化，散文小说化。”我觉得这句话用于他这部分文章格外贴切。他的品文之作不多，但都经过深思熟虑，具有独到之见。娓娓道来，绝无令人生厌的八股气。《钱钟书创作浅尝》一篇，可以说是他这类文章的代表作。行文美，剖析警辟，让人读之口角生香。
柯灵同志的忆人怀旧之作，其文字之严整精当，一如他写景记游之作。从他所取的篇名，也可见他的一丝不苟精神。纪念文章精美隽永、人格高尚的散文家陆蠡的文章，他定名为《永恒的微笑》。另一篇未收入选集的、追悼在影剧两界辛勤耕耘一生的瞿白音的文章，他称之为《庄严人生的完成》。这些题目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柯灵同志所怀念的人物，性格上大抵属于同一类型，而且在某一点上与柯灵同志有相似之处。这些人物无论是名重一时的傅雷、陆蠡，还是青年早夭的郑定文、周木斋，都是于学问上执着，不爱在热闹场合中抛头露面，也许还有几分狷介。前些日子柯灵同志为刚刚去世的鲁思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鲁思是一位为影评事业默默地贡献了自己一生的人，柯灵同志题之为《典型长存》。这种“典型”几乎可以概括柯灵同志所写人物的大半。大概是“人以群分”吧，柯灵同志所推重、交往的都属于这一类。甚至在文章风格上，我以为柯灵同志与其中几位也有某些类似的地方：词章考究，但又言之有物，不作浮言。当然，比之陆蠡的澹远，他的文章多了几分瑰丽，而比之傅雷的古朴，他似乎又多了一些纤巧。无论傅雷、陆蠡，还是柯灵同志本人，都是耐得寂寞，甘于潜心煮书的人——如果没有这种沉潜治学的精神，能写出这等文字来么？
柯灵同志虽已年逾古稀，但是宝刀未老，笔锋仍健，年年有佳篇问世。然而，文坛也如艺坛，人们往往瞩目于大红大紫的耀眼新星，对于淡泊自许、默默耕耘的人常常注意不够。有鉴于此，特向读者推荐柯灵同志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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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安文艺丛书》前六卷出版
丁玲、林默涵、艾青、李伯钊等为顾问，金紫光、雷加、苏一平主编的《延安文艺丛书》前六卷，即文艺理论卷、小说卷（上下）、散文卷、诗歌卷、报告文学卷，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二周年之际公开发行。后十卷秧歌卷、歌剧卷、戏曲卷、话剧卷、音乐卷、美术卷、电影摄影卷、舞蹈曲艺杂技卷、民间文艺卷、文艺史料卷将陆续出版。这套丛书约有七百万字，编选了从1937年到1948年在延安写作、发表、演出、展览和出版过的各类文艺作品，以及后来创作的反映延安时期生活的文艺作品。它对深入发掘延安文艺宝藏，系统总结延安文艺经验，继承延安革命传统提供了丰富史料。这套丛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刘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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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激越的爱国主义颂歌
——读《辛亥风云录》
阿 如
任光椿同志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辛亥风云录》（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为读者翻开了一页又一页的辛亥革命的历史：从1894年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起，到广州起义、武昌起义、东南各省独立，到建立中华民国、二次革命、护国讨袁，描绘了一轴阔大雄奇、色彩斑斓的画卷。在这气势磅礴的历史风云的画卷上，活跃着思想新进、睿智宽厚的领袖孙中山，叱咤风云、刚毅顽强的副领袖黄兴，才华横溢、入世未深的国民党首脑宋教仁，深谋远算、大智大勇的护国讨袁元勋蔡锷，阴险狡诈、深藏不露的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陈其美、汪精卫等历史人物。
作家笔下的人物，大都形神兼备，一出场便能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象。他把大刀阔斧与精雕细琢结合起来，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其中，塑造得最成功的是黄兴和袁世凯。
在辛亥革命中，黄兴是个驰骋疆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作者以资历和声望仅次于孙中山的黄兴作主人公，作贯串线，既能代表辛亥革命，又能把作品结构得紧张热烈、跌宕多姿。黄兴确实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是清朝末年的官费留日学生，学成回国，无论是否有真才实学，都可以享受富贵尊荣。但他不为一家一己而苟活，而为屈辱羸弱的祖国而痛哭，为灾难深重的同胞而挥泪。为了救国报民，他卖掉田产，作为华兴会初期的革命活动经费；为了推翻封建、建立民国，他发动和领导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视死如归，置生死于度外。
但仅此一点，还不足以展示黄兴这个典型，因为这种品格不为黄兴所独有。远的不说，比他稍早一点的谭嗣同——这位戊戌变法的殉难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比黄兴更突出、更感人。那么，何以将黄兴和谭嗣同以前的这类英雄区别开来呢？作品抓住了他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和不屈不挠的革命实践这一特点。黄兴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实干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但是，他对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作过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不仅精通民主共和的理论，而且为此而奋斗了一生。在南北和谈、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他坚持民主共和的革命目标，反对妥协投降。在同孙中山的政见分歧中，他也坚持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立场，采取不合作但不分裂、不妥协但不对抗的态度。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理想，作为自己一生行动的准则，这是黄兴这个形象的根本特征。但是，彻底的不妥协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辛亥革命中又何止一个黄兴！那么，将黄兴与其他辛亥英雄相区别的又是什么呢？作品在性格对比中写出了他那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写出了由他的出身、经历、教养、地位等等造成的他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所特有的风格。他是个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者，这使他在坎坷的征途上刚毅顽强、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他又是个民主主义的理想主义者，能官能民，不争功、不诿过，这形成了他光明磊落、豁达大度的另一性格特征；他是个真诚的革命者，又处于副领袖、副元帅的崇高地位，需要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珍视团结，消除分歧，这种种因素又形成了他那宽厚的长者风度。他也有弱点和缺点：在广州起义和阳夏保卫战、二次革命失败后的失望和消沉，对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天真而幼稚的理解。这些都是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幼稚的表现。作家在这个智勇双全、刚柔相济、知行合一的主人公黄兴身上，概括了我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一阶段的历史进程，黄兴的形象是很有典型性的。
袁世凯是个深藏不露的枭雄，对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运用，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被摄政王废黜后，回到河南项城老家，装出一副超然物外、流连村野的模样，眼睛却紧紧地盯住时局和皇帝的宝座。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他的东山再起创造了极好的时机。他一面向朝廷表忠，率精锐新军南下，却不打垮民军，占领武汉三镇——玩弄革命这张牌，逼摄政王退位；另一方面，他又玩弄清廷这张牌，逼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以换取清帝的逊位。在袁世凯的政治生涯中，几乎无处不在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而且玩弄得很隐蔽，很高明。袁世凯是构筑三窟的狡兔，是张绳结网的毒蜘蛛。他张开了伸向四面八方的社会关系网，无论辛亥革命成功与否，他这个袁大头都可以进退自如，左右逢源。他不仅是窃国大盗，而且卖国求荣，卖国求权。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庇护，他竟然全面接受日帝提出的“二十一条”。什么叫反动统治和反革命权术？袁世凯就是一个清晰而完整的缩影。作品塑造的袁世凯这个典型，具有较大的认识价值。
作家怀着强烈的爱憎，笔端带着浓烈的感情，在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动、民主与专制、公与私、善与恶的尖锐冲突和强烈对比中，成功地描绘了辛亥革命的英雄谱，唱出了一首激越的爱国主义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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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感录
从张大千论马说起
丁临一
在一本刊物上读到了一则张大千论马的趣闻。大千先生从前与两位画马的名家都是好友，一位是徐悲鸿，一位是赵望云。有一天，赵望云问张大千：“人家都说悲鸿画马比我画得好，你说说到底是谁画的好？”张大千说：“当然是他的好！”赵望云大失所望，追问：“为什么？”答曰：“他画的马是赛跑的马和拉车的马，你所画的是耕田的马！”
文人相轻，据说是古来如此的，所以，望云先生的不服气并不足怪。因为不服气，找名家帮自己说说话，似乎也无可非议。值得琢磨的是在这“大失所望”四个字上。笔者冒昧地揣测，赵望云请大千评说，他所期待的评价，即使不是己胜过徐，起码也是不相上下。这种心情大千先生不会不明了。然而，大千先生对此却是直来直去：“当然是他的好！”大千先生敢讲真话，不讲面子，不做“好好先生”，这实在是一种大批评家的气度。
当然，文艺批评之“难”，还不仅在于能否旗帜鲜明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来，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意见是否准确中肯。试看大千论马，是多么精辟而又富有文彩。“赛跑”、“耕田”，比喻也。笔者对望云先生笔下的马无有了解，但以大千的比喻及笔者所见到的悲鸿所画的马来推断，我想，悲鸿笔下的马多给人一种思边草而拳毛动，可力负千斤日行万里的感觉；而望云笔下的马，相比之下大约缺少的就是一些千里马的神韵。大千论马不言其肌肤肥瘠、色相斑驳，而注重其精神气势，且善于用生动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实在使人折服。试想，如果大千先生仅以自己的名望来维持自己评论的权威性，或者面对“为什么”的追问答之以言不及义的文字来，那也一定是不能令人心服的。对大千先生的论马，我们做文艺批评工作的同志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的。
最后还应该提一笔的是，被批评者可以而且需要向文艺批评家追问一个“为什么”，但似乎同时也需要有一点勇于反躬自省、要讲真理不要顾面子的精神。对于正确的批评意见，则诚恳接受之以改进创作；对于不正确的批评意见，也可以心平气和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进行反批评，这都是正常的。如果稍遇批评便感觉委屈，这心胸便是过于狭窄了；或者一触即跳，甚至于你说东我偏要往西，“索性招惹他一回”，这种态度就更是不可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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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佳作信息
《小厂来了个大学生》〔短篇小说〕
作者 陈冲 载《人民文学》1984年第四期
小厂来了个企业管理系毕业，有雄心、有抱负的大学生，这该是小厂的幸运吧！出乎意料，被路厂长从局里“抢”来的大学生杜萌没有受到重用，而是坐了冷板凳；他的改革落后管理方式的意见书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路厂长疑为不祥之物。为什么杜萌的满腔热忱，换得的却是调离厂子的下场？厂子的危机，表明落后的管理方式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而杜萌的意见书，却被当作“一块用不着的破抹布”一样扔在一边，这又是怎么回事？作品以锐利的笔触，正面攻坚，直触时弊，在当前描写工厂改革的同类题材的创作中，可以说是一篇有新意的作品。小说中的路厂长，有魄力，肯吃苦，勤勤恳恳工作的精神也叫人感动。但是，她的经营却停留在“宗法式的、小生产者的管理方式”上，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具有一定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作品的不足是：有些概念还没有化为生动的形象；大学生杜萌的形象还略嫌单薄。 （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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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二接妻》
〔现代锡剧小戏〕
作者 庄铁声 载《上海戏剧》1984年第二期
青年农民王阿二赌钱，输掉了妻子李阿香的长命锁和生孩子的住院费，阿香一气之下回了娘家。数月之后，阿二痛改前非，带着赎回的长命锁和自己辛勤劳动积下的五百元钱前来认错、赔礼、接妻，阿香难以相信，拒之于门外。阿二先后将长命锁、存折从门槛洞里塞进，作为自己改好的“物证”，却使阿香勾起旧恨，产生新疑。无奈何，阿二在门口编起阿香未编完的箩筐。谁知此招却成了转机，在一曲别开生面的编箩考答对唱中，大门洞开，夫妻和好如初。
剧作构思精巧，一波三折，环环相扣，真实细腻地刻画了人物心理。语言朴实生动，譬喻贴切，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整个作品流畅自如，充满江南水乡浓郁的风土气息。（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