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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情出力为教育改革献计献策
——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三）
教育要改革才能适应新的形势
戴安邦委员（南京大学教授）说，四个现代化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教育事业要领先。我们正处在人类技术革命的新时期，我们的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要适应这种新形势。前一时期，各界政协委员都分别组成小组进行考察，而我们教育组没有行动。六届政协第一次会议以来一共收到委员提案一千零八十五件，教育界仅有四十八件。我们要提出更好的建议，做更多的贡献。教育界的委员责无旁贷。董纯才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插话说，我接受戴安邦委员的批评和意见。政协教育组准备下半年作教育改革调查。
林传鼎委员（北京师范学院教授）说，我国智力投资应与工农业生产投资比例相适应，要与实际发展情况相适应。我国解放初期文盲率80％，1982年降到23．5％，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1949年为2．2人，1982年增至11．4人，但比印度还低。搞教育改革，受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学校受到学生家长的压力很大。我不同意“高分低能”的说法，应对考试质量作出科学分析。
加快高等教育改革进度
郭麟阁委员（北京大学教授）说，这几年我们的教育改革较工农业的改革慢得多，就是因为领导过于慎重了。要找到一个完善的改革方案，就要不断摸索，勇于创新。我国现行教育体制基本上是按苏联模式制定的，机构臃肿，专业太多，组织分散。从学术上看，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有些边缘科学被忽视了，跟不上科学的发展。教学方法是满堂灌，不是启发教学，这样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我建议重点综合大学恢复分院制，并建立研究院。在改革中制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
教育要改革 步子要扎实
安迪伟委员（贵州工学院副教授）说，大办高教，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能挂大学招牌，上中专课。现在有个中专改大学的倾向，要引起注意。郭明秋委员（原教育部顾问）说，为了解决出路和待遇问题，搞中专升级，质量能否保证？张维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说，高校质量不能保证，对国家来说是很大浪费，从长远看是灾难性的问题。王于畊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建议教育部对1978年上去的二百所大学进行调查，看到底有多少合格。郭明秋委员说，这样做把劳动工资也搞乱了，差的毕业生和好的毕业生都享受一样工资，这不合理。韩德培委员（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认为，教育改革牵扯到体制、学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毕业分配、专业去向等很多问题，应该集中一些教育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认真研究。冯修吉委员（武汉建材学院教授）提出高等学校的专业设置不应太细，应着重基础。
改革大学毕业生分配制度
杜同委员（四川工业学院院长）说，现在大学毕业生分配方法，不能调动在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些学生考入大学，就认为铁饭碗到手，不再努力学习。我认为应改革分配制度，从学生入校便严格执行考查制度（德、智、体三方面均计入成绩），毕业时按成绩排队，自选单位，不要总是大城市的学生回大城市，农村的学生只能进中小城市。如果教育部同意，我们四川工业学院愿意做试点。
卢鹤绂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认为，学校中存在着严重的人事体制问题。目前大学生培养、分配和使用结合得很不好，原因是人事部门把着权不放，对改革心里不舒服。项子明委员（北京大学顾问）说，主要是人事部门“左”的弦绷得太紧。
权力下放是改革的重要方面
张维委员（清华大学副校长）说，经济体制改革，权力下放，教育部是否也应放松一些。教育部对学校管得太多，学校对系管得太多，而对下面情况往往不很了解，必然产生官僚主义。权力下放，是搞改革的重要方面。
中、小学生负担过重，亟需改革
傅承义委员（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名誉所长、学部委员）说，目前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孩子从出托儿所到上小学、中学，一直到上大学，十几年都很紧张，但是效果却不好，出来的学生质量不高，知识面很窄。这样下去，不是培养新生力量，而是摧残新生力量。殷宏章（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所名誉所长）、施履吉（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江厚?（机械工业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顾问）等委员认为，改革教育制度很迫切，学生负担过重是普遍现象。上海小学就开英语课。“重点中小学”制度利少弊多。由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不了，中、小学教员地位还很低，许多师范学院毕业生不愿从事本行工作。现在是小学收学费，中学也收一点，大学就不收了，这不合理，应该倒过来！由于中、小学的教学质量差，影响了大学生、研究生的水平。要开发智力，必须加快中、小学教育制度改革的步子。
中小学教师的物质待遇必须有保证
葛志成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兼秘书长）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能光着眼于高级知识分子，也应该注意中小学教师。科学家、工程师都与中小学的培养分不开。基础打不好，就谈不到现代化。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重，待遇低，生活条件差。要调动中小学教师的积极性，除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外，物质待遇也必须要有保证。
社会各界应支持民主党派办学
张毕来委员（民盟中央执行局委员）说，去年南昌市税务局向民盟南昌市委会举办的求实业余学校及南昌市其他民主党派几所业余学校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这个业余学校是民办学校，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而国家财政部门反而向它收税，这种做法是十分不合理的。经交涉，南昌市税务局表示从1984年可“暂免征集”，但1983年仍扣掉了求实业余学校的公积金一万元。
据有关部门调查了解，各地主管教育的部门对民主党派办学，并未给予应有的支持，有的地方还加以刁难。
国务院应有一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抓教育
汪金丁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和张维委员提出，副总理、国务委员中有抓工业的，有抓农业的，不知谁是抓教育的。教育至少也应有一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负责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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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交工作的巨大成就令人鼓舞
——访新增补的全国政协委员贺其治
本报记者 欧庆林
外交部条法司法律顾问、空间法专家、六十三岁的贺其治，应邀参加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心里很不平静。小组讨论会上，他多次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喜悦的心情。听了赵总理的报告，他兴奋地向记者谈了他对报告中关于外交工作的体会。
他说，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而是根据问题的是非曲直和我国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决定问题、制定政策的。我们提出切合实际的主张，同大多数国家有共同目标，共同语言，因此同他们站在一起而不孤立。我在国际会议上常见到许多外国朋友，他们说，中国虽然不属于不结盟国家，但由于你们坚定地支持第三世界，对各国人民热情友好，得到了广泛的信任。他们还主动邀请我们参加他们的磋商。
贺其治说，近几年来，我们在外交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明确的具体主张和措施，有力地贯彻了我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博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赏和好评，促进了我国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我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全世界人心所向。为此，我们强调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停止军备竞赛。我们主张美苏之间要缓和，要求他们进行认真的谈判，逐步裁减军备。我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但不因此而不同美苏改善关系；也不会因为要同他们之中某一国改善关系，就损害第三国的利益。关于停止军备竞赛，过去我国长期未参加裁军委员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现在我们明确提出反对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并提出了具体的裁军建议。作为空间法专家，他还指出，当前的一个危险趋向是超级大国正在把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我们明确提出禁止试验、安放、部署和使用一切外空武器。
今年是我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十周年。赵总理在报告中强调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越加显示出它的强大生命力。贺其治说，社会制度相同或不同的国家要和平共处，这应当是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联合国宪章第二条规定了国与国之间不得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得更加完善。在五项原则提出三十周年的时候，赵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主张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这样去做，使它真正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这是非常明智的、及时的和意义深远的外交上的倡议。
他最后强调说，我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在国际上赢得了信誉和朋友，继续坚持下去，一定会赢得更大的信誉，更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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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代表畅谈城市改革
引“包”字进城加速城市改革步伐
本报讯 记者赵希龙报道：记者从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获悉，安徽农村改革的浪潮，正在涌进城市。连日来，在审议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安徽代表联系本省城乡改革的实践提出：大胆引“包”字进城，加快城市的改革步伐。
安徽省搞活农业经济的关键一着，是普遍在农村实行“大包干”。这着“棋”能不能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这盘“棋”上走活？来自这个省的人大代表用大量事实说明，农民创造的“包”字，同样也能医治城市经济体制中“大锅饭”的弊病。
人大代表、合肥市委副书记丁之讲了一个“投石探路”的例子。市区长江路西段，商店的门面破破烂烂，三十多年没钱重建。能不能不要国家投资，依靠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改造？市政府决定，投资、拆迁、施工要统一安排，实行“大包干”，结果，一千二百五十米长的街面，从拆迁、施工到按质交付使用，只用了八十天时间，被人们赞誉为“深圳速度”。在国家没有投资一分钱的情况下，建筑单位由于实行承包，做到了工期短，工效高，有盈利。丁之说：“我们全市过去服务网点有20％亏损，一请‘包’公坐堂，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人大代表、副省长苏桦说：早在1981年，我省就有一些中小企业引“包”字进城了。省委从今年年初调查的一百多个典型经验中看到，“包”字进城，势在必行。于是省委、省政府决定，吸取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工商企业和科研单位全面试行以“包”字为中心的经济、科研责任制。1至4月份，经济效益大增，第一次实现了产值、利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
去年有人说城市工商企业的改革不能借鉴农村的“大包干”。结果，被请进门的“包”字又退出了城，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其实，绝大多数试点单位都很重视城市改革的复杂性。人大代表、省委书记黄璜对记者说：“‘包’字进城后，我们注意解决几个重要问题：一是解决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积极推行利改税；二是建立比农村“大包干”更严格、更科学、更细致的各种责任制度和管理、监督、奖惩制度，保证企业对国家负责，职工对企业负责，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三是“包”字进城后，工作要比农村做得更细、更扎实，不能搞“一窝蜂”、“一步走”，也不搞“一刀切”、“一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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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加快革命老根据地建设步伐
——访人大代表林少南、王宽中
本报记者 王楚
“怎样加快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是来自革命老根据地的人大代表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少南和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王宽中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一靠放宽政策，二靠自力更生。
“解放已经三十五年了，老区穷帽子还未摘掉，我们怎么对得起用亲人鲜血和生命支援过我们斗争的老区人民呢？”林少南见面就对记者说：“有些老区还靠救济粮和救济款过日子。帮助老区农民改变穷困面貌，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
湖北省革命老根据地遍及六十二个县，一千三百多万人口。两年来，林少南爬山涉水，调查走访了三十个县。她说：“三中全会以来，老区人民生活有了提高，但有些地方刚刚解决温饱。一些老区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还不到一百元；用水仍要跑到几里或十几里外肩挑背驮；打油称盐还要下山；一盏桐油灯点了几代人；入学难，看病难。一句话，穷！是压在老区人民身上的一个沉重包袱。”
老区建设速度缓慢，经济落后，是长期受“左”的影响的结果。“越穷越革命”，使老区农民不敢越雷池一步。
王宽中同志一席话值得深思。他说：鄂西自治州是大山区，有丰富的磷、硫铁、铁、天然气、煤等矿产资源，却长年埋在地下‘睡大觉’。靠国家修铁路进山开采，靠国家拿很多钱进山办工厂，靠国家分配大批技术人才进山帮助建设都不现实。今年4月，胡耀邦同志进山视察，提出只有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坚持改革，放手让农民开发小煤矿、小铁矿、小水电，指导群众搞好家庭经营承包式的手工作坊，从事小型的竹木、编织、酿造、干菜、果品等加工业，老区人民才能尽快富起来。鄂西现在走的就是这条路。他们同一些地市县联营，同沿海省市合股开发，“鸡窝矿”、“扁担矿”放手让农民去搞。集体的小煤窑，也采取了投标的办法包下去。农民开采的煤运不出来，省里支援了四十三台东风卡车，全部拨给运输专业户。王宽中说：“过去，矿藏国家无力开采，我们也不让集体、个人开采，宁可人穷，也要‘保护’好国家资源，脚下踩着‘黄金’，自己却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还一味只怨国家不多拨点钱。”
当然，有的老区自然条件差，战争创伤太重，经济底子薄，国家在生产上给予适当的扶助是必要的。但只靠送救济款，是不能使老区人民摆脱贫困的。如果送去资金、技术，送去致富的“门道”，加上老区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那么，老区走上致富的道路是不难的。
林少南认为，除了国家财政支援外，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同志，都要经常去老区走一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技术出技术，大家都来拉一把，老区的建设步伐就会很快地跟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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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冷静的思索
——访人大代表温元凯
本报记者 洪天国
“一切立志改革的人们，务必做冷静的、明智的、成熟的改革者。”这是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温元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话。
这位无论在科学研究还是在改革实践的道路上都有过曲折经历的代表，是在合肥一次学术讨论会后匆匆赶来北京参议国事的。他说，中国改革确实出现了好的势头。农村改革的经验为城市所借鉴，沿海改革的春风开始吹向内地。人心思改啊！
温元凯说，改革是有曲折的，这不仅因为“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十分顽固，也不仅因为一些反对改革的人还握有部分权力，而且还可能因为改革者本身不冷静、不明智、不成熟而造成失误。这是一切改革者应该警惕的。
怎样做一个热情而又冷静的改革者呢？温元凯说，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他说，这场改革是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许多改革能够成功和改革者逆境的扭转，都是得到了党的领导和支持。安振东的后面站着党支部书记陈秀云，步鑫生得到了二轻局负责人的支持，我温元凯也是在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走过来的！
“改革者不要孤军作战。”温元凯认为，改革的队伍是浩浩荡荡的，不仅有改革实践者，而且包括领导改革的各级领导，支持改革的广大群众，阐述改革中各种实际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以及宣传改革的记者、作家等。
改革是一门科学，一门系统工程。因此，温元凯提醒改革者切勿操之过急，要看准一条改革一条，逐步地由点连成线，由线扩展到面，然后形成不可逆转的潮流。他还建议国家要重视法制建设，使改革者受到法律保护，并把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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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闭关自守 开发煤炭资源
——访六届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王森浩
本报记者 胡太春 王艾生
六届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王森浩说，山西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打破闭关自守的状况，向国外和兄弟省市敞开大门，晋煤开发才能做到“有水快流”。
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煤炭占70％以上。山西已探明的煤炭总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国家和地方财力有限，短期内不能满足能源开发投资的需要。加之，山西尚未彻底打破闭关自守状况，当地人才缺乏，设备陈旧，科技水平落后，管理水平很差，晋煤开发还没有摆脱“细水长流”局面。
王森浩说，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山西必须进一步冲破“左”的束缚，当前面临任务是打破闭关自守，解放思想，敞开大门，吸收国内国外的先进技术，振兴山西。这几年，山西初步对外开放，除最近煤炭部同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合资经营开发的安太堡露天煤矿外，利用外资开发的还有七个煤矿，1990年以前全部出煤，设计能力为三千六百万吨。今年4月中旬，山西省举办了国际经济合作洽谈会，与外商签订了一批合同、协议书、意向书和备忘录。这是山西省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一次大突破。
山西在对兄弟省市区开放，积极开展经济协作方面，也已收到成效。去年拿出七百多万吨煤炭，与江、浙、沪等地签订集资合同，筹集资金一亿多元。今年以来，又同兄弟省市签订一批技术协作项目。目前，国家投资和山西自筹资金改造的五条铁路干线，兴建十条出省运煤公路已经动工，到1987年完工，这样将更进一步加强同全国的联系。
王森浩说，为了适应对国内外开放，我们已着手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增加了地方煤炭的支配权，使我省同兄弟省市区开展经济协作有了新的活力。我们希望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建设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中，再对山西采取一些特殊的灵活政策，如每年给山西一定的出口煤炭自主权，适当增加同兄弟省市区协作煤的数量等。这样山西煤炭资源开发的速度将会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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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总工程师带“石头”来开会
七十二岁的煤田水文专家沈尔炎住的房间里，放着两块红“石头”，这是硅藻土标本，质轻、坚硬、耐高温，是理想的建筑、过滤材料。这是沈尔炎代表从蕴藏量最大的云南带来的。沈尔炎早年留学比利时，长期任煤炭部地质局总工程师，近年为解决湖南、河南、山西等地的地下水问题，常年奔波在山区野外。他说：我要在会上有根据地提出综合开发硅藻土的建议。（于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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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字字珠玑
人大代表、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汤秉达，非常细心地读了赵总理的报告，他数了数，赵总理谈到香港问题，总共用了二百九十三个字，字字珠玑，非常明了。汤秉达说，到一九九七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非常正确、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我十分拥护。现在中英正在谈判，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拿出圆满的解决方案。对此，我充满信心。（翟启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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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别忘了寄像片回来！”
云南省苗族代表、威信县天池民族乡妇女主任杨德珍到北京开会的前一天，七八个姐妹登门，嘱托说：“你同中央领导在一起照像了，别忘了给我们寄像片回来！”
杨德珍满怀喜悦的心情向记者说：“我们乡地处云、贵、川三省交界，往年家家吃国家返销粮，现在自给有余，这一切全亏党的富民政策！我理解姐妹们的心意，我等待着照像的那一天！”（颜世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