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21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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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未整先改 端正党风
临汾地区学习运城经验
本报讯 据《山西日报》报道:最近,山西省临汾地区召开端正党风工作会议,地、县有关机关主要负责人共一千四百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了中纪委负责同志关于临汾地区问题的讲话,中纪委常委刘丽英、中纪委检查组组长刘旭、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作了报告。
这次会议是在中纪委检查组的指导下,查处了一批重大案件,全区端正党风取得明显突破的情况下召开的。临汾地区存在党风严重不正的问题,广大干部、群众极端不满,纷纷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仅1983年8、9两个月,中纪委就收到临汾地区的干部、群众来信三百二十七件,其中揭发、控告地、县领导干部的就有九十八件。对此,中指委、中纪委等有关的领导同志要求“严肃查处”。中纪委常委会决定派以刘旭为组长的检查组赴临汾地区,帮助地委查处重大案件、端正党风。中纪委书记马国瑞、常委刘丽英到临汾听取了汇报,进行了具体指导。
临汾地区党风严重不正的主要表现是:政治纪律涣散,有的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批示顶着不办,甚至抱有严重的对抗情绪;在使用干部上存在着任人唯亲、以我划线的错误做法,对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随意打击报复;有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建私房,三次查房,基本走了过场;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走后门,违法滥批“农转非”、招工、提干,有的甚至以此为满足自己私欲的交换手段;有的领导干部和政法人员依仗权势,以言代法,执法犯法,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打击好人,打击无辜,而对真正的罪犯则徇私枉法,加以包庇,使罪犯逍遥法外;少数领导干部滥用职权,为所欲为,道德败坏,腐化堕落。
中纪委领导同志严肃指出,临汾地区党风不正的严重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原因就在于原地委领导班子丧失了战斗堡垒作用,客观上成了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的保护伞。要端正党风,首先必须领导带头。要按照整党文件精神,未整先改,参照运城经验,从查案件入手抓党风,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建立一个敢于坚持原则,团结战斗,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领导班子。
省委书记李立功在讲话中指出:临汾地区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抓端正党风已经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要“敢”字当头,一抓到底,“急起直追学运城,不获全胜不收兵”。要实事求是地查案办案,排除一切干扰,冲破关系网、保护层,以事实为依据,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法办的法办,决不能徇情顾面,心慈手软。
这次端正党风工作会议,在临汾地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违法乱纪者受到了震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受到了教育,坚持原则的同志受到了鼓舞,临汾地区人民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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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轻工业部党组严肃批评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
本报讯 轻工业部党组在整党对照检查阶段,抓住几名司局级干部以权谋私、违法乱纪、搞不正之风的错误,指名道姓地进行批评,并责成下级党组织查清事实,严肃处理。
4月28日上午,轻工业部党组书记、部长杨波对部直属单位的一千八百名党员作整党对照检查阶段动员报告时,严肃批评了科技情报所原负责人。他在1980年9月至1981年底期间,与一外商频繁交往,目无党纪国法,泄露国家机密;并为这个外商腐蚀、诱骗、奸污女青年提供方便。此人错误严重,影响极坏,至今态度仍不端正。对这样的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科技情报所党支部迟迟不作处理。杨波联系本部实际,对照部党组对工作人员的“十不准”要求,严肃批评了一些边整边犯的党员负责干部。他列举了一轻局一负责人从两家手表厂开白条拿走手表,长期不付款;塑料局负责人在出国考察期间连续几夜看淫秽闭路电视,还私自决定分了部分伙食费;基建司一负责人和五金局负责人,出国考察期间违犯外事纪律和财经纪律;科研院一位党委副书记,今年1月带队去外地检查工作时,两次吃请等问题。杨波指出党员负责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严重损害了党的威望,要求对这些同志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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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项惩治拖拉作风的决定
中共重庆市委为纠正领导机关的拖拉作风,于5月9日作出一项决定:今后,基层单位向市委、市政府,市级各部、委、办、局和各级领导机关正式送出的请示报告,从领导机关收到报告之日算起,在十五天内不答复的,就视为领导机关已批准同意,基层单位就可以按照呈送的请示报告执行。如因此产生不良后果,完全由接受报告的上级机关负责。但这类请示报告不得交送个人,要送给上级机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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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漫话

敢于硬碰硬
王忠本
景阳岗上的老虎,岗下百姓、过路商客,无不谈虎色变。虽说人人对老虎切齿痛恨,但终因人心不齐,武艺不精,谁敢去找死,致使老虎猖獗一时,伤害了不少人畜性命。直到好汉武松到来,一顿拳脚,虎害才被除掉。
不正之风也似一只“虎”(这当然是不甚恰当的比方),在它面前,有的人愤愤不平地发牢骚,可就是不敢象武松那样提起梢棒,与“老虎”比试比试,致使不少地方和单位的不正之风依然如故。
整党开始以来,不少单位坚持边整边改方针,硬碰硬地与不正之风斗了几个回合,终于刹住歪风邪气,单位风气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
武松降虎,靠的是高强武艺,我们反不正之风,靠的是党纪国法、党心民心所向。景阳岗下人怕虎是因为武艺不强,斗不过虎,故此还情有可原。如今在不正之风面前直不起腰的人,就很该非议几句。因为现在毕竟不是无法可依的年代,惩治各种违法乱纪者的党纪国法明摆着,为什么不能挺直腰板斗歪风呢?怕斗不过违法乱纪者,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权势的违法乱纪者,反而遭到打击报复,这在过去确是存在的。但现在,纠正不正之风已被列为整党的重要内容,时机太好了。一个铁面无私的共产党人,只要自己正气堂堂,敢于坚持原则,就能象武松降伏“老虎”那样,刹住各种不正之风。这是在整党中坚持边整边改的单位和部门的实践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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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促进和依靠科技进步
童大林在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上发表意见
本报讯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童大林5月19日在全国科技体制改革座谈会上指出,促进科技进步,依靠科技进步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童大林说,经济起飞要靠两翼,一翼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翼是先进的体制,而这种体制之所以先进,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能够促进科技进步,依靠科技进步。赵紫阳总理在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体制改革是今后经济工作中两件大事之一。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由农村向城市发展,形势是十分喜人的。赵紫阳同志曾指出,翻两番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科技进步,而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的一个重要弊端是不关心、不依靠科技进步。他认为,要彻底解决经济、科技“两张皮”问题,把国民经济牢固地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就经济改革来说,当前需要研究和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应当充分注意到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和高级技术产业兴起的新形势,并把科学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战略、规划、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二、制订重大经济决策必须经过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家的科学论证,一定要有科学家组成的智囊团参加决策,并且应当把这种决策程序制度化,通过必要的立法加以保证。三、经济体制改革要把科技人员的培养、使用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搞现代化需要一支包括各种专家、知识化的干部和知识化的工农兵在内的知识劳动者队伍。必须认识到这支队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和开拓者,要改变那种把科技人员仍然作为“非生产人员”的传统观念。要为企业创造吸引科技人员的环境,把提高职工中知识劳动者队伍的比重看成提高企业素质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四、企业要从单纯生产型向经营—科研型转变。搞现代化大企业不能不讲科学技术,科技进步应当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科研要贯穿产品开发、生产、销售的全过程。五、建立经济、科技、教育的新联盟,发展经济、科技、教育之间的多种形式的协作、联合。城市、地区与科研单位、高等学校逐步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的协作关系,并且从战略高度,统一规划协调双方的发展和利益。六、要调整经济政策,从信贷、税收、价格和市场等方面,给以优惠和扶植,促进科技成果尽快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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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边境各族群众
热情慰问还击入侵越军的边防战士
新华社云南边防前线5月20日电 (记者王志耘、通讯员程文多)连日来,滇南边境各族同胞热情慰问还击入侵我老山、者阴山地区越军的英雄子弟兵。
麻栗坡县杨万区上八寨妇女主任滕彩美的两个孩子今年春天被越军打伤。听到我边防部队清除入侵者阴山地区越军的消息后,她顾不得照看住在医院的孩子,带上慰问品赶到边防部队表示慰问。她说,礼物虽少,却代表了饱受越军残害之苦的边境群众的一片心意!在滇南边境群山中担任勘探任务的云南省地质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二大队的各族职工,这几年目睹越军在我方山头上筑工事,修战壕,开枪开炮,致使我边境一些村寨田园荒芜、人民生活不得安宁的情况,十分气愤。侵占老山、者阴山地区越军相继被我边防军清除后,他们派代表带着慰问品专程到部队,慰问边防战士。他们在慰问信中写道:“当我们登上你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边境群山,豪情充满胸怀。我们决心以你们为榜样,吃苦流汗,让祖国的青山为四化建设献宝”。
最近一段时间,边境各族群众还积极为边防战士做好服务工作。许多边境乡镇、村寨的街头路口都设立了茶水站、服务点。只要一听到部队过往的消息,各族同胞都热情主动地出门迎候。老山脚下的天保橡胶农场的女职工,在妇女主任李秀琼带领下,日夜为战士洗、补衣服。她们还做了几百双鞋垫送给边防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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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东乡族群众引来清泉
过去,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给你吃顿饭容易,给你喝口水难。”多年来,当地群众为吃水用水吃尽了苦头。但是,从1972年以来,这里的用水状况有了很大改善,许多地方还用上了自来水。每当谈起这一变化,东乡族群众就会用赞叹的口吻说起一位来自南方的女大学生——刘自伦。
刘自伦的家乡在湖南省浏阳。她和她的丈夫都毕业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68年分配到甘肃,1970年来到东乡族自治县。东乡位于甘肃省中部干旱丘陵地带。县城锁南坝建在海拔二千六百四十米的一道干山梁上。从山梁下到沟底,大约走五里路,才有一股叫王家泉的山泉,它是方圆十几里地的群众唯一取水的地方。其实,王家泉也不过是个二米见方的水坑,周围都是烂泥,一壶水里几乎有半壶泥。人们吃水全靠人背驴驮,有的则靠买水吃。仅吃水一项,县级单位一年要花费二万多元。此外,当地群众还靠冬天扫积雪,夏天接雨水来补充。遇到天旱,泉水变小了,大人小孩三更半夜就跑到王家泉排队等水。
1972年3月,王家泉的勘测工作开始了。白天,她在山岭沟壑间奔波勘查;夜晚,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向群众了解水情。没有现代化的设备,她就用水桶反复测量水的流量,精心计算数据。7月,引王家泉水上山、修建县城自来水站的第一张图纸,送到了县委。县委决定,由刘自伦负责施工。
1972年10月2日,在东乡族自治县成立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里,东乡族自治县的第一座自来水站竣工了。人们从县城的四面八方向水池跑去,围在旁边议论着、欢笑着。
但是,王家泉的水只能解决县级机关和县城部分群众的生活用水。为了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1975年,由刘自伦和另一个技术员负责设计和施工的黑泉引水工程又开工了。黑泉引水工程要翻过一座山,比王家泉引水工程复杂、艰巨得多。当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大的三岁,小的刚几个月;她丈夫正在三塬水利工程施工工地,县里又没有幼儿园。她只好一手抱着吃奶的女儿,一手领着儿子,身后还跟着一个帮她哄娃娃的十二岁的小姑娘上工地了。每天早出晚归,要往返二十多里山路,风雨无阻。就这样,她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困难,终于带领群众完成了黑泉引水工程。
这些年,她参加或主持了王家泉、黑泉、三塬、祁家、八羊沟、池塘等十几处人畜饮水工程和七处提灌工程的勘测和设计。到1983年,全县铺设的自来水供水管道总长一万五千多米,上水管道总长六千多米。县城的六十六个单位和群众都用上了自来水,县城外的一些地方的群众也用上了自来水。全县农田的有效灌溉面积得到恢复和发展。
由于刘自伦为发展东乡族人民的水利事业做出了贡献,自1979年以来,她先后被评为全县、全州、全国的“三八红旗手”。但在我们访问她时,她却说:“我为东乡族人民干得太少了,内愧得很。”她正和同志们一起调查原有水利工程发挥效益的状况,打算进一步搞水利设施配套工程,还准备再新建四处水利工程,使东乡族自治县的水利事业获得更大的发展。
现在,刘自伦是东乡族自治县水利局副局长,她丈夫雷昌燕——一位水利工程师,被选为副县长。他们的工作更忙了。
当我们向她告别时,她笑着用东乡族的习惯挽留说:“茶喝不败可不能走呀。”
本报记者 张述圣 傅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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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扩大文史资料征集工作 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
全国政协成立文史资料港澳台及海外征集组
本报讯 记者欧庆林报道:全国政协常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张磐石,5月20日向首都新闻界宣布:为了开展向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征集文史资料工作,并通过这项工作扩大海外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全国政协决定,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港澳台及海外征集组。
这个组的任务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关系,向港澳台及海外的专家、学者、爱国民主人士、华侨社会知名人士、国民党军政各界上层人士以及国际友人,征集有关我国近代、现代史资料和当地发生的与我国近、现代史有关的资料;了解海外近、现代史资料出版情况和有关人士撰写史料的动向,对其中有重要史料价值和填补国内史料的空白的著作,提出推荐意见和引进措施。
港澳台及海外征集组主要由熟悉海外情况与海外人士联系较多的政协委员和部分驻港澳的委员组成。组长是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杜建时,副组长由全国政协常委、台盟副主席李纯青,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潘静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琨,全国政协委员、文史专员李以劻担任。组员有:千家驹、马蒙、王宽诚、王衡、王文全、叶道英、牟润荪、沈尔炎、沈醉、吴英辅、吴克泰、陈碧笙、祁烽、李子诵、李萍倩、李侠文、李成俊、张希先、林盛中、郑坚、尚传道、赵元浩、唐明照、徐四民、梁披云、曹振中、翟暖晖、潘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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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震请新疆代表到中央党校做客
本报讯 记者沈纯报道:5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请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新疆全体代表,到中央党校做客。这位1949年率大军解放新疆,并在那里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老同志,对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
今天,王震同志象会见亲人那样高兴,关切地询问大家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对新疆的开发和改革的打算。然后,兴致勃勃地带领大家参观党校的电化教室,以及其他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王老还向代表们介绍了前不久他访问日本的观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王恩茂、司马义·艾买提、铁木尔·达瓦买提等感谢中央和王老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关怀,并表示一定要把这次代表会议的精神带回去,学习王老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加速新疆的现代化建设。
告别的时候,代表们祝愿王震同志健康长寿,告诉他新疆各族人民想念他,希望他有空多到新疆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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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北“龙海堂”武术馆长陈基官回连江定居
新华社福州电 (通讯员陈惠铸、记者陈榕三)国民党退役军人、台北“龙海堂”武术馆馆长陈基官不久前从台湾回到故乡福建省连江县凤城镇定居,受到当地人民政府及乡亲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陈基官今年六十一岁,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去台湾。1960年退役后,为维持生计,他先当裁缝,后在台北开设武术馆,并担任一所中学兼课教员,有时还为人看伤科疾病。三十多年来,他在台孤身一人,时刻想念故乡和亲人。
陈基官回到久别的故乡后,当地人民政府对他作了妥善安置。卫生部门发给他个体行医执照,准许他从事伤科治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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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共联盟代表团离京赴上海参观访问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以马尔科维奇主席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陪同,今天晚上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观访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和中联部部长钱李仁等到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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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姬鹏飞结束访日回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国务委员姬鹏飞及其一行结束对日本的友好访问后,今天回到北京。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国务院副秘书长陈楚和日本驻华大使鹿取泰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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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海难救助中心”救助患急病的朝鲜海员
朝鲜籍“文德”号货轮从朝鲜南浦开往马达加斯加国塔马塔夫港。5月15日上午8时,货轮驶抵福州港东北方向一百多海里的海域时,二副崔相来突然得了急性阑尾炎。“海难救助中心”接到呼叫后,立即派出医生、翻译等有关人员,带着急救药物和器材登上救助拖轮,前往引水锚地救助。病员及时被送进医院作了阑尾切除手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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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静波率青海省代表团赴澳大利亚访问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应澳大利亚副总理兼贸易部长鲍恩的邀请,青海省省长黄静波今天上午率领青海省代表团离开北京赴澳大利亚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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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操犁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电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操犁,1984年5月11日在北京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王操犁同志是河南省遂平县人,1937年2月参加革命,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延安马列研究院研究员、东北人民行政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黑龙江省农业厅厅长、国营友谊农场场长、黑龙江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等职。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积极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战略目标,为北大荒的开发和黑龙江省的农牧业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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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党委,结合本厂厂史,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图为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退休工人姜林根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新华社记者 徐义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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