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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职还要有权
——陈惠波上任后的心里话
本报记者 段存章 王艾生
“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说出了我们知识分子的心里话”，陈惠波十分高兴地说。他在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走上领导岗位后的感受。
今年2月，轧钢专家陈惠波和蔬菜培育专家仲济学，还有太原重型机器厂高级工程师刘锡山等三位同志担任了山西省科委的领导职务。陈惠波说：“我是个书呆子，本来对做‘官’没多大兴趣。但省委重视我们，把重担往我们肩上搁，咱是一名共产党员，不挑担子行吗？”他走马上任，准备在新的领导岗位上干一番事业。
开船遇到顶头风。有了职务并不一定就有了实权。陈惠波走进科委机关不久，就碰到了种种怪事：省委宣布他负责主持工作，可他只分管计划、成果等综合工作，而对人事、纪检、机关党委等重要部门无权过问；“文革”的遗风还在科委机关里流行，背地里叽叽喳喳，有问题摆不到桌面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省纪委批办的案子、考察干部等重要工作，陈惠波等同志插不进手。还有更奇怪的事，省委书记李立功批示同意省晋光人才开发公司建筑设计研究所调进干部，陈惠波照批同意，但有人顶着不办，不给盖章，严重影响到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陈惠波同志说：“我上任后三天就到北京开会，回到太原不到一个星期，就有同志背着我们提出一个中层干部任命名单。我感到突然，有强加于人之意。他们让我表态，我很难。”科委机关中层干部平均年龄53．5岁，大专文化程度占33％，中专占17％，初中以下占50％。陈惠波想，科委机关领导干部年龄大、文化低，这怎么能适应新的形势呢？于是，他多方调查，据理力争，初步调整了科委机关领导班子，硬是起用了十多名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同志。陈惠波说：“稍微顶了顶，好一些，但还没有根本正过来！”
也可能有人说：陈惠波“争权”。是的，党给的科技领导权就是要争。争，是党性的表现。不争，知识分子政策难以落实。陈惠波同志说：“让我干，就得有职又有权。空架子，当陪衬，我不干。我不要那个虚名，活受罪，不如回厂搞科研。”他在其位谋其政，敢想、敢说、敢干。有的人继续闹不团结，他在党组会上大声疾呼：“再不改，处理它几个！”有的干部长期泡病号不上班，他着手整顿机关风气不久，泡病号的也来上班了。
新干部真正达到有职又有权，道路还很艰难。陈惠波同志发扬“攀登科技高峰，献身四化建设”的精神，正在努力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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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智力集团的优势
——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于国厚 欧庆林
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日切，发挥一技之长，为四化多作贡献，可说是参加政协二次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委员的共同心情。使他们高兴的是，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开辟了多种为四化服务的新路子：面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各种咨询服务活动，发挥作为多学科智力集团的优势，为建设边疆出力献策，就是其中一种重要形式。邓颖超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和胡子昂副主席代表政协常委作的报告，都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几天来，记者听到许多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议论，觉得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智力集团，他们人才济济，各有所长，智力支边，大有可为。
民建和工商联出过许多企业家，其成员大都是经营管理的行家里手，又懂生产技术，帮助中小工商企业改造设备，改革工艺，提高经济效益很有一套办法。企业亏本找到他们，能够帮你扭亏为盈。宁夏灵武县罐头果酒厂原计划投资三十四万元，增加设备，提高罐头的年产量。上海民建和工商联组织太康食品厂的工程师前去帮助，只花二万元就改造了原有的设备，大幅度提高了产量，使企业扭亏为盈。北京民建和工商联为内蒙古昭乌达盟等地提供四十多项经济技术咨询服务，使当地获得了三百五十万元的经济效益。上海刘成勋老师傅善长刺绣，他到宁夏固原童装厂教三十八个回族女工绣花，改变了童装花色品种单调的状况。他的一片赤诚，受到了边疆人民的热情欢迎。刘成勋回上海后，姑娘们写信邀请他“盛夏季节到固原来避暑，在每个人家里住一个月，定会受到女儿般的孝敬”。读着这情真意切的文字，老人流下了热泪，他给宁夏民委写信说：“我在有生之年能为边疆少数民族做点有益的事是最大的幸福。”
民盟、九三、农工等民主党派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甚多，他们有本领在工业、农业、医学各业开讲座，办学。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对云南麦溪水泥厂提供系统的生产技术，培训技术人员。民革北京市委为内蒙古举办畜牧兽医师、会计师和中学英语教师培训班，培训业务骨干五百五十多人，解决了当地急需。昭乌达盟兽医站用数万美元的外汇进口一部荧光显微镜，因为不会用搁置了三年之久，通过培训使工作人员掌握了操作技术，新设备发挥了作用。民革、农工上海工作组帮助吉林长白朝鲜族自治县从过去当柴烧的人参茎、叶中提炼人参皂甙，每年可增加收入一百四十万元。
民进成员有一大批教师和教育家，他们经验丰富，讲学最受中小学教师的欢迎。段力佩、张志公、霍懋征等在贵阳讲课，听众达十三万人次。民进天津市委在内蒙古的观摩教学，十一个分会场坐满了人，不少人围在场外听广播。在为四化出力，为边疆人民服务方面，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显神通，空前活跃。
一大批各方面的老专家、教授和学者，不为名，不为利，风尘仆仆，四处奔走，一心扑到边疆建设事业中去，这种炽热的爱国之情，实在令人敬佩。
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对记者说，我已年届九十，为解决内蒙古、四川的能源开发问题南跑北奔，说不累是假的。但是，想想这些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开发地下矿产资源遇到的困难，我就想出把力。问题的关键在智力开发。这得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国家支援，一条是社会支援，后一条腿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民主党派是社会支援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尽我们的力量。知识在上帝那里分文不值，全部献出来，我死亦暝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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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需要知识分子——访政协常委、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
本报记者 孟晓云
七十二岁的钱老精神矍铄，穿一件短袖衣，坐在沙发上。我说：“钱老，能否谈谈您对改革的看法？”
“在科技信息发展的时代里，根本的问题是改革。无疑，我们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是这场以先进技术为基础的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人觉得改得快了些，这是因为长期没有改革的缘故。”
“这是否是一种习惯势力？”
“是的。国外的产品更新很快，而我们的一个产品可以延续几十年。人家讲有新特点的产品，我们爱讲老牌产品誉满全球。张小泉的剪刀、飞鸽牌的自行车‘持之以恒’。解放牌汽车从1954年投产以来没有什么变化，最近才有了新型号。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习惯了嘛。”
“最近形势有了变化，改革之风兴起来了。”
“是在变，不变不行了。不改变传统产品就不需要科技人员。王麻子剪刀厂需要科技人员吗？一个厂几十年都在生产同一产品，也不需要科研人员。”
思路锐捷的钱老将话题转向变革的农村。他谈到去农村调查的感受时说：“农村面貌大为改观。我去过江阴县、常熟市、无锡县，他们去年工农业总产值都超过二十亿，主要靠乡镇企业致富。这些乡镇企业把上海、无锡先进技术移到乡下来了。沙洲县塘桥有家生产磁性记忆器的厂，只有两个高中生。他们的产品是我国发射通信卫星用的地面跟踪装置上的零件。这个厂请了上海的大学教师给他们当顾问，因此他们的产品性能比同类产品的厂家都好。现在的农民啊，懂得知识值钱了。改革的突破是知识的突破，知识下乡了，农民尝到甜头了。”
“这就是说，知识分子在改革中一定会大有用武之地罗？”
“当然。”钱老用上海工业大学的办学实践向我说明了这一点：“改革是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重要条件，科技干部只有在改革中才有出路。上海工业大学成立了科研、生产、销售一条龙，与农村企业挂钩。崇明县有个生产葵花牌电风扇的厂，过去产品过不了关，大学教师一去，把风扇的马达改进了，葵花牌电风扇一下子打入国际市场。大学成立了一个化学研究所，请了个退休的老工程师带了四个大学生，他们到江苏农村转了一圈，带回了二十四个科研课题，帮助农村提高了技术。”
钱老接着说：“我建议把校门‘砸碎’，学校和社会界限越小越好。农村缺技术，教师可以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有的中青年教师一到星期日就被生产队用车接走了，教师发点财没有什么不好！其实他们由于种种限制，也发不了多少财。”
“您的意思是要拆掉‘围墙’了？”
“对。现在有三堵墙——学校和社会；科研和教学；系与系之间、教研室与教研室之间。这三堵墙应该拆。它涉及到教育体制的改革，难免会有阻力。”
“改革阻力是很大的。”
“是的。不改革没有出路。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得不好的地方，肯定是改革阻力大，这是我的结论。我们国家的改革刚刚开始，它符合当前新技术革命的国际形势，应该壮大改革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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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一些人大代表呼吁
要尽快培养一批学术上的带头人
本报讯 记者王楚报道：“要在中年知识分子当中，尽快培养一批学术上的带头人。”“科学技术要上去，也有个层层‘松绑’的问题。”记者在人大湖北代表团驻地采访时，这样的呼声经常可以听到。
副省长梁淑芬对记者说：“湖北省的科学技术人员数量占全国第三位，现任副教授、教授平均年龄却高达五十八岁。在中年知识分子中，鼓励、提倡、保护学术上的冒尖人才，势在必行。”梁淑芬原是华中工学院的副教授，去年当选为副省长。她说：“水利电力学院和华中工学院有两名中年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有突出贡献，却迟迟享受不到相应的职称和学术地位。几位省委书记都出面过问之后，才提为副教授和教授。抓紧培养学术上的带头人，这是当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
学术界的老前辈，对已冒尖的中年知识分子要有甘当人梯的精神。人大代表、武汉医学院院长裘法祖教授的一席话值得深思。他说：“中青年知识分子呕心沥血，家庭负担重、薪水少、住房拥挤的条件下，搞出了科研成果。有的老知识分子根本未参与研究，也把自己的大名挂在前面。这样做很不妥。有些单位，对很有才华的中年知识分子，也不用，也不放，挂在‘冰箱’里‘凉’起来。国家要我们多出人才，快出人才。老一辈人对中年人光扶上马，舍不得松缰绳是不行的。”这位教授说：“对于人才的发掘、利用和培养，国家应有具体法规。否则，尽快培养一批学术上带头人，将成一句空话。”
要让中青年知识分子中出一批学术上带头人，“松绑”是一个关键。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许泽厚教授、华中农学院柑桔研究所所长章文才教授说，“选题、评定职称等批准权，应该下放给各省市。鉴定成果，不一定都要领导出面，要相信科学家们会管理好自己的事。”梁淑芬也说：“科技教育领域管理权要‘松绑’。这里面有个层层‘松绑’问题。象有些学校，下放到省、地、市、州，分级管理，地方上也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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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圳对知识分子为啥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访六届人大代表黎克强
本报记者 翟启运
深圳市在近几年招聘了六七千名知识分子，那儿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吸引力？
记者向广东代表、深圳市建设总公司总工程师室主任黎克强提出这个问题。
黎克强1950年由香港回到内地。从东北到西北，从西北到中原，参加过鞍钢、抚顺煤矿等项目的建设。1958年他被错划成“右派”。从此他的专业技术知识无处施展。
“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他们最希望的是政治上不受歧视，业务上有用武之地。”黎克强说，“在深圳，知识分子政策得到落实，基本上做到了量才使用，人尽其才。”
黎克强是1981年初自愿来深圳的。根据特长，组织上分配他到主管全市基本建设的建设总公司总工程师室工作。试用不到一个月，他就负责领导全市基建的重要工作；不到一年，他又被提为总工程师室副主任；过了半年，又被提升为总工程师室主任，掌管了全市基建技术大权。同样是黎克强，在别的地方，别的单位，知识和才能得不到发挥。到了深圳，“包袱”变成财富，得到信任和重用，知识有了用武之地，内心真有说不出的喜悦。
在深圳，知识分子在技术上有职有权。建筑五十层国际贸易中心时，施工单位采用滑动模板的新方法进行施工，连续试验都遭到失败。当时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副市长罗昌仁开会拍板，把技术上的问题交黎克强负责处理。黎克强会同技术专家经过调查研究，积极支持原定方案。结果该工程达到三天一层，质量优良，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深圳对知识分子生活上也予以照顾。黎克强说：“在深圳，一般的知识分子都能住上三室一厅的房子，我这样的单身汉也住了三室一厅。”
“对待知识分子的关怀、照顾，在深圳是普遍现象。我们总工程师室，共有十九位工程师，他们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河南等十多个省市。他们人人心情舒畅，工作如意，有多大才干也能施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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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统得太死不利于电影事业的繁荣
于彦夫建议改革影片统购包销的老规矩
本报讯 记者武培真报道：人大代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于彦夫，希望给电影生产部门松松“绑”，让制片厂自己管发行，搞产、供、销一条龙。
建国几十年来，全国各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拷贝，一直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统购包销。这种办法管得太死，束缚了制片厂手脚，不利于电影事业繁荣。
于彦夫说，在制片厂和影剧院之间设立中影公司（各省设分公司）这个层次，隔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制片厂无法及时了解观众需要和市场信息，难以迅速根据群众的意愿制订制片规划，决定某些影片的洗印拷贝数量。一句话，制片厂不能直接掌握自己创作和生产的命运，也不能直接承担对社会应尽的责任。
于彦夫认为，现行体制无助于充分调动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电影发行部门与制片厂对一部影片往往由于着眼点不同，产生分歧。有的影片，发行公司怕赔钱，购买拷贝也少，制片厂吃亏；有的影片，虽然购买拷贝多，但最大获利者却不是生产单位，而是发行部门。这样，制片厂职工的经济收入不是由自身劳动的优劣和产品质量所决定，不能真正做到按劳取酬。
于彦夫建议，改变影片由中影公司统购包销的办法，由各制片厂自己发行。制片厂直接和各省市、各地区以至影剧院发生联系，根据影片的质量和群众的需求，决定拷贝的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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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峡两岸人民的神圣使命
本报讯 记者胡太春报道：听了赵总理的报告后，人大代表、上海港务管理局经济师范增胜对记者说：“赵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重申了我国政府和平统一祖国的正确主张，并明确提出了祖国统一以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这话讲到了海峡两岸人民的心里。真是诚心诚意，通情达理。一切有血性的中华儿女，一定会以民族大义为重，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去年，范增胜因为工作关系，走遍了沿海所有的港口，接触到许多台湾渔民和海外侨胞。大家都盼望早一天实现祖国的统一。去年9月，海上发生十级台风，三十四条台湾渔船到上海港避风，上海水产公司热情接待台湾渔民，并举行了宴会，大家在宴会上一起唱歌，畅谈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希望越早越好。
三十七岁的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国祯说：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祖国统一以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是可行的，它符合全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愿望和利益。下一步就是希望海峡两岸的人民，特别是台湾当局、海外华侨和各方面关心台湾问题的人们坐在一起，把这个设想具体化，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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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屋脊”要开放
本报记者 村庄
西藏代表团驻地一片欢声笑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人大常委会主任阿沛·阿旺晋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正在和大家亲切交谈。
话题的中心是开放。今年2月下旬至3月初，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结束后，西藏的同志曾到江苏、广东两省参观访问，眼界大开。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四川、广东等省市，按照西藏提出的要求，分两批帮助西藏建设四十三项中小型工程项目，包括电站、旅馆、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和中小型工业企业。现在，第一批二十七项工程前期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扎根西藏几十年的人大代表、自治区交通厅副总工程师林道勋同志，因参加拉萨宾馆的图纸设计，忙得不可开交，请假不参加这次人大会议了。
人大代表、阿里地委书记、行署专员达瓦更巴说：“对外开放会使阿里经济活起来。”阿里全区有四万四千人，有各类牲畜二百六十五万头（只），年产羊毛二百多万斤，还有取之不尽的优质湖盐。如果把这些东西投放到边境贸易中去，是大有可为的。去年放开了些，仅向尼泊尔出口活牲畜就有两万只。边民用自己生产的畜产品和盐巴换回了卡垫、民族服装、马具、红糖、面粉、手表、收音机，既解决了生活需要，又减轻了国家负担。他们还准备利用阿里“神山”、“神湖”兴办旅游事业，增加外汇收入。
自治区人大副秘书长丹甲说：“如果这些落实了，三五年内农牧民年平均收入就能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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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深情的电报
云南省长普朝柱接到一份电报，是贵阳市离休干部夏园拍来的。电报说：“你在会上讲到云南的大门向全国敞开，我响应号召，自愿到云南省办学，我熟悉速记和日语，有办学经验，经费自筹，不花国家一分钱”。普省长非常高兴，当即回信：“对您在离休之年还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边疆的开发和建设事业的精神，我表示敬意和热忱的欢迎！”
（颜世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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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茅以升要建桥外“桥”
茅以升委员在小组讨论会上，建议大家共同努力建造两座“桥”：一是在海峡两岸架一座“文化交流桥”，一是在海外侨胞之间架设一座 “科技引进桥”。用这两座桥把海峡两岸人民和海外华人的心连起来。
这位桥梁专家深有感触地说：“一九七九年我率一个团去美国访问，到了六个城市，接触了很多侨胞，不少人说他们是‘楚才晋用，报国无门’。这话很有启发，我想通过中国科协同美籍华人联系，组织一个校友会，在美国也组织一个中国学生校友会，把他们的先进技术引回祖国。在海上建起这样一座引进桥，我认为是行得通的。”
（肖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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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何竹康支持改革者
十七日晚上，六届人大代表、河南省省长何竹康正在给纪涵星副省长打电话。他说，请你立即责成城乡建设厅和劳动人事厅派人到漯河，认真调查东风建筑公司在改革中受压的事。
原来，在当天下午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人大代表、漯河市东风建筑公司经理王桂兰，在发言中提出，他们在进行建筑行业的改革中受到种种压制和刁难。何竹康听后坐不住了。吃了晚饭，马上给家里打电话，要求派人认真调查核实，严肃处理。他还准备在会议结束后亲赴漯河，从解决东风建筑公司的问题入手，推动全省整个建筑行业的改革工作。
（晓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