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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的回答
——访六届人大代表、甘肃省省长陈光毅
本报记者 张述圣
甘肃农业的主要威胁是干旱，根本出路在于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第一位的工作就是种草种树。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曾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去年八月，胡耀邦同志视察甘肃时，明确地提出：“种草种树、发展牧业是改变甘肃面貌的根本大计”，“甘肃农业要开花，来它个‘反弹琵琶’。”
如今，六届人大代表、甘肃省长陈光毅满怀喜悦的心情向全国人民报告：胡耀邦同志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方针，正在变成甘肃一千九百万人民的实际行动：去年全省种草二百八十五万多亩，造林二百五十三万多亩，分别比上年增长30％和79％。今年春季，从城市到农村，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参加了种草种树活动。短短两个多月，全省造林一百九十六万亩，占全年计划的89％。荒山荒坡和耕地种草全面展开，其中仅耕地播种多年生牧草已有七十八万亩。
陈光毅说，纵观甘肃种草种树的大好形势，可以归结为四个新的突破：
实现农业指导思想上的战略转变。多年来，甘肃省就粮食抓粮食，跳不出“以粮为纲”的老框框，路子越走越窄，步履十分艰难。胡耀邦同志视察甘肃后，省委在去年12月召开的第六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作出决议，把总书记提出的战略方针作为甘肃农业建设的长期指导思想，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种草种树上来。为了保证植树造林活动顺利开展，今年3月，省政府颁发了《全民义务植树实施细则》；4月，省人大通过并颁布了《甘肃省种草种树实施条例》。
发挥政策的巨大威力。多年来，影响群众种草种树积极性的突出问题是所有权、继承权、受益权不落实。为了把“三权”交给群众，让群众放心大胆地种草种树，甘肃省先后制定了放宽林业政策的九条规定和六条补充意见。确定全省四千多万亩近期可以利用的宜林“三荒地”全部划给群众作为自留山或责任山，植树造林，长期不变，允许继承，可以转让。目前已落实一千二百多万亩。省委、省政府还决定，对中部干旱地区种草木栖实行优惠政策；全省每年用于种草种树，发展畜牧的资金不少于一亿元。“山定权，人定心，树定根。”谈到这里，陈光毅兴奋地说，政策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社员个人造林大幅度上升，林业专业户、重点户迅速发展，家庭小林场、小苗圃、小果园、小牧场等不断涌现。
建立各级领导逐级包干责任制。在中部干旱地区，为了实现“三年停止生态破坏”的近期奋斗目标，各级领导干部和省级各部门，在中部干旱地区的十八个县建立了固定联系点；抽调了上千名干部充实基层，包村包队，限期三年实现停止生态破坏的目标。各地、县、乡也都层层实行包干，把种草种树任务完成好坏作为考核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陈光毅说，在他赴京参加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前夕，甘肃省农村工作会议正在进行。在这次会上，主管这项工作的副省长和有关责任单位与中部地区十八个干旱县签订了《停止生态破坏责任书》。这个责任书明确规定了实现任务中各自的职责以及承受奖罚的依据。
开展科技人员下队到户的科技承包。六届人大代表、省科委总畜牧师王素香，甘肃省农科院助理研究员吕福海等，分别在中部干旱地区和河西走廊，承担百万亩种草任务，把全省科技进山下乡工作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据统计，甘肃省有一千六百名农牧科技人员下队到户，占现有农牧科技人员的27％，签订了九万六千五百多份承包合同。为了把中部干旱地区的治理建立在科学和切实可行的基础上，甘肃省还邀请和抽调了七百七十多名专家学者和干部，在十八个干旱县选择了九十个调查点，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目前，各调查组已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初步提出了一些倾向性的治理方案。
陈光毅说，去年8月以来，全国各地青少年响应胡耀邦同志的号召，支援甘肃草籽、树种二百六十多万斤。现在，这些种籽经过接收、检疫、储存和调运，已基本发到群众手里，大部分已在各地种植。甘肃省林业厅正在兰州北山筹建种子资源库，准备把全国各地寄来的树种，分省种植，让它在甘肃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他说到这里，特别向全国人民、向全国青少年对甘肃人民种草种树的大力支援表示感谢。
胡耀邦同志1981年12月，对甘肃的工作讲过一席话：一百二十多年前，陕甘总督左宗棠就主张在甘肃种树。有人赠给他一首诗，说他“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是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尚且有此气魄，我们是共产党人，为什么就不行？陈光毅说，甘肃的回答是肯定的。“反弹琵琶”奏新曲，“草莽英雄”谱新篇。甘肃人民决心扎扎实实地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经过二三十年或再多一点时间的努力，把甘肃省建成一个生态良好，草丰林茂，牛羊满山，五业兴旺的新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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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的起点
——六届人大四川代表团讨论旁听记
本报记者 艾丰
“城市改革是走过曲折的道路。不过现在看，总理的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大的框架，改革路数越来越清楚了。这是令人振奋的。”重庆市委书记王谦这样概括他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的想法。
四川是我国探索企业改革最早的省。1978年有六个企业进行扩权试点，1979年发展到一百个，1980年增加到四百个。这中间遇到了奖金是否封顶，扩权和调整的关系怎样处理等问题。进程的曲折使人们感到，把农村的“包”字简单引进城不行。直到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探索才深入一步。
人们从实践中逐渐理清了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问题：如何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关系。对后一个问题，中央总结了四川和全国的经验，提出利改税、企业建立各种形式经济责任制、适当扩大企业自主权三者配套的办法，打破两个“大锅饭”，从而找到了城市经济改革的入手处。
代表们作了上述的回顾。有人认为，这套办法的提出，其意义可以同农村实行责任制的意义相提并论。
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川视察时说过，农村改革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不搞“一刀切”。代表说，这个经验值得城市改革借鉴。
领导要站在改革的第一线，代表们认为这也是一条重要经验。四川省委副书记聂荣贵说，要推进改革，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肃清“左”的影响，不然很容易把一些改革看成“倒退”。同时，要改进领导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王谦同志讲了自己的体会，改革中有些该做的事情，并无现成规定可循，甚至要突破老的章程。这时候，领导人要敢于站出来说：“就这样办，错了我负责！”
当然，经济改革是件非常复杂的事，建立和健全“智囊团”十分重要。重庆市有三十多人的体改委，各局有体改研究班子，市经济研究所也承担这方面的任务；此外，他们还特别从中央部门和其他地方以烫金的聘书请了七八位高级顾问。去年召开了三次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
一大批闯将登上改革舞台，这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生动一幕。代表们议论更多的是怎样为这些“主角”演出更精彩的活剧打开场面。
讨论中，副省长何郝炬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个农民贩运粮食，调剂了余缺，自己也赚了钱，可前一段把他当成经济罪犯抓起来了。这个问题，应当妥善解决。作家马识途接着说：人家是开创者，打先锋，有功嘛！领导者要懂得改革的规律，我们文艺工作者也要研究“改革心理”。青年作家克非插话说：改革者，常常不是“座上客”，就是“阶下囚”。马识途说：我早就准备写一篇《戴着红花的囚犯》，只是时间紧，没来得及。
他们反映的问题引人深思：面对改革的新形势，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怎样适应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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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牡丹江市郊区政府工业科八名干部不拿固定工资
按所管企业盈亏多少领取浮动工资
本报讯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郊区政府工业科八名干部勇于改革，不挣行政工资，5月13日，同郊区政府签订了根据所管企业盈亏多少领取浮动工资的合同。规定他们的工资从所管企业借支，年终从企业拿钱一次兑现。
牡丹江市郊工业科有八名国家干部，下属二十六个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科对企业干部有任免权，生产经营的决策权等。过去，不管这些企业经营好坏，科室干部照拿国家固定工资。为了打破这种干部的“铁饭碗”，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工业科主动同区政府协商签订了改革合同：如果工业科下属二十六家企业1984年总产值、利润、上缴税利等五个项目实现了合同规定的指标，企业支付给科干部原有工资。如果利润下降，那么每下降1％，全体干部的工资也下降1％，副科级以上干部则下降2％。如果超过利润指标2％至3％，全体干部工资平均向上浮动一级；超过4％至5％，浮动两级；超过6％以上，提取超过部分的20％，同下属公司职工一起分成。这个科又同下属各公司企业签订了一系列的承包合同，制订了一些整顿企业、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办法。5月26日，这八名干部将过去五个月领取的国家工资全部退还给了原单位。有关方面认为，把企业上属机关干部工资和企业经营成果挂钩的做法，是一项新试验，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
孙永先 解维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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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杜润生在发展畜牧业座谈会上说
饲料工业要成为大规模工业
本报讯 记者李克夫报道：促使我国畜牧业从大部分为家庭副业的状况，迅速转变为相对独立的产业，其根本途径就是尽快建立饲料工业体系。饲料工业可以成为一个很大规模的工业，不抓这个工业就是政策上的一个失误。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5月10日在有关部门召开的发展畜牧业座谈会上说的。
杜润生同志说，发展我国的饲料工业有着远大前景。与其它工业相比，饲料工业的原料最为充足。近几年，我国粮食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可为饲料工业提供大量粮食，加上几亿吨秸秆；大量的饼粕糠渣；牲畜屠宰下脚料，血粉、骨粉；水产品和水上植物等等，有了充足的原料，又有了广阔的国内、国外市场，这就足以构成大规模的饲料工业的雄厚基础。今后可考虑县以上的生产厂主要搞浓缩蛋白饲料，国家和大城市搞添加剂，大量的配料工厂送到县以下的农村去搞。合理布局，分工协作，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饲料工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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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焘山庄”的遭遇说明了什么？
孙维
编者按：“焘山庄”个体茶座的遭遇，说明“左”的思想的危害多么严重。有些人总认为个体不如集体，集体不如国营，对个体户总是不那么放心。以致近年来一些地方个体户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反而减少了。把以劳务为主的小店铺，或承包，或租赁给个人或集体去搞，或由待业人员自己动手搞，可以打掉“官商”气，方便群众，搞活经济。
5月15日，位于北京闹市区的西四“焘山庄”个体茶座，在停业半年之后又恢复营业了。
去年也是这一天，二十三岁的待业青年苏焘山办起了十年动乱后首都第一家茶座。他面带笑容，殷勤地为顾客沏茶续水，可心里却怦怦打鼓：因为执照上并没有经营茶水这一项，在填写《个体工商户申请登记表》时，他曾把“茶水”列为经营范围的首项，但被西城区工商局划掉了，只准他经营糕点、烟酒等。小苏给市工商局写信申诉，副局长王常在带着市局个体处处长和西城区工商局个体科科长亲往“焘山庄”查看，对经营情况很满意，并当着小苏的面对区局的那个科长说：“可以经营茶水，给他添上这项。”但此后小苏三次登门补办手续，这位科长均以“要开会”、“有急事”、“过几天再说”等话加以搪塞。这期间，“焘山庄”只是靠王副局长的口头讲话战战兢兢地维持着。到10月底，传来“马上要整顿个体户”的风声。小苏又急忙去补办手续，仍遭拒绝。有个人还说：“我们就是要收。”苏焘山顶不住了。加上进货也难，于是挂出了“整修内部、暂停营业”的牌子。去年底，工商人员找上门来，小苏出于无奈，只好以“已找到正式职业”为由交出营业执照。
为什么不准“焘山庄”经营茶水呢？西城区工商局说出三个理由。
理由之一，“上面规定行业归口管理”，糕点、烟酒等属于副食，不能跨行业同时经营属于饮食业的茶水。这就怪了，区工商局的“上面”市工商局副局长明明应承叫添上“茶水”。再者，茶与点难以分家，吃些点心，喝口茶水，群众称便，两者兼营，有何不可？
理由之二，开茶座当时不是社会急需。事实并非如此。“焘山庄”开业五个多月，接待顾客达数万人次，常常到夜半时分还座无虚席。饮茶是北京居民的传统嗜好，一位顾客在“留言簿”上写道：“焘山庄一扫官商习气，如果国营店都能这样，那该多好！”甚至来华访问的著名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也曾专程光顾，连声称赞。
理由之三，茶馆历来是不三不四的人聚集的场所。苏焘山在申领执照时有人便问：你看过老舍的《茶馆》吗？上茶馆的是什么人？尽是流氓、地痞。今天让你开茶馆，明天你就会开酒吧，再发展就会是夜总会。这不知是哪家的逻辑！不分青红皂白，新旧社会相提并论，真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可见，这些理由难以成立。真正的症结在于对个体户抱有偏见。正如最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所指出的：是“保国营、限集体、挤个体”的“左”的思想在作祟。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批示下，“焘山庄”终于恢复营业了。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有关方面的人士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政策上认识这个问题，仍以种种借口开脱责任，摆出一副“当时没错，现在也对”的面孔。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类似“焘山庄”的遭遇何止一个？从去年10月到今年2月，北京的个体户总数减少了七千多户，还难道不够说明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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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草场实际出发 改变传统生产方式
当雄县发展季节畜牧业效果好
本报讯 记者刘仙鹏、孙明振报道：西藏当雄县从当地气候和草场的实际出发，把传统的牧业生产方式引向季节畜牧业生产，在牧草资源基本没变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全县牧业产值由1981年的六百一十万元猛增到1983年的一千零九十一点九万元，两年增长了78．8％。
当雄县是一个纯牧业县，夏秋两季水草丰盛，牛羊肥壮；但全县地处海拔四千二百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冬春枯草期长达七八个月，加上风雪灾害，草畜矛盾十分尖锐。前些年，由于在牧业生产的指导思想上片面追求牲畜存栏数，缺乏商品生产观念，往往把牲畜数量当成财富多寡的标志，不愿多宰杀。因此，牲畜“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现象普遍存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雄县组织畜牧科技人员，对当地的草场情况和牧业生产规律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探索。调查表明，全县草场的平均载畜能力为一百万只绵羊单位，而夏秋两季实际载畜能力可达一百二十万只以上。于是提出，发展季节畜牧业是合理利用草资源、增加经济收入的有效途径。
从1980年起，这个县逐步推行季节畜牧业生产：夏秋两季利用水草丰茂的优势，多繁殖、饲养牲畜，尽量使草场满载，并加快育肥幼畜和准备当年宰杀的牲畜；入冬前后适时合理屠宰、出售，把牲畜头数压缩到来年冬春前草场可以承受的数量，以缓和草场压力，减少牲畜死亡。
实行季节畜牧业生产的关键是增加适龄母畜，以便每年能生出足够数量的仔畜，充分利用夏秋草场。几年来，这个县大力调整畜群结构，使适龄母畜的比例由七十年代末的30％提高到去年的42．5％，同时。进行了畜种改良，狠抓了牲畜疫病的防治，加强了草场管理和建设，为加速畜群周转创造了条件。1983年全县出栏牲畜十万六千头，创历史最高水平，肉、酥油、皮张的产量大幅度增加。牧民人均收入由1979年的一百五十元提高到二百三十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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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区和牧区“结亲”
——大厂、豆店开展季节畜牧业的经验值得推广
本报记者 段心强 本报通讯员 刘济民
“秋天肥，冬天瘦，春天死亡叫人愁，何时是尽头？”这支凄凉的歌，牧民们唱了一年又一年。但是，人有意而天无情。据统计，解放以来，几个主要牧区冬春季节牲畜的死亡数大体与向国家交售的数量相等。
“这么多秸秆、棉饼、豆饼，在冬春喂牛、养羊多好呵！”是呵，在农区，“空中牧场”提供的树叶不说，光是秸秆、棉皮、饼粕，每家育肥两头牛或五只羊满够。
牧区和农区的特点，给畜牧业生产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能不能扬两地之长，避两地之短，夏秋让牧区尽量繁殖牲畜，冬春到农区育肥？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和北京市房山县豆店大队，与内蒙古一些牧区县、旗挂钩，试搞起季节性畜牧业，在这方面趟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子。
大厂回族自治县位于京东，土地肥沃，明朝嘉靖年间曾是皇家战马和牛羊的牧场，农民积累了两三个月就能育肥一头牛的经验；这里是塞外和内地交通要冲，二百多年来一直是内蒙古等地牛羊集散地之一，每年从内地赶来购买牲畜的多达十几个省、市。十年动乱中，这条渠道被卡断。近年来，这里的牛羊市场又出现中兴之势。农民从内蒙古买回的牛羊，喂上七十来天，每天平均增重二斤，卖掉时，一头牛少说可得利七八十元。而内蒙古几个县、旗由于减轻了草场的压力，牲畜死亡率减少50％以上。去年从内蒙古开鲁县买回四百六十多头改良牛，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综合所指导下，使用配合饲料，三个月育肥，每头牛得纯利一百多元；开鲁县一些单位减少了牧场的载畜量，促进了科技的发展。过去每年配种改良牛二三千头，去冬今春配种改良牛一万二千头，使牧区牛的出栏周期也由七八年缩短到二三年。实践证明，牧区繁殖，农区育肥，正好以各自的长处弥补了对方的短处，有利无害。
农区和牧区“结亲”，中间要有“红娘”。组织个体户搞运销，是缺不了的“媒人”。在有八万人口的大厂就有一千多人搞牲畜运销。为了使运销户有利可图，这个县取消了经营环节税，减少了管理费。
快速育肥牲畜，在短时间内少投入，多产肉，是一门科学技术。因此，发展季节性畜牧业一靠政策放宽，二靠育肥技术普及。从大厂的传统育肥方法看，使用的是自己研制的配合饲料，管理方法也是科学的。如何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总结这种传统的育肥方法，使两者结合起来，推广开去，引导更多的农民掌握这种方法，这是当前有关学科应当重视的一个问题。
季节性畜牧业发展起来以后，需要为农区的畜产品寻找出路。大厂1982年育肥牛五千多头，外贸出口二千头，还有三千多头不好处理。于是县里建设一座屠宰冷冻厂，牛肉售给天津，牛杂卖给北京。流通活了，生产更上一层楼，1983年，这个县一下子就育肥一万一千多头牛。大厂县的季节畜牧业，越来越兴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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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庆市牧工商联合公司一牧场工人魏友贵（左一）、高庆宾（右一）联合办起了家庭牧场，科学养牛，第一个月就获纯利七百多元。新华社记者 徐英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