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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思想 把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些
积极做好对外开放的准备工作
山东代表王济夫说，中央把烟台确定为进一步开放城市之一，这是对我们烟台全市人民的极大鼓舞和鞭策。我们决心大胆改革，开拓前进，发扬“五个精神”：一要有超前精神。争朝夕，抢时间，讲实效；二要有突破精神。敢于冲破老习惯、老框框和各种陈腐观念，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三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向来自“左”的和右的干扰，以及堕性、官僚主义和小生产的狭隘思想等进行不懈的斗争，在克服各种困难中前进；四要有务实求实的精神。坚决克服那种只尚清谈，不办实事的不良作风；五要有刻苦学习的精神。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增长才干，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做好开放准备，需要各方支持。
浙江代表宋瑞甫、文芸、瞿国华说，赵总理指出，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放得更开一些，步子迈得更大一些。这是非常重要的。宁波市对外开放，条件是很好的。有深水良港，长达十公里海岸线的北仑港，可停泊十万吨级的轮船。从长远看，向东发展，自镇海到定海以南海域，建设“东方大港”具有广阔的前景；海运、内河、公路、铁路相联，交通方便；外商、华侨多，仅宁波市在海外的就有七万多人；工业门类齐全，有一定基础，科学文化比较发达，有广阔的经济腹地，可保证供应。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宁波市列为全国沿海十四个进一步开放城市之一，完全正确。这对我省经济的飞跃有重大战略意义。我们必须克服闭关自守和怕与外商接触的错误思想。当前重要的问题是要有一个思想解放、善于经营、信息灵通、精力充沛、敢于创新的班子。同时，要抓紧做好开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比如：改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设备和旅游服务事业；积极培养与引进各方面的专门人才；搞好现有企业的整顿和农副商品基地的建设，改进市场的管理与供应等等，这需要有关方面大力予以支持。
以开放促改革
天津代表路达说：闭关自守是我国多年来存在的问题，它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这次赵总理报告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件大事提出来，切中要害。现在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现在有的人对开放顾虑重重，放不开手脚，需要提高认识；二是要坚持实事求是，把对外开放与加速我国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以开放促改革、促建设，加快城市改革的步伐。
对外开放要改进工作作风
上海代表刘靖基说：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政策。但是，在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方面，外商对我们有意见，认为我们环节多，层层请示，常用“研究、研究”来拖延时间。外商对上海开放很有兴趣，要抓紧时间。对问题进行研究当然是要的，但环节要减少，时间要缩短。我认为，在对外开放中，工商联可发挥其作用，因为工商联与各国重要城市的工商团体有一定联系，可发挥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的渠道作用。
浙江代表徐起超说，改革与开放，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使自己适应时代的潮流：一定要从会议堆里解脱出来。现在，会议多，而且时间长，有时整个月埋在会议堆里出不来。各级都存在这个问题，非改不可。二是要增长知识才干。温州、宁波两市对外开放，许多工作要跟上去。目前，信息不灵、人才缺乏，是开放的两大难题，要尽快通过各种渠道，选择与培养出一批精通国际经济、贸易、法律和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三是要打破“关卡”。现在关卡太多。
“松绑”，首先要国务院各部门“松绑”，并且要拿出具体措施，真正落实，不要停留在纸上、嘴上。
边远省区也有自己的开放条件
甘肃代表陈光毅说，赵总理在报告中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政策，沿海地区有个开放问题，内地和边远省区也有个开放问题，而且，边远省区经济不发达，更应该放开手脚，敞开大门，实行“对内”、“对外”两个开放。沿海城市有自己的开放条件，我们边远省区也有自己的开放条件。
从甘肃的情况看，各级干部已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1981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领导带队，多次到沿海省、市考察学习，先后同国内二十四个省、市、区和部门建立了经济协作关系，引进了一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沿海向甘肃转移先进技术三百多项。去年，推广和完成的科技攻关项目八十多项，使十多种产品在质量、性能、原材料和能耗等方面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我们还与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的一些县、市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很多资源优势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甘肃的矿藏资源储量在全国居第五位之前的有二十多种，具有现实开采优势的有十多种，煤炭资源、水力资源很丰富，劳力充足，工业、农业和商品生产的潜力很大。我们的短处是资金缺乏，人才不足，技术落后。
甘肃省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是要解放思想，敞开大门，克服“左”的思想影响。二是发挥优势，扬长补短，充分利用劳力多、资源、能源丰富和工农业潜力大等条件，发展开发性协作，搞劳务出口，智力开发和发展旅游事业；三是放宽政策，不怕吃亏，政策优惠，方式灵活，互让互利，长期合作；四是先易后难，先小后大，远近结合，先搞见效快的，容易办的，并且要有长远规划，近期目标；五是加强领导，统一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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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开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广东代表任仲夷说，我拥护赵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今后在经济工作中，着重抓好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件大事，我认为是真正抓住了关键，这是大势所趋。不改革就不能很好地开放，不开放也搞不好改革。广东实行特殊政策以来，抓了机构改革，推行经济责任制，对下放权，发展国营、集体、个体多种经济形式，打破地区封锁和城乡、条块分割，建立跨地区经济网络，解决政企不分，贯彻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克服官僚主义和官商作风等八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建设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狠抓了“三进三出”，即：大力引进外资（已使用十一亿五千万美元）、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智力，商品出口（去年达二十二亿七千万美元）、劳务出口和“风景出口”（去年旅游人数八百多万人，创汇一亿八千多万美元）。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政策完全正确，它有力地推动了我省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冲破了旧观念、老框框，促进了改革。为了保证改革和开放政策的顺利执行，首先必须统一思想，各部门都要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上来，统一到赵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方针上来，做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促进派。其次，必须具体落实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各项方针、原则。第三，必须大胆使用思想解放、支持改革的干部，培养更多的具有对外交往知识和经验、懂得经济规律、勇于和善于创新的人才。第四，各级党组织应该站在执行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前列，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前进，而决不应成为地区封锁和部门割据的支持者，不应成为阻碍改革的力量。对这次大会，我们有一个希望：赵总理报告的精神要从上而下都认真抓落实，除了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努力贯彻之外，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制定具体政策的工作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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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开放要与体制改革同步
上海代表汪道涵说，要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必然联系到体制的改革。现在手续太繁琐，一个项目的审批要一、二年。建设工期太长，盖栋楼也要好几年。不改革，这种局面改变不了，速度怎么加快？对外开放，必须处理好自力更生和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关系。我们自己没有的关键性技术和设备必须引进，自己完全从头搞起，费时太多，速度太慢。待你埋头几年干出一些成绩，人家又跑到前头去了。我们要舍得花点钱，将人家的先进技术拿过来，再经过消化、创新，就能赶上国际水平。日本引进美国先进技术，后来在不少方面超过美国，就是一个例证。徒弟胜过师傅，这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这里关键是要学习、消化。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是吸取有用的因素，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以便在新的起点上赶超国外的先进水平。这个方针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有难度，但必须学会。因此，出国考察、谈判，都要派懂行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出去。对外谈判，也可以授权工程技术人员签约。对外谈判是一门学问，要很好学习、研究。我们对外谈判，不但要精明，而且要高明；不但要聪明，而且要英明。要既从微观，也从宏观考虑。我们一定要培养一批对外谈判的人才，在这些人中，还要重视培养有关这方面的法律、会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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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教育科研体制改革 培养四化建设人才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更要加强智力开发
宁夏代表黑伯理说：赵总理报告中指出，要更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从我们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情况看，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如果说宁夏过去经济发展速度比较缓慢，这不能不说与我们过去对智力开发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我区中年科技人员中，大部分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从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来的，二三十年来，他们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把自己的青春和聪明才智贡献给了宁夏的建设事业。但是，过去我们在爱护他们的积极性上，在对他们的合理使用上却做得不够。近一年来，我们先后两次检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情况，制订了两个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破格地提拔和任用了一批知识分子干部，对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稳定知识分子队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根据这几年的经验，加强智力开发，一要尽量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使他们安心，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勤奋工作。二要在政治上切实关怀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到各族人民对他们寄予热切希望。现在有的同志“左”的影响还未肃清，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还存在偏见，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该照顾的不照顾，这种状况要坚决改变，对一些严重抵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要在报上点名批评，甚至给予处分。三要继续增加智力投资，通过多种形式培养人才。一方面政府要多花钱，同时也可采用民办公助的办法，充分动员民间财力、物力办学。四要加强民族教育。要采用特殊灵活的办法大力培养当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
加快培养西藏区内人才
西藏代表措姆说，赵总理在报告中指出，要更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提高职工队伍的素质。这个问题在我们西藏显得尤为重要。要在三五年内实现农牧民人均收入翻一番，人才缺乏，是个大问题。全国各地支援西藏大量科技人员，我们非常感谢，但关键是要加快培养西藏区内的人才。要注意选择那些年轻、文化程度比较高、身体好的进行培养。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发展民族教育。当前在教育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藏语教学重视不够，这样不利于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我们自治区也曾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了一批有文化、有技术的人，但由于没有招工指标，培养的人才不能用到急需的地方去。比如山南沃卡电站有七十多名培训过的人都回家去了。现在提倡吸收过去的知识分子，但自己培养的都不用，十分可惜。
要有一个稳定正常的评职晋级制度
北京代表裘维蕃说，我们国家缺少一个稳定的正常的评职晋级制度。在国外，评职晋级是定期进行的。我们过去大学毕业后，当四年助教，好的就可升为讲师，然后再升副教授、教授。那时的年轻人都有奋斗精神，热心于事业，积极性很高。现在评职晋级没有正常的制度和办法，国家有钱就搞，没钱就不搞，甚至七八年来一次。评定职称也搞突击。这个问题不仅是教育界，其它部门也一样。建议实行两种晋级增薪制：一种是正常的固定时间的，级差可以小些；另一种是对有特殊贡献的，可以破格升级、多增薪。两种办法结合起来搞。
要重视发挥女知识分子的作用
北京代表严仁英、史定潮说，现在知识分子中有大批女知识分子，其中五十多岁的大都是业务骨干。她们正当年，正是为国家作出贡献的黄金时代，可是现在规定到五十五岁就让退休，这对四化建设不利。现在女的寿命比男的长，退下来国家还要养二十年，希望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合理地发挥这部分知识分子的作用。
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五点建议
解放军代表刘有光说，我对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五点建议：（1）国家要进一步实行鼓励知识分子到边疆去、到三线艰苦地区去工作的政策。对于在这些地区工作的同志，应该有一些特殊的补助和待遇。（2）有计划地为中年知识分子建设急需的住房，同时允许自筹资金建房。（3）希望尽快恢复评定技术、业务职称的工作，不能因噎废食。
（4）适当延长技术干部的离、退体年龄。适当提高长期在边疆和三线艰苦地区工作人员的退休金。军队中的知识分子，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是否可以考虑享受离休待遇，进休干所。（5）今后凡是知识分子较多的单位和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要逐步地安排具有大专学历的知识分子来担任。有关的干部、人事部门的领导干部，也应从知识分子中挑选。对待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我们必须从党和国家利益这个大局出发，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来贯彻执行赵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各项要求，一件件地落实。
教育也要“松绑”放权
天津代表徐大同说，在高等学校中也存在吃“大锅饭”的问题，并且很不好解决。现在大学的人权和财权都很有限。说人才可以流动，实际上很不松动。有个不错的老师想进天津市，如果学校同意了，还要报到市高教局，还有人事局、公安局等，层层关卡。我们想请一些名人作兼职教授，解决人才流动问题和师资问题，但实际上也存在不少困难。学校的财权很小。我们想用帐外基金搞一点工资方面的小浮动，也受到限制；有的系收入越多，学校提成越多，对调动积极性很不利。我们希望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也能运用到教育部门。如果能给我们在人权、财权上松动一下，我们的思想再跟上去，是能够走出教育改革路子的。
教育改革必须面向现代化
上海代表苏步青说：教育体制和科研体制的改革十分重要。以复旦大学为例，近两年来，学校加强横向联系，实行厂校挂钩，建立了跨学科的技术科学（现已成立技术科学学院）、应用数学、经济科学三个学科组合，促进了边缘学科和专业的建设，取得一批重要成果，有利于国家建设，促进了教学的提高，知识分子也可得益。实践表明，教育的改革必须面向现代化，培养出大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人才。
建议改革高等学校的“部门所有制”
陕西代表季文美说，只有搞好改革，教育工作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现在的教育体制，大专院校分属中央各部，自成体系，专业设置重复，造成资金、人力的极大浪费，教育质量也很难提高。仅西安市区就有五个土木建筑专业，听说还要新设同类专业。有的部属院校毕业的学生，尽管本系统不需要，也不愿分给其他系统。
辽宁代表马龙翔说，我认为应当改革现在由国务院各专业部主管多学科性的高等院校的领导管理体制。因为这种“部门所有制”，影响了高校的发展，使一些基础好、师资力量强的专业（学科），不能很好发挥作用。以东北工学院为例，现已发展成为综合性的理工学院，归冶金工业部管，投资、招生、毕业生分配、科研任务、实验室建设、学术交流等都受到一定限制。建议这类院校统一由教育部直接管理。
对教育制度改革的三点意见
四川代表潘大逵对教育制度的改革提出三点建议：（1）改革目前全国统一招生、以总分为录取标准的考试制度，允许各大专院校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选拔智力发展好、有独创精神的学生；（2）改变目前专业设置太细、学生选择专业过早的作法，适当放宽专业范围，学生经过两年基础知识的学习后再选择专业，选了以后允许改变；（3）高校在保留学年制的同时，应当试行学分制，学分读完即可毕业，这样可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建议适当增加教育经费
四川代表柯召、曹建猷说，根据国家预算草案，1984年全国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比1983年增长5．1％，大大低于高校招生增加14．9％的幅度。我们四川教育经费基数低，按人口平均的普通教育经费比全国少1．5—1．8元，在全国倒数第一，尽管地方财政作了最大努力，还远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现在四川70％多的普通中学无教学仪器，20％多的农村中、小学校舍不足、危房多。这些问题希望引起国务院有关部门注意，适当增加教育经费。
科研制度非改革不可
浙江代表路甬祥说，科研制度确实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现在，一个科研所的所长没有人事权、财务权。人事安排上照顾关系的很多，而真正的科研人才却进不来。对有才干、有成就的科研人员无权晋升，对在艰苦野外工作的人员经济补贴无权审批。经费分配也不合理，往往形成有经费无人才，而有人才却无经费。是否可以通过改革，采取招聘、进修等办法，打开人员、知识流通的渠道，让最富有创造活力的科技人才有效地进行工作，发挥作用。
要把科研与教育和与生产结合起来
福建代表张文裕说：现在科研教育人员老化问题比较严重，要加紧培养年轻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岗位上发挥作用。一个人在科教方面能否做出成绩就在于二十至四十岁之间，最富有创造性的年龄是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年龄一般比起国外要大二、三岁，有的大得更多。因此，应该研究如何缩短学制。大学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基础训练，注意加强基础实验。这件事我讲了多次了，但改起来不容易。要把科研与教育结合起来，这是多快好省办教育的途径。教育与科研分开，这是一些国家过去的做法，现在他们已经改了，而我们现在还没有改。科研与学校结合，学生敢想敢干，生气勃勃；科研与企业工厂结合，对生产和科研都会有好处。
科研单位要从五个方面改革
江西代表张本说，科研单位要从五个方面进行改革，即改革科研计划管理；改革成果鉴定方法；建立成果商品制度；实行科研与生产联合；改革职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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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研改革效果明显
湖南代表贺湘楚、吴占魁说，赵总理在报告中对株洲电子研究所等单位的改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舞。这个所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对外实行有偿合同制，对内实行课题承包制，把由国家事业费开支改为经济自立，改变了过去那种任务上面给、人员上面分、亏损上面补、盈利上面收的状况，初步破除了两个“大锅饭”，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五年来，这个所搞出了五十多项科研成果，推广了一千六百多台微型电子计算机，形成一百三十二万元的固定资产，一百二十万元的流动资金，上交税金二十万元。
株洲电子研究所的实践说明，只有坚持改革，破除两个“大锅饭”，科研单位才有生命力，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