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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19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新时期要继续发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优良传统
孙晓村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说,邓大姐在讲话中提出的五句话: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和自我教育,确实是我国统一战线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套传统和作风,对于统一战线能否实现自己担负的任务,关系极大,甚至可以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国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内的阶级状况发生根本变化,全国人民面临着以四化建设为核心的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的三大任务,正需要亿万群众同心同德,共创振兴中华伟业。在这样的时刻,邓大姐的讲话阐明了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既是过去宝贵经验的总结,又是当前和今后统战工作的新内容,适合历史新时期的需要。
我国统战政策的新发展
周培源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说,邓大姐在讲话中对统战工作有了新的提法。以前的提法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现在的提法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和自我教育”。我觉得现在的提法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是对我国统战政策的新发展。人民政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它通过政治协商的形式,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中国的创造,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搞投票选举,那是靠不住的。
王枫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说,政治协商是双方面的事情。过去由于“左”的影响,协商时只是表示同意,不开动脑筋。今天可不能这样。应当态度真诚、坦率,毫无保留地把意见提出来。主要是发挥广泛的民主,真正起到民主监督作用。广交朋友也是两方面的,希望多为我们创造条件,我们自己也要主动和党员同志交朋友。关于自我教育,过去一听“改造”二字就怕,就厌恶。现在形势不断发展,有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了解、研究,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不改造,必然跟不上形势。
合作共事要相互信任
肖华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说,对共产党员来说,一定要认识到搞好党内外人士的通力合作,是我们的事业必然胜利的基本保证;支持党外人士的工作,是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职责;把党外人士看作诤友,肝胆相照,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品质;给党外人士排忧解难,是共产党干部应尽的义务;带头自我教育,自我改造,是我党的革命本色。
陈铭珊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说,邓大姐的讲话使我们体会到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得到了进一步发扬。邓大姐说,共产党员不应该使人望而生畏,而应该让人感到近而可亲,亲而可敬。回想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员是尊敬的,但有点敬而远之。现在,这种情况改变了,近了,亲了,特别是在这次整党中,我提了好几条意见,都被接受了,真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何浣芬委员(武汉市副市长、高级建筑师)说,邓颖超主席讲到统战工作作风问题,十分感人。我在去年7月调任武汉市副市长,当初担心自己不是党员,既怕不受信任,不好合作,又怕丢了自己的专业。但市的领导对我信任放手,从不因我是党外人士而见外,市长能看的文件,能参加的会议,我都一样能看,能参加,并在工作中有职、有权、有责。现在,我满怀信心,要尽力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卢浩然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农学院顾问)说,党与非党合作共事,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从今年起当顾问,不当副院长了。学校领导人来同我协商人事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先同我酝酿协商,还给我考虑的时间,我提出行政领导人要重政治水平,系主任要重学术水平,很起作用;一种是任命通知都已经印好了,再来征求我的意见,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前一种态度,使我痛快,效果也好,是真心实意的。后一种态度是敷衍,半心半意,也不起作用。
充分发挥政协作用
巫宝三委员(民进中央常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问)说,胡子昂副主席的报告是对政协工作实事求是的总结。一年来政协做了大量工作,特别在献计献策方面,发挥着智囊团的作用。
刘西林委员(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四川省委会主委、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政协工作组到了重庆,对工业体制改革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现在民生公司已经成立,充分利用长江航运之利,今后再不是白白地“一江春水向东流”了。
周同善委员(民建中委、民建中央执行局委员)说,近几年来,民主党派做了许多工作,开拓了新局面。以“两会”的经济咨询工作为例,可以用“多、新、重”来概括。“多”是指项目多,如协助政府发展集体经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恢复传统食品、为工交企业提供机器设备和管理咨询服务等。“新”是指工作多属于新情况、新问题。“重”是指工作既多且新,当然就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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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统战工作要勇于改革 要克服官僚主义
反对敷衍了事的官僚主义
许志猛委员(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说,邓颖超主席在讲话中提出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指出“坚决反对对党外人士批评建议表面客气实则敷衍了事的官僚主义”,这一点我很感动,并受到深刻的教育。中共党员更不能丢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现在,党内确实有这样的人,认为“老子打天下”,觉得很了不起,不大讲民主了。邓主席的话说到我心里头去了。我认为应当进行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这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重要一环。要发扬民主作风,反对“一言堂”。
司徒擎委员(致公党北京市副主委)说,邓颖超主席的讲话是一副治病的良方。确实有一部分丢掉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败家子”。这种情况,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政协里面并不全是党员,有人遇事也敷衍,表面上客客气气。大家都要把邓颖超同志的讲话当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照她的话去做,我们的事业就一定兴旺。
杨放之委员(原外国专家局顾问)说,在我们党内,有这样一种思想,以为我们共产党是掌权者,对党外人士就可以采取不尊重或武断专行的态度,这是错误的,一定要纠正。据我所知,很多党外人士都有不少好的见解和看法,如果我们不与他们肝胆相照,真诚相见,他们的意见是不会讲出来的,也就谈不上发挥他们的作用。
在党内外深入进行统一战线的宣传教育
黄大能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说,深入进行统战的宣传很有必要,要从理论上讲清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正确性,对内对外都有长期的宣传任务。不要说地方,就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有某些中央机关的干部对统战新形势的认识差得很,对八个民主党派的名字搞不清的大有人在,更不用说性质、任务了。杭州印染厂一个工程师加入民建会,有人说,你怎么加入资本家的组织。民建这几年发展最“稳妥”。要有一定的措施,通过一定的渠道加强宣传。我们本身也有这个任务。
莫艺昌委员(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民建副主委)说,北京市有的民建会员开会前向本单位的领导请假,领导说你怎么还参加党派活动?
沈日新委员(民建中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副主任)说,要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宣传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成绩,这样作用更大。
苏从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说,党内外有人对统战工作不了解,甚至有错误的理解。过去铁道部党委统战工作搞得不错,神仙会开得也好。现在铁道部党委没有设统战部,听说邮电部也没有统战部了。铁道部所属一个医院,有人要参加民革,书记找谈话说,现在正要提拔你,你为何要参加民主党派?看来党内外都得作统战工作,组织机构不能削弱,宣传教育工作要加强。
对政协工作要有正确估价
张明养委员(民进中央常委、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问)说,工作报告提到“就全国和省一级政协委员需要落实政策的工作来说,大部分地区在今年年底可以完成或基本完成”那句话的提法是不是过于肯定了一点。根据我的了解,年底基本完成是困难的,我组在座的就有两位委员的私房和被查抄物资至今尚无着落。应该肯定,一年来政协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很有成绩,但报告中有的标题的帽子似乎大了一点。报告的第三部分,讲的都是民主党派的工作,政协虽然也开了若干次有关党派活动的座谈会,沟通情况,交换意见,但报告中对政协工作的估价是不是高了一些?
对统战部的建议和要求
冯梯云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说,我们正在为实现四化发挥积极作用,任重道远,做好工作的关键在于搞好思想建设,提高成员及其所联系的人们的组织能力和觉悟程度。为此,向统战部提出如下建议和要求:
(1)建议把做好非党朋友的思想政治工作列为部里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任务和检验统战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有针对性地交换意见,开展谈心,提高认识,增强团结。
(2)举办党内外负责同志参加的读书会,加深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
(3)组织民主党派骨干参加经验交流会,利用社会主义学院办研究班,研讨统战理论。
(4)党内外共同调查研究,落实政策,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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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除“左”的影响 落实统战工作的各项政策
落实政策成绩巨大但任务还很艰巨
聂真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说,落实政策很重要,对统一祖国、安定团结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落实政策的问题,我们是逐步加深认识的。现在政协先抓了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级政协委员的政策落实,党内党外的问题还很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还没落实好,对这些人应既往不咎,不追究历史问题。最近,我去西南地区调查落实政策问题,发现政治方面的问题落实较好,但其他方面的问题,如经济问题、住房问题等,很多还没有解决。对这些问题,应指定单位,指定个人,限期解决。
落实政策要克服“左”的思想
姚雪垠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说,搞四化,必须搞好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这是涉及到广大爱国侨胞、各界人士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大问题。但是,现在阻力仍然很大,多年来,“左”的思想仍严重干扰着中央各项政策的落实,一些地方干部不读书,不看报,听不进中央的声音,不能正确地执行中央的各项政策。例如,破格提拔人才,报纸上讲的虽很多,但大量的人才仍未得到应有的使用和提拔。有的地方流传着这样四句话:“年龄是金牌,学历是银牌,本领是铜牌,关系是王牌”。这说明,由于在干部选拔上搞“任人唯亲”,使不少有才华的人不能为四化建设充分发挥作用。
熊尚元委员(辽宁省大连石油七厂技术顾问)说,有些知识分子是一二十年的老积极分子,可是他们的入党问题至今仍无人过问。还有些人不愿给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去尾巴。有些人有嫉贤忌能思想,不愿别人超过自己。这些都影响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张远谋委员(天津大学教授)说,落实政策问题,中央三令五申,但总是有阻力。主要原因是一些执行政策的人还有“左”的想法。他们常常以一种恩赐的态度来处理落实政策。使人接受不了,明明是好事也让这些人办坏了。希望在整党中使他们的思想也能受到触动。
史说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说,政策要落实好,关键是两条:一是政策要同群众见面,不要只是放在人事干部的抽屉里或领导的脑子里,最好能清清楚楚地整理出几条公开印发,让大家都知道。二是寄希望于整党,把党风整好,改变官僚主义作风,真正关心人。
党委亲自抓,落实政策就不难
覃异之委员(民革中央常委)说,党中央一贯重视落实政策。现在有的地方落实得好,有的地方差。落实好的,关键在于党委亲自抓。所谓“老大难”,“老大”一抓就不难,“老大”不抓,统战部左右为难。广西梧州,给政协委员发了卡片,把要落实的问题集中起来,请各有关部门的同志来开会,很快就落实了政策,对调动积极性,搞好四化,实现祖国统一都起到推进作用。如果单靠统战部去落实,问题涉及到的各有关部门互不一致,往往会有牵扯,效果不好。
要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苏鸿熙委员(解放军301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教授)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重要的是发挥他们的作用,真正做到有职有权。不能把他们当作“花瓶”摆设,更不能搞“垂帘听政”。中、青年知识分子现在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减少家庭负担,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应该认真研究解决。
冯勤为委员(西安市政协副主席、西安电力电容器厂副厂长)说,迎接新的经济振兴和新的技术革命的伟大时代,必须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在基层,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工作与党的要求差距很大:
(一)某些基层领导考虑自己的事比考虑如何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多;考虑为自己子女安排工作和住房比考虑解决知识分子实际生活困难多。
(二)如何发挥基层企业五十五岁以上知识分子的作用有些落空。有些高级工程师(获得证书一、二年)正是精力充沛为国出力之时,却被劝退下来,没有“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三)科技人员对一些问题讲了实事求是的话往往因违背了某些领导的意图而遭冷遇。这种领导,不是和科技人员交诤友、同心同力,这种不按科学态度办事的作风十分有害。
要切实支持知识分子的工作
修瑞娟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说,我这次当选为政协委员,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能参加这样的会议,正是我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的极好机会。耀邦同志和中央书记处象医务界的高明医生一样,对我国目前在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虽然是在我的问题上有过重要指示,并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但这不仅仅是针对我一个人的问题,还有许多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也都很热爱自己的研究工作,也需要设备、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支持。希望各级领导都要重视和支持他们的工作。
顾伯华委员(上海中医学院龙华医院外科主任、教授)说,我认为,要落实好知识分子的政策,很重要的一条是“用其所长”。我从事中医外科工作多年,体会到培养中医人才,需要较长的时间。我有两个学生在中医学院学了六年,又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了近二十一年,在专业上是很有前途的。但最近在选拔第三梯队干部时,一个当了龙华医院的副院长;另一个当了中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现在我年龄大了,患有脑血栓等病,我的这两个“左膀右臂”又被砍掉,工作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党政方面需要建立第三梯队,专业技术上也同样需要建立第三梯队。
要做好对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
李林委员(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说,我们单位有从台湾和国外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十三人,但现在有的又先后出国了,因为他们虽然回到祖国,回到了家,可又总觉得自己是外人。他们之间来往多,和我们来往少。而我们又总觉得他们有点特殊,和他们交不上朋友。还有一些早年回国读书的华侨,现在待遇也较差。这就影响到国外有些愿意回国工作的华人。对他们应在住房等问题上给予照顾和优待。此外,一些五十年代归国的老知识分子,现在年纪大了,但他们海外关系多,在国外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应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我在研究所管统战工作,但我没有办法解决知识分子的一些实际问题,因此呼吁各有关部门给予重视和支持。
依靠归侨、侨眷做好侨务工作
李介夫委员(湖南省侨联、侨办党组书记、省侨联副主席)说,侨务工作是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侨务工作要重视这样几个问题:一.思想上要重视。二.继续清除“左”的影响。有的省,归侨、侨眷不能进侨办,理由是:落实侨务政策,不能靠归侨,有的归侨受到排挤。我深感这个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不做好这一工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受影响。建议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国务院侨办下去走一走,听听归侨、侨眷的呼声。
落实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
郑洞国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说,落实政策成绩突出,但也有薄弱环节。原国民党中下层起义投诚人员,问题长期不落实;下边一些人对落实工作采取消极态度。即使落实了,还有尾巴,或发一张改正书了事,其他问题没有相应解决。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有的至今生活无着落。这些问题不解决,对调动积极性、增强党的威信都不利。主要问题是“左”的影响没肃清。某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同志,“左”的思想严重,又不认真改正,根本谈不上落实党的政策。建议政协配合统战部门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对那些对抗中央精神,至今又不改正的人,应予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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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发挥海外知识分子作用
——访六届政协部分委员
本报记者 孟晓云
如何发挥海外知识分子作用,成为部分政协委员们的一个中心议题。
侨联副主席连贯对记者说:“要把我们国家经济建设搞上去,几千万海外华侨、华裔中的知识分子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他们中间聚集了大量的科学家和专业人才,请他们短期或长期回国讲学,发挥他们的专长,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会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
连贯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以优厚的待遇吸收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到美国去。这一措施不仅吸收了人才,也节省了几百亿美元的教育投资。“这段历史对我们有一定的启示,我们要热情接待照顾好愿意回来的海外华侨、华裔中的专家学者,争取他们对我国的建设贡献力量。特别是要落实好侨务政策,使他们更加热爱中国。”
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海外知识分子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作用呢,记者访问了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联络部长许志猛。几年来,他先后参加接待了几十个海外侨胞团体和数以百计的外籍华人、华裔,他深有感触地说:“说到底,关键是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引进人才。1979年以来,不少海外华侨、华裔归国观光时,都表示了愿为我国四化出力。他们看什么呢?看我们国内知识分子政策是不是很好地落实了。如果我们对于国内知识分子能做到人尽其才,工作对口,恰当评定职称,生活给予适当的照顾,这样就可以增强海外知识分子为国出力的信心。”
许志猛接着说:“通过归侨出国探亲,宣传我们党的政策,宣传我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使海外同胞了解我们国家的变化,一人可以影响一大片。归侨在海外社会关系多,可以通过他们做好联络工作,吸引更多的海外知识分子回国工作或讲学。”
三十九岁的政协委员李家明也谈起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他1968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后又赴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1978年底回国定居,现在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带了六个研究生。他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说:“生活上的待遇是不可缺少的,但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不在于此,而在于他们能否施展自己的才能,使学有所用。”他希望能妥善安排好出国归来的留学生和进修生,对研究生的分配也要量才使用,不要一个钉子钉死。学以致用对国家有利,对个人也有利。然而目前一些部门还没有这样做,积压人才浪费人才的现象还是严重的。代表们希望尽快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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