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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好城市经济改革 努力发展大好形势
——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选编（一）
《政府工作报告》方向明确振奋人心
四川省代表认为，赵总理的报告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贯穿了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总目标，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住了体制改革、对外开放这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方向明确，重点突出，政策正确，措施有力，是个极好的报告，听了很受鼓舞。
青海省代表在发言中说，赵紫阳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体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报告，是一个符合国情、切中经济工作时弊的报告，也是一个推动经济工作、开创四化建设新局面的报告。听了报告，使我们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
赵总理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四川代表何郝炬、王谦说，今年以来我们四川省各级、各部门在整党的推动下，在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方面迈出了新的步子。重庆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下，开始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去年四季度以来，经济技术指标实现了同步增长，结束了重庆经济几年来的徘徊局面。
3月份赵总理视察重庆，肯定了工业品贸易中心、建筑业实行承包责任制和嘉陵摩托实行经济联合改组的改革经验，省委、省政府已决定在全省其他十五个城市全面推广。重庆的改革经验说明，把利改税作为城市改革的起点是对头的。利改税，能够很好地协调国家与企业、“条条”与“块块”的关系，能够进一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选择利改税为起点是符合我国实际的。赵总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改革措施，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事实证明是可行的，理论上也是完全站得住的。只要我们认真地、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我国的整个经济将会很快起飞，出现新的局面。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十条规定深得人心
上海代表朱尔沛说，赵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十条规定，给企业“松绑”，这是企业领导长期梦寐以求的。这十条是配套的，改革必须同步进行。从国务院到各部委，从中央到地方，从局到公司，放权要同步，企业的纵横方面都要为搞活企业“松绑”。赵总理报告中还讲到国营企业逐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这也是一个重大的改革措施。过去的一些做法，实际上是企业没有专人负责，这可以讲是另一种“大锅饭”，即领导班子吃“大锅饭”。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企业只能有一个头
（厂长），一个婆（主管部门），一个中心（生产中心），不打破领导班子的“大锅饭”，企业没有一个有责、有权、敢抓的厂长，同样不会有活力。
城市改革要破除三个观念
山东代表秦和珍说，赵紫阳总理的报告突出地强调了抓好城市经济改革，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要完成赵总理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我认为当前必须破除“三个观念”：一要破除那种认为城市经济特殊而不进行改革的观念；二要破除怕一部分职工先富起来、影响左邻右舍的观念；三要破除怕触动关系网、得罪人的观念。同时，要端正“三个态度”：一要端正对改革的态度。有些同志一说改革，往往习惯于用旧的条条去衡量，甚至搬出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某些过时的规定，去套新事物，这也不能办，那也不准动。正如群众批评的那样，城市改革是“春天放、秋天收、朝令夕改、一步三回头”。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敢于改革，善于改革，做改革的促进派。二要端正对人才的态度。城市经济改革，任务复杂、艰巨，需要一大批有胆有识的人才，要下决心扫除一切障碍，为人才的合理流动，为人才的培养和知识的更新创造条件。三要端正对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态度，彻底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轻视集体经济、歧视和排斥个体经济的“左”的观点，放开手脚，支持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
改革要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
江苏代表韩培信说，搞好城市经济改革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国务院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才能保证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二是要逐步解决好政企分开的问题。政府部门应当主要管行业规划、技术、经济政策以及行业间协调等大的问题，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现在机构精简的问题所以很难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企不分，部门管得太具体。三是建议国务院对省一级进行简政放权的试点。可以给省设计个“笼子”，例如财政上在保证国家得大头的前提下，放一些权给省里，象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等。省也按这个原则对市、县放权。四是外事工作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把对外友好往来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从省一级来说，外办和外贸要加强协调和配合。
辽宁代表郑平说，搞好城市经济改革，改变吃“大锅饭”的弊端，关键是简政放权，把应当给企业的权力，真正放给企业，把企业搞活。只有搞活企业，把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才能增强城市经济的实力，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当前，城市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都与面临的新形势不适应，主要表现是：计划管的太多、太死，不重视经济调节手段；企业的权力太小，“婆婆”多，负担重；流通环节多、层次多，渠道不畅通；统包就业，工人能进不能出；工资与奖金起不到奖勤罚懒的作用；产品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难以衡量企业贡献的大小；企业干部能上不能下，存在事实上的终身制。这些不适应的状况不迅速改变，企业就不可能搞活，城市经济就不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
各级领导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改革
浙江代表铁瑛说，改革是人心所思，大势所趋。面对这种形势，领导上要以满腔热情的态度支持改革和改革者。要真正为企业“松绑”，扎扎实实地为改革者创造条件。这几年来，我省涌现了一批象步鑫生那样勇于改革，勇于探索的实干家。对他们要看主流，看方向，热情鼓励，积极扶持，总结经验，使改革不断完善。搞好改革，从领导上来说，还是要不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摆脱“左”的束缚。因此，领导干部本身，也有一个自我“松绑”的问题。只有自己思想解放了，才能真正给下级“松绑”。
必须反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
上海代表荣毅仁说，赵总理的报告，是根据当前形势和我们国家的情况提出来的，这是一个符合实际、指导性强而又切实可行的报告。当前有三个问题要解决：一要反对官僚主义。有些人占着位置不负责任，你讲你的，我干我的，不想改革。二要反对本位主义。大有大本位，小有小本位，部门有部门的本位，地方有地方的本位。有了本位主义，遇事不管全局和局部，宁可争得脸红耳赤，把急事搁着不办。三要反对分散主义。现在，存在着分散情况，“团结就是力量”，我看还得好好努力哩。这三个主义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敌，必须坚决克服。
吉林代表谢玉林说，要进行改革，各级政府提高工作效率非常重要。当前，有些机关办事拖拉，手续繁琐，文件旅行，讲“关系学”，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现象相当严重。这样势必影响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在，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从形式上看基本完成，但实际上机构没有减少，工作效率也没有明显提高。建议政府请一些专家研究机构改革问题，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以利于加快改革的步伐。
对搞好改革的建议
福建代表龚雄说，抓改革，得人心。但目前改革的阻力很大，旧框框、旧习惯、旧作风无形的绳索，绑住了大家的手脚，简政放权也会触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我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一）政府工作报告中要加写排除阻力，支持改革者的内容；（二）企业搞厂长负责制，机关也要实行首长负责制；企业推行经济责任制，机关也要建立岗位责任制；（三）干部职务、工作岗位也要浮动，能上能下，能工能干，奖金、工资不封顶、不保底，不吃“大锅饭”、“特殊饭”；（四）能源、交通、原料、基建、流通等方面也应同步改革。特别是疏通流通渠道是关键。克服官僚主义、官商作风，可以搞工贸联营公司，搞承包经营、民办或专业代理公司，使商贸不吃“大锅饭”。
河北代表王昌汉说，赵总理报告中关于加快城市改革的措施很好。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条条上要松绑。我们市里搞了些改革的措施，但和条条上的一些老规定不一致，改革就很难迈步。建议中央各部根据中央改革的精神和下面的实际情况，把过去的规定清理一下，该放的放，给城市留点自主权。二是加快国家经济区划的规划，使各城市的发展、改革在经济区统一规划的指导下，同步协调，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浪费。三是加强对各级国家机关干部的教育，解决中间环节按老一套办事，改革效果慢的问题，变阻力为动力。四是一定要控制农民过多地进入大、中城市，要尽可能地安置在小城镇。（附图片）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分组会议上，人大代表、国防科工委政委刘有光（右）说：我国试验通信卫星的发射成功，又一次证明发挥科技人员作用的重要性。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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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行“特事特办” 搞活特区经济
广东代表梁湘（书面发言）：特区是引进外资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必须采取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区，又有别于国内其它地区的管理体制，以适应特区建设的需要。建立特区以来，我们坚持了“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原则，从有利于落实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有利于特区的兴旺发达，有利于特区为国家四化建设多作贡献，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出发，主要进行了如下改革试验：
一是冲破经济管理的一些老框框，探索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新路子。如在基建组织管理上，打破过去分头把关、层层报批的程式，改为“五个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征地、统一设计、统一安排施工及施工现场管理、统一资金）的做法，克服了过去那种政出多门、互相扯皮的现象，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又如在建筑工程的经营方法上，打破过去由行政分配任务的做法，实行设计搞评选，工程搞投标，施工搞承包的新办法，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降低了工程造价，加快了进度，保证了工程质量。建一幢六层的住宅由过去约一百八十天缩短为约一百一十天，高层楼宇六天左右便可建一层，赶上了香港的水平。
二是运用价值规律，开拓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的新门路。例如，发挥银行贷款作用，大胆利用银行贷款进行开发性的建设，使土地商品化，1983年收入的土地使用费就达一千多万元；采取“滚雪球”的办法筹措资金，组织兴建标准厂房和商品住宅楼宇，预售收款，收回资金再投入新的开发，使“雪球”越滚越大。市工业发展服务公司采取这个办法，用一千八百多万元贷款，建成了七千五百多万元的工程；运用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筹集社会闲散资金。
三是克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做法，试验劳动工资的新形式。特区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生产经营的需要自行确定工资形式，实行浮动工资、计件工资或职务工资制，把职工的工资收入和个人的表现、技术的高低、企业的经营效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起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四是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真正成为经济实体，有领导地下放权力，扩大企业的独立经营权、产销权、资金使用权、人事和工资调整权以及对外经济活动权，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和层层控制过死的问题。
五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进行行政机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的新尝试。我们从1981年开始，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把五级管理改为三级管理，局以上机构由六十五个减少为三十三个，初步改变了机构重叠、官商不分的现象。在企业单位中，招工由原来劳动部门统招统配统包的办法，改为实行劳动合同制。专业技术干部实行公开招聘制，企业领导班子试行“选举聘用合同制”，经过群众民主选举，组织部门考核批准，订立聘用合同，到期再选再聘。在蛇口工业区还实行在干部任期内，每年组织群众投一次信任票，有半数以上职工不信任就得改选。这些，对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改善经营管理，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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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人大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纪实
农村知识分子为何下“跳棋”？
北京代表李瑜铭说，北京的知识分子数量较多，密集程度较高。但分布极不均匀，郊区少于城区，远郊少于近郊，边远农村更是稀少得很。山乡的农业生产上不去，这是个重要原因。家在山区的一些知识分子，第一步想跳进近郊，第二步再跳进城区。这下“跳棋”的趋势还在发展！
为什么他们要下“跳棋”？他们反映：农村生活艰苦，文化设施差，待遇不如城里高。常年在田野忙碌的技术人员，评职称时往往因拿不出学术论文而遭到冷落。“培养一万只优种鸡，还不如闷头写出一篇论文吃香”。他们最担心的是子女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理想的工作，自己苦了一辈子，还耽误儿女一辈子。因此，迟跳不如早跳，跳一步就进了一步。
从领导机关工作的角度看，要承认“城乡差别”这个现实。现在却还有些不尽合理的、“重城轻乡”的措施或具体政策，应当修改。要适当提高农村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评定技术职称，不应当轻视实践经验的总结。对长年在野外的农业科技人员的生活补贴，应当从优。
放手让知识分子发挥作用
内蒙古代表陈文孝说：有些知识分子被提到领导岗位后，有职无权，“婆婆”们干涉太多，这也不放心，那也不放手，使他们无所适从。要给知识分子“松绑”，要给他们以必要的权力。
贵州代表梅庚安说：知识分子提到领导岗位，担任正职的少，担任副职的多，有职无权。他要搞新产品，不给实验基地；要派技术员外出学习，厂长不点头走不了，找我这个副总工程师，我也无能为力，急得掉泪。既然在岗位上，就应当放手让他们干，有职有责有权，独立地解决问题，大胆做好工作。
落实政策阻力不小
天津代表杨学敏说：在企业里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至今还有许多问题。我所在的公司有五百名科技人员，被吸收入党的仅有10％，比例太小。知识分子的住房也困难，分不到房，或分得很差，不如从事党政工作的干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负责干部，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至今不很理解，个别人还有反感，或明或暗地排斥打击知识分子。
辽宁代表、辽阳市市长李德琛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至今还很难，难就难在某些干部，他们手中有权力，又对知识分子政策抱有严重抵触情绪，屡教不改。必须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去做，把这样的干部调离领导岗位，排除阻力。我市灯塔化工厂一位大学毕业生，蒙冤入狱十年，放回工厂后，仍当临时工，支部副书记拒不落实政策。我们市政府负责人亲自过问，把这个支部副书记调走，对这个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工作作了妥善安排，他很感激，先后试制出十多种化工新产品。事实教育了我们，工作必须做深做细做出成效。
天津代表、老教育家杨坚白说，现在教育战线没有很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教师当班主任很累，比一般任课老师要多消耗精力，但班主任的岗位津贴只有五元。这与付出的劳动量不相称。
解放军代表刘有光说，在国防科工委系统的技术干部队伍中，1966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大都成为技术干部中的中坚力量。但是，现在这些同志生活条件比较差，他们的住房很挤，全家仍然挤在一间房子的，还有九百八十二户，其中有十八名高级工程师。这样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因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有一定的连续性，这与工厂生产不同，工厂机器停了，生产、消耗也停止了，而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却不一样，他们下班以后还要看书、研究问题，才能出成果。
河南代表李润田说，改善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是当务之急。如住房问题，我所在的河南师范大学有近三百户的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没有得到改善。在他们中间老少三代四五口人住一间房子的不乏其人，不少同志只好坐在床上备课。特别突出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近二年我们先后留下二百多个毕业生当助教，四个人挤在一间十七八米的房子里很不方便，常引起矛盾。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
四川代表聂荣贵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抓紧解决五个带普遍性的问题：
（一）首先要打破人才的部门所有制，同时鼓励知识分子到祖国需要的艰苦地方去。也要为他们的流动创造一些条件，如子女就学问题。（二）有些自学成才的，水平并不低，应该采取恰当的考核办法，予以肯定和承认。对有文凭的，也不应吃“大锅饭”。只看文凭，不看实际能力和贡献，吃文凭的“大锅饭”，在知识分子内部和外部，都影响不好。（三）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工作岗位关系，不能评职称，如在大学做党务工作的这部分人，影响了他们安心工作，也要适当解决。（四）评定职称工作应该迅速恢复。（五）知识分子待遇和工作条件，全国最好有一个大体的统一规定。如有的地方副教授按县团级待遇，有的地方按地、师级，这些差别也造成不必要的矛盾。
内蒙古代表王维珍建议，对知识分子必须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要允许人才流动；允许科技人员受聘；允许他们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承包社会上科研技术工作，并给予一定报酬。这样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
本报记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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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不平常的“家书”
中午，山西代表团代表多数在休息。京西宾馆三○二房间里，代表冯宏章却抓紧时间，给单位党组织和妻子写“家书”，商量筹办“家庭农科所”的事宜。
小冯是全国农村学科学、用科学的青年标兵，现为山西夏县城关公社农科站的技术员。听了赵总理报告，他决心乘科研体制改革的东风，联合本大队十二户利用三十六亩地成立“家庭农科所”。自己建立科研基地，向农村推广、示范科学种田先进技术。他和妻子商量拿出一千元投资，先购置一些器材，再吸引一些资金，采用浮动工资制，招聘人员。 （胡太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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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会场内外
徐迟的“报告文学号外”
尤伯杯决赛结束了。人大代表、著名报告文学家徐迟，悄悄地离开电视机旁，来到驻地大门“安民告示”小黑板前，用粉笔疾书：“我团韩爱萍（系人大代表）和她的姐妹们，今晚在马来西亚参加羽毛球尤伯杯比赛打败英格兰队，首次夺得女子团体冠军。”代表们说：好久没见到徐迟的作品了，今天他写的可算是“报告文学号外”。（王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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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代表带来的喜讯
全省有四十八个县（市）农业年总产值五年翻一番
本报讯 记者黄际昌、贾建舟报道：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山东代表带来喜讯：去年全省已有四十八个县（市）的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八年翻了一番，成为全国翻番县最多的一个省。象山东这样一个大省能有百分之四十五的县（市）“翻”上来，显示了我国农村振兴的一个好兆头。
代表们畅谈“翻番”感受。德州地委书记王殿臣说，我们地区五年前还是全国出名的一个贫困地区。连打几年翻身仗，一九八二年，陵县、平原、商河、禹城、武城、夏津等六个县“翻”上来了；一九八三年又有六县一市“翻”上来了，实现了县县翻番。王殿臣把德州地区五年巨变归结为“三部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起步，十二大后——走上富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重绘再翻番的宏图。
家底薄的地区翻上去了，家底较厚的地区能不能翻上去呢？潍坊市副市长于潮说：昌邑、诸城、高密等县，过去经济基础就比较好，近年农业也实现了翻番。哪里吃透“县情”，因地制宜，趋利避害，哪里就翻得快，富得早。
德州地区的代表认为，到一九九○年，农业总产值在一九八三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是有把握的。其它地、县的代表也坚定了“一番促两番”的信心。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秦和珍和省长梁步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强调，要确保农业生产旱涝保收，还得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