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路线
岳平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的这个决定和其他重要决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即总路线）正式表述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几年来，在党的总路线指导下，我们又制定出了一整套方针和政策。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正在为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而意气风发、百折不挠地努力奋斗。
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说明，一条正确的路线提出和确立之后，要为全党所理解和接受，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在我们党内，由于多年来“左”的影响根深蒂固，尽管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但还有少数人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不理解，有疑虑，不信服，不赞成。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这是关系到能否进一步实现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高度一致的大问题，必须议论清楚。
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结果
党的政治路线要指明党在革命或建设某一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和总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和任务的基本途径、基本方法，等等。要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依据、为指针。人们只有借助于正确理论的指导，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掌握革命和建设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因此，我们分析判断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就要看它是以什么样的理论为依据的。
在过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的“左”倾错误，是以一套“左”倾错误论点为依据的。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已经不存在的条件下，仍然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作为我们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论点明显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制定的方针，当然也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
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依据的。
从三中全会起，我们党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开始了全面的坚决的拨乱反正，在理论上进行正本清源，清算过去的“左”倾错误论点，恢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同时，我们又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新论点、新结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成为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比如，关于我国的主要矛盾。
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实际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对我国的主要矛盾作了完整的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真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状况后得出的科学结论。这是我们党制定政治路线的基本理论依据。
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根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把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核心，作为全党工作的中心，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则是以对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为依据的，因而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在理论上明确了这个主要矛盾，才能深刻理解并牢牢记住我们党的总路线，并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自觉地把本部门、本地区的工作服从于、服务于党的总路线。
又如，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过去在“左”倾思想支配下，对这个基本矛盾作了片面的错误的理解。当时，所谓解决基本矛盾，在生产关系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穷过渡；在上层建筑方面，则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直至抓“走资派”，搞夺权。从三中全会开始，我们纠正了这种“左”的错误观点，强调要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使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真正有利于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
几年来，我们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各项具体制度，作了深入的剖析，指出了这些体制和制度存在的弊端，总结了历史经验，提出和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种经济形式、经营管理上的责任制和自主权、反对“吃大锅饭”和坚持按劳分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干部队伍的“四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为实行各方面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此外，集中反映在《邓小平文选》、《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等书中的其他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也都是这几年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新成果。
所有这些理论成果表明，随着历史的前进，党中央创造性地推进了指导我们实践的理论，成为我们党制定历史新时期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指针。
我国实际和人民利益的科学表现
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必须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从各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决定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不从实际出发，就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搞革命和建设，都要适合中国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取得成功。“左”的指导方针之所以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离开了我国的实际。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地吸取了这个深刻教训。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党中央着重指出了我国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几年来，党中央根据总路线的要求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无不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全面分析了现实情况而制定出来的。比如，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只有多种经济形式合理配置，才能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加速经济的发展，因此，我们纠正了那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搞穷过渡的做法，确定了在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方针。又如，由于我国经济底子薄，既要保证人民有饭吃，又要有余力进行建设，从这种实际情况出发，党中央根据陈云同志的意见，确定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重大方针。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我们确定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政策。
另一方面，党中央从三十年来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实际出发，调整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方针政策。比如，推翻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了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重新审查和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了我国各民主党派的性质，认定他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必须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否定了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估计，肯定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的要求；等等。
总之，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都是从我国的国情、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而制定出来的，是符合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状况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左”的错误，反对右的倾向的结果。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既有科学的理论作依据，又符合实际情况和人民的意愿，不存在“左”或右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实践的效果说明了什么？
评价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最主要的，还是要看实践的效果。
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指导下，我们妥善地处理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问题，落实了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侨务政策等各项政策，调整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广大干部群众和各方面人士，都能心情舒畅地投身四化建设。在经济方面，农村和城市都放宽了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门路发展经济。这样，就使广大劳动者能够放开手脚干社会主义，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搞好生产和经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其结果，就是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几年来，农业一马当先，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改变了二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解决了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一些长期贫困的地区改变了面貌，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富起来了。这些，都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兴旺景象。几年来，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比较快，“六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已经提前二年完成。我国城乡市场繁荣，广大农民和城镇职工生活明显改善，都是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这些，都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可是，有一些人虽然承认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却又说什么“成绩喜人，方向愁人”，他们总是怀疑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右了。这一类的疑虑是没有根据的，这种责难也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是，经过几年来的探索和改革，我们正在逐步改变“一大二公”、一刀切等不切实际的做法，逐步革除“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弊端，社会主义制度日益趋于完善。目前，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形式同生产力的实际发展水平比较适应了，能够促进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在日益明显地发挥出来。一些地方的群众在谈到对三中全会以来大好形势的感受时说，“对社会主义更信了，对党更亲了！”这是很有代表性的群众情绪，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几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是后退了，而是向前发展了。我们不但没有背离四项基本原则，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在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指引下，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
有些人之所以怀疑党的路线，认为这几年我们的实践，特别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是因为他们还是以“左”的眼光看问题。他们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还是“一大二公”、“吃大锅饭”那一套。他们不懂得，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我们要善于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并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在广大农村，我们普遍实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责任制的基础上，农村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新的经济联合体。目前，我们又积极支持农村各种类型的专业户，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是继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项重大政策。我们坚持了发展集体经济的方向。这几年，我们的集体经济不是削弱了，而是巩固了，发展了。这些，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合作制理论在我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不能抱住过去那套不适合我国国情的模式不放。事实是，不是党的路线右了，而是一些人的思想还陷在“左”的框子里。
还有一些人，他们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或社会上的某些不良现象，以偏概全，否定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比如，他们看到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的一些严重犯罪活动，就怀疑党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他们并不真正懂得，在历史进入近代以后，经济发展就不再是一国的孤立现象了。对外开放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他们也没有看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而是抓住一些非主流的现象，甚至同对外开放没有关系的现象，进行非议和指责。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是很不妥当的。我们应当全面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斥之为“奇技淫巧”，把外国的一切都视为不正派，有碍风化，深怕对外开放，以为只有与世隔绝，才能天下太平。这是中国历史上闭关锁国论者的精神状态。这样一种历史遗产，是应当彻底抛弃了。马克思早就提出了“生产的国际关系”这样的命题，现在正是需要我们大做文章的时候了。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又有了一整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因而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形势。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人们正是从三中全会前后的对比中，加深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在全面整党中，深入学习文件，把三中全会后五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功同过去的挫折加以比较，分析过去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和今天取得成功的原因，就可以比较深刻地认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一定能够克服“左”的错误的影响，提高同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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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外开放与精神文明建设
滕夫
对外开放有利于加快经济建设，这个道理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是，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起的作用又如何呢？有人说：物质上有所得，精神上有所失。这些同志认为，对外开放，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只有消极影响。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事实吧。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已有五年多的实践，也开辟了一些对外开放程度比较大的地区。如果我们到深圳经济特区和比较开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不仅经济上繁荣兴旺，蒸蒸日上，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喜人的景象：
一批学校、医院、图书馆以及其他文化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有些设施是用比较先进的现代化设备装备起来的。
由于对世界上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知识增加了接触，意识到了自己的差距，又加上在新的管理体制下就业和劳动致富的需要，人们的学习热情普遍高涨。特别是在青年人当中，“文革”年代那种鄙薄知识的风气不见了，游手好闲、寻衅闹事的人大大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报考学校、业余补习、参加培训的热潮。学习之风日盛。
过去长期存在的知识狭窄、见闻闭塞的状况有了改变。在这里，连普通的农民也在谈论国际市场，谈论世界上新的商情和技术信息。因为他们自己的许多劳动产品就是直接进入国际市场的。
社会秩序不但没有变坏，而且变好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生活的富裕，人们对党的现行政策越来越拥护，对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热爱。人民普遍称赞现在是“黄金时代”。
事实证明，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仅对物质文明建设有好处；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主流也是积极的。
对外开放，必然会招致外来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但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影响是互相的，开放之后，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增强了。至于外来思想、文化对我们的影响，则需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加以反对。
有些影响是有益的，如科学知识、先进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对此，我们不仅不应排斥，而且应当积极吸收。
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有些同志看不惯的，但确切地讲，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如某些穿着打扮，某些生活习惯，只能说是民族习惯和地域风俗的差别，而不是阶级性的差别。既然对外开放，就要准备让人们接触这类与我们原有的观念和习惯不同的东西。接触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可以相信，象我们这样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绝不会因为接触一点外来影响就丧失自己的特性。不要把“资产阶级影响”或“资本主义影响”的概念扩大化，给本来不具有阶级性的东西贴上了阶级性的标签。
当然，还有一种影响，确实是具有反动的阶级性的，或是极端腐朽的，如反共反社会主义宣传、间谍活动、走私贩毒、赌博卖淫等。对此，我们毫无疑义地要坚决抵制和打击。对外开放之后，如果管理不好，此类坏事势必增多，我们要提高警惕；但也不可因噎废食，更不应把它们的存在和发生完全归咎于对外开放。
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环境下产生，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从来不是弱不禁风的。如果认为需要把自己同资本主义世界隔绝起来，才能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那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应当肯定和发扬对外开放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采取坚决而有效的措施，包括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纪律，严格管理，加强法治等，以抵制和反对消极影响。对消极影响，不可忽视，也不应夸大。忽视它，就不能及时有效地抵制和防止它的危害；过分夸大它，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有把对外开放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弄清楚了，对外开放政策才能顺利地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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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评
介绍《文幼章传》中译本
顾长声
《文幼章传》的中译本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英文原版于1980年在加拿大出版，著者为文幼章的次子文忠志。中译本由四川大学李国林、周开顽、叶上威、罗显华译，殷钟崃校。
文幼章原为加拿大传教士，出生在四川，1925年被派来华传教。当时正值五卅运动后期，反帝怒潮遍及全国，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多持敌视态度，而年仅二十余岁的文幼章却表示同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主张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
1939年之前，文幼章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传教士。虽然他对帝国主义各国侵华一再反对，对四川各派军阀混战表示厌恶，对中国人民的疾苦深为同情，却仍然是在外国差会支配下在重庆传教和教书。直到抗日战争进入第三年的年初，他受聘出任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的“顾问”之后，才为人们所注意。他经过对国民党内部一年多的观察，认为“新生活运动只不过是在搞法西斯主义，毫无价值可言”。为此，他不久就辞去了这个“顾问”的职务，到成都华西大学教英语。随着国民党不断镇压学生爱国运动，文幼章在华西坝的住所成为进步学生聚集的地方；与此同时，他开始与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人及其他进步人士接触，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要求民主和一致抗日的主张。
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幼章十分同情中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1945年12月，他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的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镇压昆明学生的群众大会上，向五千余名群众发表演说，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暴行，全力支持中国人民争取和平、民主和统一的正义斗争。这表明文幼章的思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当时就预言：
“腐败的国民党必定要垮台，生气勃勃的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必定会胜利。”这就激怒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国民党扬言要驱逐他出境，而外国差会中的一些上层分子也对他施加压力。1946年6月，文幼章正式辞去了传教士的职务。
从1946年秋天开始，文幼章有一年多时间在上海编辑和出版英文《上海时事通讯》，向全世界揭露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真相，声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后来他回到加拿大。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一直呼吁加拿大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他曾多次访华，一直关心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不断取得的新成就。
文忠志的原著如实地记录了这位国际主义战士的大半辈子生涯和他的思想发展过程，称他为“出自中国的叛逆者”。外国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先遣队，许多传教士肆无忌惮地推行了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敌视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但是，也不可否认，确实还有一些传教士曾经反对过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同情和支持过中国的改革和革命，文幼章就是一个代表，因此宋庆龄名誉主席称文幼章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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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出版
孔凡静著《日本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战后日本经济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决策：扬长避短、循序而进的投资方向；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与自主开发相结合的技术革新；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宗旨的经营管理的革新；大力培养人才，实行人的能力开发。（吴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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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史论文集》出版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主编的《美国史论文集》已由三联书店出版。史学家黄绍湘等多人均撰有专文。这本论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在美国史研究上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