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老号与名菜
思一
是五十年代的事了，因为住得近，常上东四牌楼隆福寺街去遛弯儿。那儿有庙会式的市场，各种小铺和摊子，特别可以找旧书，拣小古玩儿，是一种业余的乐趣。记得有一次去那儿一家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已是晚九点，肚子饿得慌，来不及回家，找找餐馆都关门了，只一家还开着半扇门，里边有灯火，试着闯进去。一位老年服务员很客气的招待我坐下，介绍这儿黄焖牛肉最好。不多会儿，来了一盘火热的有色有香的牛肉羹，浓浓的汁水，薄薄的片儿，吞进嘴里自己就融化，的确佳美；要了二两白干，既醉且饱，满意而归。第二天向人推荐，老北京笑了：“你真外行，这是百年老号，有名的名菜嘛！”从此牢牢记住了这家老号和它的名菜。可是，人事倥偬，虽然惦念，以后也没机会再度尝味。特别是老市场变成了新式百货商店，再没什么旧书破烂儿可拣，也懒得去了。后来，当然连那块老号的老招牌也被砸烂了。
事情过了三十年，人老了，丧失了遛街逛店的福气，至多近处散散步。这回冬尽春来，气候转暖，爱动动了。请老伴作伴，决定乘一次公共汽车出去遛遛。老伴说：“你怎么能乘，那么挤！”我说：“不妨，有你陪着。现在大家讲文明礼貌，见老年人都让坐。”果然，来去换车，男的、女的、中年、青年，见了都让坐。我说：“谢谢！”他说：“不用！”那种风气，从“空前”到1978年一段时期，是不大有的。因刚得了点稿费，想讨好老伴，在东四市场找件合适的春服，于是到了隆福寺。不是太大，就是小了；不是黑塌塌，就是太鲜艳，加上曲线美，老妇人不合适，营业员又不耐烦多挑，只好空手出门了。偏偏意外地发现了三十年前那家老号子的老招牌，不觉食指大动，想起黄焖牛肉来了。时间是下午四时二十五分，开门差五分，站在外边冷，敲敲玻璃门，门内一位年轻女同志，见我们一对老人，开门把我们放进去了。“时候还不到，我是值班的，等大家上班才营业。”那就坐下，和她谈起三十年前吃过忘不了的黄焖牛肉。她说：“没有牛肉，只有羊肉。”羊肉当然也好，偏老伴不吃。“要牛肉，只有酱牛肉，冷盘的。”“也好，就要点酱牛肉，要杯啤酒吧！”心里这么打算，人也有点走累了。
五分钟很快过去，果然，按时开门，陆续进来三三两两的顾客，各自择位坐下。值班女同志任务完成，走了。一下子来了六七位服务员，全是年轻女同志，上班了。一进店堂，第一件事，围成一团，有说有笑，一天不见，有说不完的话要说。有几位手里还抓把葵花子，边嗑边吐皮。我坐一边等候，看她们什么时候回过眼来瞅瞅顾客。谈兴正浓，瓜子皮吐了一地，就是没工夫顾顾顾客。老伴说：“叫一声吧！”我说：“不用，没谈完，叫她也不会理你！”果然，有人叫：“同志！”还是不理不睬，有的还瞪白眼。我决心耐定性子观察到底，看她们什么时候招待客人。这时，却又有了新发现，见一个个身上的白衣服，又皱又黑，好久不洗了，很脏。大概正如我一位朋友见面时惯说的“忙得要死”，没工夫洗吧，心里有点发腻，真有名菜，也没胃口了。招呼老伴：“走吧！”当然也没人来留客！
老号、名菜，白白惦挂三十年，还是没福气再尝一回。这种餐馆，这种招待，可能少数，也不是一家，因此也毋须指名了。我也不想批评那些年轻服务员。搞讽刺、幽默的，也把他们批得够了，好象今天风气，就只有他们坏。
所以我是不悲观的。我不唱“今不如昔”的所谓“右派调子”，始终相信明天总比今天好。这种风气是会变的，而且在变，总有一天会变好。只要人长寿，一定还能再上老号，重尝名菜的。
第8版()
专栏：
嫩芽儿
童安齐
深秋的早晨，我路过护城河。秋风，枯叶，冰凉的石凳、光秃秃的树干，行人寥寥无几。突然，一声清脆的童音传过来：“阿姨，别踩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学生，背着书包从我身后跑上来。我低头看看脚底下，什么也没有。“阿姨，您看这儿。”啊，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有一条石凳，石凳前长着几簇杂草，零乱、枯黄，可在靠路边的一簇杂草丛中，却长出一株嫩芽芽，略有些弯曲、细细、白白的根茎，托着两片嫩绿、圆圆的叶子，叶面上铺着晶莹的晨霜，犹如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细纱。“阿姨，这是什么苗呀？”圆圆的脸，大大的眼，一副天真的神情。是啊，这是什么芽呢？一粒树种？一棵花苗？一株瓜秧？嫩嫩、圆圆的叶片在石凳、枯草的映衬下，显得那么清新而有朝气。我正在琢磨着，这个小学生却蹲下身来，用小手抠起路旁的细土，轻轻围在苗儿四周。虽然不是数九天气，却也寒意袭人，特别是路边的土，硬而坚实。“小朋友，别弄了，我会注意的。”“不，我想给它垒个土窝窝，怕它冻坏了。”看着他冻得通红的小手，我不由地蹲了下来。不一会儿，土窝垒好了，两片嫩绿、圆圆的叶儿从土窝窝里伸出头来，迎着晨风，微微摆动着。小学生搓着手，甜甜地笑了。“阿姨，再见。”一眨眼，跑掉了。
嫩芽儿，它能活多久呢？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已是初冬时节。一天，我又路过护城河旁，不由得朝那条石凳望去，只见几个小学生蹲在石凳旁，低头看着什么，我的心不禁一动，走过去一看，啊，还是那株嫩芽芽，土窝窝没了，但不知是谁在芽儿周围插了几根粗树枝，用透明塑料布捆扎上，透过塑料布看去，两片圆圆的叶子已有些枯萎。可在两片叶儿中间又钻出一对芽儿，尖尖的，绿绿的，挺拔而神气。“阿姨，它能长大吗？”冰冻的大地，刺骨的寒风，我不是学植物的，怎么解释呢？可那冻红的小手，精心捆扎的塑料布，还有这顽强的芽儿和一双双渴求、期待的目光，却使我点了点头。“噢……”，孩子们欢快地笑了。“它长大一定是棵松树”，“不，是腊梅”，“是杨树……”，孩子们议论着，笑着，蹦着，渐渐跑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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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人的“君子之风”
石飞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了错误，一不文过饰非，二不诿过于人，敢于象周恩来同志所说的那样“逢人便讲”，便是古“圣贤”从未有过的当代“君子之风”。
几乎挨了大半辈子“批判”的李立三同志，就颇有这种“君子之风”。他在1930年6月至9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错误得到纠正之后，他痛定思痛，由衷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就当好这个‘反面教员’。”于是，他把自己的错误，坦率地向熟悉的同志讲，向素不相识的同志讲，甚至毫不隐讳地对自己的子女讲。三个月的错误，讲了三十年，检讨了三十年。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犯了错误，首先要想到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绝不能为了顾全个人的面子，而百般掩盖自己的错误。
有一种陈腐的世俗之见，与这种“君子之风”大相径庭。在他们看来，有错误隐瞒得好，就等于没有错误；一辈子不肯认一点错，便也算得是“完人”。因此，有人明知有错，还要硬撑门面，死不认账。人皆道其有，己却辩其无，说啥也要以“一贯正确”自居，到了不得不讲的时候，就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实在躲不过去了，也要“呕心沥血”地作个假检讨。更有甚者，对自己的错误一推二搡，嫁祸于人，以致玩弄权术，想法给自己找“替罪羊”。总之，他认为真检讨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买卖”，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做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这也正是共产党内君子之风不昌的原因。这些人没有仔细想想，就算是单从“顾全面子”上来考虑，那纸糊的假面子，到头来也总是要丢得精光的，与自己的最初愿望完全相反。
周恩来同志说得好：“有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帮助，又可给同志以借鉴。”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愿在整党进入对照检查的阶段，这种共产党人的君子之风能够发扬昌盛起来，以光大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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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自然村
北京市大兴县 张海云自然村——抛锚已久的船，你是现代化城市的祖先，是媚丽小城的祖母，是花园小镇的母亲，未来的城市是你得意的重孙。自然村你是位银鬓依稀的老
人，你拄着棍、斜倚财富之门，似出似进……沙砾埋住树木的脚跟，牛车似蠕动的蚯蚓……小村，古朴的小村，小溪，绵长的小溪，是一支古老的曲子，发出源远流长的乡音。当岁月象落叶一样飘零，春去后是冬，冬去后是春，自然村——历尽沧桑的老人有一天，忽然又有了微笑，忽然又有了风韵，忽然又有了一个只有少女才有的玫瑰式的梦……自然村，这一切不是梦，是变化着的生活发出的一种信息，万般柔情！而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也都将会记住——这儿，是我们的根……在新鲜的、立体的，多彩的、多姿的，生活的洪流中，让我们大无畏地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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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春天出发
湖北蒲圻县 叶向阳一切都不算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把叹息当做最后的晚餐；虽然早餐的桌上，摆满了各种花样的困苦，但我们毫不畏惧，我们是创业的一代，年青的胃就是为了消化艰难。重新安排青春，用一分一秒，把岁月镶嵌得紧紧，清点好自己的行装，和母亲的叮咛，踏着春的节奏，去攀登所有的高山。用自己的渺小，去垒起祖国的伟大，用自己的汗水，去映出祖国的灿烂；我们从春天出发，自信会得到丰硕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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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选刊》创刊
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创办的《诗选刊》，是集国内数百家刊物、报纸及各种书籍中诗歌佳作之大成的一个专刊，它将选登各种报刊所发表的最新诗作，书刊中的外国诗歌名篇及诗集中有代表性的佳作等，力求反映出诗歌创作的最新水平。
《诗选刊》敦请各界踊跃荐稿，并于篇末附上荐者的“百字点评”，务求切中要肯，发扬我国历史悠久的诗话、词话流风。 （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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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群言录
市长电话的喜与忧
聂定华
设立市长公开电话，这一利民的好事以沈阳为发端，到如今，已不是个别而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了。这反映了我们党和政府在改进作风，联系群众方面，正迈出切实的步子。重庆设立市长电话九天，就接到群众电话三百七十一次，直接听取了群众意见，及时解决了一些迫切问题。
但是，由于设立市长公开电话，及时解决了群众的问题，为群众办了好事，群众称赞，信任，于是要求解决问题的多，打电话的也多，如此一来，负荷愈来愈重，而且什么问题都反映上来。有时一天几十个电话，单是值班同志记录、整理、汇报，市长阅读、研究、批示，就得花费不少时间（当然有不少是应当处理的）。倘若还需市长亲自过问，实地调查，直接处理，那就更为复杂了。我想，纵使有着三头六臂，也是难于应付的。还有一层，有些不一定由市长亲自处理的事情，还得批转有关部门解决。若是批文到处，恰好遇着的又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事情就得照旧搁置起来，岂不仍是令人忧虑？
有了这种种忧虑，于是有人提出何不设立一些区长公开电话、局长公开电话……，至少可以减轻一些市长电话的压力，又有助于改变下属部门的领导作风。这当然不失为一着良策。可是细想起来，也不尽然。比如，有些群众出于对本单位领导的不信任，担心打击报复，仍会寄厚望于市长公开电话；那些本应由本部门、本单位解决的问题，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祟，仍会把矛盾上交给市长公开电话；设立区长、局长公开电话后，区、局以下还有下级的下级，倘若不切实改变作风，要么电话“不断线”，如同市长公开电话一样应接不暇，要么门庭冷落，形同虚设。如此这般，一件好事，弄不好还会变成坏事。
可见，要减轻市长公开电话的压力，最根本的问题还得上上下下各级领导“议大事，懂全局，管本行”，在当前的整党中切实转变领导作风。设立市长公开电话，不只是找到了一种联系群众的好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了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有助于克服那种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如果各级领导能够以此为榜样，躬行雷厉风行就地解决问题的作风，那么情况就会改观，人们即可转忧为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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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暴雨欲来〔中国画〕 邹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