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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围绕党的总任务找差距
四川商业厅勇于改革搞活流通
四川省商业厅党组围绕党的总任务、总目标找差距，感到商业部门在经营思想、经营作风方面都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一是商品多了，推销工作跟不上，一些人程度不同地患有“恐多症”；二是群众生活提高了，消费结构变化了，供应和服务工作跟不上，经营方法呆板，服务方式单调，柜台内的“聋哑病”、“摇头病”至今未能根治；三是渠道增多了，市场搞活了，竞争跟不上，总想回到独家经营的老路上，有人甚至认为“形势大好，地盘缩小，生意难做，饭碗难保”，在竞争中消极退让。
省商业厅党组针对上述问题边整边改，决定在业务方针上实现三个大的转变：从习惯于单一渠道、独家经营转向适应多渠道，面向开放的市场，积极参与竞争，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从主要靠行政手段搞商品分配，转向主要行使流通职能，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充分利用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刺激消费，开拓市场，扩大流通；由经营形式单一，销售方式呆板，服务质量不高，经济效益低，转变为经营形式多样，售货方式灵活，服务质量好，经济效益高，真正把生意做好、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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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验交流
到群众中诚恳听取批评
浙江外事办领导带头对照检查
浙江省外事办公室党组成员，在整党中带头搞好对照检查。外事办四位领导同志在充分交换意见、写出初步检查提纲以后，到党员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为打消顾虑，他们主动向大家讲肺腑之言，以心换心。对于带头“开炮”批评领导的同志，给予适当的表扬和鼓励，让大家敢于直言。他们共征求、汇集了几十条批评意见。
在开好党组会、党组扩大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党组成员按照党员标准和党的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分别向全体党员检查了自己的缺点错误。他们还虚心地向退居二、三线的老同志请教，总结外事工作的经验教训。党组的检查，三上三下，步步深入，既抓住影响开创外事工作新局面的大事，又检查了工作态度和思想作风的问题。
他们本着边整边改的原则，不论是自己检查的，还是同志们批评的，只要能够改的，就立即去改，以实际行动表示接受批评的诚意。例如，党组检查了对普陀、沈家门开放的准备工作抓得不紧之后，便派出一位副主任去同有关方面商谈，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党组成员以身作则，对全体党员的对照检查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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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讯息
联系实际 剖析官僚主义表现
边整边改 克服官僚主义恶习
编者按 昆明军区后勤部党委在整党中，深入剖析官僚主义在本单位的具体表现，进而认清它的危害，订出克服的措施，这种联系实际边整边改的做法值得提倡。
昆明军区后勤部党委在学习整党文件中，联系本单位实际，深入剖析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
一是滥用职权瞎指挥。有的以权力代替政策和制度，谁职位高，谁说了算；对部队重大问题，不经周密研究就定方案；对下级的意见和决定，未弄清情况就随便否决；对不属自己职权范围的事也要插手干预。如：某仓库动工兴建洞库时，个别领导同志不明地质情况，硬要指定在某地打洞。结果打洞以后，全是断层，只好停工换点。
二是盛气凌人打官腔。有的耍“老大”作风，基层单位来人办事，不是热情接待，而是爱理不理。
三是信口开河发议论。有的道听途说，或听一面之词，就乱训一顿。尤其是在批评后进、评比先进等方面，有的领导凭主观印象和片面了解，就擅自定论，因而罚不当罪，赏不当功。
四是事无巨细一把抓。有的领导同志对工作没有计划，不分主次，不讲效率；有的部门之间不注意协同，弄得下面无所适从。
五是高高在上不深入。有的惯于在办公室听汇报，大事小事都要开会发文件，造成“文山会海”。据统计，昆明军区后勤机关去年共召开各种会议八十六次，发文2，892件；有的领导同志不深入，对下情心中无数，若明若暗。
六是躲避矛盾踢皮球。对好办的事，有利的事，喜欢出头露面。遇到矛盾和问题，上推下卸，久拖不决，留着悬案往下传。某部门于1966年向新平林业局订购了一批木材，拨款二万七千元，事到如今，木材没买到，钱也未拿回，拖了十八年，无人过问。
七是走马观花搞形式。有的人到下边去不愿蹲点，只是蜻蜓点水。基层单位提出的要求，有的当面答应，回来以后却置之不顾；有的名曰深入基层，实则游山玩水。
八是工作飘浮不负责。或说空话假话，报喜不报忧；或下面报什么就听什么，听什么就信什么；有的不负责任，敷衍了事，来了文件划个圈，看看标题搁一边。
昆明军区后勤部的同志通过解剖，认识到官僚主义恶习对党风、军风和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他们在讨论中提出要从三个方面克服官僚主义：第一，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第二，不断清除封建主义残余；第三，建立健全机关工作责任制，改变各级领导班子“软、散、懒”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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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也要给党政干部“松绑”
中共安徽省宣城地委副书记 胡群
最近，福建省五十五名企业干部上书省委，要求给他们“松绑”，把政策放宽些，给他们以更多的自主权，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我认为，目前我们许多党政干部被“文山会海”捆得动弹不得，拖得筋疲力尽，确实也需要“松绑”。不然，就会把我们“生气勃勃的事业断送在文牍的汪洋大海里”。（列宁语）
我们时常遇到半天两个会，一天三个会的情况，刚离开这个会场，又走进另一个会场。即使这样，有时也应接不暇。会议通知双双涌来，叫你奈何不得。一位副局长告诉我，在一个月内，他仅出席省、地一级的会议，就占去了二十六天。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无庸讳言，会是要开的。问题是怎样把会开得更科学些，更富有实效些，更简短些。开会要有认真的准备，不能开无轨电车。出席会议的同志对将要讨论的问题，会前要有所考虑。经办人对所汇报的问题要有全面的了解，在会上应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或提出可行性比较方案，让与会者就议题展开讨论，然后拍板。长话要短说，长会要短开。步鑫生开会一般不超过十五分钟；在蛇口工业区，一般会议发言不超过五分钟。我看大可仿效。
我们名目繁多的文件简报太多，已成一大“公害”。前些日子北京市政府对八千多件公文进行分析检查，归纳出公文处理中多、乱、错、慢四条弊病。四大弊端，“多”在首位，由多到乱，由乱到错，由错到慢，恶性循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初建时，就号召全党同志同文牍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文牍主义的旧习在我们许多机关里仍然未能彻底清除。
公文越来越多，并不是我们信息社会到来的福音。现在有些文件照抄照转，层层加发，雪球越滚越大。名曰“简报”，实在不简，一个部门搞一份，条条江河归大海，汇集到负责同志的案头上，势必要形成“山”。
一个电话可解决的事也要拟个文，以便为将来留文字根据。找甲领导批字，乙领导盖章，文来文往，长途旅行。领导批示成行，单位盖章成串，本来容易解决的事，也要拖上十天半个月，甚至不了了之。
有的文件，几句话就可以讲清楚，非要凑上几条，上面戴堂堂正正的帽子，下面穿上四平八稳的鞋子。这样的文件，我看大可以来一个彻底改革，把水分都挤出去，开门见山，言简意明。
“文山会海”危害非浅。现在我们农村和城市的形势都很好，各项事业都在蓬勃发展，而我们的不少干部在白天被拖下“会海”，晚上又被拉上“文山”，辛辛苦苦且不说，常此下去，势必酿成官僚主义。“文山会海”把我们捆了多年，我们都需要“松松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生气勃勃地投入到这场伟大改革的历史潮流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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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事一议
还是“有声”胜“无声”
陈维伟
果戈理的著名喜剧《钦差大臣》，是以“哑场”收尾的，读者无不称绝。一场民主生活会以“哑场”结束，则另当别论。你看：会议开到节骨眼上，矛盾和问题渐渐明朗化，发言却戛然而止，个个嘴里好似填了棉花，你我面面相觑，一声不吭。究其原因，或曰：“担心吵起来，伤了和气。”
吵者，争执也。有了矛盾，回避它决非良策；争一争、议一议，反而是正常的。某些一潭死水和一言堂的地方，倒是听不到争吵的声音，但那种沉寂是可哀的。那些地方大多缺乏民主生活的气氛，正气树不起来，邪气又压不下去，人们彼此之间维持着脸面上的“一团和气”，思想上行动上却很难协调一致。而改革往往是与民主气氛下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
碰到原则问题，面对面地争一争，敢于坚持正确意见，有时免不了要得罪人。但只要态度积极，方法得当，总会有利于矛盾的解决。
自然，那种失去理智、头脑发胀的瞎吵胡闹，是不对的。占着理，偏不讲理，动不动就将对方骂个狗血喷头，是缺乏修养的表现。这些与我们所主张的民主风气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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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正气篇
任职十七年 天天勤勤恳恳
招工五千多 件件清清白白
江西省抚州棉纺织厂优秀共产党员、劳动工资科科长徐禹源，任职十七年，经手招工五千多名，不曾照顾一位亲戚朋友，被职工称为信得过的劳资科长。
老徐身边有二女一男，没有一个进本厂工作。大女儿徐建英在集体单位做工，过去很想进国营单位，可就是爸爸“坏”，不给走路子。后来她在爸爸教育下，认识提高了，近几年连续被评为厂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老二徐建辉在待业期间，抚州棉纺织厂多次招工，建辉要爸爸给他安排工作，老徐总是摇头。后来建辉只好顶替母亲当上了操作工，打小包，十分辛苦。他又想让爸爸找找路子，给自己调换个工种。老徐对儿子说：“你现在有了工作，比过去的情况好多了。再说，你不愿意当操作工，叫谁去做呢？”建辉没有辜负父亲的教育，后来多次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老三徐建玲1980年高中毕业，在去年考上大学前的三年中，不断遇上招工机会。一些老同事也劝老徐招一个孩子进厂。老徐却说：“这可不行。我是劳资科长，要以身作则嘛！”
徐禹源经手办理照顾夫妻关系的调动事项九百多起，总是秉公行事。一位女工的丈夫在南昌工作，老徐费了许多周折，才圆满地解决了这对夫妇分居的问题。那位女工十分感激，买了些礼物送给老徐。老徐把礼物原封退回，并且说：“符合条件的事，我办一下是尽职嘛。”景德镇一位同志也因为老徐帮了大忙，解决了夫妻多年分居的问题，托人给老徐带了些瓷器。东西已捎来，老徐只好收下。第二天，他跑到邮局，按高于抚州市场价格给景德镇那位同志汇了款。
对于不符合原则的事，老徐是铁板一块，任你什么人也攻不动。1981年厂里招工，他的一位老同事的亲属再三说情想挤进厂来，老徐始终没有松口。
游教和 张才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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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会场素描〔调笑令〕
叶剑英
（作于五十年代初）
头重，头重，
四个小时听众。
腰斜眼倦肠饥，
左手频看计时。
时计，时计，
有点猿心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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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在“笑眯眯”的后面
本报记者 梁光明 曾祥平
1983年10月2日，司法人员突然出现在广州市郊区城建局党委书记、局长叶卓的家里，并对叶卓说：“跟我们到检察院去。”白天正在家睡觉的叶卓笑眯眯地跟着司法人员上了汽车。在广州市检察院里，叶卓被扣上手铐，他还是笑眯眯的。
叶卓并不是不知道自己问题的严重性。
1973年，叶卓乘“文革”混乱之机，由郊区人民医院调入郊区城建局当了副局长，1979年升为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当城建局的党政大权集于一身之后，他便伙同原局党委副书记王铨兴（现已畏罪自杀）、原副局长张振江（已被逮捕）等干了一桩桩罪恶勾当。
他们一伙利用郊区拥有地皮的条件大刮“地皮钱”，或者以地皮换取房子，经营商品房，向国家瞒税。据财税部门反映，城建局近几年漏税上百万元，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
他们用各种卑劣手段套取大笔现款，私设小钱柜，供他们一伙私分、挥霍。几年来，叶卓与王铨兴、张振江等把小钱柜的十五万元巨款，全部分光、花光。
他们接受港商的贿赂，拿国家资金为香港一家公司投资建设“白云花苑”新村垫支欠款四百多万元，又以议价材料作平价材料贴进这项工程，共计使国家损失一百三十万元。
他们工作严重失职、渎职，在承建云山大酒店、太和岗住宅等工程中，造成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事实证明，叶卓是一只仗权弄势、为所欲为的“房老虎”。
叶卓被扣上手铐还是笑眯眯的，也不是故作镇静。他在笑：看你司法机关又奈我何！
原来，叶卓还有另外一套本领：善于讨好某些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借以保护自己。叶卓说：“中央距离我们这么远，怎么保持一致？最实际的是和顶头上司保持一致，其他都是废话。”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处世哲学和行动准则。
1981年4月，香港一家公司邀请叶卓、张振江等人赴港“考察”，由郊区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领队。这位副主任在出发前正急着四处谋划去香港的花销费用时，叶卓违反出访补助制度，多领取港币，给这位副主任送去数百元，作为“压袋钱”。他对这位副主任说：“你要办什么事，相信我好了。”到了香港，叶卓与港方一位经理商定，由这位经理拿出几万元港币来供“考察”人员购买物品。叶卓听说副主任想买一台电冰箱，又从港方一位经理手里多为他要来三千元港币。这位副主任满载而归，大夸叶卓是“能人”。
叶卓把上级单位有关领导干部的脾气和爱好摸得一清二楚，尽力投其所好。市计委、建委、农委和区委的负责人，有的喜欢饮酒，叶卓便与他们结成“酒友”，经常拉他们到宾馆、酒楼碰杯。去年7月，他请市建委某领导在白天鹅宾馆吃饭，一次就花去三百二十五元。有的爱打麻将，叶卓就和他们结成“牌友”，经常约他们到宾馆租房间打麻将，兴之所至，通宵达旦。去年1月，他约市农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到梅花园宾馆打麻将，房租和吃饭花去五百二十九元。“上级”请客要用钱，叶卓慷慨“赞助”。去年7、8月，市建委某领导三次宴请外地干部，共花去一千六百元无处报销。叶卓对那位领导人拍胸脯说：“你不用着急，全由我赞助。”果然，他从城建局小钱柜拿出钱来“帮助”结了帐。
有的领导干部要添置彩色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电冰箱等用品，叶卓便以代购代换等名义送上门，或不收款，或少收款。据叶卓交代，从他那里得到好处的，从区里到市里部、委、办、局以上的领导干部不下二十人，其中十多人收受过由他牵线的港商或半卖半送或馈赠的彩色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等。领导人的子女或亲友要房子，叶卓更是尽力照办。他用于拉“关系”、做“人情”的公房计一百零六套。
叶卓没有白费心机。虽然群众不断向郊区和市有关部门揭发检举他的所作所为，但他在某些领导干部的“保护”之下，竟然混过了一关又一关。
1982年，有关部门早已反映叶卓一伙拿国家的资金为港商建房图利等严重问题，区的领导不予理睬，还在这年8月，上报市委，要把叶卓提为区（县）级干部。
1983年初，叶卓一伙巧立名目，套取五万元设计费私分了。郊区纪检部门打算以此为突破口，彻底清查他们的经济犯罪活动。区委有的领导获悉后，悄悄地劝告叶卓：“退了算啦。”叶卓笑眯眯一转身，用公家小钱柜里的钱如数上交后，又向下属建筑队索取施工费补入小钱柜。原已落入腰包的钱，分文没有退出，事情就不了了之。
清查建房分房的不正之风时，《广州日报》记者根据群众的反映，采写了一篇报道，揭露叶卓等人的严重问题。稿件小样送郊区党委审核，区委书记以“现阶段不可避免的不正之风”不必批评为由，不同意登报。叶卓得知此事后，神气活现地说：“党报又怎样？动不了我一根毛！”
市检察院经过深入调查，掌握了叶卓一伙的大量罪证，于去年9月27日逮捕了张振江。可是，在张振江被捕的当晚，区委两位负责人还与叶卓到东江饭店聚餐。席间，两位负责人频频举杯为叶卓压惊，其中分管政法工作的那位负责人还摸着叶卓的胸口，问：“颤不颤？”并为他打气说：“怕什么，不用颤！”
但是，再大的“保护伞”也没能遮住叶卓一伙的丑恶原形。叶卓，这个在广州市郊区曾显赫一时的人物，如今成了阶下囚。他再也不“笑眯眯”了，常抱头嚎啕大哭：“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末，叶卓的那些“酒友”、“牌友”们，又该怎么处置呢？人们正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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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言论摘编
言论摘编
警惕“昏镜”
要警惕自己迷惑和陶醉于阿谀逢承的昏镜之中。否则，陶醉于其中，无异于沉溺在自己的缺点错误里。倘若有昏镜说你美不可言，夸你脸上有“美人痣”，那么你就要找面明镜来照照自己，看看那所谓“美人痣”是不是脸上的污点。
原载1984年4月22日《云南日报》这顶“帽子”并不安全
某些同志之所以爱给自己戴顶“官僚主义”帽子，原来潜藏着这样一种心理：“无非一个官僚主义！”在他们看来，官僚主义和“不了解”完全等同，“不知者不坐罪”，有什么了不起！于是，这个原本丑陋之物，也就变得有点“可爱”了。其实，官僚主义，祸国殃民，偏爱“官僚主义”这顶帽子是很不“安全”的。
原载1984年4月25日《北京日报》何必怕“井绳”
有的同志说：“自我批评要吸取教训，不要让人抓了辫子”。
说到吸取教训，关键是态度问题，即从正面、从积极的方面吸取教训，而不是相反。曾经抓过人家辫子的，不应当重犯。因此而挨过整的也不要“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不再作自我批评。消极地接受教训，对搞好整党、改正错误是毫无裨益的。“作自我批评会被人抓辫子”的顾虑，应该消除。
原载1984年第4期青海《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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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固原县冯洼村党支书甄志孝，为了种树把家搬上山坡。在他带领下，全村种树三万株。昔日荒山，如今林茂。
本报记者 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