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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夕
人们广泛议论城市经济改革
本报讯 记者艾丰报道：“城市经济改革需要加快步子。”
“希望这次人代会能够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改革。”——六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前夕，记者在从南方到北方的采访中，反复听到这样的声音。
常州市是经济改革的试点城市，他们尝到了改革的甜头。但由于这种改革是在全局改革还没有实行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也吃了不少苦头。“运动员想按新规则比赛，可是裁判员老按旧规则判他犯规，好成绩怎么创得出来？大家都按新规则办就好了。”这段话形象地表达了常州一些同志的感受和愿望。一位被省里评为经营管理能手的厂长不服气地对记者说：“论技术、管理水平，我们都比一些乡镇工业强，为什么企业活力不如人家？主要是不合理的体制捆住了我们的手脚！松开‘绑’再比比看！”
为国家提供了六分之一财政收入的上海，近两年有些经济指标令人不安。在这里，许多同志在谈加快改革步子的问题，记者听到了不同的议论。有的说：“步鑫生如果在上海会不会被看成违法乱纪，很值得考虑。”有的同志则认为，上海与其他地区不尽相同，经济改革不仅需要当地解放思想，也需要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
在北京，市一建公司的同志向记者谈了他们搞改革的一段曲折经历：去年他们在三工区一队搞了个宿舍小区的“双包”试点。三月份，上下一改，决心很大。到了四五月份，由于各种原因，搁浅了。公司想：难道我们真要象工人批评的那样“说大话，使小钱”吗？他们咬牙把试点坚持下来。结果试点小区十六幢宿舍楼比合同工期提前半年完成，质量全优，节约成本三十七万元。今年，经验得到肯定，推广又遇到障碍。有些同志幽默地说：“我们自费赔钱搞试点，多了搞不起。不说“松绑”，缓缓扣儿行不行？”他们相信，今年不会再出现去年的曲折。
是的，今年的春天确实可以称为
“改革之春”。从福建发出的“松绑”声，已传遍全国；西南经济中心重庆的改革，引人注目；深圳的经验，打开了人们的思路；安徽把“包”字引进城；辽宁朝阳重型机械厂一位厂长，因锐意改革，被授予劳动模范称号……人们认识到，城市经济改革是件很复杂的工作，一定要扎扎实实，稳步前进。但稳步不是等待，不是观望。许多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只求稳，不讲干，这种思想方法不对。争取时间本身就是少付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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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些省、市、自治区相继作出放权、“松绑”决定
城市经济改革出现好势头
本报综合消息 继福建省委、省政府给厂长、经理“松绑”以来，江西、黑龙江、河北、贵州、吉林、云南、内蒙古、宁夏、江苏、河南、天津等省、市、自治区，也积极采取措施，放权，“松绑”，经济改革出现了好势头。
这次“松绑”放权，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许多省的省委、省政府态度坚决。4月11日，江西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针对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种种弊端，从管理体制、人事权、财权、经营权等十个方面进行改革。4月中旬，黑龙江省委结合整党，讨论经济形势和工业改革问题，提出清除“左”的流毒，给企业“松绑”。吉林省委常委认为，吉林省的工农业生产面临着新的挑战，抓住时机，大胆改革，才能搞上去；慢慢腾腾，按部就班，就会错过机会，落在后面。如何改革呢？他们提出：改变满足现状、照章办事的精神状态，提倡勇于改革，积极创新，动员全省干部、职工，把中央关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省委提出了十项改革措施。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对于国营商业的改革，强调应本着“清‘左’、‘松绑’、放权、搞活”的指导思想，继续清除管理体制上的“一大二公”，经营思想上的“一统二包”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余毒，加快改革的步伐。省委主要领导的决心，省委、省政府的规定和措施，对改革起到了好的作用。
另一个特点，是这次改革的主要目标明确，就是要解决两个“大锅饭”：一个是国家给企业开的“大锅饭”，一个是企业给职工开的“大锅饭”。云南省发出两个经济改革的文件，重点就是解决两个“大锅饭”问题，进一步处理好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把企业的责、权、利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企业既有压力又有动力。同时，解决好企业与职工的关系，逐步实行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进而推动人事、劳动、工资、奖金、福利等一系列改革。河北省十位厂长呼吁上级下放权力，厂长尽职尽责，有关部门“松绑”，上下改革同步进行。省政府热情支持这些厂长的建议，在干部制度、劳动工资方面为企业“松绑”。一些地方给企业“松绑”，步子迈得比较快。如吉林四平市建筑业实行改革，计划内工程项目一律实行招投标，企业内部实行经济承包，实行固定工、合同工、临时工相结合的用工制度，劳保费用统收统支，施工队伍采取城乡结合的弹性结构，工程质量以社会监督为主，第三方认证。
目前改革虽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但许多企业的厂长反映，改革的步履仍很艰难。有些地方的状况是：上面有决心，基层有雄心，中间不放心。陕西省西北第一印染厂去年搬运承包九个月，节资一万四千元，今年因奖金问题受到有关单位非议，取消了承包合同，重吃“大锅饭”，三个月超支五千一百元。尽管省委和省政府有“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经济责任制的‘十条’意见”，但在该厂落实不了，这个厂的干部、工人呼吁要把“松绑”落到实处，不能空喊口号，更不能做样子图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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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谁是解铃人？谁是系铃人？
吴昊
“解铃还得系铃人。”明朝的和尚法灯禅师这句话讲得确实好，以至今天在解决某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还要把它“请”出来。然而在某些人口里，这句话却有时做了敷衍塞责，上推下卸，回避矛盾的挡箭牌，这大概是法灯和尚始料不及的。
在当前的企业改革中，不少厂长、经理请求“松绑”，不少地方和部门做出“松绑”的决议。改革之举，人心所向，势头很好。而改革中充满了各种矛盾，有些地方在遇到具体问题时，扯皮的事情还相当多，扯到最后，就有人把手一摊说：我无能为力，解铃还得系铃人。
改革，靠谁改，靠谁革？谁是解铃人，谁是系铃人？是不是所有的铃都要等系铃人来解？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有那么一位至高无上的系铃人，只要他大发慈悲，把铃一解，全国的改革就万事大吉、凯歌高奏了，那可真要双手合十说声“善哉”了。可惜事情不会这样简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承认有这种神仙般的人物。旧的体制、旧的规章制度，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多年来形成的。改革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是要做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因此，人人都要做解铃人，人人都要做改革者，都要有进取创新精神。只有这样，改革才有希望，才能获得成功。
如果说，在改革中，有些事情需要自上而下地解决，毫无疑问，这是对的。然而也有些事情是要自下而上地解决，还有些事情难在“中梗阻”，要从中间做手术。中央的改革方针已经定了，决心已经下了，改革的序幕已经拉开，各省、市、自治区，各有关部门正在根据中央的精神一步一步地把改革推向深入。在改革中，这种积极进取、不等不靠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并不是在那里慨叹什么“解铃还得系铃人”。
有一种人高喊“解铃还得系铃人”，其实他们往往就是系铃人，而且是不肯解铃的系铃人。对此，应特别予以注意。前些时，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有些地方把矛头指向先富起来的农民，判农民的罪，罚农民的款，后来，一些地方平反了，但时至今日仍有些地方、有些人不肯认错，他们系了铃，又不肯解，还要说“解铃还得系铃人”，实在有点滑稽。这种“常有理”式的人物，在改革中也会碰到，对他们貌似有理的话，一定不可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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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封厂长来信在洛阳引起反响
本报记者 徐平
洛阳棉纺织厂厂长吴德成要求“松绑”的来信，本报4月27日登出后，在洛阳古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河南省纺织行业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支持吴德成在信中的要求，他们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河南在对纺织工业的棉花供应上，存在着不少问题，确实有“绑”可松。全省现有十万纱锭左右的大型棉纺织厂七个，纺织工业是河南省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据该省纺织工业厅估算，如果理顺棉花收购、初加工、检验、调配、运输等各个环节，全省可增加经济效益近一亿元。据不完全统计，1983年河南棉纺织行业因原棉等级、数量、含水量、含杂率不符，造成的损失约达二千万元。
洛阳棉纺织厂厂长的信公开发表了，还有相当一些厂长疑虑重重，甚至替他担心：如果这场“官司”打不赢，今后的“绑”是否会越来越紧？穿“合法小鞋”的日子会不会更难过？
洛阳市工商局和洛阳市棉麻公司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表示支持“松绑”，支持改革，然而更多地是找自己“一贯正确”的根据，找对洛阳棉纺织厂罚款的根据；至于洛阳棉纺织厂为什么提高了生产成本，商业部门、工商管理部门能否为企业的改革出些力，好象和他们关系不大，并未予以关注。洛阳市工商局在“棉花案”的汇报材料最后有这样一段文字，代表了一些人在改革中的思想。摘录如下：
我们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是立法部门，也不是废法部门。我们也存在“松绑”问题……这个“绑”怎样松？由谁来松？我们认为解铃还得系铃人。
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棉麻公司的立论是否站得住脚，姑且不论，据说有关工作组已把材料和意见带回省，请省里定案，问题如何解决，还要“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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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来信
“中梗阻”问题确实存在
本报记者 黄国文
《人民日报》4月19日发表的《有人担心“中梗阻”——福建省五十五位厂长经理提出“松绑”以后的一些议论》一文，提出了当前城市工商企业改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记者在浙江省的一些地区和单位采访中发现，“中梗阻”的现象，确实存在。
首先反映在某些“中层”领导干部对改革思想上不通。浙江省桐庐晶体管厂在去年3月生产很不景气的时候，由厂里的一名厂长和一名副厂长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人承包组，和县财税局签订了三年利润递增包干合同，实行经营承包。结果，取得了当年产值、利润都比上年翻番的好成绩。然而到年底厂领导班子调整时，这两名带头承包的人却分别被免去了厂长和副厂长的职务。浙江省临安县科协主席张处弘，大胆改革现行科研管理体制，以他为主自筹资金三千多元，创办了一个不要国家负担的“计划外”科研所。经过四年努力，这个科研所形成了年产值达一百多万元的生产能力，有了上百万元固定资产，累计上缴国家的税金达二十五万多元。然而，他的实践却遭到不少人的非难，县科委党支部在某负责人主持下，竟对他作出了党内除名的决定。改革者步履维艰，几乎处处可见。
在杭州地区出现这两件事，发人深思。浙江省委、杭州市委在支持改革方面，旗帜是鲜明的，态度是坚决的。这里最近涌现出一大批改革的“活榜样”，如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杭州王星记扇厂的俞剑明、萧山万向节厂的鲁冠球等，都是省委、市委树的典型。可是就在这个改革之风呼呼劲吹的地方，“中梗阻”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城市工商企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改革，当年农村推行农业责任制时，尽管上头有些领导思想不通，但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有自主权。你不准也好，下文件限制也好，农民仍然可以搞。干部可以被撤职，“农民”是不怕被开除的。城市就不同了。一个厂长要改革，他的“顶头上司”只要把他的“乌纱帽”一摘，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再施展才干了。城市工商业改革涉及到价格、工资以及计划财政体制，情况远比农业改革复杂。各方面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如果支持改革，处处为改革者开路解难，事情就好办。如果相反，不大不小的出些难题，或利用哪个部门的一些“规定”，卡你一下，就会把改革“砍掉”。
因此，城市工商业改革遇到的“中梗阻”，特别值得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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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齐齐哈尔铁路工务段
连续五年无行车事故
本报讯 到5月10日，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工务段一千八百五十八天没发生行车事故，创造了全国铁路工务部门的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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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吃奶难”日益好转
本报讯 记者赵兴林报道：两年前，北京街头常见等候取牛奶的群众排着弯弯曲曲的长队，如今这种“长蛇阵”、“八卦图”不见了。北京市牛奶公司在市区增设了供应点，每天向几十万户居民供应鲜奶；由待业青年、离休、退休工人经营的六个服务社，每天为六万多户居民送奶上门。
如今，拥有五百多万城市人口的北京市，40％的住户能订购到鲜奶，“吃奶难”的问题已得到了缓和。
近两年，北京市从发展奶牛生产入手，大力贯彻国营、集体和个体一齐上的方针，在大力办好国营奶牛场的同时，对集体、个体兴办的小型奶牛场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集体和个人从外地购进的奶牛，国家给予一定的补贴；农民向奶站每交售一斤鲜奶，奶站返还五厘钱利润；集体或个体户聘请指导奶牛生产的技术顾问所需费用，市农场局给予一定补贴。此外，该局主动承担农民饲养奶牛的产前产后服务，提供技术培训、饲养管理、医疗保健和饲料配方等服务项目。并从国营农场调剂给农民一千多头奶牛，向奶牛饲养户提供奶罐、冷冻机等专用设备。
上述政策的落实，取得了显著成效。去年个体户的奶牛饲养量是1982年的十一倍，集体饲养量也增加79．5％；1983年底，全市奶牛饲养量已达到三万三千六百四十多头，产鲜奶二亿一千万斤，比上一年增长20％。不过从目前首都市民的需求来看，要做到鲜奶敞开供应，产销之间差距还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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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合伙倒卖车皮指标和煤炭罪大恶极
罪犯吴中堂、职世平、徐兰品被判处死刑
本报5月12日郑州专电 记者朱习华、通讯员冯宝斌报道：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公开审理倒卖车皮指标和煤炭的重大投机倒把集团案。首犯吴中堂和主犯职世平、徐兰品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今年年初，中纪委曾就此案发出通报指出，这个重大案件涉及四省五十七个单位，其手段之恶劣，涉及面之广，金额之大，都令人触目惊心（见本报1月9日一版）。吴中堂，捕前系商丘地区国营民权农场葡萄酒厂采购员（合同工），1977年因盗窃曾被商丘市公安局收审；职世平是农民；徐兰品曾被判刑、管制十四年。这个以吴中堂为首、职世平和徐兰品为骨干的投机倒把集团，从1982年10月至1983年7月，用伪造批准的《要车计划表》和行贿手段，先后骗得车皮九百零四个，将河南的煤炭运往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倒卖，共四万八千四百七十七吨，经营总额三百五十四万多元，牟利一百多万元，得赃款六十二万多元，仅首犯吴中堂就得赃款四十七万多元。该法院对参与此案的其余十四名罪犯也作了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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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述评
要切实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任余
汛期即将来到。但有些地区因入春以来旱情严重，加上连续多年汛期无大汛，一些干部和群众产生了麻痹思想。由于受科学技术等条件的限制，汛情还很难准确预报。因此，目前要从思想上、防汛措施上切实做好防汛准备工作。
因思想麻痹，汛前准备不足而吃亏的事例，在历史上是不少的。去年7月，汉江上游发生特大洪水，陕西安康县城被淹，主要是思想麻痹，措施不力，使许多群众来不及转移；去年10月，汛期已过，汉江和淮河上游又发生历史上少有的大水，也是准备不足，水库被迫超蓄，还使用了蓄洪、分洪区。防汛工作是与老天爷打交道的，来不来大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只能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争取。要准备几条河同时来大水，要有应付各种困难的准备。
我国大江大河甚至一些中小河流尚未得到根治，防洪能力较差，对特大洪水的威胁还无法控制。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培修加固，重要堤防的堤身质量虽然有了提高，抗洪能力有所改善，但还存在不少隐患。从最近各地检查中发现，有的大堤背河堤脚经常出现翻沙鼓水，堤坡出现了许多险情，有的堤身还发现大蚁穴，甚至有人在禁脚内打井、挖鱼塘，有的河段还有行洪障碍物。如不抓紧汛前检查，将很难保证安全渡汛。
城市防洪是历年防汛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当前突出的问题是许多城市的排水设施不适应，加上有些城镇在河滩河道盲目建房种树、倾倒垃圾，影响汛期行洪。对排水河道、防洪堤防尤应及早检查，彻底清除行洪障碍，防患于未然。
遇到特大洪水，运用蓄洪、滞洪区分洪，是目前我国防汛中的重要手段。有些地方对分洪区一旦需要运用，人员如何转移、安置等问题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措施不落实。有些安全区无人管理，一旦分洪挡水，安全没有保障。我们一定要加强警报通讯工作，做好疏散群众的准备，做到分洪时临危不乱。
今年防汛工作有一个新的情况，即随着地、市、县领导班子的调整，各级防汛指挥机构更换了一些领导干部，新的领导有的对防汛工作不够熟悉。有这种情况的地方，特别需要充分发挥有经验的老同志的作用，搞好传帮带，或举办培训班，请他们介绍战胜洪水的措施和经验。要加强防汛的组织和领导，建立责任制。有些地方实行领导包堤包库包险工险段，负责到底，效果较好。
今年是建国三十五周年，搞好防洪工作更有特殊的意义，各级领导同志要认真地负起责来，把防汛准备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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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县委书记替客运专业户卖票
山西省垣曲县古城大队客运专业户申元明，从今年4月营业以来，坚持招手即停，要下即下，乘坐两里以内免收车费，很受农民欢迎。5月6日，垣曲县委书记荆山（左一）特意搭乘申元明的客车，替他卖票，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引来一车欢声笑语。
弟亚民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