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往事与怀念
张启龙
新中国刚刚诞生一年，正当我们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抗美援朝伟大斗争的紧要关头，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爱戴的党和国家优秀领导人任弼时同志与世长辞了。那时我在辽东任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弼时同志和我之间在战争年代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我曾经多次想把这些终身不忘的经历写出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动笔。现在，借纪念弼时同志八十周年诞辰之日，写出这些往事，了却我多年的心愿，寄托我对弼时同志深切的怀念；也为年轻同志留下一个榜样，愿他们能够象弼时同志那样对待同志和革命事业。
1931年初，湖南省委遭到了敌人的破坏。省委常委刘建中同志脱险来到浏阳，与我一起去平江找到在湖南省苏维埃工作的省委委员李宗白同志。为适应当时紧急形势的需要，经商议，决定由我们和李孟弼同志共四个省委委员组成了中共湖南省委办事处，统一领导湘东特委、原湘鄂赣特委所辖各县委、省苏维埃党团和十六军党委，并设法找中央请示。恰在这时，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对苏区第一次“围剿”，在龙冈一带活捉了敌“前敌总指挥”张辉瓒。办事处便决定派我去找毛泽东同志。这样，我就来到了中央苏区，于7月间第一次见到了弼时同志。
我过去没有见过弼时同志，只在党中央的刊物《布尔塞维克》上面读过他的文章。我来到中央苏区的时候，弼时同志才到不久，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在中央局的会议上，他听了我关于湖南省委办事处工作情况的汇报和请示。会后，弼时同志向我介绍了中央苏区的形势和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态度和蔼可亲，并且循循善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央局听了我的汇报后，认为湘鄂赣边区形势比较好，干部比较多，在王首道同志的提议下，决定派我到湘赣省委工作。7月下旬，我和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三位同志到永新与原在湘东南分委工作的袁德生同志共五人，组成了湘赣临时省委。10月间，我们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湘赣省委。我们五人为省委常委，首道同志任书记，张子意任组织部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随后又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省苏维埃主席，我任省苏维埃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后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湘赣省军区，委任我为军区总指挥，甘泗淇为政委。
那时，王明“左”倾路线在苏区各地占据统治地位，湘赣省也不例外。但是湘赣地区从大革命时期以来，就有党和群众斗争的较好基础，特别是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开辟了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唯一正确道路，创造了一套建党、建政、建军和群众工作的政策。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当时并没有认识到王明“左”倾路线是错误的，在组织上也积极执行来自中央局的指示。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湘赣边区的党组织及军队的广大干部中有很深的影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就常常在某些问题上对当时中央局的方针、措施表现为消极状态甚至抵触。湘赣省委在一年半多的工作中，统一了湘赣边的领导，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发展了苏区，壮大了红军，取得了不少成绩。可是，1933年春，中央局却认为湘赣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
我们来湘赣时，曾从中央局带来有关AB团的很多材料，加之左娜、龙贻奎等叛逃后带领敌人进攻苏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打AB团的问题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湘赣省的党和群众造成了损失。这使我们对肃反工作逐渐产生了怀疑，从而与中央局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湘赣省保卫局代局长谭牛山和永新县保卫局局长两个坏分子在肃反中做了很多坏事，已被撤职并逮捕。省委委员、省工会主席刘士杰（后来叛变了）向省委负责同志汇报说，他见到袁德生同志到狱中向谭牛山翻了一下手掌，示意谭翻案。省委未加核实，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便派刘士杰去中央局汇报。刘士杰是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有很大的投机性。弼时同志十年后总结湘赣工作时，把他称作“革命的投机家”。刘士杰曾在1931年冬的肃反中用严刑拷打，搞逼供信的手段，把两批工人纠察队都当作AB团。那些纠察队员，都是从部队中选调的可靠分子，素质是很好的。省委为此曾严厉批评了他。而刘士杰怀着对省委批评的不满，到中央局歪曲汇报湘赣省委的工作。这恰恰迎合了当时中央局的看法，于是中央局便决定改组省委和省苏维埃，并让国家保卫局命令我们逮捕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同志。王首道、王震、甘泗淇和我四个人商量后，一致认为袁德生同志是安源工人，对革命忠心耿耿，说他是AB团，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们没有执行国家保卫局的命令。1933年4月，中央局派陈洪时（后来叛变了）和吴德峰、方维夏同志来湘赣，由陈洪时代省委书记，吴德峰代保卫局长，方维夏任裁判部长。他们来后，便撤销了王首道、甘泗淇和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对我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批斗期间，逮捕了袁德生，后又将其杀害。我因为向陈洪时等讲了“中央局对湘赣的情况不了解”，陈等就指责我“反对中央”。加之我是省苏维埃党团书记，没有执行国家保卫局逮捕袁德生同志的命令，并曾经按照党的政策，放走了一个俘虏团长，就对我加重处理。
中央局原是任命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因遭到在中央苏区的湘赣边干部反对，便改派弼时同志为湘赣省委书记，刘任副书记。他们于5月到湘赣。尽管那时我和首道同志已经受了严重处分，但弼时同志对我们还是关怀，并分配我们做些工作，如推销公债，扩大红军等。后来，在青黄不接、军粮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弼时同志在王震等同志的提议下，让我代理甘泗淇（已重新分配任省苏维埃国民经济部长）的后方委员会主任职务。但刘士杰不肯就此罢休，又在《红色湘赣》上发表一篇文章，把我和首道同志写成反革命分子，接着把我从前方调回，开除了我的党籍，给首道同志严重警告处分，还召开了“同志审判会”审判我，以消除我们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同志审判会”审判后，即将我拘留在省裁判部，派法警刘南田同志看守我。嗣后，刘士杰趁弼时同志到前方时，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开公审大会判我反革命罪交省保卫局。刘南田同志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我。果然，第二天召开了群众公审大会，宣判我为反革命。但是，由于我坚决反对他们的判决，以及我在干部、群众中还有些威信，刘士杰等人心虚理亏，没有敢立即逮捕我。公审大会后，我回到省苏维埃，找到甘泗淇办公室，正巧省苏维埃主席谭余保同志也在那里，我拍着桌子向他们发脾气说：“你们根据什么把我判做反革命！”他们也认为这样判处是无根据的，只好一言不发。过了半小时之久，谭余保同志就劝我去休息。第二天上午，我又跑到方维夏同志处说：“你把我判到保卫局判错了，我不是反革命哪！”方维夏同志真是个忠厚长者，一点也不动气，只是无可奈何地向我解释说，这是省委的决定。就在这一天早晨，甘泗淇同志连饭也没吃，就骑着马跑到前方部队，向弼时等同志汇报此事。弼时同志立即表示不赞成这样搞法。王震、肖克、蔡会文等同志也说，张启龙不是反革命，判他到保卫局是错误的。弼时同志随即赶了回来，纠正了这一判决，并亲自找我谈话说：“把你判到保卫局是错误的。”如果不是弼时同志纠正这一错误，我哪里还能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几十年！
由于省裁判部已经召开过公审大会，刘士杰又深得中央的信任（弼时同志后来也说过他那时并没看清刘的本质，“对刘是放任了”），任弼时同志当时也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斥，处境维艰，因而他没有可能完全改变当时的局面。裁判部还是判了我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把我关进了“劳动感化院”。当湘赣省政府把我的案件报告中央政府时，毛泽东同志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复一电示：“判张启龙一年两个月徒刑不为轻。”谭余保同志接到电报后，搞不清是什么意思，就去问弼时。弼时告诉他：“是说判重了！”我后来才知道，弼时同志作为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又是政治局委员，被派到湘赣当省委书记，就是因为他对“左”倾路线有所抵制。而且他在湘赣当省委书记时，也被当时的中央批评为“有右倾机会主义”，还受了严重警告的处分。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危害，整个苏区的形势日益恶化，湘赣苏区也不例外。我被关了不足两个月，敌人就打到离“劳动感化院”两里远的地方了。在这紧急时刻，弼时同志并没有忘记我。他及时地查问：“张启龙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一得知我在“感化院”时，就下令把我放出来，调回省级机关。我回到省里后，弼时同志即对我说：“现在保卫局的工作很忙，你到保卫局去帮助他们做些工作。”我说：“我曾经被判到保卫局，蒙你纠正了这一判决，现在又要我到保卫局工作，我认为不合适。”他没有坚持，把我另行分配到省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当主任。过了不久，他又诚恳地劝我去保卫局帮助工作，并说明了必要性。我同意了。在那样紧张的战斗中，弼时同志如此果断地命令释放我，而且分配我工作，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王明“左”倾路线虽已占了统治地位，但他尽可能地进行抵制，表现了他对同志的关怀和爱护，使我受到莫大的安慰和鼓励。
1934年8月，战斗在湘赣地区的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突围，开始了西征。弼时同志在王震同志支持下，亲自决定让我参加了光荣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湘赣的省委书记陈洪时原来就想置我于死地，我如果留在苏区，就很可能被他害死。这是弼时同志有意保护我。长征中，弼时同志每次看见我都鼓励和安慰我，关心地问我身体如何。六军团于1934年10月与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在贵州印江会合后，决定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我被任命为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的总务处长（相当于秘书长）。我还先后两次担任过红六军团的供给部长。我们这支部队离开湘赣后，用了两年多时间，历尽千难万险，到达了甘南的徽县、成县一带，在弼时同志主持的二方面军党委会上，恢复了我的党籍，并决定我当六军团的统战部长。一次，弼时同志在路上碰到了我，对我说：“现在你做统战工作，衣服要穿得整齐一点嘛。好好工作，你是能做出成绩来的。”寥寥数语，令我倍感亲切。
长征结束后，弼时同志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后来又到八路军总部工作，还到莫斯科任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我们有几年时间没见过面。1940年初，他回到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当时我在马列学院工作，经常受到他的教诲。例如，毛主席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那天，他便勉励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报告，在马列学院贯彻执行。我在中央管理局工作时，在毫无拘束、谈笑风生的气氛中，他耐心听取我的汇报，采纳我的建议，果断地改变了当时管理局不合实际的做法。我在中央党校四部当主任时，他曾专门找我谈了整整三个半天。他详细了解我参加革命以来直到他去湘赣前的全部经历，主要是秋收起义后，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区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等情况。他还和我仔细讨论了湘赣省委工作时期的经验教训，谈得非常融洽。他说过去对我到湘赣前的经历很不了解，并再三鼓励我将这一段战斗经历写出来。我说，四部六百多学生正在整风，没时间写。过了不久，肖三同志专门来党校四部找到我，说弼时同志派他来帮我写湘鄂赣那段经历。我又以工作太忙，婉词推谢了。
1944年，弼时同志在中央办公厅召集在湘赣工作过的同志开座谈会，讨论了湘赣苏区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经验教训。我参加了这个会的前段。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发表一些不同看法和批评意见。据说，弼时同志很耐心地听下去，最后作了总结。我因调离延安，未听到这一总结。后来，我看到了弼时同志的总结发言稿，深受教育。他的总结发言，通篇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满了实事求是和严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尽管在对个别事情、个别人物的分析上，有些同志还有不同看法，但都共同感到他的见解高明透辟。他对于湘赣边区历史的回顾，对前后两届省委工作得失的评价，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令人悦服，的确是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的范例。这次座谈会和他的总结，对统一湘赣各个时期干部的思想，澄清是非，增进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
党的七大期间，他是大会的秘书长，协助毛泽东同志负责会议的领导工作。讨论七大报告草稿时，他拿着稿子不厌其烦地征求修改意见，那种谦虚诚恳的同志式态度使我很受感动，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弼时同志是我们党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十六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满十八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十三岁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他虽然只活了短短的四十六年，但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智慧都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一生中从事过青年工作，地下工作，领导过武装斗争，协助毛泽东等同志领导过全国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工作，为中国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在党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弼时同志逝世后，许多同志写了回忆文章，生动记述了他光辉的一生，已被人们广为传诵。我的这篇回忆，只是我和他直接相处的一些片断记述，是弼时同志的革命生涯中的点滴活动。我经常回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开拓革命道路时的艰难情景。我们那时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但在党的教育下，充满了为国为民、为共产主义献身的热情。我们都做过一些错事，遭受过挫折，甚至在错误路线占统治地位时经历过内部令人痛心的误伤。但是，我们虽经百折而能够不屈不挠，虽有误伤却依然紧密团结，就是因为共同的理想不仅给了我们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而且使我们息息相通，结成真挚的同志友谊。尽管我曾在湘赣工作时期受过委屈，但这是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我始终对弼时同志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优秀共产主义者对同志、对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高尚品格和风貌！
当前，我们党正在进行全面整党。千千万万的党员正在努力增强党性，使自己成为合格党员和优秀党员。任弼时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典范，我们纪念他八十周年诞辰，缅怀他的光辉业绩，就是要学习他，激励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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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
张仲实
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八十周年纪念日。
任弼时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不仅一度是我的直接领导者，而且是我的良师和值得终生效法的楷模。每当我回想起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日日夜夜，就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思念。
1940年5月底，我和茅盾同志在周恩来同志的关心下，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从反动军阀盛世才的魔爪下脱身，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不久以后，就结识了任弼时同志。
1941年9月，党中央设立中央政治研究室，党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同志兼主任。研究室下设政治、经济、国际问题等三个研究组。我担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在任弼时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工作。1943年6月，我调到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科主管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其时，张闻天同志任中宣部部长。他和任弼时同志住在杨家岭的同一个院子里。我去张闻天同志处请示和汇报工作时，仍然能不时地见到自己的老首长任弼时同志，他对边区这一时期出版的每一部新的马列著作都要谈谈感想，并赞扬这一工作开展得好。
任弼时同志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很高，对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看得准。这是大家公认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很谦虚，仍然乐意和同志们共同讨论，探索新问题，力求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艾思奇同志在延安主持过哲学讨论会，每星期讨论一次。当时，朱德、肖劲光、莫文骅、吴亮平、范文澜、何干之、柯柏年等同志经常来参加讨论。任弼时同志既要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和指挥抗日战争，又要处理党务工作，总是处于异常繁忙之中。然而，他不但每会必到，而且到必发言。在发言的时候，他既不把自己当作党中央秘书长来发表演说，也不把自己作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的高深者来作报告。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随便批评别人，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来共同学习，一起讨论，一道探索。任弼时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平等待人的民主作风、谦虚诚恳的崇高品德，深深为我们所折服，大家都称赞他是可亲可敬的人。
任弼时同志不仅观察问题敏锐，处事果断，而且善于抓典型材料，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有一件事，屈指算来，已过去快四十年了，可我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1947年初，王震部队和陈赓部队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为了更进一步激励前线将士英勇杀敌，彻底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延安各界组织了慰劳团。崔田夫同志代表边区工会任团长，我和黄静波同志分别代表中直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并任副团长。我们带着四卡车羊肉，东渡黄河，到这两支部队驻地山西离石县和孝义县慰问。之后，在下连队慰劳的过程中，我来到了山西文水县。在县委会议上，有同志在汇报中提到这个县云周西村刘胡兰同志大义凛然，壮烈牺牲。我说：“刘胡兰同志的事迹，是我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材料。”为了确证无误和了解详细情况，我请新华社随团记者缪海棱和陕甘宁边区妇联的一位同志前往该村调查。这两位同志辗转找到了被阎匪军胁迫参与行刑铡死刘胡兰同志的那两个人。那时，这两人正在拆城墙，他们向缪海棱等两位同志提供了详细情况：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的军队突然袭击云周西村，刘胡兰同志被逮捕。她在敌人面前神色坚定地说：“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阎军计穷，遂将同时逮捕的六个农民当场铡死。但这并没吓倒刘胡兰同志。她从容地躺在敌人的铡刀下，厉声痛斥敌人：“死有什么可怕！”她视死如归地对行刑人说：“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说完，壮烈牺牲。我们回延安途中，遇到当时担任晋中地委书记的解学恭。我对他详细讲了刘胡兰同志的英勇牺牲，并建议大力宣传。他要我为刘胡兰同志写篇碑文。我说：“等我回到延安后请中央领导同志写。”
我们慰劳团一行返回陕北时，党中央机关已于前一天撤退到了瓦窑堡。第二天，我在那里找到了任弼时同志。中央工委和后委离开陕北后，中央机关组成中央直属队，任弼时同志任司令员，陆定一同志任政治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此时，任弼时同志不仅要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一起研究部署我军的战略行动，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作战，还直接负责党中央机关的居住、安全警戒、物资供应、敌情侦察等一些具体事情，又还要作大量细致、复杂、耐心的思想工作。真可谓日理万机，不稍闲暇。但是，任弼时同志仔细地听取了我关于慰劳团工作的汇报和刘胡兰同志悲壮牺牲的情况反映。他听完汇报后，当即对我说：“刘胡兰同志英勇就义的事迹，对全党、全军，对全体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都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思想教育材料，我要向毛主席报告，要大力宣传。”第二天，任弼时同志就向毛泽东同志反映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刘胡兰同志为革命慷慨牺牲，挥笔写下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新华社播发了刘胡兰同志的英雄事迹。一个向刘胡兰同志学习，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勇于为革命献身的热潮迅速兴起。
对刘胡兰同志事迹的宣传，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它使我们的同志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更坚定了对前途光明的信念，激励着我军将士和解放区人民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反动派展开英勇的搏斗。
任弼时同志工作认真负责，作风严谨，一丝不苟，待人和蔼可亲，从来不摆架子，而且十分尊重、十分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在这个方面，我也有很深切的感受。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我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时，曾亲眼看到过任弼时同志认真仔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地审阅和修改过我们组每位同志的文章。对于我们的缺点，他从不发脾气训人，而是耐心说服，循循诱导。当我们在工作中有了一点点成绩的时候，他又总是给予表扬和鼓励。1942年，我作为政研室的知识分子当上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还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我想，这固然与我自己的努力工作，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们的鼓励分不开，但与作为我的直接领导者任弼时同志对我的爱护和信任也是不可分的。
任弼时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个模范党员，他的革命思想、革命品德和革命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值得我们讴歌赞扬的事迹还很多很多。这里，我只是简要地记述了他同我接触交往中很少很少的几件事，以寄托我对他的怀念，作为对他诞辰八十周年的一点纪念。（附图片）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迁抵北平。图为任弼时同志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1936年6月，任弼时同志在红军二、四方面军于西康甘孜会合时留影。 （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