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坚定地进行文化体制改革
本报评论员
农业改革的成功经验，象吹拂祖国大地的春风，催发着各条战线的改革，促使人们探索革新的道路，开创四化建设的新局面。不改革就不能前进。任何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阻挠和抵制都阻挡不住历史的潮流。今天，本报发表了湖北省歌舞团《编钟乐舞》创作组、上海杂技团和湖北潜江县荆州花鼓剧团进行改革试验的经验和报道，供文艺界和文化界的同志们参考。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我们的许多制度都必须进行改革。文化、文艺方面的体制改革也势在必行。近年来，有些演出团体实行承包等改革措施，方向是正确的，效果也很显著。虽然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来看，利多弊少，而弊是可以克服的。如果继续吃“大锅饭”，弊病就更多，这是多年来已经证明了的。如果再不改革，就将陷入无药可救的境地。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文艺、文化团体的改革可以进行各种形式的试验。目前有些文艺演出团体，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主要是不演坏戏），采取增加演出，减少人员等办法，增加收入，改善演员生活（目前许多演出团体生活待遇是很低的），看来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希望文化、文艺领导部门要多关心文化、文艺工作者，尤其是演出单位群众的实际困难。在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就需要领导部门会同有关单位的同志不抱成见地总结经验教训，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各方面都得到帮助和教育，使他们的试验能克服困难，改正缺点，取得成功。这样才能对更大范围内改革的顺利进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在文艺、文化体制方面实行改革，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组织纪律，而正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只要我们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充分调动广大文艺、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我们的文艺、文化事业，必将随着改革的深入，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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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钟乐舞》创作组试行“创作承包”
湖北省文化厅
省一级歌舞表演团体能否搞承包？去年，湖北省歌舞团围绕《编钟乐舞》的创作、排练、演出，试行创作责任承包，作了初步尝试。
湖北省歌舞团前身为湖北省民间歌舞团，有一批比较熟悉和热爱湖北地方歌舞的音乐创作、舞蹈编导和演员、演奏员。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一套战国时期的编钟和一批先秦古乐器。复活这些二千四百多年前的古乐、古声、古舞，表现古代荆楚文化这一强烈愿望在歌舞团许多同志心里滋生。经过三年时间的准备，创作《编钟乐舞》的条件渐趋成熟。但是，由于剧团体制上长期以来存在着机构臃肿，队伍老化，人浮于事，忙闲不均等问题，使艺术人员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完成《编钟乐舞》这个任务困难重重，艺术人员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现状。
为了把大家要求改革的积极性集中到艺术生产上来，省歌舞团党委经过研究，提出由剧团向文化厅承包《编钟乐舞》的创作任务，立即得到了省文化厅的重视和支持，并得到歌舞团广大群众的拥护。经过多次讨论，1983年5月省文化厅同省歌舞团正式签订了《〈编钟乐舞〉创作承包议定书》。
《议定书》首先对节目的思想和艺术质量以及完成的时间，作了明确的规定。《议定书》同时对省文化厅需要提供的条件和联系完成任务的情况也作了明确规定。文化厅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由两位副厅长参加的“领导小组”。《议定书》还视剧团完成任务情况采取若干明确的奖惩措施。
剧团内部，根据承包任务，进行了分解，组成了130人的《编钟乐舞》剧组，在剧组内分别设立总体设计组、创编组、乐队、声乐队、舞蹈队、舞美队及行政管理组等，制订了各队、组的岗位职责和奖惩条例；还设立了创作、表演、舞美设计、发明创造、厉行节约、管理和后勤服务等项奖金，以鼓励尽职尽责及成绩大、贡献多的同志。在节目创作上采取了广泛动员、择优选取、民主评论、反复加工的办法，力求节目创作的高质量。
文化厅领导和歌舞团党委在试行创作承包过程中，坚持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党员和艺术人员中开展理想、信念、情操等教育，及时解决问题，使全团出现了齐心协力、艰苦创业的一派新景象。古乐仿制组积极承包了整套出土古乐的设计、制作任务。磨磬小组自己动手选购石料磨磬，节省经费3，000多元。仿制的编钟从工厂取回后，需按国际标准音校正。为争取时间，编钟组4个同志，日夜奋战，轮换上阵，及时使24口钟投入使用。舞美组的同志自己动手制作服装、头饰，灯光、音响组也自制换色片、音箱，共为国家节约上万元。武汉的高温季节正是节目排练最紧张的阶段。同志们在38至40℃的蒸气热浪中坚持一天三班工作，有时甚至搞到深夜。尽管感到紧张、劳累，但看到一台崭新的节目即将献给观众，全团同志总是那么斗志昂扬，精神振奋。
《编钟乐舞》于去年8月初即提前近两个月与武汉观众见面了。9月底由文化部调往北京参加国庆演出。在京、汉两地60多场的演出中，作品的奋发向上、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所展示的丰富多采的古荆楚生活情景，以及它继承和发扬的“歌、乐、舞”综合一体的民族艺术传统，都得到广大观众特别是领导和专家的支持鼓励和赞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去年底，在进行《编钟乐舞》创造任务（第一阶段）总结时，省文化厅根据《议定书》规定，对省歌舞团进行表彰，奖给奖金共1．6万元。剧团内则按岗位责任制和奖惩条例，通过考核和民主评议，有14人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81人受到表扬（两项占全团总人数44％），并根据贡献情况，给演职人员以不同的奖励。
省歌舞团的创作承包还不是全面的改革，所试行的办法也不尽完善，但从创作承包的经验中我们初步感到，象省歌舞团这样的新文艺团体，不是能不能搞承包的问题，关键在于承包什么以及怎样承包？如果承包的是明确而具体的艺术生产任务，在实行艺术生产岗位责任制的同时又有相应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人们的积极性就会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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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理体制改革带来了活力
上海杂技团
以前，我们上海杂技团曾长期存在人浮于事，浪费严重，国家经费补贴连年增加，而演出场次却反而减少，新节目新人才难出，工作效率提不高等问题。造成这些弊端的原因很多，经营管理体制的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它严重束缚了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使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发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进行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一九八○年，我们对原有三个演出队进行了重新组建，整编组成了以中、小型民族杂技节目为主的杂技队和以驯兽、杂技节目为主的马戏队两个演出队。对剩余下来的人员怎么办？是养起来吃“大锅饭”，还是全部转业丢包袱？这成为当时工作上各种矛盾的焦点。经过热烈讨论，大家认为从我团业务发展上看，魔术是薄弱环节；从探索改革的要求来看，应该调动一切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可以按自愿的原则，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进行体制改革试点。经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批准，定编为三十人的魔术队在一九八○年十一月正式建立了。
这个队在一九七九年财务管理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自主权，试行“独立核算，收支自给，节余分成”的管理体制。通过两年多的努力，魔术队在经济上做到了自给有余，增加了演出场次；在业务上，中青年演员舞台实践增多，提高了原有节目的艺术质量，改编创作了六个新节目，并在表演形式、舞台美术等方面进行了革新尝试。同时，魔术队逐步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和制度，如建立以提高艺术质量为中心的岗位责任制（在从打铃开幕起到谢幕闭幕止的演出全过程中，规定每个人的岗位和责任）；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制定了定分评奖的办法和以劳动态度好坏为标准的奖惩条例等等，为剧团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魔术队的做法和取得的成果得到了上级宣传、文化部门领导的肯定。魔术队同志深有体会地说：“建队初我们自称为‘拼凑队’、‘垃圾队’，现在成为‘典型队’了”。
一九八三年初，我们在总结魔术队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决定在杂技队、马戏队和舞美工场缝纫组推广，在全团实行包干责任制和分队（组）核算、节余分成的管理办法。对责、权、利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团向文化局承包，队（组）和团也订立承包合同。一年来，在调动群众积极性，增加演出，推动事业发展和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得益等方面，成果都很显著。队（组）长普遍增强了责任感，积极主动地安排全队的业务演出和增收节支工作。一九八三年全团总收入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自给率为百分之一百零二（比一九八二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团和队都有了一定的基金，为发展业务，改善集体福利提供了经费保证。团直接抓驯狮、大飞人、摩托车、滑冰等重点节目的发展提高，各演出队都有新节目推上去，一些原有节目的技巧也有较大提高。改革给全团的演出带来了新面貌。团部在市文化局的支持下，动用历年节余，投资建造职工家属宿舍四十二套，将大大缓和演职人员住房困难的矛盾。全团的平均奖金较一九八二年提高了一倍，使全团人员的生活有了改善。岗位责任制有所加强，长期“荡”着无事干的人，已多数在个人积极要求下做出安排。
四年多来的实践证明：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给全团的工作带来了活力。艺术团体的体制改革涉及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艺术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目前我们还仅仅开始进行了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其他诸如领导机构、人事、工资、艺术生产管理等方面，都是今后有待研究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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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在改革中出戏、出人才
潜江县荆州花鼓剧团
我团是个全民所有制的地方戏曲剧团。去年4月，根据中央有关改革的指示精神和剧团实际，在县委有关文化部门领导下试行了体制改革。今年元月，我团创作、演出的现代戏《家庭公案》到北京汇报演出，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鼓励，并受到上级机关的嘉奖。实践使我们深切感到：只有改革才能前进。
一、提高思想认识 适应改革形势
剧团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牵涉面广，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一些思想问题。为此，我们把端正思想放在首位，解决好为什么要改以及怎样改的问题。
剧团党支部先后在组织大家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时，列举剧团存在的人浮于事、互相掣肘、平均主义以及在人才培养上“点蜡不点灯”的情况，生动地说明“大锅饭”非改掉不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大家领会改革的精神实质，消除少数同志认为“改革只是为了多演出、多收入”的糊涂思想，认识到我们是社会主义文艺团体，不能脱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方向，不能以赚钱为出发点，而要通过改革出人才、出戏。在这个前提下，合理增加收入，努力减轻国家负担，适当改善演职员生活。
二、改革管理体制 实行责任承包
在发动群众讨论改革方案时，我们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注意正确地集中和引导，在队伍组建上排除了“由领导出面”或者用“拉队”的方式成立演出队的主张，确定由业务骨干以普通演员身份集体承包，成立一个演出队。
演出队和团部签订以艺术生产为中心的责任承包合同，规定：演出队在经济上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单独核算，节余分成”。演出队成员的工资和日常业务活动经费全部由演出收入支付。演出队按月向团部上缴演出收入10％作为公积金、5％作为公益金。国家财政对剧团的定额补贴全部留团部，用于发展创作、培养人才和其它基本建设等。
承包合同对于团部、演出队的责、权、利，也作了具体规定：
演出队作为社会主义的艺术表演团体，必须出色完成社会任务、艺术任务和经济任务，把出作品、出人才，不断提高演出质量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
（1）不演禁戏、坏戏，不搞低级庸俗的表演，积极排演新剧目。（2）坚持上山下乡为农民演出，全年农村演出占总场次70％。（3）立足本县，努力满足本县人民群众看戏要求，全年农村演出不得少于100场。（4）抓紧艺术人才培养，积极鼓励有显著进步和突出贡献的演职人员。
团部积极鼓励演出队提高演出质量，出作品、出人才，特别是多演现代戏，并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奖励。
实行上述改革，带来了明显的变化。演职员普遍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艺术上有了长进；特别是调动了艺术生产的积极性，提高了排演新剧目的时效。演出队承包以来，着眼于出戏，在加工、提高《家庭公案》的同时，移植、上演了现代戏《八品官》等剧目。《家庭公案》在京演出得到了肯定和好评，同志们说，《家》剧凝聚着大家的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剧团改革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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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壮美人生的深情礼赞
——梁晓声小说创作漫评
吴宗蕙
近年来，青年作者梁晓声带着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创造力活跃于当代文坛。
从1982年的获奖短篇《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开始，梁晓声一扫他初期某些作品的较为低回的情调，自觉地在创作中注入一种刚健雄浑之风。此后，他陆续发表了《白桦林作证》、《北大荒纪实》、《荒原作证》、《今夜有暴风雪》等一系列作品，都以饱满的热情讴歌人生的壮美，讴歌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讴歌那些把青春、热血、爱情、生命全都奉献给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创业者、拓荒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和艺术的追求。这部分以严酷的北大荒的劳动斗争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激荡着热情，闪耀着理想，充溢着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使人遐想和沉思，促人奋发和进取。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开拓出一条适合于自己的经历、气质和风格的道路，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
梁晓声的这种创作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以辽阔广袤的北大荒为天幕，以十年动乱为背景，以几十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素材，以“北大荒人”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之中。
这批记录着艰苦斗争、充满着勃勃生机的作品，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幅荒漠、神秘而又奇异、瑰丽的画面：“满盖荒原”的阴森，公比拉河的温柔，白桦林的幽静，暴风雪的狂虐，尽收人们的眼底。“左”倾狂飙席卷神州，40万知青从全国各地汇聚而至。他们有为祖国献身的一腔热血和建设边疆的豪情，但却用原始的方式向莽莽荒原进军。这是一场历史的灾难，也是一幕历史的壮剧！梁晓声不回避历史进程中的苦难和矛盾，敢于正视严峻的现实，并且，历史地、艺术地而又辩证地再现这种现实。他怀着火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爱，描述这群大地之子的劳动和生活，痛苦和欢乐，希望和追求，奋斗和牺牲，心灵的贫匮和富有，诗化的友谊和爱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一批平凡而神奇的年轻人正在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我们看到了《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英雄小分队远征恐怖的“鬼沼”时的勇武和豪迈，他们和严寒、饥饿、疾病、猛兽搏斗时的无畏和壮烈；看到了《白桦林作证》中养马场的姑娘们的勇敢、坚毅、以苦为荣及对北大荒的深情厚爱；看到了《今夜有暴风雪》中的知青们蜂拥回城的混乱场面，八百知青涌向团部抗议团长蓄意扣留他们的狂怒和他们为保卫国家财产冒着风雪严寒扑灭火灾的英雄行为，39份自愿献身北大荒的知青档案的千钧重量……这一切，都被作者气势磅礴地表现了出来。梁晓声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多艰的历史，生动地表现了一代青年在窘迫环境中的苦斗和牺牲，内省和成长。他们苦斗而牺牲，不是为“左”倾思潮开脱，而是对它的控诉；他们内省而成长，不是表明逆境可以毁灭弱者，而是证明厄途能够成全强者。梁晓声的这些艺术描写，颇有分寸感和思想深度，在较高的水平上把握了生活，表现了历史。
大自然的壮美，点缀和映衬出生活的壮美，在北大荒的沃土上，培育起怎样可爱可钦的新一代，展示出多么壮美的人生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女知青李晓燕，坚决拒绝耻辱的“解散令”，决心征讨“鬼沼”。她临终时要求埋在“鬼沼”旁，墓碑刻上“垦荒者”的悲壮遗言，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白桦林作证》中的养马场队长邹心萍，一出场就以其豪迈的气概、飒爽的英姿慑服了读者。她在个人生活遭受不幸时的坚强和乐观，她在离开北大荒时立下的“二十年之后，我把我的儿子送来”的庄严誓言，都使读者奋然昂扬，惊叹不已！《今夜有暴风雪》，成功地塑造了两位舍身取义、壮烈成仁的勇士——裴晓芸和刘迈克的动人形象。温柔纤弱的裴晓芸双亲已逝，孤苦无依，倍遭歧视，却不愿去国。她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持枪站岗的那个晚上，迎风斗雪，坚守岗位，最后冻死在骆驼峰山上。她的战友刘迈克，在保卫国家财产的刀光血刃中也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刘迈克临终前的最后意念是紧紧搂抱住这笔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国家财富，而将个人生死和亲人的苦痛置之度外，这是何等壮烈的牺牲！梁晓声在为一代北大荒人塑像时，注入了浓烈的情感，深深的敬意，这就使他笔下的这些平凡而闪光的艺术形象变得非常动人。
在梁晓声精心绘制的北大荒人的人物画廊中，还有一批闪烁着光彩的老一辈开拓者的感人形象，其中以女工程师方婉之、下放干部杨昉和老政委孙国泰的形象塑造得较为成功。《荒原作证》中的方婉之是北大荒的第一代拓荒者，作品细致地刻画了她充满热情与理想的刚强坚韧的性格，颂扬了她深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在她身后相继而来的则是李晓燕、裴晓芸等一代浩浩荡荡的拓荒大军。《北大荒纪实》中的杨昉是一位品格高尚、忠于职守、默默为祖国出版事业献出毕生精力的老编辑。《今夜有暴风雪》中的老政委孙国泰，既有坚强的党性和凌厉的气魄，又有对年轻一代关怀备至的慈母般的眷眷深情。梁晓声怀着崇敬的心情颂扬了老一代人的高尚节操，又盛赞了新一代人的成长和成熟；既揭示出开拓北大荒的事业是几代人的事业，又以生动的事例显示出这一伟绩后继有人。
情节的发展和性格的发展紧密结合、交相辉映，在极其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在前进与后退、软弱与刚强、卑微与崇高以至生与死的心灵搏斗中突现人物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是梁晓声塑造人物的显著特色。他不回避生活中的苦难和矛盾，勇于直面严峻的人生。他善于从苦难中发现壮美，从壮美中发现诗情。他笔下的人物，多半不是意志薄弱、颓废消沉的弱者，而是不屈服于任何生活厄运的强者，人生道路上的不懈的追求者和奋进者。他们的性格既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又闪烁着理想的光辉。梁晓声善于从这些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中揭示英雄的素质，从悲剧性的人物和事件中发掘浓郁的诗意，歌颂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从而使作品笼罩在令人昂奋的理想主义的光辉之中。从艺术表现看，他的作品，一般情节进展较快，故事性强，事件和故事的强烈运动，构成的剧烈的戏剧性冲突，使作品具有震慑人心的气势和力量，因而引人入胜。他的作品并非一味地寻“奇”，但却具有传奇色彩，随着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闪光，同时也显现出作品中所蕴含的“奇”来：出奇的艰苦，出奇的悲壮，出奇的崇高，奇异的悬念，然后，石破天惊，出奇制胜，使读者从愕然、茫然到感奋，心灵受到强烈震动。这种效果强烈的表现手段，出自作者精巧的构思和结构安排的匠心，这也足以证明他作品的真正的文学价值。
梁晓声的作品，也有一些不甚成功、甚至失败的篇什。这些质量不高的作品，大都是他的初试之作。近两年，梁晓声创作的产量和质量，都提高得较快，他正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个性，引起广泛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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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令人回味
——影片《十六号病房》观后
陈剑雨
“我们就象天上的星星，虽说小，但每颗星星都有它自己的位置，都应该发出光亮来。”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十六号病房》中两位女知青——春桦和常琳的倾心细语，它并不深奥，却让人回味不已。
说实在的，看影片的头三本觉得有点沉闷，及至第三本末尾，陈仲男、刘春桦夫妇出场，境界顿开，情趣全出，影片的格局整个活了起来。
陈仲男两口子就象一阵春风，带着泥土和庄稼的芬芳，吹进这一间弥漫着空虚、浮躁甚至幻灭的病毒的病室，吹过田进军、桑青青、常琳的荒芜的心田，使患病的心灵先于肌体而康复；使青春的热血冲破迷惘、困惑的堤岸，重新在这一群年轻人身上奔流；使理想的种子不再在云端沉浮，而是播撒在现实的大地上，终于看到了收获的希望。陈仲男、刘春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雄。他们和田进军、桑青青、常琳一样，都是知青，现在又一样是病人（或病人亲属）。比较的力量就在这里显示出来：同样的处境使常琳等感到亲切，产生比较的愿望；同样的基点使她们在比较中更容易看清差距，受到震动。
应该说，陈仲男是一个颇有新意的银幕形象。他曾经是“大名鼎鼎的知青模范”，现在已经完全象个农村汉子了。无怪乎常琳感叹道：“现在还有谁知道他？还有谁传颂他的故事？”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它反映了一种价值观。然而在当事者看来，这种考虑完全是多余的。陈仲男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这块土地没有骗过我”，“这里的乡亲们没有骗过我”。这又是一种价值观。陈仲男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经历过大的跌宕，大的磨难，人生的信念、生活的理想任凭摔打而不被击碎，相反地锤炼得更加坚实，更加成熟了。同时，这又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他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色彩，集机智和诙谐于一身，而这些，由于演员的（冯恩鹤饰）形象气质和表演处理的准确性，都得到较好的体现。这个形象的缺点，在剧作过多地巧设“骗局”，不仅露出人工斧凿的痕迹，事实上也会损害人物，“结婚”一场戏就有这个毛病。
影片中刘春桦的遭际又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共同命运。她的经历在千万知青中是既普通又特殊的。她曾经怀抱一片赤诚之心到农村去，这是常琳们也都走过的路。但正如常琳感慨系之地指出的那样，当他们中的一大批人陷于迷乱而步履蹒跚时，她却脚踏实地地走着自己的路，在生活中找到她应有的位置。这造就了她现在的禀性、情怀和操守，也使她有别于其他的形象。常琳等都为她的魅力所吸引，但说不清楚她迷住了她们的是什么。是什么呢？不正是她的充实的生活理想，以及在这理想指引下的踏踏实实的生活态度吗？我感到，这是一个把知识女性的时代风貌和农村妇女的传统美德统一在一起的银幕形象。可喜的是，这个人物的艺术体现就如同她的思想性格一样朴素，毫无夸饰，也不矫情。这当然不只是表演上的问题，但演员（宋晓英饰）的创造无疑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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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更美丽
——看影片《女大学生宿舍》
章柏青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女大学生宿舍》，以清新、明快的旋律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当代大学生之歌。影片编导者吸取了原小说的优点，进行了成功的再创作。在立意上，影片削弱了原小说中写伤痕的部分，着重写她们的理想、追求及其间的矛盾；展示她们之间的欢乐、苦恼、友谊和相互理解的过程。为了表现八十年代这一特定的环境，编导者又补充了许多具有时代感的好戏。比如，“野餐”中女孩子们从宋歌提出的“在居里夫人和贤妻良母之间你选择哪一个”话题出发引起的对于理想的思考；在课堂上，敢于对毕教授的教材提出异议。此外，象影片增加的买书、打球、东湖水上运动、热烈欢快的联欢晚会等，都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八十年代大学生活朝气蓬勃、多姿多采的风貌。影片使人们感受到，八十年代的大学是培养、造就有理想、有朝气、思想活跃、学习勤奋的新人的熔炉。
影片中的五位年轻姑娘组成了一幅八十年代女大学生的肖像画。匡亚兰无疑是其中最为撩动人们感情的形象。这个人物的感人倒不在于她幼小时被母亲抛弃、十岁时又失去父亲的坎坷身世，也不在于她入学后在助学金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她的被误解、受委屈，而在于她对待不幸遭遇的正确态度。当我们看到她决心用自己的劳动去克服经济上的困难，看到她不为“眼泪”与“柔情”所动，毅然退回抛弃她的生母寄来的钱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动了，从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她那深沉、顽强的性格，而且窥见了我国八十年代大学生为攀登科学文化高峰的决心和非凡毅力。其他四位姑娘的性格也较有光彩，如辛甘的热情任性，直爽可爱；宋歌的尊师守纪，顶真偏狭；夏雨的单纯善良，富有幻想；骆雪梅的淳朴宽厚，虚心好学等。编导者也在她们身上表现了这个时代、这样年龄的姑娘身上的某些缺点和弱点，但是，也始终把握住了她们思想、性格的主调：她们在思考，在成长，在前进；寻求友谊，团结互助，渴望成才。她们必将抚平历史留下的伤痕，让青春发出美丽的光华。
《女大学生宿舍》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女导演史蜀君第一部独立执导的作品。导演从内容出发，结构上采用了散文体的叙述手段，在构图处理上力求破除相框感。同时，大胆采用声画对应、心理音响效果等电影技巧，使整部影片呈现出明快朴实、自然的风格。该影片也有某些稚拙之处，有几场戏似可再深化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