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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生态经济的观点指导发展海洋渔业
王松霈
建国以来，我国的海洋渔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它又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捕捞能力迅速增长，但由于酷渔滥捕，导致资源破坏，反而造成渔业生产下降。这就要求我们用生态经济的观点，对海洋渔业重新加以认识。海洋渔业的本质是生态渔业
人类的生活来源开始于采集渔猎，我国沿海人民捕鱼世代相传。但是历史证明，人们对于海洋渔业的本质至今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这是我国海洋渔业资源遭受破坏，海洋渔业不能迅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
浙江舟山渔场是我国的主要渔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解放以来，生产工具不断革新，渔民的捕捞工具，由五十年代初期为数不多的木帆船，发展到5，926艘机动渔船，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渔业生产力是逐年增长的。但是渔业产量，经过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迅速上升和不断发展之后，近年来却呈现了直线迅速下降的趋势。该地区渔业重点县普陀县的渔业产量，1952年为68万担，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依次为122万担、197万担和311万担，1980年为332万担；而1981—1983年则依次降为317万担、282万担和243万担（预计）。舟山地区的这一情况在我国海洋渔业生产中具有代表性，有的海区问题更严重。
存在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对海洋渔业生产的特点缺乏认识，因而导致了错误的开发利用途径，造成了海洋渔业资源的破坏。长期以来，我国进行海洋渔业生产是基于以下两点认识：一、海洋渔业就是海洋捕捞。按照生产部门的分类，把海洋渔业等同于一般的采掘工业。二、渔业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有水就有鱼、增船就增产”，就是这种认识的反映。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发展海洋渔业生产，就必然一味增加捕捞工具；到了一定程度，超过了渔业资源的承受能力，就造成了资源衰退，渔业产量下降。
发展海洋渔业生产必须考虑渔业自然资源的状况。海洋渔业利用的自然资源与一般采掘工业利用的自然资源有很大的不同。
一、海洋渔业资源是有限的。这是它与采掘工业的共同点。据此，我们对两种资源都要注意节约、有效地利用。
二、海洋渔业的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有机体，资源具有可再生性，这是它与采掘工业的不同点。渔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交织，既受经济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只有保持了鱼类本身自然再生产的生态平衡，才能保持渔业经济再生产的长期平衡，使海洋渔业生产取得更大的经济效果。海洋渔业资源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海洋渔业是生态渔业的本质。认识了海洋渔业的这一本质，我们进行海洋渔业生产，必须明确树立以下几个观念：
1、建立渔业生态平衡的观念。海洋鱼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在一定的生态系统中存在。保持各自所处生态系统的平衡，它们的自然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人们对它们的经济利用才有客观存在的基础。
2、明确海洋捕捞的对象是产卵后成鱼的观念。鱼类的繁育生长有阶段性，因此渔业对它的经济利用也有阶段性。在海洋渔业上，保持最大生态效益和取得最大经济效益的结合点就是要捕捞产卵后的成鱼，而不是幼鱼或产卵前的成鱼。那种只要鱼产品，不管幼鱼、产卵鱼都一齐捕杀的做法是竭泽而渔，自己破坏渔业资源。
3、树立根据鱼类的生态习性特点加以利用的观念。各种鱼类都有自己的生长、回游规律，因此，海洋捕捞渔业也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地域性。我国渔民了解了一些大宗经济鱼类的生态习性，从而规定了这些鱼类的禁渔区和禁渔期，也掌握了它们的汛期，加以集中利用。这些认识是符合生态经济规律的，任意违反就会使渔业生产遭受损失。
协调捕捞工具和海洋水产资源的关系
我国海洋渔业主要依靠捕捞，发展捕捞工具对发展海洋渔业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海洋捕捞工具的发展又不是孤立的。生产力包括多种要素，生产工具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它为海洋渔业的发展提供技术基础。海洋渔业资源作为渔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生产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为海洋渔业的发展提供物质前提。两种要素共同协调发展，才能使整个渔业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舟山地区解放以来，集体渔业的捕捞工具由木帆船走向机帆化、动力化，又走向大型化，工具的更新大大提高了捕捞能力，充分利用了渔业资源，四大经济鱼（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墨鱼）的产量迅速提高，六十年代的平均产量比1951年提高了6．5倍。但是捕捞工具的继续增加和它的不合理使用，却使舟山地区捕捞工具和渔业资源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不协调，主要表现在：一、在资源的利用范围上，主要集中捕捞四大经济鱼，未相应地扩大利用其他鱼类，从而增加了这些鱼的负担。二、在资源的利用时间上，不分季节，不论汛期和平时，盲目扩大捕捞，捕杀了大量幼鱼，使渔业资源不能充分利用。三、在资源利用的地区上，进入禁渔区，把正在索饵的未长成鱼和即将产卵的亲鱼也一起捕捞上来，使鱼类不能繁殖扩大。四、在捕捞工具投放的集中程度上，近年来由于黄海、渤海的渔业资源遭受破坏，沿海六省一市的许多渔船都集中在舟山地区；国际上，“三国五方”
〔中国（包括台湾）、南北朝鲜和日本〕也争捕舟山海中的经济鱼。大量拥有现代技术的捕捞工具集中压在舟山渔场，就给这一地区的渔业资源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些做法的共同结果是急剧增加了捕捞强度，使海洋渔业的捕捞量超过了鱼类的生长量，不能维持其生态平衡，因而损害了渔业资源。
舟山地区的渔业生产实践使我们得到了以下几点教益：
一、认识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有限性的特点，增加捕捞工具和利用原来的渔业资源，要在各该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
二、认识海洋渔业生态系统具有运动性的特点，在使用工具进行捕捞时，要选择鱼类生长的最佳利用阶段和最佳利用的时间与地点。过去一个时期，无视这个特点，在渔业上曾经盲目提出过：“变淡季为旺季”的口号，不分鱼类的生长阶段，把幼鱼、小鱼都打了上来；还盲目地提出“哪里有鱼哪里捕”的口号，在错误的时间、地点去“主动出击”，捕捞了大量的产卵亲鱼，这些都是错误地使用了捕捞工具，带来了破坏渔业资源的严重后果。
三、认识海洋渔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存在广泛性的特点，努力增加新的鱼种并大力开发利用外海渔业资源。“四大经济鱼”是人们喜爱的，但是它们在近海的存在又是有限的。我国的人口在增加，经济建设在发展，人民的生活也要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我们应该扩大眼界，一方面看到广阔的海洋中有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要发现利用新的渔业资源；同时也要看到，海洋渔业的多种生态系统也是到处存在的，不但存在于近岸、近海，也广泛地存在于外海，其中既有原已利用的经济鱼生态系统在外海的延伸，又有新鱼种生态系统的开始开发利用。上面我们分析了捕捞工具的发展必须要和渔业资源的状况配合协调，但绝不能由此得出不要渔业机械化或限制渔业机械化发展的结论。发展海洋渔业生产，使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和科学技术永远是十分重要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机械化太多了，而是不能把机械化的发展只限在捕捞和对近海少数鱼种的增船、增网上。就捕捞来说，还应该“打出去”，走向外海，面向新的渔业生态系统，开发尚未利用的渔业资源。
在认识生态平衡的基础
上改进海洋渔业管理
发展海洋渔业不但要重视渔业生产力要素之间的配合，也要重视加强管理，促进发展渔业生产力的作用。搞好这方面的工作，也要以对海洋渔业生态平衡的正确认识为基础。
海洋渔业生产是商品性生产，舟山地区是我国的主要商品鱼基地。实行正确的收购政策对保证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鱼产品的需要，对调动沿海广大渔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发展海洋渔业生产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长期以来海洋鱼产品派购中的有些作法是值得研究改进的。
从舟山地区的情况看，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段时间的派购任务基数偏高。该地区近几年的派购任务指标是以1976—1978年三年经济鱼类的平均产量水平为基数，实行“四六开”，一定五年。但是七十年代，如当地群众所说，是“风华正茂”的年代，产量较高；1978年又有外海捕获大量马面鱼等因素，是历史上第二个产量高峰年，因此按60％定下后也是一个较高的派购任务。近年来，渔业资源已经遭到破坏，渔业产量直线下降，完成向国家的交售任务后，渔民的议价自销部分已经所剩无几，不能调动渔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硬性规定交售的商品鱼种，仍以四大经济鱼为主，加上鲳鱼、鳓鱼、马鲛鱼、鳗鱼等，而不能以其他鱼种替代。因而渔民的捕捞对象还是主要集中于已经遭受破坏的四大经济鱼，而不能减少其压力。这也是近年来我国渔业资源的破坏不能有效地制止，恶性循环反而有所加重的一个原因。
出现这种情况，其思想认识上的根源在于主观和客观相脱离。近年来我国近海的渔业资源和产量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动，捕捞的鱼种和过去比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鱼产品的征购规定却没有相应地加以改变。舟山地区的派购数量目前已经调低，这样做有利于恢复渔业资源和调动渔民的生产积极性。该地区自1971年开始，已经逐步试验成功捕捞利用鲐鲹鱼（上层鱼），群众也喜欢，应该利用这一新的生态系统，把鲐鲹鱼列为收购鱼种，使原来遭受破坏的四大经济鱼生态系统得以恢复。采取这样的收购政策将会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
用生态经济的观点，研究改进海洋渔业管理，获取更高经济效益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上述在收购政策上的表现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发展海洋渔业当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解决，也存在着很大的潜力有待我们去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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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点革命史
北伐先锋——叶挺独立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国共两党合作，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叶挺独立团是北伐的先锋，在北伐中，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团长叶挺多谋善断，指挥果敢，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
1925年11月，叶挺独立团在广州肇庆建立。它是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以黄埔军校部分成员为骨干，以广东、广西、湖南招募的贫苦农民为士兵而组成的。全团有三个步兵营，一个直属勤务队，共有两千一百余人。它的番号虽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但它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支革命武装。连以上干部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党支部是全团的核心。共产党员叶挺直接向中共广东区委军事负责人周恩来汇报请示工作，排以上干部的任免，部队人员的补充以及重大的军政训练计划等都由党来决定，不受第四军的约束。独立团建立以后，遵照党的指示，紧张地进行了军事、政治训练，并协助开展西江农民运动，部队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迅速提高。
1926年4月，为援助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抵御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南犯，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先遣队，开赴湖南前线。5月1日，从肇庆出师北伐，途经广州时，党派周恩来同志给独立团连以上干部作了政治动员。
独立团官兵肩负着党的重托，出韶关，进入湖南。5月31日晚，叶挺在永兴县城接到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告急电报，说敌军将于一、二日内施行总攻击，命令独立团驰援安仁。6月1日晨，独立团冒雨兼程赴安仁。经过两日战斗，先后打垮敌六个团，进占攸县，粉碎了敌人的南犯计划，挽救和稳定了湖南的战局，增强了北伐各军的胜利信心。独立团首战告捷，为北伐各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北伐军主力从6月起源源进入湖南，首先进行了长沙战役。独立团配合友军，在党组织的农民军协助下，于7月10日攻克醴陵，从而切断了长沙守敌与江西萍乡敌军的联系，打开了进攻长沙的大门。敌叶开鑫率部仓惶逃跑。11日，北伐军进入长沙。敌退守汨罗江一线组织防御。吴佩孚心腹健将陆沄以平江为核心阵地，在平江城附近各高地构筑坚固工事，妄图阻止北伐军前进。独立团担任绕到敌侧后攻击的任务。他们依靠群众，侦察敌情，战斗时，又由群众带路，因而迅速荫蔽地抄小路渡过汨罗江，绕到敌侧后。8月19日，协同第十二师三十六团突然袭击，迅速攻占平江城，敌汨罗江防线土崩瓦解。独立团奉命乘胜追击，占领中伙铺车站，敌一个团全部被缴械。
8月26日、27日，北伐军进行了汀泗桥战役。汀泗桥是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东面崇山峻岭，南北西三面环水，惟有一座铁路桥可通，易守难攻。北伐军发动攻击，曾四次易手，战斗十分激烈。当时叶挺向群众进行周密调查，了解到东边大山上有小路，可绕到汀泗桥东北之古塘角进攻，于是他主动要求独立团担任侧后攻击任务。由农民当向导，翻山越岭，绕到敌后，在友军和农民武装配合下，出其不意，猛袭敌阵。北伐军终于占领了号称武汉天险门户的汀泗桥。乘敌慌乱之际，叶挺果断地指挥全团单独向咸宁追击。当时河水猛涨，只有一座铁路桥可通咸宁城。独立团向敌猛攻，经过前仆后继的冲锋，冲过铁桥，于27日上午占领咸宁城。此时，吴佩孚已经亲率援兵到达贺胜桥建立指挥部。如果独立团不主动出击，咸宁被敌军控制，将为北伐军造成很大困难。
8月30日，北伐军发起贺胜桥战役。独立团担任从正面沿铁路线主攻任务。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突入敌纵深阵地，但友军未能及时跟上。独立团勇士孤胆作战，与敌展开肉搏，打败了敌人优势兵力，待友军增援来到，一举突破敌十余里纵深防御地带，占领贺胜桥。吴佩孚亲自指挥的敌军主力被击败。吴气急败坏，枪毙了一个旅长，自己逃往武昌。北伐军打开了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并迅速接近武汉，为北伐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吴佩孚利用武昌的坚固城墙固守，作最后挣扎。8月31日至10月10日，北伐军进行武昌战役。独立团担任东南面的攻击和围困任务。9月5日，独立团第一营在攻城作战中担任奋勇队。天色未明，全营迫近城下，以竹梯攀登城垣，战斗异常激烈。全营伤亡很重，但仍顽强战斗。营长曹渊（共产党员）在报告中写道：“天已拂晓，进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十余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他在写最后一个字时，不幸头部中弹，光荣牺牲。10月10日，北伐军经过充分准备再次攻城。独立团的士兵由通湘门附近架梯爬上城墙，与友军协同冲上蛇山，歼灭守敌。湖北督军陈嘉谟、守城总司令刘玉春及官兵万余人，全被俘虏。北伐军攻克武昌，完全打败了北洋军阀吴佩孚。革命形势发展到了高潮。
独立团勇猛善战，所向披靡，连战皆捷，屡建殊勋，对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
叶挺独立团之所以成为北伐先锋，不是偶然的。一是独立团是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在战斗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因此，全团官兵浴血奋战，前仆后继，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二是独立团密切联系群众，在整个北伐过程中，得到了人民有力的支援。工农群众组织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运输队、慰劳队，积极支援部队作战，使独立团在人员和物资等方面源源得到补充，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三是独立团加强了政治工作，在干部中进行反贪污、反打骂的斗争，给官兵上政治课，宣讲革命道理，使他们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四是改革了管理制度，官兵同吃，经济公开，严禁肉刑，改善了官兵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支完全区别于其他任何军队的新型革命军队，所以在战斗中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铁军。
1927年初。叶挺独立团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扩编。一，以独立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二十四师，下辖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叶挺任师长。二，调一部分骨干组成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的三个营。三，独立团本身改编为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后又调出一部分骨干组成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党还派出大批党、团员补充了这些部队的各级干部。大革命失败以后，这些部队，除警卫团（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外，大都参加了南昌起义。
（胡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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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中国国际法年刊》（一九八三年）评介
李锐
中国国际法学会主办的国际法学术刊物《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卷，已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开始向国内外发行。
《中国国际法年刊》创刊于1982年。最近出版的1983年卷，共约75万字。该卷内容丰富，论述了当前国际社会中关于国际法的一些重大问题，评介了当前某些国际法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国际法学界的动向。这卷《年刊》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国家豁免问题。这是当前国际交往中的一个重大的法律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国际法上，国家作为拥有主权的国际法主体，享有绝对的豁免，即是说一个国家不得对另一个国家进行管辖，包括不得进行司法管辖，即不得在一国的法院对另一个国家起诉以及对其财产加以扣押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许多昔日的殖民地、附属国获得民族独立和出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国际法学者提出了所谓限制主义的主张，认为国家的“商业行为”、“事务行为”、“私法性质的行为”不得豁免。特别是美国带头于1976年制定所谓“外国主权豁免法”，以这种限制主义学说为依据制定了法律。这个立法的实质，就是使美国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年刊》1983年卷刊载的倪征?的《关于国家豁免的理论和实践》和已故国际法学家陈体强的《国家主权豁免与国际法——评湖广铁路债券案》两篇论文，对这个问题作了阐述和批判，指出，西方国家采取的“限制豁免主义，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美国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是“一个彻底违反国际法的法律”。
二、关于国际经济法问题。我国已经坚定不移地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同外国的经济交往过程中，不免碰到一些国际经济法上的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实有必要。《年刊》刊载4篇文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此外它还刊载了论述国际经济法上一些具体问题的几篇文章。其中，《反倾销法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一文，论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反倾销为理由抵制别国产品进入它们的市场的问题。反倾销法本属西方国家的国内立法，但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六条作了关于反倾销的规定，它就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个法律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发展的新阶段》一文，对保护工业产权的国际规则的问题，作了探讨。
三、关于海洋法的问题。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开了十一次会议，在1982年4月30日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于同年12月10日开放签字。但是，现在还有极少数国家、特别是美国还拒绝签字，所以争取制定海洋法的斗争尚未结束。《年刊》1983年卷刊载了五篇论述有关海洋法的文章。
四、关于国际航空与空间法方面的问题。维护地面空间航空交通运输的安全，保障外层空间的和平利用，反对把外层空间用于军事目的和用于侵犯其他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是当前国际社会所关心的大事之一。《年刊》1983年卷刊载的《论航空器上犯罪的管辖问题》、《论国际航空运输的责任制度》和《卫星国际直接电视广播的法律问题》三篇论文，对上述问题作了论述。
五、关于国际人权法的问题。人权问题一向是世界各国国内法上的规定，属于各国的内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际法学者提出了“人权的国际保护”的主张，但是，他们提出的学说是混乱的，有人甚至恣意歪曲有关国际人权法问题的国际文件。《年刊》刊载论文，对此作了批判和论述。
六、关于我国的涉外立法方面。《年刊》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海事仲裁的现状和发展》两篇文章。目前，我国同外国的经济贸易交往日益发展，我国公民同外国人之间的往来也日益增多，因此，我国公民和公司同外国公民和公司之间发生争端和提起诉讼的情况，也会随之增多。上述评介文章可以帮助我国公民和外国人了解我国的一些涉外法律制度。
七、其他。除以上六个方面的文章外，《年刊》还刊有纪念格老秀斯诞辰四百周年而写的论文和评述苏联国际法学思想与涉外立法的文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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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外专利法介绍》出版
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专利法介绍》是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专利馆选编的一套丛书。全套书共四辑。辑录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专利制度的论述，译载了苏联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法》一书，扼要地说明了专利法的简史、理论、基本规定和实施情况。二是一些有代表性国家的法规，既有英国、美国、日本、瑞士等发达国家的专利法规，也有泰国、印度、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的专利法规。三是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定，如《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 （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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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册府元龟》重印出版
《册府元龟》一千卷，是宋代王钦若、杨亿等编的一部类书，编修于宋真宗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六年（一○○五—一○一三），与《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并称为宋代四大类书。一九六○年，中华书局曾据明初刻印本影印出版。影印本还据宋本残卷将明本遗漏诸条补遗于当卷之后。中华书局根据一九六○年版重印出版。
（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