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他们”懂了没有?
董枫
《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说:“相当一部分同志……不那末清醒了”,“他们不懂得,党风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
既然“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那么,整党也该被看成“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又如《决定》所说,“党如果脱离了群众而不坚决改正,就必然会由于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失败。”那意思很明白:如果整党走了过场,“失败”或说“死亡”,就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可以把整党理解成为一场生与死的搏斗。这也是党中央一再强调这次整党绝对不许走过场的一大原因吧。
那么,“他们”(一部分党员)何以“不懂”这个道理?《决定》已指明如下:
“他们”,是那些从“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同党在政治思想上不保持一致,因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基本政策,或者“抵触”,或者“背离”的人;“不懂”的原因是“还没有从过去‘左’倾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或是“经不起历史挫折的考验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
“他们”,是那些利用“职权和工作条件”“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或为自己周围的一些人谋私利”的人,是那些“官僚主义严重,革命意志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不懂”的原因是“根本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他们”,是那些“无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违法乱纪”、“称王称霸”的人。“不懂”的原因是仍未清除十年内乱流毒的影响。
至于那些应该清理出党的“三种人”,“顽固抗拒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人”,在经济上和其他刑事问题上严重犯罪的人,以及其他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等,已不属于“他们”之列,应作别论。
《决定》还给“他们”画影绘形,列有十几种之多。人们并不难从自己身边找到“他们”,但党和同志们却热切期望“他们”能有“对号入座”的勇气,找出自己的病症,作一番痛切的自我批评。错了就改,不仅仍可成为好同志,党也会因此得到兴旺发达。
然而,这样的期望也未必轻易地如愿以偿。尽管图影高悬,众目睽睽,很多“不懂”的仍还会“不懂”,有的会临影自谦,忸怩作态,有的会装作没事人儿一样,蓄意“溜号”,因为“他们”各各都有自己“不懂”的“原因”,而那“原因”又自发地同《决定》精神、党和同志的期望抵触,使得“他们”不大愿意“懂”。此事难还难在“他们”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相当一部分”。这“一部分”虽说是党员的极少数,却是“他们”的大多数,如《决定》指明的人,是可以利用“职权和工作条件”的,有的还是“领导干部”或“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在党内形成一种不可低估的阻力。没有更大的推力,切实的推动是不可能转变的。
整党会不会流于走过场,主要就在“他们”转变的如何?要象《决定》那样清醒,敢于承认直到整党胜利完成,我们党面临的是一个还有可能失败的危险期。
从前一段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抽查的结果,多数开始整党的单位的学习并未如期达到中央要求的学习不走过场的标准,这险情并非危言耸听。这危险当然是可以克服的,其关键就在于使所有的人,尤其是“他们”真正弄“懂”。所以每个关心党的“生死存亡”的同志,都应认真思考一下:“懂”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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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漠古城
赵丽宏
吐鲁番盛夏的太阳光,是真正的火焰。在热辣辣的阳光烤灼下,所有一切都仿佛在冒烟,在喷火。汽车在大戈壁中飞一般奔驰,公路边那些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大大小小的卵石,象一些惊诧的眼睛,呆呆地瞪着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
当高昌古城突然在前方出现时,轮到我惊诧了。这真是奇迹,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居然会有一座被遗弃的城市,一座真正的古城!远远看去,它象一群风化的土山,走近细看,才能从千奇百怪的形状中辨认出房屋、街道、围墙的轮廓和残垣。
阒无声息。只有那些高低起伏的、方的、圆的、不规则的残墟断垣,连带着它们在阳光下的浓浓的阴影,一座座一片片迎面而来,象一群沉默的幽灵……据说,历史学家能在这迷宫般的黄土堆中分辨出一千多年前的王宫、寺院、商场、监狱,甚至还能找到唐玄奘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然而我却无从分辨。在炽烈的阳光下,我流着汗,和残墟断垣们默默对峙。哦,你们,能告诉我什么呢?你们曾经象璀璨的宝石一般,镶嵌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中,闪耀在漫长曲折的丝绸之路上;你们曾经是人类的骄傲,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灿烂缤纷的标志。而现在,一切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没有人烟,没有声音,连一星半点生命运动的迹象也无法找到,连一棵小小的绿草也没有……听一位久居吐鲁番的汉族同志告诉我,冬天的时候,这里常常狂风大作,狂风挟裹着滚滚黄尘,在高低起伏的城堡和残垣之间、在迂回曲折的街巷之中穿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啸。也许,这是古城在以自己的方式回忆着它的黄金时代,回忆着丢失了一千余年的繁华和喧闹……
一千年,十个世纪的岁月流水,可以把许多历史的遗迹磨得一干二净,而它,这座没有任何人照看的都市,却顽强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尽管失去了缤纷的色彩。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有些惊奇,也有些纳闷。
视野突然开阔起来。我发现,自己已走到了一块宽阔坦荡的平台上,平台的尽头,是一幢还保留着圆顶的高大的古建筑。我正仰头看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轻轻的笑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维吾尔族小男孩,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并排站着。真不可思议,他们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这些孩子,看来对这里非常熟悉。他们并不怕陌生,我便走过去和他们攀谈起来。
“你们怎么在这里?”我微笑着问。
“我们来玩,我们的家离这儿不远。”胖男孩歪着脑袋回答我。他的回答使我吃惊:这古城附近,居然还有人家!我发现,他那件沾满黄土的汗衫胸前,别着一枚美国的纪念章,纪念章的图案是中美两国国旗。看来,常常有外国旅游者来看这座古城,并且受到了这些孩子的接待。
“你们知道,这座古城有多少年历史了?”
“一千年前,这里住人。”还是那个胖男孩回答我。
“一千年不住人,这些房屋为什么还在呢?”这问题刚吐出口,我就有些后悔了——连我自己也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怎么问这些小男孩呢!
胖男孩抬起头来,对着强烈的阳光眨巴着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突然得意地笑了:“因为它,太阳。这里不下雨。”
回答得有道理。假如象江南一样年年下几场倾盆大雨,这座用泥土垒起的古城恐怕早就从大漠中消失了。
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走了,我的四周,又是死一般的寂静。他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一千年前的高昌人,为什么要遗弃这座繁华的都城?是遭受了突然降临的灾祸,还是不堪忍受那如火的炎阳?也许,这又是一个谜,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来解答……
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古城的边缘。举目远眺,我不禁眼睛发亮了——从残缺的城墙缝隙里,涌进来一片清凉的绿色!那是白杨林,是玉米田,是葡萄园。
在茫茫大戈壁中,有许多新的城市正在崛起。从高昌古城出发,我将去寻找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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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友人(外三首)
〔捷克斯洛伐克〕丹娜遗作
浓雾笼罩着群峰,
耳边回响着单调的雨声。
在泥泞的小路上,
我那沉重的心
正萌发着一个美丽的梦。
雨、雾、山峦千万重,
它们能暂时地阻隔我们。
然而,当云消雾散、雨过天晴,
我们呵,定会再相逢!
无题
我只是一段平凡的插曲,
瓦砾场上的一块碎石;
我只是浓烟中的一颗微尘,
是干瘪、乏味的果实。
我是干涸了的苏打水,
精疲力竭、昏昏欲睡。
我是痛哭着的忧伤,
它正把金色的小钟敲响。
我是悄然行走在人世间的天
真,
是投进大海中的一个问号;
我是沉浸在悲哀里的现实,
是没有痛苦的、咸的眼泪。
我是安宁、静谧的早晨,
是万里无云的苍穹;
我是阳光灿烂的明天,
是坚不可摧的飞船。
决心
生活是紧绷在木桩间的绳索,
是通向死亡的、狭窄的桥梁,
还有中伤他人的谗言和恶语,
蕴藏着太多的痛苦和悲伤。
生活是世界的苦核,
生活是不幸的化身。
生活是忧愁和苦难,
它预示着我凶险的航程。
生活是鞭打和伤痕,
生活是数不尽的沟壑。
生活是追逐和失败,
而我呵,恰似那破灭了的泡沫。
但是,
我还知道另一种生活,
那就是抗争和拚搏。
现在,
我正投身于这样的生活,
“等着瞧吧!”
我豪迈地这样对你说。
生活毕竟是美好的
当我的脸上布满皱纹,
这样的时刻也会来临:
我将无力再展翅飞翔,
追逐那天际的繁星。
我将成为
夏日里干涸了的水井,
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能安慰我的魂灵?
我将走完
那艰苦的途程,
我将坐在
木犀草花盛开的草地上,
回顾那坎坷不平的人生。
我将回首眺望
那身后的沟壑和山峦,
我将轻轻地吹一吹
痛苦,也许已经过去了的伤痕。
小青虫又将爬出来,
空气又将变得清新和透明。
“生活毕竟是美好的。”
莫叹息、快兼程!
〔何雷译〕
〔编者附记〕:丹娜(原名丹奴什卡·海洛尔朵娃——史焦维契柯娃)(1929——1976),捷克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1953——1957年曾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外语学院东欧语系任教。主要翻译作品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新儿女英雄传》、《艾青诗选》等。
丹娜与我国诗人艾青同志有着深厚的友谊,《忆友人》就是写给艾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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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原的歌声
吕希杉
我来到青海高原已经三天了。一位穿着镶边长袍的牧羊姑娘,一边赶着羊群,一边唱着青海“花儿”,甜润的“花儿”顿时把我的思绪引向了远方……
1956年修建鹰厦铁路,我们文工团到工地上演出。有一天,开演前,一位扎着两个短辫的姑娘来到后台,爽爽利利地说:“同志,我想参加文工团,要吗?”我们队长迎上去,上下打量着姑娘:“你会什么?”
“会唱歌,也会跳舞。”
“多大了?”
“十六岁。”
“你会唱些什么歌?”
“什么歌都会唱,只要你们教我一遍”。她说得满自信的。
于是,队长就让她当场唱了一支闽西革命民歌。她那圆润、嘹亮的歌声,一下子把我们全震住啦。从那一天起,她也就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踏着铁道兵战士的脚印,随着新铺钢轨的延伸,部队把帐篷扎到哪里,她就把歌声送到哪里。一次,在内蒙草原上为部队演出,她疲劳过度,昏倒在台上,左腿踝骨摔伤,治愈后,她被调到驻在青海高原的她爱人所在部队工作。
二十多年一晃眼过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由她倡导并担任队长的一支战士业余文艺轻骑队,活跃在青藏铁路建设工地上,她那嘹亮、甜美的歌声,仍在高原上荡漾着。
1980年仲夏,我到工地采访时见到了她。临走的前一天,她要我听听她为我写的《火车开到柴达木》歌词谱的曲。她是用青海花儿谱写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离开高原不久,她牺牲了……
原来,她到连队演出,场地就在野外看电影的土台子上。那里海拔3,000多米,环境恶劣,气候变化异常,6月落雪是经常的事。第一天演出很顺利。第二天晚上,附近放牧点的男女群众也赶来了。当她独唱《火车开到柴达木》时,从肯德隆沟方向窜出来一股狂风,挟沙裹石,吼叫着奇袭而来,不一会,台上台下什么也看不见了。大风把电线刮断了,她急忙打开手电,一眼就看见舞台后面的挡墙顶部往下掉土块,两个队员还在墙脚下装乐器。她一个箭步跨过去,把两个队员向左边猛地一推,瞬间,挡墙上半部“轰隆”一声塌下来,她当场牺牲了!
这一次到青海,我特意寻访了她长眠的地方。陪我的萧干事指着向阳坟头说:“我们队长就埋在这里。”此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向老战友深鞠了三个躬,又从挎包里取出一束水仙花,敬献在她的墓碑前,那是她生前最喜爱养的花。


第8版()
专栏:大地漫笔

治“拍”有方
据说战国时楚国的宋玉为讨好楚襄王,硬将风划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说得楚襄王浑身舒服,连声夸奖宋玉“善哉论事”。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钓鱼不着,心中不悦,随从的才子解缙当场赋诗:“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真是出口不凡!
拍马者尽管手段“各有各的高招”,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摸到了“大王”的脾气——吃这套,不然,他也不会这样费尽心机,搜肠刮肚。
据《资治通鉴》载,隋唐之间的裴矩,在隋炀帝时以谄谀邀幸得宠,但在唐太宗手下却又成了敢于直谏的诤臣。司马光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要杜绝“拍马屁”之风,除了要对善“拍马屁”者给予揭露、批评、教育外,更主要的是,从被拍者抓起。特别是在今天,只要我们的领导者能认识到吃拍的危害,从而“乐闻直言”,那么,大多数不同程度患有“阿谀症”的人,或者也会改正自身的毛病;那些以“拍马屁”为终身职业的人,恐怕也只能重选职业,另谋出路了。 徐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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