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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延长营业时间 利国利民利商
让各地的“王府井”都亮起来
连日来，首都一些报纸报道了广大顾客希望王府井大街商店延长营业时间的呼吁，提出了“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的要求，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多年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国营商业养成了一种“官商”作风，表现之一就是它不是从服务行业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出发，不是从方便人民群众出发，营业时间同机关和多数工厂一样，群众上班他上班，群众下班他关门。这就给双职工家庭和行动不便的人带来许多困难。北京市商业网点本来就少，加上营业时间短，人们买东西只好集中在星期天，所以星期天的商店就特别拥挤，为此人们要耗费大量宝贵时间。买东西难，成为城市生活中令人烦恼的事情。
北京是首都，转车的旅客、来京开会、办事的人和外宾、华侨很多。这些人白天忙于开会、办事、游览，晚上常常想买点东西，可商店全关了门。这既不方便顾客，又失掉了许多做买卖的机会，减少了商店的收入。
据介绍，在日本有一家叫做“7—11”的商店，它的所有分号都挂着“7—11”的大牌子，意思是从早晨7点到晚上11点都开门营业，以此招徕顾客，扩大营业额。在我国，是否延长到晚上11点，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但一般延长两个小时的营业时间，不仅必要，而且完全可以做到。商店的营业时间只有同大多数的工人、干部、教师的上班时间错开，才能方便群众，扩大销售量，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在五十年代，当大量的合作商店和私营商店还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具有晚上继续营业的传统，群众感到很方便。难道到了八十年代，我们的国营商业反而做不到这一点吗？
延长营业时间，是20多年来经过几次反复的老大难问题。北京市商业部门的领导同志这次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望全国其他大中城市推广他们的做法，为广大城市居民带来方便和好处。
郑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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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择“最佳营业时间”
中共承德市委书记 张唤群
我通过站柜台和实地观察了解到，商业服务业都有“最佳营业时间”。比如在承德市，菜站春夏秋季的“最佳营业时间”在清晨五时半到七时半，双职工主要利用这段时间买菜；粮店的“最佳营业时间”为午间和星期天；饭馆的“最佳营业时间”，兼售早点的在早八点以前，一般客饭则在上午九时半以后和下午四五点至七点；百货、五金、食品店的“最佳营业时间”是上午九时半到下午一时半；公共汽车除旅游季节外，主要是早、午、晚上下班时间；医院的“最佳服务时间”则在上午十点以前，等等。
在今年的“文明礼貌月”活动中，承德市委、市政府要求商业、服务业根据各自实际的“最佳营业时间”，在工作时间上打破“常规”进行改革。这一决定深受群众拥护。市卫生局已决定每天上午八点至十点门诊“最佳服务时间”内，增加医务人员，方便患者。市粮食系统也有一些门市部调整了营业时间，开始见到效果。
然而，目前仍有一些商业、服务单位，没有从老框框、老章法中走出来，没有充分利用“最佳营业时间”，基本上和行政机关的作息时间一样。这是为什么？一是有的同志认为确认“最佳营业时间”，就意味着改变八小时工作制，是加班加点。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对的。提倡按顾客多少调整营业时间和增减服务人员。顾客多时，营业人员适当增加；少时，适当减少。这并不增加个人的工作时间。二是有的同志怕麻烦，担心工作多，家人团聚的时间少。这些同志只考虑自己方便，而不顾广大顾客的方便。社会主义的商业、服务业，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选择“最佳营业时间”正是为了实现这一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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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充满活力的农村经济
——广西宾阳县农村见闻
本报记者 柏生 邹大毅
三月，华南已是绿树葱郁、春日融融，我们乘车到地处广西中部的宾阳县去。这个富饶的农业县，方圆2，300多平方公里，有70多万人口。这里的农村有历史悠久的各种传统手工业，能工巧匠遍及全县。近几年，一大批农民专门从事工副业生产和产品的推销，向着专业化、商品化的方向发展。
3月17日，我们来到距县城不远的新桥公社，采访专业村。如今全公社127个自然村，已形成了57个商品性生产专业村。
当我们爬上一段小坡，迎面就见到一条横卧的土窑，几个农民正向窑内添柴加火，窑头冒出一缕缕青烟。不远处，堆码着一排排、一摞摞烧好的大缸，在阳光下闪烁着古铜般或黑油油的亮光。一窑出100个大缸，100个小缸。一位农民扳着指头对我们算开了帐，大缸一个能卖五六元，小缸一个也能卖三四元。一户一年平均烧4窑。公社的同志说，这个村叫谭广村，是有名的“缸瓦村”。
我们随便走进一间作坊，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正在埋头细心地制作大缸坯，旁边小桌上，放着一部收录机和几盒音乐磁带。他叫谭江鹰，不满25岁，高中只上了一年，便回乡了。他的父亲会制缸手艺，干了几十年。现在，他和两个弟弟也都学会了这门手艺，兄弟三人去年收入了6，000元，家里盖了新房，买了电视机、收录机。我们应他的邀请，到他家看了看。这是一幢新建的瓦房。房间里迎面是一张摆满书报的写字台。随手翻翻，就有十多种杂志和许多文学书籍。案头上还有一本小说草稿：《金鸡村纪事》。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们，这几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在报刊、杂志上已发表了30多篇小说、散文、诗歌。他白天做缸，晚上看书、写作。这是多么勤奋上进的好青年啊！他有手艺，有知识；经济上富裕了，精神上，也是富裕的。
农村的商品生产发展了，产品是怎样销出去的呢？一天，我们随着农民去圩镇赶圩。
一大早，农民们从四面八方挑着绿油油、鲜嫩嫩的蔬菜，骑着挂满竹编品、甘蔗、大缸的自行车，挑着一筐筐、一篓篓鸡、鸭、鹅，抬着刚刚宰杀的大肥猪，喜气洋洋地走进了圩场上的一条条专业街。有的整条街是卖蔬菜的，有的整条街都堆满了竹编制品，有的一条街都是卖大缸小缸、瓷碗瓷杯的。还有卖服装、各种提包、米粉和各种小吃的。十来条街，条条街上，叫卖声、议价声，此起彼伏。据说，每次赶圩的人可以达到五六万之众。一个人跑一趟圩，可以卖到几十元甚至上百元。
除了这些赶圩零散销售自产品的农户，还有的农户进城开店经商。五十多岁的农民王庆祥，家在芦圩公社六明大队六料村。家中祖辈做瓷器，现在家中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都会制瓷。他本人去年四月就进城租房，办起了瓷器推销经理部，去年，这个经理部共推销了12万元的产品。宾阳县农民进城办了112个自产品推销店，不仅本地的生产搞活了，也丰富了其它地区的市场。
赶圩回来，我们的思绪久久不能平息下来。这里的农民亦农、亦工、亦商，他们从务农，走向手工业商品生产的道路，又自发地走进流通领域。他们已经不单是几亩地的承包者，而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链条中活跃的一环。（附图片）
广西宾阳县新桥公社民范大队谭广生产队的农民，联户办起陶器加工场。这是农民在翻晒烧制前的酒缸。 本报记者 陆汉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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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长话短说
要体察民情
戴玉庆
做好“最佳营业时间”的业务，是广大顾客的心里话。承德市委书记在这点上是做得很好的，他为了摸清不同行业的“最佳营业时间”，站柜台，察民情，事情虽小，意义却不小。
一个商店有“佳”与“不佳”的营业时间，同样，一个领导干部也有“佳”与“不佳”的精神状态。对于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不怎么关心或视其为小事，就属于“不佳”状态之一。
北京的王府井名扬四海，是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每天都有不少中外人士慕名而来，但往往因商店关门过早而吃闭门羹，扫兴而去。这样的憾事似乎不仅仅发生在北京。
现在，承德市委、市政府已经重视这些“小事”，动手改革。王府井大街的夜晚也开始亮了起来。看来，只要领导决心大，许多“不好办”的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比起“最佳营业时间”来，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如何，对关系群众生活的问题重视不重视，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这后一条，千万桩好事就办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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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监督作用 降低工程造价
宁夏建设银行为国家节约五千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李荫和报道：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加强对大中型项目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积极参与设计概算和施工预（决）算的审查，测定修改材料综合价，为国家节约建设资金5，000万元，使工程造价有所下降。
为了防止和克服“大项目大浪费”的现象，去年以来，该行改变了过去对所有基建项目的投资监督管理平均使用力量的做法，先后调配工程师、经济师、拨款人员18名，负责8个大、中型项目建设的监督管理。
在参与建设项目的概算、预（决）算审查方面，石咀山市支行成绩显著。石咀山煤矿三号立井和太西洗煤厂是两个新开工的大中型项目。专门负责管理的5名工程师、拨款员十进矿务局，六到银川市，花了近两个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以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对石咀山煤矿三号立井的初步概算提出了13条修改意见。煤炭部有关部门在审查该井包建协议时，采纳了其中合理建议，减少概算投资约3，000万元，使吨煤投资下降30多元。
去年，全区各行、处共收到工程预（决）算4，660份，预（决）算金额达31，800多万元。经建行审查定案的有4，174份，核减投资1，977万元。
全区各行、处配合区计委定额给军有关部门测算修改材料综合价，使工程造价降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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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颁发
《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试行条例》
据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为了使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推广工作健康地向前发展，最近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总站颁发了《农业技术承包责任制试行条例》。
条例规定，开展技术承包必须本着“双方自愿，有偿服务，合理奖赔”的原则，承包者必须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必须能对受承包的生产单位或农户进行具体的技术指导，保证实现增产增收，提高经济效益。
国家农业技术干部搞承包，要注意以点带面，点面结合，不要一哄而起，搞形式主义；不准硬性规定承包任务，防止单纯追求承包面积，不顾服务质量，或只顾承包点上的技术指导，不顾面上的技术推广等偏向。
条例还规定，技术承包是有偿服务，应根据承包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从增产部分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承包者的技术指导费。收费原则是承包者得小头，受承包者得大头，使增产增收的大部分归农民所得。技术承包减产要分清原因，确实因为技术指导失误造成损失，承包者要按合同规定赔偿。双方要信守合同，维护合同的严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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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步鑫生的“上下内外观”
新华社记者 章墨渊 童宝根 张锦胜
许多工厂、商店、机关、学校等企事业单位的干部都反映，改革一般都要碰到来自四个方面的阻力：上面某些负责人的反对，下面少数落后群众的抵制，外面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家里亲友的劝阻。过不了这“四关”，改革就会半途而废。记者在浙江海盐衬衫总厂采访中注意到，步鑫生能够打通改革之路，恰恰是在这四种阻力面前勇于披荆斩棘，表现了这位改革者的新观念、新风貌。
对下——不怕后进群众吵闹
步鑫生说：“要打破大锅饭，就要豁出去不怕得罪人。”
步鑫生上任后的第一刀，就砍了“大锅饭”的分配制度。
经过将近一年的试点，衬衫总厂于1980年全面实行了新的分配制度。这个制度规定，按照完成定额好坏对工人进行考核，实行实超实奖，实欠实赔，超产得奖不封顶，欠产扣赔不保底。定额超过多的一个月可多收入三四十元，完不成定额的还要倒扣基本工资。
这一着棋，可“将”了那些“大锅饭爱好者”的“军”了。有一个工人不好好上班，成天躲在家里干私活，被扣了工资。他跑到办公室找步鑫生，拍着桌子质问：“你这套是啥个政策？”步鑫生说：“是社会主义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政策”。那个工人又质问：“你是哪来的精神？”步鑫生大声回答：“是中央精神！”步鑫生这套办法使懒人变勤，使勤人劲更大了。1983年全厂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80年提高了27％。
步鑫生接着来了第二刀——改革不合理的劳保福利制度。海盐衬衫总厂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前些年却把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劳保福利制度照搬了过来。有些人钻空子，完不成定额就请“病”假，在家休息照拿全工资，而生产流水线却由于缺人而被迫中断。步鑫生从本厂实际情况出发，从1981年4月起，作出了一项规定：职工一般病假，每天只发四角钱生活费；对平时完成产量、质量指标好的工人，病假期间可给予补助，不使他们的收入下降。这项改革又治了“泡病号”的。去年全厂出勤率达到了一般厂矿企业中罕见的高纪录——98％。
厂里有些游手好闲、常“泡病号”的人，对步鑫生又气又恨，责怪他“自立章程，私订条令，违反国家劳保规定，压制工人”。有个统计员老请“病”假，步鑫生毫不客气地扣了她的工资。她丈夫跑到工厂来大吵大闹：“你为什么扣工人的工资？”步鑫生理直气壮地说：“怎么是我扣她的工资？是她自己扣自己的工资！工钱工钱，做工才有钱；劳保劳保，有‘劳’才有‘保’嘛！”
步鑫生改革的第三刀是砍“铁饭碗”制度。他和职工们早就看不惯那种自恃有“铁饭碗”而调皮捣蛋、妨害生产的人，因此专门商定了两条：严重影响生产秩序、屡教不改者除名，不顾产品质量、态度恶劣者除名。这一刀砍下去，遇到的阻力更大，有的人骂得更凶了。但是步鑫生毫不退让。1982年以来，因为触犯这两条规定而被厂里除名的工人和辞退的学徒共7人。
对上——不怕错误领导的压力
步鑫生说：“为改革，我决心已下，死不回头。”
1982年春节刚过，一个紧急会议在厂长办公室召开。厂里接到上海海关的通知，要他们第二天派车把进口的30吨布料全部拉回。工厂只有一辆三吨半的旧卡车。步鑫生为此大伤脑筋，正在厂长办公室召开干部会议商量办法。不料这时来了县二轻局的一个干部，通知说：为了节约能源，局里决定马上封掉海盐衬衫总厂的卡车。步鑫生一听便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偏偏在我们为找车心急火燎的时候下了封车令，这不是有意刁难吗？他气得脸色铁青，大声质问：“我们这辆车是全县利用率最高的，为什么偏偏要封我们的车？”那个干部很为难地告诉步鑫生，他不过是“奉命行事”而已。
他奉的是谁的命，步鑫生和厂里的其他干部、职工是一清二楚的。经过步鑫生的据理力争，那次封车令未能得逞，但是，下命令的那个人对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继续横加压制、阻挠。
就是这个人，三番两次提出要撤步鑫生的职。1982年夏天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他抓住时机，率领调查组进厂查步鑫生的“问题”，社会上因此刮起了“步鑫生要被撤职查办了”的谣言。由于步鑫生在经济上脚跟站得正，调查组查了3天的帐，什么也没有查出来，走了。
无独有偶。去年春天，有一封告发步鑫生改革劳保福利制度、减发个别职工工资的信件送到了县委一位领导人的办公桌上。这位领导人不作调查，当即就写了一张条子，下令海盐衬衫总厂“必须按照规定发工资”。步鑫生知道后说：“他有钱，他来发，我不吃这一套。什么条子不条子，我不是靠条子办厂！”
县里的一些领导人见步鑫生不听话，大为恼火：“步鑫生的办厂方法是资本主义的一套”，“用这种办法办厂还不如把它关掉！”步鑫生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工厂过去要垮台的时候，没人出来说话；现在工厂发展了，对国家贡献大了，反倒说是搞资本主义；马列主义哪有这条理论！他们一天到晚开不完的会议，说不完的大话，喊不完的口号，口气比力气大得多。自己不干，还不允许别人干，这是什么主义？如果都象他们那样，社会主义哪里来？共产主义又从何谈起？步鑫生对那些诬蔑他搞“资本主义”的说法嗤之以鼻：我祝这样讲的人长寿百岁，让他们多看些年，看看我们的做法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对外——不怕社会上的闲言碎语
步鑫生说：“一分精力，一分事业。我没有时间计较社会上的闲言碎语。”
海盐交通不便，外地客户到厂看样订货要转长途汽车，好多人不愿涉足这偏僻小镇。怎么让客户乐意上门呢？步鑫生想出了个好点子，他不惜破费，在上海设立了接待站，用轿车把客户从车站、机场、码头接到厂里。宁静的小镇街头顿时热闹起来，轿车往来穿梭，人们翘首观望。有些人又议论开了：步鑫生真会出风头，县委书记没车子，裁缝师傅坐轿车！厂里的人把听到的议论告诉步鑫生，他坦然一笑：“说闲话不负经济责任，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步鑫生组织职工们唱厂歌，搞厂庆，增进工人对工厂的感情。厂歌的歌词是他自己写的。有人认为“厂歌是为步鑫生歌功颂德”，还有的说：“只有国家有国庆，哪有工厂搞厂庆的？这岂不是无法无天吗？”有人还给步鑫生戴上了一顶“搞独立王国”的帽子。这些话传到步鑫生的耳朵里，他还是那句话：“反正说闲话不负经济责任，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步鑫生选拔干部没有“论资排辈”的老框框，谁有事业心，有文化技术，能在前边领着干，就提拔谁。学徒工刘春艳，进厂6个月就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工人孙永根去年任副厂长时才25岁。全厂30名中层以上干部中，有一半年龄在30岁以下。厂里的四个车间主任、技术科长和一名副厂长都是家庭出身不好或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这件事一传到社会上，一顶“阶级界限不清”的帽子又戴到了步鑫生的头上。步鑫生对这些也置若罔闻。他说：议论不足为凭，实践才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对内——不顾亲友的劝阻
步鑫生说：“我活着要创出一块象张小泉那样的名牌！我死了不要送花圈，在骨灰盒上放3个名牌衬衫商标就行了。”
步鑫生一天难得有时间和家人吃上一顿饭，说上两句话。他妻子蒋丽珍满肚子的心里话，只能向知心朋友倾吐：“老步一门心思办工厂，一年出差几十趟，早上不到7点出门，深更半夜才回来，家里百事不管。两个儿子怎么长大的他不知道，青菜多少钱一斤也勿晓得。”朋友听了撇嘴说，“我的男人要象老步那样，我夜里就关上门，勿让他踏进来。”
蒋丽珍对步鑫生说：“你一个月67块钱，一天到晚干干干，外面风声这么大，闲话这么多，叫我整天为你担惊受怕，你到底为个啥？”
“丽珍啊，钞票是用得光的，一个月就是给我500元，有多大意思？我不图个人发财，过去我同我们的国家和工人穷在一起，现在要同我们的国家和工人富在一起，把工厂办好。”步鑫生说道。“活着就要干点事业。磨剪刀出身的张小泉，发奋创出了一块当当响的剪刀名牌。他已经死了几百年，可牌子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我这个裁缝师傅，要在衬衫制造业为国家创出一块象张小泉那样的名牌来！”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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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县武阳镇个体劳动者赵玉琼（左一）专卖卤制牛肉。两年多来，她遵纪守法，服务态度好，年营业额上万元。去年被选为成都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主任。
新华社记者 吴祖政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