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任弼时同志与湘赣根据地
——纪念任弼时同志诞辰八十周年
王首道
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八十诞辰。弼时同志是我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最早的领导者和青年的导师，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三十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实际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认真学习。在全面整党的重要时刻，我们纪念任弼时同志，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作风，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
（一）
我在湖南长沙甲种农业专科学校读书时，就听到过任弼时的名字。他很早就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湖南青年中颇负盛名。后来，我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又在当时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读过他写的许多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3年湘赣革命根据地时期、延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我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教诲下，深受教益。
1931年，弼时同志受党中央派遣，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那时，他就同湘赣革命根据地有过工作联系。王震同志作为出席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湘赣边区代表团的支部书记，曾向他汇报过湘赣边区工农群众和红军的斗争情况。
1933年5月，正当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革命根据地展开第五次“围剿”的严重时刻，弼时同志被派到湘赣边区任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而我和张启龙等同志当时正遭到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陈洪时、刘士杰（此二人后来均叛变革命）的诬陷和打击。我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接受审查批判。
从1933年5月到1934年7月，弼时同志担任湘赣省委书记一年多的时间内，表现了他的优良的思想作风和卓越的领导组织才能。虽然那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已在湘赣地区得到全面贯彻，但湘赣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创建的，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好思想好作风的影响还是深广的。弼时同志带来了这种好思想好作风。在军事上，他到任后不久，即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将湘赣和湘鄂赣两省的红军合编为三个师（红十六师、红十七师、红十八师），在永新沙市组成红六军团。8月，红六军团又进行整编。整编后，以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最高领导机关是军政委员会，由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弼时同志任主席。红六军团经过整编和整训，部队素质和战斗力得到了加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弼时同志领导的湘赣军民，配合中央红军战斗，并通过沙市战斗一役，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了当时省委和军区某些领导同志采取的冒险进攻的作战方针和阵地战的作战形式，采取集中力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和运动战的作战形式，终于取得了歼灭敌第四十三旅、活捉敌旅长侯鹏飞的胜利，这是红六军团胜利实现北上抗日的关键一仗。1933年11月和12月，弼时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召开的湘赣省党的三大，仍然坚持提出发展党、扩大红军、加强苏维埃政府工作、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根据地经济建设等任务，对党、红军和根据地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根据地仍然开展了土地革命，发动农民群众，斗争地主，分田分地，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了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1934年7月，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发出命令，决定由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1934年10月，与红三军会合；1936年7月，组成红二方面军，同时保留中共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省军区等领导机关，以继续领导湘赣革命根据地人民和地方武装。红六军团突围西征时，弼时同志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保存了湘赣边区党的骨干和红军主力，为以后红六军团的突围西征和红二、六军团的胜利会合奠定了基础。
1940年3月，弼时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我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彼此有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在日常工作中，他坚持原则，密切联系群众，注意调查研究，认真负责、精密细致地处理问题，不搞特殊，不谋私利，艰苦朴素，对同志严肃而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弼时同志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在延安时期，他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和组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参加制订党的许多重要政策。在党的七大，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当时我党中央五个主要领导人之一。
全国解放后，我同弼时同志接触也较多。1950年6月他同我的一次重要谈话，至今记忆犹新。他在那次谈话中满怀信心地瞻望祖国光明的未来，决心以更大精力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可惜就在那次谈话后的四个月，正当建国初期百废俱兴，党和国家需要他发挥领导组织才能的时候，他却过早地去世了，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刚毅坚强、英明干练的领导者，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这确是我党和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弼时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四年了，抚今追昔，我们只有以实现“四化”，更加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来纪念他。
（二）
弼时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1933年在湘赣革命根据地我同他的直接接触中，对此有亲身的体会。
湘赣革命根据地是毛泽东同志亲手创建的，井冈山就矗立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带。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又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就与中央革命根据地隔着一条赣江，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重要的右翼。1931年7月，我受中央委派到湘赣革命根据地担任省委书记，先是成立临时省委，10月召开了湘赣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赣省委，我与林瑞笙、甘泗淇、张启龙、袁德生、刘其凡、李朴、刘孟弼、王震、刘锋、罗启厚十一人被选为省委委员。我任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袁德生负责政府工作，张启龙担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工作。1932年11月，又召开了湘赣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张启龙、袁德生、王震等二十五人为省委委员，并选举袁德生等七人为常委。我任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张子意任组织部长。
省委成立以后，我们遵照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统一了湘赣边区的领导，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在解决土地问题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扩大红军、慰问红军以及拥军爱民的工作；开展了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一、二、三、四次“围剿”，并将湘东独立师发展成为红八军；进行了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城市政策，保护工商业者。通过这些工作和斗争，根据地不但得以巩固，而且有所发展。但不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贯彻了下来，还由于“富田事变”的影响，我们开展了肃反工作，抓了一些所谓“AB团”分子。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连安源矿工出身的省委常委袁德生同志、我的秘书张槐生同志以及由我经过长期考察提拔起来的一些优秀的县委书记也被作为“AB团”分子抓起来了，我们产生了怀疑，准备加以制止，于是派刘士杰（湘赣省工会负责人、第二届湘赣省委委员）到中央苏区中央局汇报工作，但他到中央后却对我们进行诬陷。当时以博古为书记的中央，竟轻信刘士杰的一面之词，于1933年2月作出《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给我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决定改组省委，撤销我的省委书记职务，以刘士杰为省委书记。在刘士杰未到职之前，命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
1933年5月，中央委派弼时同志接替陈洪时，赴湘赣省担任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他到湘赣革命根据地之时，正处在陈洪时、刘士杰一伙对我和张启龙等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热潮中。陈、刘二人在弼时同志面前捏造了我不少莫须有的罪名，主张将我开除党籍。湘赣军区总指挥张启龙同志，由于在战斗中按照党的政策，有条件的释放了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加上在挨批斗时态度比较倔强，他们更为恼火，竟认定他是反革命，决定送保卫局法办。保卫局是陈、刘一伙控制的单位，可以任意处决“罪犯”，进去的人都是凶多吉少。在这种情况下，弼时同志并没有听一面之词，一方面他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议，召开了对我和张启龙等同志的批斗会；另一方面他对刘、陈一伙的诬陷并不轻率表态，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时省委的广大干部都议论纷纷，为我们抱不平。王震同志更为愤慨，因为他早就对陈、刘一伙有看法，曾经多次为我辩解，更为张启龙同志被诬为反革命而大发脾气。经过调查研究，弼时同志认为我和张启龙同志等都是好同志，决不是反革命，尽管工作中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在湘赣省委几年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对敌斗争还是英勇的。当陈、刘一伙把张启龙同志关进保卫局去的时候，他亲自去保卫局把张启龙同志放了出来，但仍将张启龙同志开除出党，并判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后来，在弼时、王震等同志的关怀下，张启龙同志仍随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并在长征中恢复了党籍。
在我身处逆境时，弼时同志对我仍然十分关怀。他亲自找我谈话，要我很好总结经验教训，不要灰心丧气。我被撤职以后，下放到北路分委（袁州）永新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我手脚生疮，患了疟疾，骨瘦如柴。弼时同志叫他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我一些帮助。当时，我算是犯了错误的人，能够得到领导上的关怀，内心确实感到十分温暖。后来，我要求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同意。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我就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工作，不久就调到中央组织局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弼时同志这种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要知道，当时推行王明路线的党中央已从上海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全面贯彻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种形势下，他能基本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较客观地处理问题，是很不容易的。后来他告诉我，临时中央政治局也曾怀疑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我认为，弼时同志较早地领会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1944年他就说过：“毛主席在井冈山搞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当中，建立了政权，在宁冈、永新、茶陵建立了苏维埃，创造了一套政策——包括建政、建军、建党的各种政策。毛主席这一套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照实际情形规定我们的政策。所谓后来保存了毛主席的精神者，我看也就是保存了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今天看来，这些话仍然是完全正确的。
（三）
弼时同志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也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1944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接见了我们，了解了湘赣省委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在他的关怀下，也召开了湘赣工作座谈会，总结湘赣省委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任弼时、王震、张启龙、谭余保和我等原在湘赣省委工作过的几十位同志都参加了座谈会。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严肃地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弼时同志作了长篇总结发言。他襟怀坦白，热情诚恳，既敢于批评别人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又严于解剖自己。一方面，他坦率地批评了我们在湘赣省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但更多的是作自我批评。虽然在他的任期内，湘赣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但他仍然严格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他检查到在他担任湘赣省委书记这一段工作中，还是有许多缺点错误的，执行的路线还是五中全会临时中央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在土地问题上、军事问题上，都有“左”的错误。在肃反政策上也是“左”的，他说：“今天看来，改组省委是错误的。反对王首道等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也是错误的。对张启龙以及甘泗淇这些同志的打击都是不对的。这责任不在同志们，责任主要由我来负。”他还对张启龙同志说：“我在湘赣也批过你，省委还把你的党籍搞掉了，这都是错的，责任在我。现在我向你道歉！”他还肯定了我们的工作成绩，并分析了得到成绩的原因。他说：“这两个时期的省委虽然很左，但其中还是有些做过实际工作的同志，如首道、启龙等同志就有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执行左的路线，遇到某些困难阻碍之后，有些修正。”“这也是我们能在工作中得到成绩的原因”。
我也作了发言，并对弼时同志当时在肃反工作和其他工作中某些错误的作法提出意见，他都诚恳地接受了，并且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这样做呵！现在看来那种作法，都是错误的。”他对我表示了歉意。我也作了自我批评。
弼时同志最后指出，我们在工作中之所以产生缺点错误，主要还是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很好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他所制订的一系列政策。因此，我们现在要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借鉴，努力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很好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
我感到他说的话，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作为一个领导者，既能坦率诚恳地批评别人，又敢于承担责任，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确实使我和到会的同志深受教育。任弼时同志这种自我批评精神是同他的大公无私的广阔胸怀分不开的。他对原红六军团的建设和成长是有功绩的，对红六军团的干部有深厚的感情，但他从不把红六军团视为己有。他总是讲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红军的功绩，讲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建军思想和成功经验。即使讲到红二方面军时，他也大多讲红二军团的成绩，讲红六军团的不足之处。
任弼时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们要怎样来纪念和学习任弼时同志呢？我以为首先要着重学习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崇高品德。
弼时同志是我们党员和党员干部学习的好榜样。在整党的对照检查阶段尤其要学习弼时同志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特别是各级党委第一、二把手要带好头，认真对照党中央整党决定和新党章的要求，以弼时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深刻检查自己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错误，增强党性，提高觉悟，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为实现党的十二大的总任务、总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以为，这就是我们对弼时同志八十诞辰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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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对我们的言传身教
任远远
我的爸爸任弼时，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的艰苦漫长岁月，积劳成疾，在他年仅四十六岁的时候，患脑溢血，于1950年10月27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时我才十岁，但爸爸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1940年3月，爸爸结束了在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回到了延安。就在这一年的12月19日早上四点钟，我出生了。妈妈告诉我，我出世后一小时，爸爸就从杨家岭赶到了中央医院。他高兴地抱起了我，几次想在我的脸蛋上亲一亲，也许是怕那无情的胡子扎着我，几次都没舍得。
爸爸对我们的感情，既是亲子之爱，又是从他的革命职业中产生的。爸爸和妈妈生了九个子女，五个夭折于革命战争年代。爸爸、妈妈还时常想起这些同革命共患难过的孩子。我姐姐苏明就死于营救爸爸出狱的过程中。那是1928年10月，党中央派我爸爸到安徽巡视工作，不幸在南陵县被捕。为了营救我爸爸，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妈妈抱上苏明，爬上拉煤的火车赶到长沙。天冷风大，煤渣、煤块发狂地飞向妈妈和苏明。尽管妈妈紧紧地抱着苏明，但苏明还是受风寒患肺炎死了。爸爸曾深情地说：“她也是为营救我，为革命献身的呀！”
1930年，爸爸到中央苏区不久，妈妈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我的姐姐远志才出生百日，就和妈妈一起在上海坐牢。当时，妈妈装成农村妇女，在敌人审讯的时候，就捏着远志的腿，她大哭起来，使得敌人不得安宁而草草结束了审问。爸爸后来听妈妈说起这件事后，笑着说：“孩子也参加了和敌人的斗争呀！”
1933年，我的哥哥湘赣在革命根据地湘赣苏区出生。因当时环境恶劣，在六军团突围西征的行军前，爸爸和妈妈把湘赣托养在老乡家中。全国解放后，还专门去找过，但没有找到，妈妈很难过。爸爸说：“不要难过了，为了新中国，我们失去了多少同志和亲人呀！”
我的姐姐远征，出生在长征路上。当时生活极其艰苦，没有吃的，朱总司令和我爸爸钓鱼给我妈妈吃。后来每到一地，爸爸就和战士一起挖野菜、草根，把嫩的给妈妈吃，自己吃老的。
1947年，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发动进攻，党中央撤离延安。那时，我的姐姐远志、远征分别在中学和小学读书。有些同志考虑她俩年岁小，随学校行军有困难，建议她们跟着妈妈一起走。爸爸和妈妈不同意，爸爸说：“还是让她们锻炼一下吧，不要把孩子养成革命的娇子。”按照爸爸和妈妈的意见，她们打起背包，和同学们一起出发了。
1948年10月6日，爸爸给远志的信中写道：“学习靠自己努力，要善于掌握时间去学习。你们这辈学成后，主要是用在建设事业上，即是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事业，需要大批干部去进行。建设事业就是要有科学知识。当好一个工程师或医生，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此外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门外国文，有了文学的基础，又便利你去学科学……”
我七岁时，爸爸为我写了大字模：“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让我每天写一张，爸爸每天给我划圈打分。有一次，我写完大字，爸爸正忙着看文件，我把大字本给爸爸，请他为我划圈打分，因爸爸太忙，划了几个圈，就说：“你写完了，去玩吧！”讲完又看起文件了。“爸爸，你还没有打分呢！”我说。这时爸爸歉意地笑了，又认真地看了一遍，并打了分。
在延安时期，医生就发现爸爸的血压很高，但爸爸依然和周恩来副主席一起，留在陕北协助毛主席工作。我记得那时在一天紧张的行军或工作后，晚上爸爸总要到各处去看看，特别是到马圈，向饲养员询问马的情况，并走到马槽前看看马吃草，用手轻轻地拍拍马鼻子。
1949年，党中央迁到北平。这时，爸爸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他还是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因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只报告了一部分，其余的只好请荣高棠同志代读。
这次大会后，中央决定爸爸休养一段时间。他常到附近村庄去散步。一次，他看见农民用一种两端开口、象篓子一样的工具捉鱼，便和他交谈起来，问他一天能捉到多少鱼，到什么地方去卖，并问这种捕鱼的工具叫什么。农民说：“我们把这工具叫做‘花篮’。这里有句老话叫‘鱼逛花篮人逛灯’，鱼到花篮里就上当了。”回家后，爸爸还反复琢磨着农民的话，觉得很有意思，说：“可是他们很苦啊，用这样古老的工具捉鱼，人站在冰冷的水里……”
爸爸最愿意听同志们讲民间的生活情况，不时地提个问题，有时也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他常常这样说：“不合情况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哩。”
我的姐姐远芳是1938年爸爸在共产国际工作时出生的，爸爸和妈妈回延安时，把她托放在莫斯科抚养。1950年，爸爸去莫斯科治病时才把她带回国。有一次，她从学校里听别人讲，爸爸担任什么职务。她回家问爸爸，爸爸只说，我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你不能有一点特殊的思想。
爸爸为人很和气，对谁从不声色俱厉。但他办起事来是很果断的，从来不在原则问题上让步。在延安，江青用各种借口想用布搭一个棚子乘凉，因为那时爸爸是党中央秘书长，问题提到他那里，爸爸就是不批，说：“现在人都没有衣服穿，那有布搭棚子！”
在生活上，哪怕是一些很小的事，爸爸也要求很严。他经常嘱咐我们：一定要节约水电，电灯要人走灯关；自来水用时不要开得太大，用完要关紧；不要在墙上随便钉钉子挂衣服；窗子开了，一定要钩好，不然风一吹就要打破玻璃……
进城后，我们住在景山东街一所临街的房子里。爸爸的办公室西晒，离马路很近，这对爸爸的工作和休息都很不利。组织上多次要为我们换房子，我们也去看了几处房子，但回来向爸爸一说，他就是不肯搬，不是说“那房子太大了，我一个人住太浪费”，就是说“那是一个机关，因为我一个人怎么能牵动一个机关呢！”
爸爸给我们讲大道理的时候并不多，他事事处处用自己的行动在教育着我们，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对民族对人民有用的人。（附图片）
延安时期，任弼时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协助毛泽东同志工作。这是任弼时同志与夫人陈琮英、儿子任远远在一起。
（任远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