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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努力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
张贤亮
文学是写人的，本不应该分为“农村题材小说”、
“工业题材小说”、“军事题材小说”、“城市文学”等等。但文学作品要写人，就要写人生活的时代，写人活动的社会背景，写出人所处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角度来说，按文学作品所展示的人的生活环境划分为各类不同题材的文学，以便从总的文学规律中得出某种带有特殊规定性的东西，再反过来指导创作实践，又是恰当的和必要的了。
“农村题材小说”，照我的理解，是写生活在农村的人的。现在，生活在农村的人不但有农民，还有干部、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以及新兴的各种非农业生产的专业户等具有不同教养、不同精神境界的人。并且，在我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人生活在农村。所以，“农村题材小说”应该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有着非常宽广的前景。
写生活在农村的人，无疑要写到农村的历史和当前党的农村政策。文学不能机械地从属于政治，但事实上文学不可能离开政治。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人，本身就生活在一定的政治条件当中，他的命运直接要受政治的影响，在农村，是直接受到农村政策的影响。党的农村政策不但决定生活在农村的人的经济状况，而且由于经济状况的变化还会引起人的思想、精神、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作家反映农村的变革，主要地不是表现农民由穷变富的过程，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写出人们思想、精神、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表现出这些变化中哪些是悖于历史传统、悖于三十年来的习惯，但实际上却是崭新的东西的萌芽；表现出这些现在看来还很朦胧、甚至被一般人所不理解的东西，将会发展为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而现在在一般人看来还是合乎传统观念的东西，将来或许会被一种更新的形式来代替。是的，高明的作家应该能够从处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关系之中，而又似乎是在进行个体经营的农业生产者身上，发现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改善而产生出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新形式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以及新形式的经济“联合体”的要求和趋向。这种要求和联合的方式，显然是绝不会与五十年代后期那种“大呼隆”相同的。
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可我始终认为，对于创作来说，还有与生活同等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作家认识生活的能力。打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生活是源泉，是流水，作家认识生活的能力就是从源泉提取水的器皿。倘若没有提取水的器皿，即使滔滔大河从面前流过，也只能望江兴叹、空手而返。有的作者长期生活在农村，却苦于写不出有分量的作品；有的作者在农村只蹲一年半载或更短的时间，即能写出具有一定深度的作品来。这种现象如何解释？我认为除了艺术的敏感性上有差别外，恐怕主要原因还是在这里。提取水的器皿——认识生活的能力是手段，但在某种情况下，手段会变成目的，至少是与目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生活的辩证法。从我在狭小的圈子接触的同志来看，我感到，现在有一些同志并不缺乏生活，恰恰是缺乏正确认识生活的能力。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多半是把它作为一种理论修养，一种知识素养来看的，把它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注意得不够。由于缺乏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这样，面对着当前农村的大好形势，有的同志会发出所谓“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慨；有的同志却又认为目前这种农业生产形式是一种确定不移的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形式，仿佛是我们奋斗了三十年才找到的唯一正确的农业生产形式。基于这样的认识，写出的作品是不可能具有很强的生命力的。在写《垄上秋色》和《河的子孙》这两篇作品的时候，我都又回到农村去生活过一阵子。因为我曾经在偏僻的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所以多少具有一种历史感。从贯彻当前的农村经济政策中，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在于她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根据我国目前实际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状况，而制订出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有如此规定、甚至是与他们的一些规定极为不同的方法来，以达到马克思主义所指定的总目标——共产主义社会。这里，总的目标是不能忘记的，但是，目前所实行的农村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又是必须充分肯定的。我们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流动的眼光来看当前的农村，在流动的过程中把握生活的现实性。
我还感到，写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落笔虽然可以只局限在农村，但胸中定要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作者，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多到四处跑跑，多熟悉一些农村以外的生活，待再返回到他的基地来以后，肯定会发现许多他原来非常熟悉的东西具有了新的特点或光彩。长期蹲在一个地方，往往会“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巴尔扎克的《农民》比很多出身于农村的外国作家写农民写得深刻；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写农民刈草的场景真令人拍案叫绝，常常使我深思。我想，既要身在其中，而精神又要凌驾于自身所处的生活圈子之上，对不论写什么题材的小说来说，恐怕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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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研究生活
胡采
参加了《文艺报》、《人民文学》最近在河北涿县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很受启发。这次会议，对于如何更准确、更深刻地反映当前的农村生活，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我们陕西省，有不少写农村题材的同志经常生活在农村。在农村新生活的感染和鼓舞下，有不少同志写出了具有时代气息和泥土气息的好作品。但是，也有些同志对当前农村新形势，对呈现在自己眼前的那种五光十色的农村新局面带来的复杂情况，感到眼花缭乱，心里不很踏实。其中包括对农村商品经济生产的活跃，以及有的人为了赚钱和营利的弃农经商等等现象不够理解，思想上存在某种困惑之感。正是这种困惑感，形成了作家的主观世界同客观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影响了作家对生活的理解的深度和他创作的深度。
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呢？
在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里程中，我们取得了许多成绩，在工作中也有不少失误。十年内乱，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以及“左”的指导思想的干扰、危害，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灾难。我们党在新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就是从自己面临的这样的客观实际出发，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来制定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的。这一方针政策，不是权宜之计，不是仅仅为了解决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温饱，而是为了具体实践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向着更高级、更美好的未来发展。目前我们所经历的阶段，只是社会主义发展长河中的一个不能绕过去的并具有广泛奠基意义的特定的历史阶段。大家看得很清楚，我们党为这个特定历史阶段所制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是受到我国广大人民、特别是亿万农民的真诚的和热烈的欢迎的。他们正在这一方针政策鼓舞下，进行着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的劳动，正在开拓着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新生活。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和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实际上正在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生活在前进，时代在前进。承认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和实实在在的历史，这对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而对它采取怀疑的不信任的态度，则是不对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和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之中。我们应当遵循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和人民一道，同命运，共呼吸，积极参加现实的生活斗争，用我们的作品，来反映现实生活，描写现实生活；通过我们的生活斗争实践，也通过我们的作品，一起来推动新时代的历史车轮前进。
当然，现实生活是很复杂的。在五光十色的万千气象中，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有多种多样的矛盾冲突；在奔腾向前的河流中，有泡沫和浮渣，也有生活的真正激流，而泡沫和浮渣，也终于掩盖不了、阻挡不了真正生活激流的前进。在现实生活中，纯而又纯的事物，事实上是很少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说，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我们支持遵纪守法以营利为目的的个体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提倡和鼓励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为领航的四化建设的创业者和带头人。马列主义告诉我们，对待任何事物都要看它的主流。不看事物主流的观察问题的方法，既不符合客观事物和客观生活的实际，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的生活在前进，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在推动着当代的历史前进。要问什么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主流？这就是主流。了解观察支流也是必要的，但归根结底，支流是在主流影响和带动下而起变化的。观察、分析、研究生活支流的意义，是在于如何促使它更好地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主流的影响和带动下，不断地朝积极方面变化和发展。
我们的人民，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主人。作为现实生活的人，既有其复杂性的一面，也有他作为时代的主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面，而这后一方面是占主导地位的。在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方针政策指引下，我们久经锻炼、考验和磨难的人民，在新的时代里，正在创造着新的伟大的业绩。我们要向我们的人民学习，和他们同甘共苦，同心协力，一起为创造这样的业绩而斗争。我们要用我们的笔，为我们新时代的人民树碑立传，为社会主义的新人树碑立传。社会主义新人在哪里？就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里，就在你生活的周围，就在进行着创造性劳动的人民的行列之中。这需要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用新的思想和新的眼光，用同新人血肉相连的感情到沸腾的现实生活里去发现，去寻找。愿我们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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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笔谈
给时代前进挂一面风帆
李 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最活跃、最有生气、变化最大的，莫过于我国农村了。“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以为用这句诗来形容我国农村的变化，是很恰当的。成千上万的农民正在改变着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习惯，把眼睛转向科学、转向技术，转向信息、转向市场……。由自给半自给经济转向大规模商品生产，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的历史性的转折，将会改变我国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
文艺作品主要是通过写人来反映社会生活，反映人的精神和意识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人的精神和思想肯定要发生新的变化。在这个历史性的大转变前夜，作家应该成为历史潮流的“弄潮儿”，应该成为时代的号角。时代要求作家通过自己的笔，参加这一伟大的变革。
现在许多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思考：
比如，我们对脑力劳动的看法。长期以来，我国农民中有些传统看法，总认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才是一种真正的“劳动”。那么今天大批专业户要进入一部分“脑力劳动”了，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种劳动？
再如对商人的看法。我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看法一贯是“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商人居于末座。今天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在商品流通中，也要有大批农民走到这个领域里来，我们又怎么样来看待他们？
对目前复杂纷纭的生活现象，作家们确实感到既兴奋而又真有些困惑。我却觉得这正是我们作家大显身手的好时机。真理总是要摈弃很多“疑似”的东西而被发现。对于那些还在变化着的事物，我们必须具有勇于探讨和深入了解的气魄。
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总是要冲破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这个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解放过程本身，包含着对人的精神、智慧和意识的解放。它一定会冲破一些旧的道德规范的樊篱，产生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和道德风尚。作家要反映生活，也总是要反映他对时代的看法。这也是任何作家都回避不了的。因此，在今天新的历史大转折面前，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更新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时代的前列。
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如何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新生事物有时是丑陋的。初生婴儿的面孔，看去往往象一个猴子。从植物的萌芽上，看不到它的花和果实的颜色。但是，这些事物却蕴含着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农村出现的新事物很多。有些事物犹如昙花，经不了多久就会枯萎的；有些刚出现的时候你可能看不惯，但它却代表着历史的趋向。各种新事物的出现，考验着作家的胆识。我们的作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眼光去认识它，鉴别它，认准了，就要壮起胆子支持它，讴歌它。
中国这一条航船已经启航了。尽管她的面前还有无数急流险滩，她一定会乘风破浪前进。我们作家应该具有这种历史感。我们应该给她挂上一面风帆，而不是拴上一条绳子。
作者附言：近来报刊上出现李准的名字比较多，很多读者弄不清楚。为了尊重读者，我今后放弃用“李准”原名，改作“李凖”。我的原籍是河南，职业是写小说和电影，是《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等作品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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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评论
追踪时代写新人
——中年作家陈冲近作简评
周申明
河北作家陈冲，是近几年才登上文坛的新人。他的小说创作大多发表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中短篇《“修补”》、《使命》等，曾受到读者的好评。自1982年以来，他接连发表了几部中篇小说，即反映科学领域的《无反馈快速跟踪》（《十月》，1982年第4期）；反映工业战线改革的《厂长今年二十六》（《当代》，1982年第6期）和《历史拒绝眼泪》（《十月》，1984年第1期）；反映医学科研攻关的《高高的围墙后面》（《长城》，1983年第2期）；反映公安战线生活的《慈母心》（《幽燕》，1983年第1期），以及反映地质战线生活的《无言的群山》（《长城》，1984年第1期）等。其中前两个中篇，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而《无言的群山》则标志着作者创作的新进展。
几年来，陈冲一直在探索。他的探索，一是表现在不断开拓新的题材领域，对现实题材表现了更大的兴趣和热情；二是在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中，更致力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新的思想风貌、新的性格美。我觉得这两点是难能可贵的。
陈冲的描写领域，比之一般中青年作家要广阔一些。从他已发表的20多个短篇和几个中篇小说看，其中有工业题材，也有农村题材，有科技领域，还有反映外贸和银行生活等方面的作品。这可能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他早在1956年就开始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后来，不正常的政治风雨把他推到步履艰难的坎坷路途上，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了较为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从而为他以后创作的中兴提供了生活基础。他的作品多为现实生活题材，反映的多是人们关注的重大社会矛盾，而且写得都有一定的新意和深度。譬如，对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拓，这本来并不是陈冲创作题材方面的“优势”，但他听命于生活的召唤，迎难而上，冲了出去，相继发表了《无反馈快速跟踪》和《高高的围墙后面》两部作品，这在目前描写科学领域作品不多的情况下，是很引人注目的。
塑造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的新人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使命。陈冲对于这一点，认识是清醒的，实践是努力的。《无反馈快速跟踪》中的科学工作者方亮，《厂长今年二十六》中的厂长许英杰，《无言的群山》中党的基层政治工作者周火和他的“伙伴”、助理工程师季诚，以及《使命》中的党委书记沈波等，都是有自己风采的新人形象。《无反馈快速跟踪》中的方亮，是一个探测科学知识疆界的开拓者。作品突出地描写了这个人物对理想的炽烈追求和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六十年代初，方亮大学毕业时，是班里“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之一，攻打科学文化堡垒的事业心和进取心，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难之路，开始研究一种相当深奥的应用理论。过去，科学上的整个跟踪理论是建立在“反馈”的基础上的，方亮却独辟蹊径，提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看法，写出了一篇“涉及到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论文，并为之足足拚搏了十八年。这期间，“文革”中被斗，“牛棚”里钻研，老婆离婚，爱女痛别，他终于还是不悔。“人生就是奋斗”，方亮正象他所敬慕的革命前辈所期望的那样，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战士。
陈冲塑造新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宏观感。他笔下的方亮、许英杰等人，不是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的孤芳自赏者，而是肩负着时代的重任，在困难与风险中奋力攀登的强者；他所写新人的成长与提高，不是靠所谓的“内心自省”、“自我发现”，而是植根于现实生活，让人物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与拚搏中，迸发出心灵美的火花，跃上更高的思想境界。二十六岁的新任厂长许英杰，也是一个在改革中开拓前进的新人。他所在的春光服装厂，连年亏损，劳动纪律松弛，面临着垮掉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许英杰，这个三级钳工上书自荐立下“军令状”：一年内改变厂里面貌，扭亏为盈。可以想见，他遇到的困难该是多么严重啊。但他没有被吓倒，而是浑身有“强劲”；他找寻的不是个人的前途和出路，而是关心集体，关心事业，坚定地追寻坚实的希望，立志做一个有所作为的强者。在党的领导与群众支持下，他稳住阵脚，部署下“未来棋盘上的车马炮”，打了一仗“棉大衣之战”，并进一个“五金加工厂”，又在广交会上传出佳音。作品结尾，全厂面貌大为改观，许英杰却打报告坚决辞去厂长职务，并请求暂时收回入党申请。这个行动，乍一看令人难以理解，其实倒是符合人物的思想性格的。这个勇猛、自信、有思想的年轻人，随着事业的飞速发展，他清醒地感到自己的“长处成了短处”，需要重新学习，然后向未来的“全市性服装公司”迈进。如果说，这之前许英杰所闯过的难关和风险，是变革中的现实的客观反映，那么，他最后的出人意料之举，则表现了他快速跟踪时代的宏观感。
既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不离其“基调”；既注意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又能抓住其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这是陈冲新人塑造方面的另一个特色。肖伯纳跟人谈到如何当演员时曾说过：“有一个演员演《茶花女》，我看后，把她的表现分析成一百多万个点，然后集中成一点，成为一个整体。”这里的“一点”，指人物的性格核心；“一百多万个点”，指表现人物性格的各种各色的具体言行动作等等。要做到两者的和谐一致，是一件很难的事。作为一位中年作家，陈冲在这方面尚需继续“下苦功夫”，他笔下的有些新人形象还不是无懈可击的。然而，他所塑造的比较成功的新人，二者的结合是较为和谐的，方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涉世未深的知识分子，在科学之路上遇到种种挫折。在和姚莉、尚华等人的关系中有过喜悦和苦恼，在科研所里也有过失望和困惑。他不是封建社会的苦行僧，有自己丰富的感情世界。作品突出了他的性格核心：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对祖国科技发展和进步的坚定信念，这使他不仅对自己从事的科研工作满怀信心，而且具有一种深沉的韧性战斗精神。可以这样说，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坚韧的战斗风格，加上他身上那可宝贵的实干精神，三者结合拧成了一条坚实的缆绳，使之不断向着科学高峰攀登，纵然是身陷困境也毅然不改初衷。在验算失败病倒两天一宿，他在睡梦中想的还是“一级一级”往上攀，一步一步往前“挪动”，表现了他的坚定不移、矢志如一的思想风采和性格美。
陈冲笔下的新人形象大多具有一种开拓前进的锐气。他着眼强者，表现新人的“一口咬住就不放松”的拚搏精神，甚至他笔下新人的头发上也好象“长着筋骨”。其实，这些新人身上的力度与锐气，恰是一种理想力量与意志力量的凝聚。正因为作家描写了方亮、许英杰高尚的理想与情操，他们身上才能体现出一种蕴涵之力、创造之美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正因为作家描写了“下马将军”沈波的喜怒哀乐，总是息息扣紧整个工地的脉搏，讴歌了他的党性，他的理想，他的聪明才智，才能把五个下马工程写得那么豪迈雄壮、有声有色。应该说，陈冲在塑造新人的全部笔触之中，对于探索并表现新人的美好情怀、尤其是革命理想的推动力量方面，有时是注意不够的。希望作者今后更能“快速跟踪”，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塑造出更多更有光彩的新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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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剧评
话剧《原野》观后
朱汉生
最近，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将曹禺的话剧《原野》搬上了舞台，这使人们感到很大的兴趣。
导演张奇虹根据新的时代的审美要求，把握住原剧作的精神实质，对剧本进行了颇具匠心的剪裁，借形象塑造之力，对原作做出了一些新的艺术解释。
《原野》通过仇虎复仇的故事，展示出了在民国初年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当时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虽然异常尖锐，但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农民个人的自发反抗不能不以失败告终。仇虎与花金子的命运诚然是悲惨的，但他们敢于向封建势力大胆挑战，敢于执着地追求美好生活，却不能不使人们为之感动。
于关节处见功夫。导演把第三幕的结尾挪到了序幕之中，情节未变，结构上这一动，艺术效果却迥然不同。
我们看到仇虎跳车而逃，来到林子中寻找父亲的坟墓。他自然会想起全家两代的“似海深仇”：焦阎王杀了他的老父，害死了他的弱妹，打残了他的大腿，强占了他家的田产。人间世道是如此黑暗，仇虎去哪里寻找天理公道？只有到那“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阴间去。于是幻觉中显现了阴曹地府，阎罗判官。岂料阴间阳世一个样，依旧是焦阎王当道。仇虎终于明白了，他要反抗，要复仇……这一切都完全符合仇虎的认识水平和思想逻辑，也给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做了必要的铺垫。
舞台演出中，导演去掉了小黑子这一角色，而让大星误杀于焦母手中，这个巧妙的“掉包”，不仅保持了戏剧冲突的尖锐性，突出了焦母的阴险毒辣，也使情节更为洗炼集中。原剧里大星是被仇虎杀死的，虽然这符合仇虎那父债子还的思想方式，毕竟多多少少有损于仇虎的形象。现代的观众是非观念分明，崇尚理性，杀死一个无辜的窝囊废，即使这是血债累累、应该千刀万剐的焦阎王的儿子，我们也会感到反感。其实，在原剧中就连仇虎本人也感到良心不安，违反他那农民的善良天性，所以才会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精神错乱。看来，这样的处理是值得称道的。
剧终时，仇虎不是自杀，而是被侦辑队打死，这也改得好，可以突出仇虎的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仇虎形象是引人注目的。这个放牛娃出身的朴实农民，受尽人间种种磨难，却显出顽强的生命力，他粗犷、强悍，爱憎分明，又深沉机警。
导演还根据剧情的提示，增加了仇虎与金子定情的一场戏，具有强烈的抒情气氛，这既表现了这一对恋人纯真美好的感情，也使他们后来的悲剧更加扣人心弦，赢得观众的同情。
《原野》一剧的演员阵容很强。不论是焦母、焦大星，还是常五、白傻子，在舞台上都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人物。特别是宋洁扮演的金子和杜振清扮演的仇虎，有几场戏演得十分精采。他们善于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外化为一连串动作性很强的细节。例如：金子问仇虎：“你要我不要？”仇虎说不要。金子暴怒，用力捶打他的胸膛，后来又迫使他给自己捡花、戴上，最后她狂热忘情地拥抱仇虎，忘掉了周围的一切。这场戏时间不长，心灵变化的跨度却很大，把几种截然不同的感情和谐地熔铸于一身，难度是很大的。青年演员宋洁却把这个变化过程展现得惟妙惟肖。她所塑造的金子泼辣、热情、骄憨、任性……却又不失于放荡轻佻，没有一点脂粉气。这是一个敢做敢为、勇于追求的坚强女性。相形之下，杜振清扮演的仇虎，前半场似嫌紧张，若能松弛一些就更吸引人了。
仇虎和花金子的悲剧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是不会重演了。可是这场悲剧在舞台上的再现却给我们以美感享受。这出悲剧显然带有痛苦和忧郁的色彩，然而它又以深刻的生活哲理，浪漫主义的诗情和英勇的格调，启动着人们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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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叶紫文集》
叶紫是三十年代的革命作家。虽然他的创作生涯十分短暂，但留下的作品却相当丰盛。当年鲁迅特别推崇叶紫的作品，并引为“文学是战斗”的楷模。湖南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叶紫文集》，分上、下两卷，共五十余万言。
《叶紫文集》内容分作五辑：第一辑为小说；第二辑收录散文十五篇，其中《还乡杂记》、《南行杂记》、《玉夜》、《插田》等篇，都是新发掘出来的；第三辑为文坛杂感，包括编辑日记、作品序跋、作家印象、新作评论、文艺随笔等，绝大部分没有结集过；第四辑为作者以汤咏兰（叶紫夫人）之名发表的《女子书信指导》，这是新发现的一本佚作；第五辑为作者最后一年（一九三九年）的日记。另外，书中还附录了叶紫著作系年目录。
（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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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出版动态
《电影美学：一九八二》
我国第一部从美学角度评论国产电影的专著——《电影美学：一九八二》，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本书由钟惦棐主编，内有十四位电影研究工作者和电影导演撰写的文章。全书对一九八二年我国电影在题材开掘、人物塑造、民族风格以及表演、音乐、声和光等方面的美学追求，作了有意义的探讨。周扬为本书作了序。
（包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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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红学三十年论文选编》，收九十七位研究者的《红楼梦》研究论文一百零五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全国解放以后《红楼梦》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全书分上、中、下三册，现在出版的是上册。
（石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