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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面对改革的严峻考验
——对李万春推行改革遭受挫折的调查和思考
本报记者 朱习华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王献林
假如开会问要不要改革，大多数人都会响亮地回答：
“要！”但真的改起来，人们的答案就不那么一致了。使李万春百思不解的是：最起劲地干扰他推行改革的，竟是他的“上司”，即当初派他到河南省安阳地区齿轮厂（现称濮阳市齿轮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的某些上层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
三年前，齿轮厂的工人已不生产齿轮，有的“离而不休”，回老家种责任田；有的“转业”到公路边、闹市区张罗卖羊肉汤去了。那时，安阳地区（目前该地区已撤销，其部分县与东濮油田合并为濮阳市）重工业局、经委乃至行署的领导者，都为这个产品无销路、工资开不出、眼看要倒闭的工厂而犯愁。地区重工业系统设在安阳市的这家国营企业，是设备和技术力量最强的机械厂，要是在眼皮底下倒闭了，不仅各位领导脸上无光，一旦几百号工人都跑来要饭吃，怎么招架得了。可是，派谁去能使这个厂起死回生呢？他们找来找去，最后把目光落在李万春身上。
李万春，1946年参加革命，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是二等甲级残废军人。五十年代，他当过柴油机厂副厂长，在工学院进修过三年，后来便一直在重工业局担任机械科长，是抓工业的行家。领导同志纷纷动员他“出山”，一位副专员亲自出马说：“万春，这回再卖卖老吧！”于是，1980年11月，李万春走马上任了。
李万春多年管工业，对这个厂有几分底：它连年亏损，净亏额达一百五六十万元，能熬到今天，全靠“大锅饭”养活。调整中打破“大锅饭”，一搞“盈亏自负”、“以销定产”，它便如龙钟老人忽然瘫倒，一蹶不振。因此，欲治此病无它方，只有“改革”二字。
李万春和新组建的厂党委下决心，将11个科室精编为4科两室，起用一批中年知识分子和业务骨干，机构和人员都精干了，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一大截。再比如厂里人过去一直拉松套，一实行经济责任制，人们很快把套绳拉直了。农机修理车间以前每年盈利总是万把元上下，自从实行利润包干超额分成以后，全年盈利跃升3万元以上。至于厂里有些人经常打架斗殴，聚众赌博，自从厂党委明确宣布“不给歪门邪道让路，不叫歪风邪气抬头”，并严肃处理几个违犯劳动纪律的人，全厂正气很快占了上风。
经过这样一整一改，再加上密切注视市场需要，积极采取应变措施，上下一心，左冲右突，终于使齿轮厂走出困境。1981年盈利13．3万元，1982年盈利13．47万元，去年盈利21．39万元。今年以来，厂里生产上得很猛。
可是，随着齿轮厂日子一天天好过，李万春的日子却一天天难过了。为什么呢？
李万春进厂前就听说，这个厂虽不大，却颇有几个“神通广大的人物”。这些人经常到某些领导机关说长道短，拨弄是非，在一些领导干部面前很“吃得开”。可是既要改革，就要除旧布新，就不能害怕阻力，就不可避免地要碰人，包括碰这些“神通广大的人物”。于是，“麻烦”从此多矣！
李万春奉调到任时，适逢调资，可齿轮厂属于经营性亏损企业，上级提出缓调，并要求该厂务必于1981年6月底以前实现扭亏，否则，全厂调资指标作废。李万春在第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就宣读了地区调资办公室对齿轮厂调资工作的4点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在齿轮厂扭亏期间“不做贡献，违法乱纪者，可取消其升级资格”。半年实现扭亏后，厂党委和调资领导小组根据上述精神，对全厂准备升级的人员逐个评议表决，结果有几名职工被拉了下来，其中就有所谓“神通广大的人物”。他们扬言：“这一级让我们升了，啥事不说；不叫升级，我们不是省油的灯，他李万春也别想好过！”
在未予升级的几个人中，有个叫朱兆年的，被职工们称为
“历届领导都指挥不动”的人。1981年4月，厂党委派他下乡推销水泵并搞技术服务，他佯称“脚上长了疙瘩”拒不接受任务，私下里为某单位盖办公楼找地皮却跑得欢实，竟长达23个月不到厂里上班。李万春和厂党委对他多次批评教育无效，起初扣发了他的工资，后来根据国务院颁发的《企业职工奖罚条例》，经全厂职工讨论，一致同意将他除名。朱兆年气得到处骂街：“他李万春非把我害死不行！”
这些人既然被称为“神通广大的人物”，其作为毕竟不同流俗。一时间，在地委和行署大院里，在一些机关的办公室里，经常能看到这些人的身影，这些身影过后，各种各样对李万春的非议便不胫而走。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非议呢？记者留意查考了几件，例如：
“坑农害农，牟取暴利”。事实是：1981年春，豫北、冀南一带农村旱情严重，农民急需深井泵和半深井泵。李万春了解到农村市场这一动向，并考虑到齿轮厂急待扭亏，立即回厂组织力量生产和改制了一批水泵。所谓“坑农害农，牟取暴利”者，指的是该厂曾改制300多台从地区农机公司购进的积压已久的水泵。这些泵买进时每台平均价格125—130元，经过清洗、上油、刷漆、镀铬、换零件、修轴、配管子等一系列加工，改制为好泵，每台售价700——900元。重工局负责同志对记者说：“我看这件事是一举三得：帮助农机公司解决了积压，帮助齿轮厂解决了燃眉之急，帮助农民解决了抗旱工具。什么‘坑农’！”
“伙同何某某倒卖汽车，拒绝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事实是：早些年，李万春与这个姓何的人有过点头之交。他到齿轮厂任职后，经别人介绍，曾同意接收这个姓何的在厂里当临时工。此人修汽车有技术，但喜好拉拉扯扯，李万春对他多次进行过批评。前年年底，此人感觉李万春“不够朋友”，已辞去临时工离厂。李万春只是听说他进齿轮厂前后，应安阳地委第二招待所之请，到广州买过两辆汽车，是否倒卖尚不大清楚，但绝无“伙同”之举，也从未“拒绝”调查，因为至今没有任何人找他调查过这件事。
“到齿轮厂上班后，还在重工业局报销旅差费”。事实是：李万春到齿轮厂任职后，工资关系放在重工局未动，直到去年六七月份厂里生产形势越来越好，局里才同意让他转工资。前一两年他在重工局报销旅差费，是经过局里同意的。
“告状者”还乞哀告怜。这一手也很管用。亲朋故友听后为之恻然，非亲非故但心肠慈悲的人也往往采取“会哭的孩子多喂奶”的态度，一边对“不幸者”表示同情，一边埋怨“李万春的做法太不合适”，“打击面太宽了”，“没有一点人情味！”
于是，天平向着李万春和厂党委的对立面倾斜。
早在1981年底，齿轮厂党委就将那几个人为何不予升级的理由写成材料，分送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既没有哪位领导同志找齿轮厂的干部了解情况，也没有给过正式回音。一年零四个月以后，李万春突然奉召参加一个会。会上，某局负责人振振有词地说：“这些人的升级审查表上盖了地区调资办的公章，当然应该给人家升级。”李万春争辩道：“两年前我到齿轮厂扭亏，带去的四点意见也盖了地区调资办的公章，还有效没有效？你们授权叫我们半年实现扭亏后，根据这个精神重新评议升级人员，现在还有效没有效？”经过李万春和其他同志的力争，这次会议重新确认四条意见有效，主持会议的某副专员也答应向地委和行署主要负责同志汇报。可是，不久召开的行署办公会议又提出要重新处理这件积案，并责成经委派员到厂里调查。事后，李万春拿着经委开到厂里的介绍信找到一位经委副主任说：“前年冬天，我就带着材料找你汇报，你当时说你不管……”那位副主任说：“我咋说的？我是说没让我分管调资。”“那不也一样吗，你不是也没管吗！”“那时候我不想管，现在想管了。”“革命工作那能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李万春生气地掏出笔在那张介绍信空白处写道：这几个人没给升级的情况和根据，我们厂党委于1981年底已写成材料，分送经委、重工局、劳动局、地委、行署的负责人，情况已经说清。那位副主任也动气了：“你就这态度，那就走着瞧吧！”走着瞧就走着瞧，李万春不怕。次日，李万春又找行署主要负责人申诉情况。刚说两三句话，那位负责人就从抽屉里拿出那份介绍信问道：“这是你写的字吧？你这态度对吗？”“咋不对？”“你不给人家调工资，还扣发朱兆年的工资，叫人家吃啥？”“厂里的钱都是工人劳动挣的，不做贡献和无故旷工的人白拿钱，厂里工人吃啥？”这件事传出去，有人问李万春：“你敢顶撞专员，就不怕？”他说：“我啥也不怕！”
不仅那几个人“不升级案”要重新审理，而且无故旷工的朱兆年也“逢凶化吉”。李万春和厂党委坚持要将这个破坏纪律的人除名，上级部门却迟迟不予批准。一次会议临结束时李万春又提出此事，有位局级干部说：“没见过这方面发过文件”。李万春说：“《人民日报》发表过《企业职工奖惩条例》。”“那叫文件？谁叫你执行的？”“国务院颁发的文件，当然应该执行！”那位领导不屑争辩地说：“条例是条例，事是事，老李，算了吧！”说完，一扬手，走了。不让除名不说，还要齿轮厂照数补发朱兆年被扣的工资，李万春顶住不办，他们就将朱兆年调出齿轮厂。1983年3月21日，朱兆年奉调到他为之跑地皮的那个单位报到。过了9天，那个单位就向地委、行署主要负责人递交了题为《关于请示补发朱兆年同志的工资和调级的报告》：内云：朱兆年因给某单位“帮忙”，“被停发工资，确实冤枉，给他精神上、家庭生活上均造成了不应有的困难和包袱”，“经研究认为，齿轮厂1981年4月至1983年3月底停发的工资，应补发。特予请示，请行署领导批转地区财政局和调资办解决其工资补发和调级问题。”在这份报告上，那位行署主要负责人居然批示：
“同意”某单位“补发其应发之工资”。
齿轮厂的改革事业为何阻力重重？李万春推行改革为何招来如此多的“麻烦”？这里干部群众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的说：“李万春来齿轮厂以前，厂里换过十几任党委书记和厂长。这些人治厂无方，可离厂后大多数都调任和升迁为局级干部。李万春来这里搞改革，很快就扭亏为盈，他们那些人就没有吃醋的？”有的说：“有位领导，过去也是咱厂的头，他就跟朱兆年说过：‘李万春叫你写检查，你就别写！你要写了，人家就该收拾你了！’这已经不是‘坐山观虎斗’了。”有的说：“李万春要整治的那些人，平时给这个官那个长买辆自行车，捎个便宜货，遇到婚丧大事又鞍前马后跑得勤；现在李万春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咋能不明里暗里使劲保护呢！”记者前两年在这一带采访，了解到那位行署主要负责人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方面成绩还不错，可他在处理朱兆年问题上为什么不大公平呢？两位局以上的干部对记者说：“省里一位副厅长是他的老熟人，写了封亲笔信为朱兆年求情，这信我们都看见过。信上说，朱兆年是北京某部门一位领导干部的儿子。还说他不服从领导，这不对，因为这事不发工资，叫他一家无法生活，也不对。信的最后，一再拜托帮助朱兆年解决工作调动、补发工资和其他事宜。大概是推托不开吧！”
要是改革不触动旧的一套，特别是不触动人事上的“关系网”，其进展必定“顺利”得多，可那能叫改革吗！齿轮厂有些人和上层领导之间的根根秧秧，李万春自然不全知晓，可他知道这个厂子不实行改革，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破产。当然，真落到那一步，对他李万春有什么“损失”呢？工资是不会少一个子儿的，告老还乡，按国家照顾残废军人的政策，每年还有一笔相当数额的养老金。但李万春毕竟是一个明知改革难、偏要搞改革的共产党员。齿轮厂的出路在那里？中国的出路在那里？他心里一清二楚。领导李万春的那些同志们，面对改革的严峻考验，你们心里是不是也一清二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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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捣蛋的整干事的
本报评论员
有人把一些工厂企业的人分成三种：干的，看的，捣蛋的；而且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蛋的。历数十年动乱之流毒，此即其一也！
其实，捣蛋的人并不多，但各单位差不多都有。这种人，事情要少干，便宜要多捞，说话要占上风头，打官司常有理。好人受气，就是常受这种人的气；好人挨整，也是常挨这种人的整。濮阳市齿轮厂的朱兆年整李万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捣蛋的人，虽然数量不多，但捣蛋有术，能量不小。他们不是兴风作浪的龙，但却象泥鳅一样能把水搅浑。这种人有的长角长刺，有的没角没刺，但有关系、有后台、有根子。就拿朱兆年来说，他为什么那样“神通广大”？为什么可以23个月不上班，还有人给他补工资，还有人给升级？为什么党委书记兼厂长的李万春管不了他、斗不过他？为什么李万春的改革措施到他身上被顶了回来？说穿了，就是因为他有个“关系网”。一些领导人为了讨好上司，保住乌纱帽，把他当成宠儿。在一些领导人的耳朵里，李万春讲的真理没有朱兆年的中伤顶用；李万春在工厂经济效益日渐提高的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反而越来越困难。其苦难言，是谁之过？是谁在支持捣蛋的整干事的？难道不值得深思么！
捣蛋的整干事的，有“文革”时揪到台上斗那种形式，也有利用“关系网”，让你有理无处讲、有冤诉不出这种形式。“半死不活”，有时更难受！
捣蛋的整干事的，本来并不难解决。问题难在“关系网”上，难在有些同志身在“网”中，执迷不悟；难在有些同志身在“网”外，袖手旁观；难在官僚主义、软弱涣散、不负责任。
是时候了，是把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翻过来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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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积极发展商品生产
武安县农民集资联合办厂办矿
本报讯 通讯员赵启祥、记者李荣琨报道：今年初以来，河北省武安县农民纷纷集资联合办厂办矿。现在，这个县农村已筹集办工业资金748万元，已经办成和正在筹办的工业摊点达1，300多个。
农民积极集资办工业的喜人局面，是这个县广大干部和群众经过学习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后出现的。
武安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区、丘陵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地下有煤、铁等20多种矿藏资源，为发展乡镇工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县委和县政府领导成员在学习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分析了本县的优势和劣势，认识到充分利用本县丰富的矿藏资源发展工业，是农民迅速致富的重要途径。为了使广大农民放开手脚办工业，县委、县政府根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结合本县实际情况，准许联户或队户联合办小铁矿、小煤窑；支持社员离土不离乡到小集镇和县城办工业；允许打破队、社、县界开矿、办厂等。同时，县委还把重点户、专业户请到县上来，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介绍经验，又组织干部群众到工业办得好、致富快的社队参观。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激发了农民集资联合办厂的积极性。原来因缺少资金想办而不能办的厂子，现在用农民集资的办法很快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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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光明办林场请来县委书记当顾问
群众坚定了信心增强了干劲
本报讯 中共贵州省凤冈县委书记钱开贵，今年初应林业重点户李光明的聘请，愉快地担任了一个农民联户林场顾问。2月6日，钱开贵与县有关部门的几位负责人一起，赶到距县城40多公里的林场，和办林场的农民共同商量如何开发绿化荒山。
这个联户林场是凤冈县田坝公社林业重点户、省农业劳模李光明在去年年底办起来的，有127户社员参加，共承包集体荒山1．2万多亩。李光明对办好林场虽然决心很大，但内心也有后顾之忧，他想，要是能请县委书记作林场的顾问，请他在大政方针上对林场进行指导，林场就会健康地发展，自己也敢放开手脚大干了。
元月5日，李光明进城找县委书记。钱开贵同志表示同意当顾问。李光明喜出望外，急忙返回林场，发动群众上山整地造林。短短几天时间，就整地800余亩。
2月6日那天，钱开贵等同志沿着崎岖难行的乡间小路，翻山爬坡，详细地看了开发荒山的各项准备工作。这天有300多名社员冒着严寒在刨树坑、砌护林牌。
李光明向这位新顾问说，当前的主要困难是缺少资金和树苗。钱开贵等同志同他一起商量解决办法。县农业银行行长答应提供贷款，林业局局长表示可帮助解决杉树、柏香种子，并调剂树苗几十万株。李光明说：有县委书记当顾问，县里各部门又这样支持，一定能把联户林场办好。
杨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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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减免乡镇企业工商所得税有哪些新规定？
最近，一些读者来信，询问有关乡镇企业工商所得税的减免问题。现请财政部税务总局答复如下：——编 者
经国务院批准，从今年1月1日起，对乡镇企业（即农村社队企业）征收的工商所得税，一律改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为了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财政部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对乡镇企业的工商所得税，做出了一系列减免规定。这些规定，归纳起来有：
（一）新办乡镇企业，在开办初期经营有困难的，可给予免征工商所得税一年的照顾；
1983年底以前新办的乡镇企业，按原规定免征工商所得税尚未到期的，可继续免征，到期满为止，但不得再延长。
（二）对不与大工业争原料，缴纳工商所得税确有困难的乡镇企业，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可以确定具体的减税原则，由县、市税务局审查核实，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给予定期减税照顾。
（三）对经营农产品初加工、小水电、小火电、开矿的企业，缴纳工商所得税确有困难，需要在税收上支持的，可给予定期减征的照顾。
（四）乡镇企业生产经营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化肥、农药、农机具修造，以及队办企业（包括大队、生产队无力举办而由范围较小的公社举办的企业）经营直接为社员生活服务的豆腐坊、粉坊、油坊、酱醋坊等，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列举具体产品或服务项目，免征工商所得税。
（五）灾区社队从事自救性生产，可在一定期限内给予减征或免征工商所得税的照顾。
（六）革命老根据地、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的乡镇企业纳税确有困难的，可给予定期减征工商所得税的照顾。
（七）为了促进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在1984年和1985年期间，对边境县、民族自治县（旗）的乡镇企业，全年所得额不满3，000元的，免征工商所得税；全年所得额超过3，000元的，金额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计征工商所得税。
（八）乡镇企业利用本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渣作为主要原料生产产品的所得利润，从投产之日起，给予免征工商所得税五年的照顾。
（九）鼓励兴办农村商品流通基础设施，促进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对乡镇企业、农村社队、农民个人在今年1月1日以后新建的、独立核算的冷库、仓库的所得收入，从投入使用之日起，给予免征工商所得税2至3年的照顾。
以上规定，都从1984年1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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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北京局生产形势好
本报讯 经济效益连年取得好成绩的民航北京管理局，今年生产淡季仍然超额21％完成季度生产计划。1至3月，货运总周转量完成8，746万吨公里，为季度计划的115．4％；旅客发运量完成168，694人次，为季度计划的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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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各地培训“两户”
本报讯 记者金嘉声报道：去冬以来，山西各地对林业专业户、重点户积极开展技术培训活动，据到2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培训林业“两户”7．3万多户。
山西省共有林业“两户”30．4万多个。他们热爱林业，迫切渴望通过植树造林尽快富裕起来，但是不少人缺乏栽植和管护的科学知识，不懂得林木的集约经营。为了提高林业“两户”的素质，把全省的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和林木生长率提高一步，山西省林业系统从去年11月起，开始了对“两户”的技术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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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家庄市四十名青年到村办企业工作
河北省石家庄市有四十名城市青年自愿到郊区市庄村办的华兴实业公司工作。市庄村过去是当地有名的穷村，村里的小伙子都争着往城里跑。去年，这个村总收入达一百六十五万元，比一九八○年翻了两番，每人平均收入达八百五十六元。如今，不但本村的青年不再往城市里跑，就是城里的青年也纷纷要求到华兴实业公司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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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凤县平均两户多有一台电视机
地处秦岭深山区的陕西省凤县，现在平均两户多有一台电视机，其中彩电将近三分之一。凤县地广人稀，有两万三千七百多户，过去经济比较落后。近年来，十五个社镇相继建立了二十一座电视差转台，扩大了电视信号覆盖面积。截至目前为止，全县共购买电视机一万一千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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掖县运输专业户为渔民解除“卖鱼难”
山东省掖县出现八百多名驾驶摩托车的个体运销专业户，运销鲜鱼活蟹，为渔民解除“卖鱼难”的问题。去年，全县渔业总产量达四千五百八十万斤，超额百分之三十一完成国家派购计划，但没有发生鱼蟹臭滩的现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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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蓟县农业机械厂，为满足农村个体专业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需要，研制生产了一种适合山区使用的小型拖拉机。图为职工把拖拉机开到县劳模会上征求意见。新华社记者 李昌元摄